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光辉为什么是宋朝不是明朝？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光辉是宋朝而非明朝”的说法，这其实是一种解读角度，它更多地聚焦于宋朝在文化、经济、科技、政治制度上的创新与成熟度，以及它在某些层面上展现出的与后世迥异的开放性和社会活力。而明朝虽然是封建王朝的末期，但在一些方面也展现出了其独特的辉煌，只是这种辉煌的性质和我们评价的侧重点不同。
我们不妨从几个维度来细致地比较一番，为何有人会认为宋朝的光辉更为“最后”，甚至可以说是“末代”的辉煌：
1. 文化与思想的繁荣：文人的黄金时代
宋朝：百花齐放的文化盛宴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尤其在文学和艺术领域。
词的巅峰： 宋词继承了唐诗的余韵，并发展出婉约、豪放等不同风格，涌现出苏轼、辛弃疾、李清照、柳永等一大批杰出的词人，他们的作品不仅在艺术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个人情感，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最璀璨的明珠。
理学的集大成： 程朱理学在宋朝形成并发展壮大，虽然它后来在明朝被官方确立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其思想根源和早期的发展高度却是在宋朝完成的。理学强调“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对后世的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塑造了士人的精神世界。
绘画与书法： 宋朝绘画以山水画和写实花鸟画著称，出现了如范宽、郭熙、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大师，他们的作品不仅是艺术杰作，也是研究当时社会风貌的珍贵史料。书法上，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各自的风格独具魅力，展现了文人雅趣。
科技与知识的传播： 宋朝在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活字印刷术的普及极大地推动了知识的传播，使得书籍的获取更加便利，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普及和思想的交流。
明朝：文化传承与集权下的再塑
明朝文化也自成体系，有其辉煌之处。
小说的高峰： 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通俗文化的兴起，明朝出现了章回体小说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虽然《金瓶梅》的地位有争议，但其世俗化描写是亮点）。这些作品以其宏大的叙事、鲜活的人物和丰富的想象力，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
哲学思想的延续与争鸣： 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是对理学的重大突破，强调“致良知”，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置于重要地位，对后世思想产生了广泛影响。此外，李贽等思想家也开始挑战传统的儒家正统，展现出某种程度的思想解放。
艺术的世俗化与程式化： 明朝绘画在继承宋朝的基础上，出现了更强的文人画倾向，以及对工笔写实的精湛技艺。书法也继续发展，出现了如祝允明、文徵明、王铎等大家。但相较于宋朝的多元与开放，明朝的文化在官方的控制和礼教的影响下，有时也显得更为程式化和内敛。
为何说宋朝的光辉更“最后”？
这里的“最后”并非指时间上的晚近，而是指宋朝在某些方面所达到的“成熟”和“巅峰”状态，这种状态在后来的王朝中虽有延续，但其“开创性”、“活力”和“某种意义上的开放性”却似乎有所减弱。宋朝的文化繁荣，特别是词的巅峰和理学的成型，以及活字印刷术的普及，都代表了某种士人精神和文化传播模式的成熟，而这种成熟，或许可以被视为封建社会在文化层面达到的一种“完成度”，但这种完成度也预示着新的文化形态的孕育，或是旧模式的某种极限。
2. 经济与社会活力：更具商业气息的帝国
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城市生活的精彩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其繁荣程度远超前代。
商业的崛起： 城市突破了唐朝的坊市制度限制，商业活动更加自由和活跃。出现了纸币“交子”，白银成为重要的流通货币。海外贸易空前繁荣，出现了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
城市的繁华： 开封（北宋）、临安（南宋）等都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清明上河图》生动地描绘了汴京商业活动的盛况。城市里出现了酒楼、茶馆、勾栏瓦肆等娱乐场所，市民生活丰富多彩。
农业技术的进步： 占城稻的引入提高了粮食产量，水利设施的改进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保障。
明朝：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区域性的特色
明朝的商品经济也有长足发展，特别是中后期，江南地区白银货币化加速，丝、棉、瓷器等商品贸易十分活跃。
白银的流入： 美洲白银通过海路流入中国，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货币和经济体系。
区域经济的畸形发展： 虽然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但与其他区域的差距也逐渐拉大，一些地区的过度依赖单一经济作物（如棉花、丝绸）也带来了潜在风险。
土地兼并与农民负担： 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问题严重，农民负担沉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的整体活力。
为何说宋朝的光辉更“最后”？
宋朝的商品经济其“突破性”和“普遍性”更为显著。它打破了以往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商业的活跃和城市的繁荣，展现出一种更接近近代商业文明的萌芽。这种高度的商业化和城市化，是封建社会在经济结构上所能达到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展现的社会活力和人们的自由度，与后来的明朝相比，在某些方面似乎更显开放和生机勃勃。
3. 政治与制度：文官政治的成熟与集权体制的强化
宋朝：文官政治的成熟与对武将的制约
宋朝在政治制度上做出了重大改革，致力于解决唐末五代以来武将专权的问题。
重文轻武： 宋朝确立了“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国策，文官地位崇高，权力集中。文官系统完善，选拔制度（科举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公平化。
“冗官”问题： 为制约权力，宋朝设立了大量官职，导致官僚体系臃肿，财政负担沉重。
集权与效率的权衡： 尽管存在冗官问题，但文官政治的成熟使得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决策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保证。
明朝：皇权的高度集中与制度的僵化
明朝是皇权高度集中的典型代表，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将权力直接收归皇帝。
内阁的兴起与权力制约： 虽然废除了宰相，但内阁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部分行政职能，但其权力始终受到皇帝的制约。
宦官专权与党争： 明朝后期，宦官专权和党争成为政治动荡的重要因素，削弱了政治效率和国家凝聚力。
制度的僵化与保守： 明朝在一些制度上显得较为僵化，对社会活力和改革的推动力相对较弱。
为何说宋朝的光辉更“最后”？
宋朝的“重文轻武”和文官政治的成熟，在一定程度上是封建王朝在政治权力结构上探索出的一种“平衡”或“成熟模式”，它代表了士大夫阶层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尽管这种制度也有其弊端，但它所展现的文官政治的相对稳定和理性，可以被视为封建政治在“可控性”和“制度化”方面的一种高度。而明朝的皇权高度集中，虽然能带来短暂的强力统治，但长远来看，其制度的僵化和权力分配的失衡，反而更容易导致危机和衰落。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的政治模式，是封建政治在“走向集权”的过程中，所能达到的一个相对“优雅”和“稳定”的阶段，之后便进入了更极端的皇权集中和僵化的轨道。
4. 军事与对外关系：韧性与妥协的时代
宋朝：军事上的弱势与“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政治底线
宋朝虽然在军事上屡受北方民族的威胁，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其政治和文化的韧性。
对外民族压迫： 北宋面临辽、西夏，南宋又面临金、蒙古的强大军事压力，长期处于守势，付出了岁币的屈辱。
政治底线的坚持： 尽管军事不振，但宋朝皇帝在政治上坚持“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原则，保护了知识分子的基本权益，使得思想和言论相对自由。
军事技术的应用： 宋朝在军事技术上也有进步，如火器的使用，但在整体战略和军事素质上，与北方骑兵相比仍有差距。
明朝：军事上的建树与对外关系的变化
明朝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并在对外关系上采取了更为积极和复杂的策略。
恢复汉族王朝的荣光： 明朝推翻元朝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族王朝的军事和政治地位。
对外征伐与郑和下西洋： 明朝前期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展现了其海上实力和对外开放的姿态（尽管后期转向海禁）。也曾对北方用兵。
倭寇之患与后期军事衰败： 明朝中后期，东南沿海的倭寇问题困扰了国家相当长的时间。明末，面对后金（清）的崛起，明朝军事力量逐渐衰败。
为何说宋朝的光辉更“最后”？
这里的“最后”并非指宋朝军事上有多么辉煌，而是说宋朝在面对强大军事压力时，其政治和文化所展现出的那种“以文制武”、“以和为贵”的妥协和韧性，以及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保护，是封建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某种“文明高度”。它以较低的军事代价，换取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繁荣。而明朝虽然在军事上有建树，但其对外政策的摇摆不定以及后期军事的衰败，反而更显出封建王朝在军事和对外关系处理上的某种局限性。
总结：
“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光辉是宋朝不是明朝”的说法，其核心在于强调宋朝在文化、经济、政治制度上所展现出的成熟度、创新性和某种程度的开放性与活力，以及它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达到的一个重要的“完成度”或“转折点”。
宋朝的光辉更“最后”在于其“高度”与“深度”： 在文化上，词的巅峰和理学的成熟，在经济上，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和城市生活的精彩，在政治上，文官政治的成熟和对士大夫的尊重。这些都代表了封建社会在这些领域所能达到的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甚至孕育了某些走向近代的因素。
明朝的辉煌则更偏向于“继承”与“收缩”： 明朝在继承前代文化的基础上，在小说、心学等方面有创新，在经济上也有发展，但在政治上更趋向于皇权的极端集中和制度的僵化，在对外关系上，经历了从开放到封闭的转变。
可以说，宋朝的辉煌，是一种在压力下的多元发展和文明积淀，是一种“向前看”的探索；而明朝的辉煌，则更多的是在一种相对封闭和集权的框架下的深化和固化，带有某种“向内看”的特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所展现出的那种文明的活力和内在的成熟度，使其成为许多人心目中封建社会“最后的光辉”，因为它在那一刻，似乎达到了某种难以逾越的高度，但也暗示着后续王朝在某些维度上的某种“收缩”或“转化”。这是一种对历史的解读，并非绝对的定论，但它抓住了宋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独特性和前瞻性的一面。
我们不妨从几个维度来细致地比较一番，为何有人会认为宋朝的光辉更为“最后”，甚至可以说是“末代”的辉煌：
1. 文化与思想的繁荣：文人的黄金时代
宋朝：百花齐放的文化盛宴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尤其在文学和艺术领域。
词的巅峰： 宋词继承了唐诗的余韵，并发展出婉约、豪放等不同风格，涌现出苏轼、辛弃疾、李清照、柳永等一大批杰出的词人，他们的作品不仅在艺术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个人情感，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最璀璨的明珠。
理学的集大成： 程朱理学在宋朝形成并发展壮大，虽然它后来在明朝被官方确立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其思想根源和早期的发展高度却是在宋朝完成的。理学强调“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对后世的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塑造了士人的精神世界。
绘画与书法： 宋朝绘画以山水画和写实花鸟画著称，出现了如范宽、郭熙、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大师，他们的作品不仅是艺术杰作，也是研究当时社会风貌的珍贵史料。书法上，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各自的风格独具魅力，展现了文人雅趣。
科技与知识的传播： 宋朝在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活字印刷术的普及极大地推动了知识的传播，使得书籍的获取更加便利，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普及和思想的交流。
明朝：文化传承与集权下的再塑
明朝文化也自成体系，有其辉煌之处。
小说的高峰： 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通俗文化的兴起，明朝出现了章回体小说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虽然《金瓶梅》的地位有争议，但其世俗化描写是亮点）。这些作品以其宏大的叙事、鲜活的人物和丰富的想象力，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
哲学思想的延续与争鸣： 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是对理学的重大突破，强调“致良知”，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置于重要地位，对后世思想产生了广泛影响。此外，李贽等思想家也开始挑战传统的儒家正统，展现出某种程度的思想解放。
艺术的世俗化与程式化： 明朝绘画在继承宋朝的基础上，出现了更强的文人画倾向，以及对工笔写实的精湛技艺。书法也继续发展，出现了如祝允明、文徵明、王铎等大家。但相较于宋朝的多元与开放，明朝的文化在官方的控制和礼教的影响下，有时也显得更为程式化和内敛。
为何说宋朝的光辉更“最后”？
这里的“最后”并非指时间上的晚近，而是指宋朝在某些方面所达到的“成熟”和“巅峰”状态，这种状态在后来的王朝中虽有延续，但其“开创性”、“活力”和“某种意义上的开放性”却似乎有所减弱。宋朝的文化繁荣，特别是词的巅峰和理学的成型，以及活字印刷术的普及，都代表了某种士人精神和文化传播模式的成熟，而这种成熟，或许可以被视为封建社会在文化层面达到的一种“完成度”，但这种完成度也预示着新的文化形态的孕育，或是旧模式的某种极限。
2. 经济与社会活力：更具商业气息的帝国
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城市生活的精彩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其繁荣程度远超前代。
商业的崛起： 城市突破了唐朝的坊市制度限制，商业活动更加自由和活跃。出现了纸币“交子”，白银成为重要的流通货币。海外贸易空前繁荣，出现了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
城市的繁华： 开封（北宋）、临安（南宋）等都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清明上河图》生动地描绘了汴京商业活动的盛况。城市里出现了酒楼、茶馆、勾栏瓦肆等娱乐场所，市民生活丰富多彩。
农业技术的进步： 占城稻的引入提高了粮食产量，水利设施的改进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保障。
明朝：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区域性的特色
明朝的商品经济也有长足发展，特别是中后期，江南地区白银货币化加速，丝、棉、瓷器等商品贸易十分活跃。
白银的流入： 美洲白银通过海路流入中国，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货币和经济体系。
区域经济的畸形发展： 虽然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但与其他区域的差距也逐渐拉大，一些地区的过度依赖单一经济作物（如棉花、丝绸）也带来了潜在风险。
土地兼并与农民负担： 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问题严重，农民负担沉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的整体活力。
为何说宋朝的光辉更“最后”？
宋朝的商品经济其“突破性”和“普遍性”更为显著。它打破了以往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商业的活跃和城市的繁荣，展现出一种更接近近代商业文明的萌芽。这种高度的商业化和城市化，是封建社会在经济结构上所能达到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展现的社会活力和人们的自由度，与后来的明朝相比，在某些方面似乎更显开放和生机勃勃。
3. 政治与制度：文官政治的成熟与集权体制的强化
宋朝：文官政治的成熟与对武将的制约
宋朝在政治制度上做出了重大改革，致力于解决唐末五代以来武将专权的问题。
重文轻武： 宋朝确立了“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国策，文官地位崇高，权力集中。文官系统完善，选拔制度（科举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公平化。
“冗官”问题： 为制约权力，宋朝设立了大量官职，导致官僚体系臃肿，财政负担沉重。
集权与效率的权衡： 尽管存在冗官问题，但文官政治的成熟使得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决策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保证。
明朝：皇权的高度集中与制度的僵化
明朝是皇权高度集中的典型代表，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将权力直接收归皇帝。
内阁的兴起与权力制约： 虽然废除了宰相，但内阁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部分行政职能，但其权力始终受到皇帝的制约。
宦官专权与党争： 明朝后期，宦官专权和党争成为政治动荡的重要因素，削弱了政治效率和国家凝聚力。
制度的僵化与保守： 明朝在一些制度上显得较为僵化，对社会活力和改革的推动力相对较弱。
为何说宋朝的光辉更“最后”？
宋朝的“重文轻武”和文官政治的成熟，在一定程度上是封建王朝在政治权力结构上探索出的一种“平衡”或“成熟模式”，它代表了士大夫阶层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尽管这种制度也有其弊端，但它所展现的文官政治的相对稳定和理性，可以被视为封建政治在“可控性”和“制度化”方面的一种高度。而明朝的皇权高度集中，虽然能带来短暂的强力统治，但长远来看，其制度的僵化和权力分配的失衡，反而更容易导致危机和衰落。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的政治模式，是封建政治在“走向集权”的过程中，所能达到的一个相对“优雅”和“稳定”的阶段，之后便进入了更极端的皇权集中和僵化的轨道。
4. 军事与对外关系：韧性与妥协的时代
宋朝：军事上的弱势与“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政治底线
宋朝虽然在军事上屡受北方民族的威胁，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其政治和文化的韧性。
对外民族压迫： 北宋面临辽、西夏，南宋又面临金、蒙古的强大军事压力，长期处于守势，付出了岁币的屈辱。
政治底线的坚持： 尽管军事不振，但宋朝皇帝在政治上坚持“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原则，保护了知识分子的基本权益，使得思想和言论相对自由。
军事技术的应用： 宋朝在军事技术上也有进步，如火器的使用，但在整体战略和军事素质上，与北方骑兵相比仍有差距。
明朝：军事上的建树与对外关系的变化
明朝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并在对外关系上采取了更为积极和复杂的策略。
恢复汉族王朝的荣光： 明朝推翻元朝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族王朝的军事和政治地位。
对外征伐与郑和下西洋： 明朝前期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展现了其海上实力和对外开放的姿态（尽管后期转向海禁）。也曾对北方用兵。
倭寇之患与后期军事衰败： 明朝中后期，东南沿海的倭寇问题困扰了国家相当长的时间。明末，面对后金（清）的崛起，明朝军事力量逐渐衰败。
为何说宋朝的光辉更“最后”？
这里的“最后”并非指宋朝军事上有多么辉煌，而是说宋朝在面对强大军事压力时，其政治和文化所展现出的那种“以文制武”、“以和为贵”的妥协和韧性，以及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保护，是封建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某种“文明高度”。它以较低的军事代价，换取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繁荣。而明朝虽然在军事上有建树，但其对外政策的摇摆不定以及后期军事的衰败，反而更显出封建王朝在军事和对外关系处理上的某种局限性。
总结：
“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光辉是宋朝不是明朝”的说法，其核心在于强调宋朝在文化、经济、政治制度上所展现出的成熟度、创新性和某种程度的开放性与活力，以及它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达到的一个重要的“完成度”或“转折点”。
宋朝的光辉更“最后”在于其“高度”与“深度”： 在文化上，词的巅峰和理学的成熟，在经济上，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和城市生活的精彩，在政治上，文官政治的成熟和对士大夫的尊重。这些都代表了封建社会在这些领域所能达到的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甚至孕育了某些走向近代的因素。
明朝的辉煌则更偏向于“继承”与“收缩”： 明朝在继承前代文化的基础上，在小说、心学等方面有创新，在经济上也有发展，但在政治上更趋向于皇权的极端集中和制度的僵化，在对外关系上，经历了从开放到封闭的转变。
可以说，宋朝的辉煌，是一种在压力下的多元发展和文明积淀，是一种“向前看”的探索；而明朝的辉煌，则更多的是在一种相对封闭和集权的框架下的深化和固化，带有某种“向内看”的特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所展现出的那种文明的活力和内在的成熟度，使其成为许多人心目中封建社会“最后的光辉”，因为它在那一刻，似乎达到了某种难以逾越的高度，但也暗示着后续王朝在某些维度上的某种“收缩”或“转化”。这是一种对历史的解读，并非绝对的定论，但它抓住了宋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独特性和前瞻性的一面。
网友意见
我觉得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清朝必然是封建王朝的巅峰。
汉唐真没多少好的，是什么让一些人认为汉朝百姓比明朝过的好呢？汉唐文化更加专制的，私学极少，文化垄断更严重，但没人说。贞观之治因为没有照片，所以个个衣帛食肉？比清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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