宋朝和明朝的知识分子地位有着怎样的差异？
宋朝，可以说是一个极其尊重知识、推崇文人的时代。这种推崇并非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是渗透到政治运作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宋朝的科举制度发展成熟，为读书人提供了广阔的上升通道，做官是读书人最体面的归宿。更重要的是，宋朝的皇帝大多是读书皇帝，他们对于知识和学问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宋太祖赵匡胤本就是武将出身，却也重视文治，开启了“崇文抑武”的国策。而像宋仁宗这样的皇帝，更是以“仁”闻名，他身边围绕着一大批才华横溢、敢于直言的文臣。
在宋朝，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官员，更是社会的良心和思想的引领者。他们能够通过奏疏、议论等方式，直接向皇帝进谏，甚至批评政策。像范仲淹、王安石、苏轼这样的巨匠，他们的言行举止，他们的思想学说，都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是遭受贬谪，他们也常常能够将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倾注于地方的建设和文化的传承，他们的著作和影响依然能够跨越地域和时间。士大夫阶层形成了强大的集体意识，他们之间互相唱和，互相支持，也互相批评，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知识共同体。这种“士大夫政治”的特点，使得知识分子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他们的意见往往能够左右决策。
到了明朝，情况就变得微妙起来。明朝同样重视科举，读书做官依然是主流。然而，明朝的皇权，尤其是中后期，变得更加集中和强势。皇帝不再是宋朝那样，愿意与大臣们平等对话，而是更倾向于独断专行。这直接影响了知识分子的地位。
明朝的知识分子，虽然仍然是社会的精英，但他们与皇权的互动方式发生了变化。皇帝对文官的制约和打压，变得更加直接和残酷。早期的“剥皮廷杖”虽说严酷，但更多是针对特定事件和官员。而到了中后期，以锦衣卫、东厂为代表的特务机构，成为了皇帝监视和控制知识分子的利器。文字狱也日益盛行，许多人因为言语不慎，或者文章中被曲解的含义，而招来杀身之祸。这使得知识分子在发表意见时，不得不更加谨慎，甚至自我审查。
士大夫群体内部的分裂和党争，也削弱了他们整体的影响力。东林党、阉党等派别的斗争，让原本可以团结起来对抗皇权的士大夫，陷入了内耗。在这种环境下，很多知识分子选择退隐，或者将自己的精力更多地放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比如心学大家王阳明，虽然也曾参与政治，但他的思想更多是在学理层面发挥影响。而另一些人，则不得不依附于权势，或者迎合皇帝的喜好，才能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生存。
当然，明朝也有像于谦这样尽忠职守、敢于担当的清官，也有像海瑞这样不畏强权、嫉恶如仇的斗士。但总体而言，明朝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话语权，相比于宋朝，确实有所减弱。他们更像是皇帝的“御用文人”或“被监督者”，而不是宋朝那样，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管理者”和“思想独立的个体”。他们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被皇权精心塑造和限定的。
总而言之，宋朝的知识分子享有更大的政治参与度和思想自由，他们是国家治理的参与者和指导者；而明朝的知识分子，虽然依旧是社会精英，但面对日益强大的皇权，他们的独立性受到了更大的挑战，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皇权的视野和框架下活动。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也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化和社会风貌。
网友意见
国学大师钱穆有一段话相当有启发性，可以说能够解决宋明一些看似难解的历史现象。钱穆是这么说的：“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实权，实际都已操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手里。而平民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又自分门庭。一派是沿袭传统精神，期以政治来推进社会的真士。另一派是专注意在凭借科举制度，混进政治界，仅图攫取爵位的假士。在此对抗下，假士可以不择手段而获胜，真士则另有一套高尚其事不仕王侯的传统潜流，反身到社会下层去用力。这在东汉、两宋、明代都有此倾向。……此因唐代以下，推行科举制度，政权急剧开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机关，不能相随并进。如是则开放政权，转为引诱了假士，来阻碍真士所理想的前程。若明白了这一大趋势，则泰州、龙溪一派，正可与东林复社相得益彰。若此下的知识分子能沿接晚明，仍走这两条路，未始非中道而立，可进可退的，依然可在政治社会上发生相当的力量。不幸而满清政权把这两条路都给堵塞了。”
钱穆这段话中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他说“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实权，实际都已操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手里”。应该说这点对唐朝是不能够成立的，唐朝前期的政权掌握在权贵勋戚手中，中后期则是掌握在各地军阀手中。但是这一点对宋朝和明朝是成立的。但宋朝和明朝又不同，这不同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通过对宋代明代情形的描述,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如下事实。宋代对文官集团极尽优待笼络之能事.俸禄优厚这是不必多说的，还有就是文官犯罪，也往往从轻发落，甚至有所谓“不杀士大夫”的传统，只要不是造反（实际上也没有文官造反），无论犯的什么罪，严重的贪污腐败也好，严重的渎职也好，甚至犒劳过境的农民起义军也好，都能够免死，甚至稍微严厉的惩罚（比如刺配流放）都很困难。而明代则是另一番景象，对文官集团相当严厉，俸禄低的多半只能维持官员的基本生活开支（有时连这一点也未必能够做到），官员如果犯罪，无论是贪污还是渎职，往往严格按照法律来执行，很少宽贷。
根据这样的事实，我们可以说宋明两代在都是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操纵实际政权的情况下，采取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两种不同的制度惯性。这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或者说制度惯性造成了什么不同结果呢？那就是在宋代，皇帝有可能通过对文官的优厚待遇，而和文官集团中的那些“假士”，达成默契，结成联盟，并通过他们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
而在明代，一个人即便当官，当官的那点利益本身实在微不足道，他实际上还是脱离不开其原有的阶级，原本附属的利益集团的支持赞助，这样官才能当得长远，当得稳妥，所以明代的官员本身势必就是其原先所属地方或者行业集团在政府内的利益代言人，而并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官僚阶级。
当然，这只是概略而说。如果具体分析的话，宋代的文官集团内有真士和假士，明代的文官集团内也有真士和假士。但在这两个朝代，真士与假士力量的消长，以及对政局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假如说宋代是败于假士，明代则是败于真士。
明代的真士或者说君子固然无法被皇帝收买，来实行有利国家而有损一些私人工商业集团利益的政策；即便是真正能与皇帝合作的假士或者说小人，在明代实际上也不存在了。所以明代固然找不到一个象王安石这样的士大夫，就是连蔡京这样的人，在明代也不可能存在了。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即便是小人，迎合皇帝，也不是为迎合而迎合，他也是要得到实际的好处。但在明代，再怎么为皇帝出力，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俸禄是很低的，权势是有限的，还有为皇帝办事再忠心，如果有了过错，受到弹劾，还是要严格按照法律受到惩罚。好处没有，坏处一大堆，得罪了其他以君子自命的官员，得罪了自己原先所属的利益集团等等。所以说到了明代，不仅那些所谓的君子是地方上以及私人工商业的利益代言人，即便是那些所谓的小人实际上充当的也是私人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所以我们看到在万历时期反对矿税的不仅是东林党那些所谓的君子，也同样包括浙党这类的所谓小人党派。所以作为唯一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皇帝，实际上在文官集团内是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同盟者。
这是宋代和明代的一个大区别。由这个区别出发，又造成了其他什么区别呢？很明显的一些区别是宋代国家的财政收入更加多，更加宽裕，而明代国家的财政收入则相当少，更加紧张；宋代国家对私人经济的控制管理干预的程度相当大，官营经济也相当发达，而明代对私人经济的管理基本上处于名存实亡，放任自流的状态，官营国有经济几乎少到了没有的地步；宋代国家对社会基层的控制程度远远高于明代。
这几个区别里，第一个区别是不必多说。第三点也没有必要多说什么，明代的乡村甚至是实行自治的，人口户籍统计都已经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光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明代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几乎已经没有。这里主要看一下第二点，也即两个朝代在对私人经济控制管理干预方面的区别。关于明代的情形，私人经济发达的程度以及在整个国家经济中占据的比例地位。
明朝一建国就一改宋朝的做法，采取对官员低俸禄，严明惩罚的制度，未尝不是鉴戒了宋朝制度上的失败之处，所以反其道而行之。但是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操纵实际政权的大背景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实际上在明代由于科举制度的进一步普及，这个背景还被大大强化了！），虽然这种做法在表面上确实让国家对文官的控制强化了，皇帝可以打文官，甚至杀文官。文官只要犯了过错，一旦被揭发了出来，无论地位多高，都要受到应有的惩罚。贪污也好，渎职也好，这些现象虽然还存在，但和宋代比起来是大大收敛了。但实际上，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对基层的控制却接近于全盘丧失。
你皇帝要打文官，尽管打好了，你甚至要杀文官的话，只要不怕舆论，你也尽管杀了，但这丝毫改变不了中央政府对社会经济控制的无力，对社会基层控制的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代在成祖以后的皇帝是历代以来实质性权力最小的皇帝。
在宋代的情形，国家可以对社会经济实行有效的控制，大量的钱财可以征收到中央政府，但是在涣散放纵的文官集团管理下，这些被征收集中到中央的财富，往往无法被充分有效利用，白白浪费消耗，国家在国防军事上依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而在明代的情形是，皇帝的督促鞭策下，文官集团能兢兢业业（甚至是战战兢兢，因为在明代，即便到了中晚期，如果官员被证明是渎职，是懈怠玩忽职守，那无论官职多高，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即便如兵部尚书这样的高官都不例外）地充分利用收取上来的那点可怜至极的税收，做出一点有效的业绩来。比如万历时期，已经是到了朝代的晚期，依靠那么可怜的国家税收，居然能够完成三大征这样的军事任务，甚至包括主动出兵朝鲜，打败势头正盛的日军侵略，这在宋朝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但是由于文官都成为私人工商业集团利益代言人，国家根本无法对社会经济实行有效控制，财政结构严重不合理，那么少的一点赋税收入，最终还是会让国家在面临严重的危机（大的自然灾害，以及大规模战争）的时候，因为财政破产，而走向崩溃。
所以宋代的失败，明代的失败虽然表面原因都不同，但背后的实质性的原因，都可以归纳为平民知识分子的力量在自身还相当不成熟的时候过早的控制了国家政权，以至这两个朝代的皇帝无论以什么样的制度进行应对，最终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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