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陷入千年封建社会泥淖的罪魁祸首是商鞅和孔子吗？
要说中国陷入千年封建社会泥淖的“罪魁祸首”是商鞅和孔子，这未免过于简化历史的复杂性，也忽略了他们两人在各自时代以及后世所扮演的截然不同的角色。将他们简单地归结为“罪魁”，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进程的武断评判，也难以详尽地解释为何中国能够长期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尽管这种形态在今天看来存在诸多弊端。
让我们先分别看看商鞅和孔子，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再来尝试理解为何将他们定位为“罪魁”的说法站不住脚。
商鞅：变法图强，但为集权奠基
商鞅，战国时期秦国的重臣，以其变法而闻名于世。他的改革，极大地增强了秦国的国力，为秦最终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鞅变法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废井田、开阡陌： 这是对土地制度的根本性改革。鼓励私人占有土地，并允许自由买卖。这打破了周代以来宗法制下的土地分配模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导致了土地兼并的加剧。
重农抑商： 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性，通过税收和法律鼓励农民耕作，同时限制商业的发展。这确保了国家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和兵源，但也阻碍了商品经济和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奖励军功： 以爵位和土地作为奖励，激励士卒奋勇杀敌。这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是秦国能够横扫六国的关键因素之一。
建立郡县制： 取代了分封制，将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郡县，由中央派遣官吏管理。这加强了中央集权，但也为后世的专制统治提供了制度模型。
严刑峻法： 制定严酷的法律，强调法律的公开性和普遍适用性，不论贵贱，违法必究。这维持了社会秩序，但也导致了社会的严酷和对个人自由的压制。
什伍连坐法： 将居民划分为五个或十个家庭为一组，互相监督，一人犯罪，全组受罚。这加强了社会控制，但也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
商鞅变法为什么被认为对“封建社会泥淖”有贡献？
从“千年封建社会泥淖”这个角度看，商鞅变法的确为后来中央集权式的“封建”王朝，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帝制”或“官僚专制”社会，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1. 强化中央集权： 商鞅建立的郡县制及其配套的官僚管理体系，成为了中国历代王朝维持统治的基石。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虽然在初期有利于国家统一和高效治理，但也容易导致权力滥用，抑制地方活力和创新。
2. 压抑商业与思想： “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限制了中国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使得经济结构长期以农业为主导。同时，商鞅本人在秦国推行法家思想，打击其他学派，虽然在秦国实现了短暂的统一和强盛，但其严苛的统治方式和对思想的压制，也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一种“以法治国”的负面借鉴，即强调国家控制而非个体解放。
3. 制度的“惯性”： 商鞅建立的很多制度，比如统一的度量衡、文字（虽然不是商鞅首创，但秦朝统一后得到推广），以及一套高效的行政管理逻辑，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被后世王朝沿袭和发展。这种制度的强大惯性，使得一旦形成，就很难被轻易颠覆和改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锁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路径。
然而，将商鞅定为“罪魁祸首”也有失偏颇：
秦朝的短暂： 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但秦朝本身的统治是短暂而残酷的，最终因为其严酷而灭亡。后来的汉朝在继承秦朝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许多调整和改良（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历史的必然性： 战国时期是中国大分裂、大变革的时代，各国都在寻求富国强兵之道。商鞅的变法是当时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他的很多措施，如奖励军功、加强耕战，是应对那个时代战争需求的有效手段。
功过难评： 毫无疑问，商鞅的变法造就了一个强大的秦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局面，统一了中国。从国家统一和强大的角度看，他是有功的。
孔子：文化基因的塑造者，而非制度的“罪魁”
孔子，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核心是“仁”，提倡“礼”，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孔子思想的精髓体现在：
仁者爱人：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原则，包括爱、忠、恕等多种含义。
君子之道： 强调个人道德修养，成为一个有德行、有智慧的君子。
礼乐治国： 认为通过“礼”来规范社会行为，“乐”来陶冶情操，可以达到社会和谐。
正名： 强调名实相符，各司其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有教无类： 主张教育的普及，打破贵族对知识的垄断。
孔子为什么会被与“封建社会泥淖”联系起来？
将孔子视为“封建社会泥淖”的罪魁祸首，主要来自于对他思想中某些方面被后世统治者曲解和利用的批评：
1. 三纲五常的政治化解释： 孔子提出的“君臣父子”关系，在汉代董仲舒的改造下，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演变成“三纲五常”，成为维系封建统治的纲常伦理。特别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了绝对的服从，压抑了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思考。
2. 强调等级与秩序： 孔子“正名”的思想，强调社会等级的稳定，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可以避免社会混乱。在后世的封建统治者看来，这种思想是维护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的绝佳工具。
3. “君权神授”的工具化： 虽然孔子本人强调的是“德政”，但他的“君权”思想被后来的统治者解释为“君权神授”或“天命所归”，从而为皇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4. 压抑创新与批判精神： 儒家思想强调遵循传统，尊重权威，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压抑了社会的反思、批判和革新精神。当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对非儒家思想的排斥也阻碍了思想的多元化发展。
5.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曲解： 尽管孔子也强调“政者，正也”，但他关于“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的论述，以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说法，被一些人解读为统治者可以愚民。
然而，将孔子视为“罪魁祸首”同样站不住脚：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 孔子生活的时代，正处于周朝礼乐制度崩溃，诸侯争霸的乱世。他的许多主张，如恢复周礼、强调仁政，是对当时社会秩序混乱的一种回应，试图寻找社会和谐之道。他反对秦国式的法家强权，也未曾见过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
儒家思想的复杂性与演变： 儒家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经历了多次的演变和发展，吸收了墨、法、道等诸子百家的思想。将所有后世的儒家解读和应用都归咎于孔子本人，是不公平的。
儒家思想的积极面： 孔子思想中强调的“仁爱”、“忠恕”、“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对塑造中国人的道德伦理、家庭观念、社会责任感起到了积极作用。儒家对教育的重视，“有教无类”的精神，也为中国文化的普及奠定了基础。
统治者的选择性采纳： 统治者选择性地采纳和利用儒家思想中的某些部分来巩固自身统治，而忽略或压制其积极的批判精神和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这是统治者的问题，而非孔子思想的根本缺陷。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将儒家置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即使在汉代，黄老之学等其他思想依然有其影响力。真正将儒家“僵化”并服务于专制统治的，是后世的不断强化和固化。
那么，真正将中国“锁定”在千年“封建社会泥淖”的原因是什么？
与其将矛头指向商鞅和孔子这两个历史巨人，不如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社会长期保持一种稳定但同时存在发展瓶颈的“泥淖”状态：
1. 统一与集权的双刃剑： 继秦之后，汉朝在吸收秦亡教训的基础上，建立了更加持久而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在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敌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极易导致权力过度集中，压制地方自主性，阻碍社会创新。
2. 经济结构的单一与土地制度： 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以及土地私有制下的周期性土地兼并，导致了农民的贫困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为王朝的兴衰埋下了隐患。
3. 科举制度的“双重性”： 科举制度在打破门阀制度、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方面有积极作用，但也使得士人热衷于钻研经书，追求仕途，对科学技术和实用知识的关注相对不足，知识分子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了维护统治秩序的体系。
4. 思想的“一元化”与文化惰性： 儒家思想被官方化和教条化后，虽然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认同和道德约束，但也挤压了其他思想的空间，使得社会在面对挑战时，缺乏多元化的应对策略和思想武器。
5. “历史周期律”的现实：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多次王朝更替，但其基本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延续。每一次改朝换代，更像是在旧模式下的“修补”和“调整”，而非根本性的制度革新。
6. 缺乏突破性的科技与思想启蒙： 相较于西方在近代经历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中国缺乏类似的、能够系统性地解放思想、重塑社会结构和生产力发展模式的变革。
结论：
将商鞅和孔子简单地称为“千年封建社会泥淖的罪魁祸首”是对历史的简单化处理。
商鞅 的变法，是战国时期各国求强图存的产物，他为秦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其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模式，虽然被后世沿袭并强化，但其初衷是服务于国家统一和强盛。
孔子 的思想，是乱世中的社会理想和人生哲学，他强调仁德、礼仪和个人修养，对中国文化的塑造影响深远。他的一些思想被后世统治者选择性地利用来服务于专制统治，这是思想被工具化的结果，而非孔子本人所能预见的。
“千年封建社会泥淖”是多种历史因素、制度设计、经济条件、文化惯性以及统治者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将责任完全推卸给这两位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先贤，既是对历史的误读，也忽略了我们自身在面对和理解历史问题时的责任。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些复杂的相互作用，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历史的轨迹。
让我们先分别看看商鞅和孔子，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再来尝试理解为何将他们定位为“罪魁”的说法站不住脚。
商鞅：变法图强，但为集权奠基
商鞅，战国时期秦国的重臣，以其变法而闻名于世。他的改革，极大地增强了秦国的国力，为秦最终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鞅变法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废井田、开阡陌： 这是对土地制度的根本性改革。鼓励私人占有土地，并允许自由买卖。这打破了周代以来宗法制下的土地分配模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导致了土地兼并的加剧。
重农抑商： 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性，通过税收和法律鼓励农民耕作，同时限制商业的发展。这确保了国家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和兵源，但也阻碍了商品经济和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奖励军功： 以爵位和土地作为奖励，激励士卒奋勇杀敌。这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是秦国能够横扫六国的关键因素之一。
建立郡县制： 取代了分封制，将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郡县，由中央派遣官吏管理。这加强了中央集权，但也为后世的专制统治提供了制度模型。
严刑峻法： 制定严酷的法律，强调法律的公开性和普遍适用性，不论贵贱，违法必究。这维持了社会秩序，但也导致了社会的严酷和对个人自由的压制。
什伍连坐法： 将居民划分为五个或十个家庭为一组，互相监督，一人犯罪，全组受罚。这加强了社会控制，但也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
商鞅变法为什么被认为对“封建社会泥淖”有贡献？
从“千年封建社会泥淖”这个角度看，商鞅变法的确为后来中央集权式的“封建”王朝，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帝制”或“官僚专制”社会，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1. 强化中央集权： 商鞅建立的郡县制及其配套的官僚管理体系，成为了中国历代王朝维持统治的基石。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虽然在初期有利于国家统一和高效治理，但也容易导致权力滥用，抑制地方活力和创新。
2. 压抑商业与思想： “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限制了中国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使得经济结构长期以农业为主导。同时，商鞅本人在秦国推行法家思想，打击其他学派，虽然在秦国实现了短暂的统一和强盛，但其严苛的统治方式和对思想的压制，也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一种“以法治国”的负面借鉴，即强调国家控制而非个体解放。
3. 制度的“惯性”： 商鞅建立的很多制度，比如统一的度量衡、文字（虽然不是商鞅首创，但秦朝统一后得到推广），以及一套高效的行政管理逻辑，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被后世王朝沿袭和发展。这种制度的强大惯性，使得一旦形成，就很难被轻易颠覆和改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锁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路径。
然而，将商鞅定为“罪魁祸首”也有失偏颇：
秦朝的短暂： 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但秦朝本身的统治是短暂而残酷的，最终因为其严酷而灭亡。后来的汉朝在继承秦朝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许多调整和改良（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历史的必然性： 战国时期是中国大分裂、大变革的时代，各国都在寻求富国强兵之道。商鞅的变法是当时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他的很多措施，如奖励军功、加强耕战，是应对那个时代战争需求的有效手段。
功过难评： 毫无疑问，商鞅的变法造就了一个强大的秦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局面，统一了中国。从国家统一和强大的角度看，他是有功的。
孔子：文化基因的塑造者，而非制度的“罪魁”
孔子，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核心是“仁”，提倡“礼”，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孔子思想的精髓体现在：
仁者爱人：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原则，包括爱、忠、恕等多种含义。
君子之道： 强调个人道德修养，成为一个有德行、有智慧的君子。
礼乐治国： 认为通过“礼”来规范社会行为，“乐”来陶冶情操，可以达到社会和谐。
正名： 强调名实相符，各司其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有教无类： 主张教育的普及，打破贵族对知识的垄断。
孔子为什么会被与“封建社会泥淖”联系起来？
将孔子视为“封建社会泥淖”的罪魁祸首，主要来自于对他思想中某些方面被后世统治者曲解和利用的批评：
1. 三纲五常的政治化解释： 孔子提出的“君臣父子”关系，在汉代董仲舒的改造下，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演变成“三纲五常”，成为维系封建统治的纲常伦理。特别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了绝对的服从，压抑了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思考。
2. 强调等级与秩序： 孔子“正名”的思想，强调社会等级的稳定，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可以避免社会混乱。在后世的封建统治者看来，这种思想是维护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的绝佳工具。
3. “君权神授”的工具化： 虽然孔子本人强调的是“德政”，但他的“君权”思想被后来的统治者解释为“君权神授”或“天命所归”，从而为皇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4. 压抑创新与批判精神： 儒家思想强调遵循传统，尊重权威，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压抑了社会的反思、批判和革新精神。当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对非儒家思想的排斥也阻碍了思想的多元化发展。
5.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曲解： 尽管孔子也强调“政者，正也”，但他关于“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的论述，以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说法，被一些人解读为统治者可以愚民。
然而，将孔子视为“罪魁祸首”同样站不住脚：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 孔子生活的时代，正处于周朝礼乐制度崩溃，诸侯争霸的乱世。他的许多主张，如恢复周礼、强调仁政，是对当时社会秩序混乱的一种回应，试图寻找社会和谐之道。他反对秦国式的法家强权，也未曾见过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
儒家思想的复杂性与演变： 儒家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经历了多次的演变和发展，吸收了墨、法、道等诸子百家的思想。将所有后世的儒家解读和应用都归咎于孔子本人，是不公平的。
儒家思想的积极面： 孔子思想中强调的“仁爱”、“忠恕”、“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对塑造中国人的道德伦理、家庭观念、社会责任感起到了积极作用。儒家对教育的重视，“有教无类”的精神，也为中国文化的普及奠定了基础。
统治者的选择性采纳： 统治者选择性地采纳和利用儒家思想中的某些部分来巩固自身统治，而忽略或压制其积极的批判精神和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这是统治者的问题，而非孔子思想的根本缺陷。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将儒家置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即使在汉代，黄老之学等其他思想依然有其影响力。真正将儒家“僵化”并服务于专制统治的，是后世的不断强化和固化。
那么，真正将中国“锁定”在千年“封建社会泥淖”的原因是什么？
与其将矛头指向商鞅和孔子这两个历史巨人，不如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社会长期保持一种稳定但同时存在发展瓶颈的“泥淖”状态：
1. 统一与集权的双刃剑： 继秦之后，汉朝在吸收秦亡教训的基础上，建立了更加持久而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在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敌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极易导致权力过度集中，压制地方自主性，阻碍社会创新。
2. 经济结构的单一与土地制度： 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以及土地私有制下的周期性土地兼并，导致了农民的贫困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为王朝的兴衰埋下了隐患。
3. 科举制度的“双重性”： 科举制度在打破门阀制度、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方面有积极作用，但也使得士人热衷于钻研经书，追求仕途，对科学技术和实用知识的关注相对不足，知识分子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了维护统治秩序的体系。
4. 思想的“一元化”与文化惰性： 儒家思想被官方化和教条化后，虽然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认同和道德约束，但也挤压了其他思想的空间，使得社会在面对挑战时，缺乏多元化的应对策略和思想武器。
5. “历史周期律”的现实：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多次王朝更替，但其基本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延续。每一次改朝换代，更像是在旧模式下的“修补”和“调整”，而非根本性的制度革新。
6. 缺乏突破性的科技与思想启蒙： 相较于西方在近代经历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中国缺乏类似的、能够系统性地解放思想、重塑社会结构和生产力发展模式的变革。
结论：
将商鞅和孔子简单地称为“千年封建社会泥淖的罪魁祸首”是对历史的简单化处理。
商鞅 的变法，是战国时期各国求强图存的产物，他为秦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其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模式，虽然被后世沿袭并强化，但其初衷是服务于国家统一和强盛。
孔子 的思想，是乱世中的社会理想和人生哲学，他强调仁德、礼仪和个人修养，对中国文化的塑造影响深远。他的一些思想被后世统治者选择性地利用来服务于专制统治，这是思想被工具化的结果，而非孔子本人所能预见的。
“千年封建社会泥淖”是多种历史因素、制度设计、经济条件、文化惯性以及统治者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将责任完全推卸给这两位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先贤，既是对历史的误读，也忽略了我们自身在面对和理解历史问题时的责任。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些复杂的相互作用，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历史的轨迹。
网友意见
罪魁祸首？什么是罪？
如果一个人推动了社会进步，他不仅不可能是罪人，还可以被称为伟人。他们把奴隶制变成了封建，已经可以说是大跃进了。为什么他们不发展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要让他们的脑子里想出这么超前的东西恐怕还是不太可能。
我不是说商君或者孔子真的就多么不可批驳，他们说的话就真的是不刊之论。但是你这么想是静态的想法，显然是不符合唯物史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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