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残暴黩武为何却没陷入中国式历史周期律，国祚堪比商周，从中世纪活到一战才被打垮？

可能因为它不是中央集权，而是分封制。这种制度的好处就是大多数时间你不需要干掉中央，只要干掉一个地方官就能解决问题。坏处就是容易分裂。中央集权的坏处就是你局部出了问题不能在局部解决，非得杀入东京夺了鸟位才能解决。

触发周期率的重要原因是人口承载力达到环境上限。触发马尔萨斯陷阱，无论如何都有一部分人活不下去了。而奥斯曼土耳其的人口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个上限。

题外话:奥斯曼土耳其并非完全没有中央集权，若干强势帝王有过中央集权时代，弱势君主也有过权贵官僚执政，后宫干政，耶尼切里把持政权的时代，就说最后的有名苏丹，哈米德二世时期难道还不够专制集权吗？至于说吃鸡继承法，从塞利姆二世之后就不存在了。

题外话二 ，其实新罗晚期的频发动乱可能有人口压力的问题（我也没有具体数字）。王氏高丽和李氏朝鲜历史上也有大规模农民起义的。而且蒙古伐高丽，红巾军大闹高丽，壬辰倭乱，丙子丁卯胡乱，每次都造成大量人口损失。日本历史上从院政末期武士们就纷乱不已，尤其是战国时代更是天下纷纷。要到了江户时代晚期才体现出人口压力。

如果中国也能通过对外战争的方法间歇性几十万几十万送人头消耗过剩人口，而且还是依靠（）教圣战式的自我动员，而非国家财政出钱的打仗的话，那么中国也不会陷入历史周期律的

中国朝代更替率的原因在于人口达到了当时土地所能承载的上限。土地兼并严重，这时候来个天灾就死翘翘喽！所以，跳出朝代更替率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剥削民众到让他们都不生孩子就可以了。像中世纪的欧洲，人口从来都没有到过承载上限，时不时还有贵族骑士们征发平民炮灰去送死，所以自然不会有朝代更替。

奥斯曼帝国也是如此，残酷的包税制使得其统治下的地区人口长期萎缩，一战前奥斯曼的人口仅有2000多万，包括了安纳托利亚、黎凡特、塞浦路斯、两河流域和阿拉伯半岛沿海地区。

要知道公元六世纪左右，东罗马帝国有四千万的人口。巴格达在九世纪阿拔斯王朝鼎盛时期人口达到百万，到到20世纪初就只剩下十万，1874年全伊拉克只有两百万居民。古典时代的雅典人口有31万，18世纪末就只剩下八千人左右。亚历山大里亚、巴格达、开罗都是古典中古时代的大城市，在土耳其治下都成了人口几万的普通城市。到二战前夕，整个阿拉伯世界人口加起来还没法国/意大利的人口多。不得不说，土耳其才是基督教之友啊！

历史周期律本来就是经不起推敲的暴论。

别说葱岭以西了，就儒家文化圈里的日本、朝鲜、越南，历史周期律都套不进去，何况是国情完全不同的奥斯曼。

残暴是残暴，连突厥都屠；内政水平低是低，新罗马蓄水池都不会修，但是他有钱啊。

东罗有奇观技术又怎么样，君士坦丁十一世还欠尊贵总督一笔钱没还呢。

只要我压榨足够，就没人能造反（误）。比如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地区，别说古典时代，就算是马其顿王朝期间相比，人口都是倒退的。

顺便，奥斯曼帝国本身也不是传统印象中的集权帝国。比如埃及就是很大程度上归投降的鸡粮们治（祸）理（害），北非巴巴利兄贵们名义上扣个头衔，爱干嘛干嘛；叙利亚那边嘛，先全武行再决出总督，科斯坦丁尼耶只要你们交够钱就行。这样的话，某个人造反的收益实际上不大，因为只要交够钱，中央管你下面的人死活。

再者它很能吸引圣战士，相当于自带干粮的炮灰，比起欧洲那边不发钱就哗变的（加泰罗尼亚佣兵）高了不知道几个华莱士。（维护费buff）甚至奥斯曼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比如说著名的精罗落泪事件，我们至今都不知道买买提到底有没有200K）。

随便写一下，以上。

你都说国祚堪比商周了，为什么不进一步想一想，会不会是因为奥斯曼帝国跟商周很像，所以才有这么长的国祚呢？

或者进一步想一想，为什么商周的国祚这么长？

然后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无论是商周还是奥斯曼帝国，他们国做时间很长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实行了分封制，而并没有采用大一统的管理制度。正所谓西方政治的基础概念之一，“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使得西方国家的国祚都很绵长，如果不是一些特殊的情况，这些国家都能存续几百上千年。

而一旦欧洲妄图建立大一统的帝国，比如拿破仑帝国，那么他们的国祚马上会变得非常的短，甚至比中国朝代的国祚还要短。

所以大一统不是没有代价的，只要你选择大一统作为王朝的存续模式，那么就必然会陷入所谓的历史周期率当中。

这就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问题是，奥斯曼帝国就是通过扩张来转移内部矛盾的，如果一旦停止扩张，那么内部分分钟爆炸。而奥斯曼的内部问题这是类似于，死安纳特里亚人，灭安纳特里亚贼。死巴尔干人，灭巴尔干贼。死希腊人，灭希腊贼。不管死哪块的人口，对于奥斯曼帝国都是有利的，因为这些人口都有可能在以后成为定时炸弹。要知道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民族矛盾可是一直非常尖锐的。否则不至于欧洲仅仅挑唆了几下，就有不少区域叛乱，闹独立了。可以说，奥斯曼帝国在人口结构上就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表面上的统一，实际上暗流涌动，全靠上层突厥贵族对外扩张来掠夺资源，转嫁矛盾，同时消耗随时可能会叛乱的多余人口。而奥斯曼帝国对地方的统治和官僚设置也是极度粗糙，和分封制没啥差别了，地方的帕夏的自治权很大的。所以，奥斯曼在1683年以后，就陷入疯狂的内乱了，比如加尼沙里作为视苏丹为父亲的群体，天天上演父慈子孝的戏码。没事搞个政变杀苏丹玩。于是导致了奥斯曼帝国的政局大部分时间都是不稳定的。而奥斯曼帝国坑人的继承人制度，导致后期的苏丹没几个拥有业务能力的，全是被圈养的猪。不是被后宫架空，就是被新军杀，要么被大维齐尔杀。总之奥斯曼帝国之后的政治格局就是后宫+大维齐尔+新军一起控制朝政，苏丹基本上就是个吉祥物了，就这种政局，奥斯曼帝国后期总是打败仗也不奇怪的，另一方面，当年奥斯曼帝国的那种政治体制，你就算造反成功了，干不掉大维齐尔和新军阶层，你也只不过是下一个吉祥物罢了，当了苏丹也没啥用用的，而之后之所以能成功清洗掉新军阶层，本质上也是有拥有了欧洲势力对苏丹的扶持力量罢了。然而清洗了新军阶层也并没有让奥斯曼帝国富强起来，反而进一步沦为欧洲的附庸，奥斯曼最后能成功西化，也是因为主权也被西方国家给掠夺了沦为欧洲势力的附庸。就这样的国家，活得越长，祸害越大。看上去是活着，其实已经死了，只不过是到1922年才火化罢了。

首先实名反对前面几个答案提到的马尔萨斯陷阱，那个不是根本原因。

事实上，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是答案了。

堪比商周。

什么叫堪比商周？就是一个部落制和封建制结合的落后体制，当然能够长久。商周能那么长，就是因为不够先进，大家都地里刨食，鸡犬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周期律是什么东西，能吃么？

我在前几个回答里反复说过，在古代史上，中国是个特例。

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历史周期律这个东西，不是因为马尔萨斯陷阱什么的，而是因为全世界只有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

更准确的来说，中国在两千多年前生产关系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却依然停留在农业社会。

我不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事实上我认为中国古代落后于世界的地方很多，但中国古人在政治这个学科上，绝对是早早地把人类的科技树给点满了。

3.29补充一点 ——————

我的确是从思考主席为什么能在山沟沟里取得革命成功入手的，然后想过很多角度，因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认为农民有其局限性，但是马克思自己也说过，他的分析只适用于欧洲，对于远东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并不适用，所以最后我发现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中国的农业社会和欧洲的农业社会有本质的区别。中国的农民实际上并不是农民，而是没有自己财产的无产阶级，是农业工人。

从这一点出发，我觉得终于能解释清楚中国古代很多的与众不同的地方。

中国是主要文明里唯一一个有历史周期律这东西的。

中国是主要文明里唯一一个有周期性农民起义的。古代印度同样是个经济大国，但却几乎没有过农民起义。欧洲也几乎没有，日本也几乎没有（几乎，不是完全没有）。如果说是马尔萨斯陷阱，那难道欧洲、印度、日本都失效了么？

其他文明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大规模起义的？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换言之，我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可能有大规模人口失业导致的起义发生。封建邦国其实不具备大规模起义的条件。

此外，中华文明是古代唯一的超级文明，什么叫超级文明，就是体量上与其他国家相比有质的差距。

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国一直维持近乎一块大陆这么庞大的国土面积和人口，独此一家别无分号，欧洲中世纪的总人口比我们多，但其中最强盛的法国巅峰期也不过一千多万人口，而中国的人口数量长期在五千万左右。

所以不是奥斯曼什么的奇怪，而是我们奇怪，我们才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异类。

这么庞大的国家，持续数千年，不断衰落又不断复兴。（金灿荣说复兴是中国独有的概念，其他国家很少有复兴的。）

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和欧洲那些分封小国是一样的社会制度？怎么可能和奥斯曼、印度、日本是同样的社会制度？它一定是有一套完全不同的、超越了人类古代社会的经济运转体系。

以上是我思考的出发点，借着对这位知友的回复，稍作补充。

3.29.————————以下继续原回答：

首先要明确什么是资本主义，当然教科书上有很多解释，我在百度百科找到的一个是这样说的：

梅里厄姆-韦伯斯特词典里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是：“一个由个人或公司拥有资本财产的经济系统，经由个人的决定进行投资而非经由国家的控制，以及价格、生产、销售产品主要都由自由市场所决定。”

请注意我加粗的部分。直白点来概括，资本不单单是指钱，而是生产资料，比如工厂、比如矿，我能占有这份财产并自由支配，然后通过购买劳动力而不是奴隶强迫的形式让别人帮我干活赚钱。最重要的是这一切要在一个自由市场内完成。

所以资本主义就是要有私人产业，要有雇佣，要有自由市场。

你会发现，在人类的古代史上，中国是唯一一个拥有全部这些要素的文明。

资本可以是一切能够产出财富的产业，那土地是不是资本？当然是。

但在古代的绝大多数文明，土地是不可以自由流转的。

欧洲的封建制度，封臣并不能任意转卖自己的土地，自由农也不可以转卖土地。

本问题里提到的奥斯曼，更是实行了土地的国家所有制，理论上所有土地归国家所有，蒂马尔制度里，一部分贵族只是拥有分到的土地的收税权，更别提买卖了。当然奥斯曼还有大量的部落残余，整个国家制度是比较混乱和落后的，所以并不是说他国祚多长，而是他一直在衰落，只不过衰落的速度比较缓慢罢了。

而只有中国古代，土地是可以买卖的，因为可以买卖，所以土地具有了资本的属性——这是极为关键的一个因素。

我们有很多理论家在争吵什么公有制啊私有制，什么叫私有制？如果你自己的财产，你都没有资格去转卖，那叫什么私有制？就像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农民只有承包权，所有权是属于国家的，土地不能买卖。

所以古代绝大多数国家，除了君主等极少数个人之外，绝大部分人是没有土地的所有权的，只有使用权，或者收税的权利。

而中国古代为什么会那么不一样？因为一个人。

两千三百年前，商鞅变法，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战国策》说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 ，废止“田里不粥（“粥”同“鬻”，音yù）”的原则。

“田里不粥（“粥”同“鬻”，音yù）”就是说土地不得买卖，而商鞅废止了这条旧法，从此打碎了土地资本自由流动的枷锁。

要知道，俄国是直到十九世纪才废除了不准土地买卖的法律。

正是商鞅变法，让中国相比于其他国家，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土地的私人所有制，中国社会才提前了两千多年跑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当然，仅仅是私人资本这一项要素还有些牵强，那再来看看另一个要素，雇佣制度。

雇佣制度要求有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就是说劳动者能够自己决定给谁劳动。

西方的封建制，农奴和土地是绑定的，哪怕自由农也是如此，因为要确保封臣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既禁止不连同土地而转让农奴,也禁止奴隶的买卖。

而中国古代，首先也的确存在限制农民流动的情况，但显然执行得并不彻底，人牙子买卖人口简直是历朝历代都懒得管的事，佃农逃荒，收取流民开垦荒地，那都不叫事儿。

最后就是自由市场，这又不得不提到中国古代的另一项超越时代的创举——郡县制。

在贵族封建的时代，封国与封国之间的商品贸易极其困难，要面对重重路卡和苛捐杂税，而郡县制，虽然同样有很多地方税卡，但无论如何都要比封国之间的壁垒好得多。特别是为了维持郡县制而推行的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修建秦直道等等举措，更是极大地减轻了区域贸易的成本。

所以为什么中国能开辟大运河，能在世界上最早地开始使用纸币？如果没有郡县制，运河沿岸的商品贸易、纸币的异地结算都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郡县制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确立的呢？因为一个人。

依然是商鞅变法，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了分封制。

所以为什么先秦时期的政权都很长久？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周期律是从秦汉开始的？

因为这实际上不是什么马尔萨斯陷阱，也不是什么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性盛衰，而是他娘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啊同志们。（咣咣敲黑板）

历朝历代之所以亡国，几乎都离不开一个词“土地兼并”，什么叫土地兼并？那是他娘的资本兼并啊，是垄断啊同志们。（继续咣咣敲黑板）

不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红线，土地兼并实际上生产效率是要大于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因此地主不再需要那么多佃农，同时大量自耕农失去土地，这不是流民啊而是因为资本兼并导致的大量失业的农业工人啊同志们。（疯狂敲黑板）

自耕农土地没了，沦为佃农，相比于自己耕种，除了交税，还要额外多交一份地租，就像北上广的996们要交个人所得税还要额外交一份房租，就像美团商家、滴滴司机，除了要交一份营业税还要额外交一份抽成，哪还有消费了？至于生产呢？是不是过剩不敢说，但你看看明末福王的钱粮库里存着多少，还不清楚么？一方面消费不足，一方面生产过剩，这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什么？（暴躁敲黑板）

据日本学者佐藤文俊研究，福王府拥有的庄田约为13395.75顷，而湖广大多地区以缴纳银两抵充田地，福王府实际控制的田地数量当超过这数字。

从秦汉以降，两千多年来，几乎每隔250年就天下大乱一次，因为古代经济没有现代经济那么活跃，生产力水平的增长没有那么高，土地资本兼并的速度也远远比不上现代资本流动的速度，所以才把现代资本主义十几年一次的经济危机拖长到了两百多年，但本质上是一样的。

为什么每一次新朝定鼎，总会有个文景之治啊、开元之治啊、康乾盛世啊之类的？因为之前的资本都在天下大乱中被重新洗牌了，大厂都倒了，垄断没有了，唉，经济一下子又有了活力了。

明末顾炎武为什么反对中央集权，说“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想要倒退回封建制？

因为资本主义太痛苦了，太折腾人了。

中国古代的这种资本主义，并不是完整的资本主义，资本大部分时间是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换言之大地主往往是大官僚，所以顾炎武发现官员都在刮地皮，只对上头负责，根本不管下面的死活。

当然的啊，因为那不是地方官员，那是分公司经理啊顾老师，经理不捞钱干嘛？你见过哪个经理对韭菜负责的？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两千年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绵延不绝。

所以不是奥斯曼多么神奇，也不是马尔萨斯多么伟大，都怪商鞅。

（民间社科，纯属胡诌）

3.30补充——————

首先要感谢这位知友，我的确是民间社科，胡诌为主，没有抱着写论文的态度严格考证，这个批评我接受。

只是在我浅薄的认识里，的确没有听说过中国以外的国家有如此大规模的、足以改朝换代的、周期性爆发的农民起义。这也是我认为古代中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原因。因为在真正的封建制度里，封国与封国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经济隔离，据我所知很多封国之间甚至使用的货币都不同，商人们经常为复杂的汇率所困，在这样的的经济体系里，此处农民过得不好，彼处却可能改过得去，剥削被限制在封地内部，各处的农民并非休戚与共，因此没有形成大规模起义的经济土壤。

而中国古代因为有着庞大的统一市场，在这个市场内部，一地受灾，粮价往往是全国上涨，一处征战，同样会把负担传导到全国，土地兼并更是会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导致农民一起受罪，因此才能出现全国性的大起义。

包括所谓印度西亚北非的农民起义，其实都是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开始殖民时代，将这些地方纳入全球殖民经济体系这个广阔的市场之后才风起云涌的。

的确，正如某位知友所说，欧洲也有“亚当和夏娃种地得时候，贵族在哪儿呢？”这种起义口号，但是相比于中国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个是口号而已，我没听说过真的推翻过哪个政权，另一个是每隔两百多年就实践一次，真的把皇帝老爷脑袋砍下来，乃至让中国文明在世界上少有地把“民贵君轻”“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这样的民本思想纳入政治哲学。而相比之下，欧洲直到文艺复兴才开始有基于贵族制的市民意识的萌芽，这其中的差别很值得玩味。

3.31补充————————

首先呢，我是胡说八道没错，但是我也觉得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理解上各有差异，我认为并不是一切都要去经典的马哲读物里找依据，而是要理解马哲的内核。

土地是资本么？我认为是否能够买卖是关键，能够买卖那就具有资本属性，因为这就是一些朋友提出的扩大再生产，在古代没有那么多的银行、保险公司、芯片厂这样的优质资产，最优质的资产就是土地，那么如果说现代的资本贪婪是去占有一切的优质资产，那么在古代资本贪婪就一定会去占有一切能够占有的土地。

所以我认为中国古代其实不存在什么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这样的小农经济只存在于陶渊明似的幻想中，实际上小农经济极为脆弱，是根本无法熬过旱灾水灾蝗灾的，哪怕有一些存量也一样，也许在王朝之初会有这样的经济形态，但是几场灾害就会让他们失去生计，而资本的贪婪会让地主想方设法地加以逼迫，甚至只是简单地抬高粮价就能够逼迫小农不得不卖出土地沦为佃农。

因此长时间来看，中国的经济基础不是自耕农，而是地主佃农体系。大地主本身就是大的土地资本家，地主庄园担负着私营企业的作用，生产粮食、布匹等等，而这些产品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给地主自家消费的，大部分是投入市场进行经营。

当然，因为古代社会的局限，地主们往往身兼官、商、地主三重身份，他们的生产经营也是在这些身份的转换中完成的。

汉元帝时的名臣张禹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他通过土地产出来做生意，用做生意的钱经营权势，再用权势来霸占土地，一人就占了四百倾地。

我认为虽然形态上有种种儒家的、官僚的、皇权士大夫的伪装，但我们撕开表面去看本质，仍然能看到资本的贪婪内核。

4.13—————————补充

借着这几位朋友的评论再探讨一个有趣的观点。

我认为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这个脉络上也许很多国家的经济形态千奇百怪，政治架构各有不同，但是我们撕开这些，把其中的实质聚焦在“解放生产力”这句话上来。你会发现每一次社会制度迭代，实际上就是一次平等，更是一次消灭世袭制。

是的，我曾经写过好几个答案讨论这个事儿，那就是世袭制才是人类社会的原罪，更通俗地说，继承制是万恶之源。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跃迁，都是一次对世袭制的压制。

比如说奴隶社会，奴隶的子女世代都是奴隶，国人的子女世代是国人，两者不仅仅是财富和权力上的差别，而且根本属性的差别，奴隶不被认为是人，而是物品。在那个时期，世袭的是人类的身份。

而到了封建社会，表面上看没有奴隶了，但依然有贵族，贵族掌握的是什么呢？是权力。贵族对于封地和封臣有主宰权，因此欧洲极重血统，日本也有隐形的门阀制度，印度更是种姓至今。因为血缘就是权力。

上面那位朋友说人类社会没什么本质变化，我是不赞同的，封建制到资本主义的跨越有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世袭制度被再一次打压，身份不能继承了，权力也不能继承了。

领主的子女不再能继承领主的权力了，世袭罔替的国王和皇帝没有了，国家的权力、城市的权力都不再由血缘来决定，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实现阶级流动（虽然是极其有限的阶级流动）。在欧洲这当然是大航海和光荣革命以后的事了，在中国呢？是商鞅开始的，所谓“宗室非有军功不得属籍”，就是那怕你是贵族，你没有军功照样不能继承爵位。而普通士兵斩首五级就可以翻身做贵族。

陈胜吴广能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什么？是因为在他们之前就已经有商鞅这样的改革家打碎了藩篱。走出第一步的人永远是最勇敢的，当然也是最危险的。

那么就很有意思了，资本主义社会还有世袭制吗？当然有，只不过换了个名目，叫做遗产继承。什么叫遗产继承？翻译翻译，那就是财富世袭。

所以什么是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就是从身份世袭到权力世袭到财富世袭。

而什么是共产主义，大的方面不说，但显然要进一步压制世袭制，也就是消灭财富的世袭。

财富世袭比权力世袭更隐蔽，很多中产小产都认为没有了继承制那我的子女继承不了我的奋斗成果，起点不是更低了么？那我的后代不是要阶级滑落了么？那不行绝对不行。

很可惜，人生有三大错觉，儿子会比自己好，三代必出一个贵族，我的奋斗比别人强。

中产小产们并不明白，十万块钱要翻倍有多难，而一个亿要翻倍可能只要一周，而资本日益垄断，堵死了全部的上升通道，以后留给后人翻盘的机会其实还比不上这一代。你给子女留下的所谓奋斗成果，只是让他们阶级滑落的速度稍微慢一点罢了。

而富人们，他们留下的房产、铺面、工厂、矿山、银行……不需要他们的子女多么聪明，甚至压根不需要他们的子女参与，就能自行运作，自己完成收割韭菜的过程，并在一代一代人的积累中滚雪球般壮大。

真当贾府每一代都在用心经营产业么？刘姥姥永远也成不了豪门。

只有真正彻底地消灭了继承制，不允许财富的世袭，才能让每一代人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给后人翻盘的机会。而这，就是我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指标。

4.21——————更新

感谢 @河中的帖木儿 在回答中的意见

不过我不认为他在质疑我的观点，相反我认为这是一种补充。

他提出的主要的两个例子，阿拔斯王朝因为土地兼并而爆发农民起义，以及魏晋坞堡制而缺乏农民起义。

这其实也正是我论证的核心。

土地兼并才会导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因此阿拔斯王朝发生了这样的起义。

魏晋坞堡庄园制度按照 @河中的帖木儿 自己所说，非常类似于欧洲分封制，既然如此，农民起义的频率较低也是符合我的观点的。即分封制实际上不具有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经济基础。

但是我认为他搞错了一个因果关系，他也说坞堡制起源于汉代，他认为是到了魏晋时期才得到充分发展。其实并非如此，魏晋时期真正的核心问题是九品中正制，坞堡只不过是这项制度的外衣，如果坞堡真的那么有利于地主统治，为何历经两汉数百年直到魏晋才发展起来呢？如果坞堡庄园经济这么稳定，为何后世唐宋都不再采用呢？

魏晋风骨，很多人说有欧洲贵族的风范，何止是有，简直就是一模一样，谈玄嗑药不务正业，魏晋本身就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次历史倒退。

正如我在前面所讲的，每一次人类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说穿了就是对继承制度的一次颠覆。

在秦代开始以军功而不是血缘来实行封赏，（再次感谢商鞅君）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否定了权力的继承。到了汉代的举孝廉和郎的考核制度虽然还很不完备，但已经有了后世科举制的影子，同样是在打破阶层的代际传递，不以血缘论英雄，也就是说在秦汉第一帝国时期，哪怕你出身寒微，你的父辈是农民甚至奴仆，但你凭借军功或者才学，依然是可以改天换命的，这实际上就是继承制度的颠覆，权力不能再被继承了。（虽然在具体执行上仍然有很多的漏洞。）

相比之下，欧洲的贵族们直到近代依然讲究血缘，印度的种姓至今讲究血缘，有贵族血统或者高种姓，不需要任何才学就能当官做宦，而出身低微的人，哪怕有真才实学也要趴在地上吻高种姓的脚。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的继承。

魏晋的九品中正制，恰恰是通过给高门大户定品级，上品永远是上品，上品的官职下品永远无法担任，官职是什么？权力。权力又成为了可继承的遗产，从而导致社会迅速封建化。上层的门阀脱离实际生产，成天坐而论道，下层百姓失去进身之阶，对国家的概念变得模糊。

封建制度下不但缺乏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缺乏对国家的认同。这也是为什么民族国家的概念要在大航海时代以后才出现。

为什么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能那么容易地进入中原建立政权？我认为就是因为这种对国家认同的丧失造成的，对封建制度下的国民来说，只知领主不知国家。唐末的藩镇割据也同样是一种封建制，也同样造成了中国北方几百年的分裂。

有人说为什么我反复强调土地兼并和农民起义这两个指标？因为我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指标。

我在以前的回答里零碎地提及过一些想法。

周期律这个概念以前的确只有中国有，现在则是西方也在提，什么时候提的呢？不远，1960年代。一个是说110年周期，一个是说250年周期。而研究的对象都是近代史上的世界霸权，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英国和美国。

这就很有意思了。

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是很早以前就有周期律的意识，《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西方为什么直到近一个世纪才有这样的概念呢？

因为直到大航海时代带来的全球霸权，西方才逐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才真正开始感受到周期律的残酷。而中国人如我所说，在商鞅同志的跨时代大魔法下，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玩这套了。

资本主义一定会有周期律，其标志就是资本兼并和底层人民起义，这是它的原罪。

为什么呢？

因为如我前面所说，资本有一个不同于封建制的根本的地方，就是资本是可以流动的，可以兼并的。

因为可以流动可以兼并，资本会在市场内像贪吃蛇一样不断壮大，最后占据所有资源，造成公共资源的枯竭。

我把这种现象称为“资本癌化”。

癌症大家都懂，癌细胞会侵夺正常细胞的营养，不断壮大自己，最后造成生命的死亡。

比如西方近代的这几大世界帝国。资本在荷兰赚得盆满钵满，那是不是对荷兰的好处就越来越多呢？不是的，荷兰资本流动到成本更低效益更高的英国，向英国纳税，帮助英国发展起来，于是荷兰就面对一个局面，它的资本家利用荷兰东印度公司等公共服务产品，变得很富裕，但是它的资本家不向自己交税，没有税收荷兰就无法继续维持公共服务，比如军队，最后只能被英国取代。

甚至最为搞笑的是，英国和荷兰对抗最激烈的时候，荷兰的资本家们纷纷跑去买收益率更有保证的英国战争债券……

是不是觉得有点眼熟？你现在明白特朗普为什么要把制造业迁回美国了么？

所以好多人说我们的那些明星企业都是外资主导，什么啤酒也是外资，车企也是外资……我从来不担心甚至有点想笑。

资本越是滚雪球一般兼并壮大，和政府争夺税源就越是激烈，因为资本越是壮大，避税能力就越强。

贝索斯的亚马逊垄断了电商行业，他交的税还没有纽约流浪汉多，那美国政府哪来的钱投入对相关行业开展公共服务呢？比如建基站，提网速，修建物流通道，没有这些公共服务，电子商务又怎么继续发展呢？贝索斯可不会自己跑去修桥造路。

中国古代的地主也一样，只不过方法更巧妙，中国古代建立起了一种地主——官僚——商人的体系，地主本身就是官员，又暗地里从事大量商贸。官员所带来的免税政策是赤裸裸的，甚至很多原本向国家交税的自耕农甘愿放弃自己的田地投身到地主家做佃农，因为地主的租税相对较低。所以古代中国同样是税源日渐紧张，公共服务也越来越难，反应史书中就是兵饷拖欠，养不起兵了。

资本只是服务于少数人的，政府公共服务可是服务于劳苦大众的，当资本不断侵吞公共服务的财政基础，就相当于是在不断侵蚀劳苦大众的活路，所以底层人民最终只有起义一条路。

这就是“资本癌化”。国家作为一个机体，被癌细胞夺走了所有养分，最后机体功能无法维持，最终死亡。

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看重土地兼并和农民起义（请注意，一定是大规模的）的原因，因为这就是资本的本来面貌。

PS:至于 @河中的帖木儿 所说唐朝坊市这些比较细节的问题我就不展开讲了，我看到的资料是唐朝的坊市制度实际上执行得并不彻底，唐代商人的地位很高，可以买官来做，这也符合我说的官绅一体，甚至唐代君主要打仗都要跟商人借钱，唐代商人甚至左右了唐朝的兴亡，这显然不能说是受到了什么限制。

至于他说商鞅的本意是重农抑商，我觉得商鞅的本意是什么并不重要，他改变了什么才很重要。

依然知友感谢提到我，感谢提出新的观点，不断补充完善相关讨论。

最后，再说一句：

商鞅YY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