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说奥斯曼帝国残酷的王位继承制度是其国祚600多年的主因?
要理解为何这个制度会成为奥斯曼帝国长寿的“主因”，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它如何塑造了帝国的权力结构、政治环境以及社会发展。这个制度并非一成不变，但其核心精神和潜在的逻辑一直贯穿始终。
早期与“兄终弟及”的传统
在奥斯曼帝国初期，王位继承并不像后来那样严苛。早期的苏丹们倾向于遵循一种“兄终弟及”的模式，即苏丹去世后，王位由其健在的兄弟中最年长者继承。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幼年继承人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保持了王室血脉的延续。然而，这种制度的潜在问题很快就显现出来：
兄弟相残的悲剧： “兄终弟及”的模式，意味着苏丹的儿子们没有直接继承权。一旦苏丹去世，王子们为了争夺王位，往往会发动内战。这种内战不仅耗费国力，更重要的是，它常常导致大量有能力、有经验的王子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丧生。幸存者即便登上王位，也可能因为之前的争斗而心有余悸，对潜在的威胁保持高度警惕。
权力真空与不确定性： 在苏丹驾崩到新苏丹继位之间，往往存在一个权力真空期。这个时期充满了不确定性，地方势力可能蠢蠢欲动，外部敌人也可能趁虚而入。这种不确定性是帝国稳定的最大敌人。
“咖啡杯里的谋杀”：幼君与监禁制度的形成
为了解决兄弟相残的问题，奥斯曼帝国逐渐发展出一种更为极端的继承制度，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长子继承制”与“监禁制度”的结合，即著名的“法提乌”（Fatih Sultan Mehmet）法令。
“法提乌法令”的残酷逻辑： 穆罕默德二世（征服者穆罕默德）颁布的法令规定，为了避免国家在苏丹继位问题上陷入混乱和内战，苏丹的儿子们有权杀死他的其他兄弟，以确保国家不会遭受内乱。这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令人发指的法律之一，它将王位继承的残酷性推向了顶峰。
“金色笼子”里的王子们： 法令出台后，虽然兄弟相杀的公开战争减少了，但王子们的命运并没有因此变得轻松。为了防止他们形成独立的势力或挑战王位，被视为潜在继承人的王子们被安置在皇宫内的“卡菲斯”（Kafes，意为笼子）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金色笼子”。他们接受有限的教育，生活在被严密监视的环境中，与外界几乎隔绝。
被“摧残”的继承人： 长时间被囚禁在缺乏实际历练和政治锻炼的环境中，许多王子在继位时已经失去了管理国家的能力。他们可能身心都有残疾，对政治运作感到陌生，或者沉迷于享乐。这导致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出现了一系列昏庸无能的苏丹，他们无力应对帝国日益复杂的内外挑战。
宦官和后宫的权力膨胀： 在王子们被隔离的情况下，管理他们生活起居的宦官以及后宫的女性（如瓦利德苏丹，即母后）的权力得到了空前的膨胀。他们通过影响王子的日常生活、制造谣言、甚至直接操控继承顺序，对帝国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何这个制度反而促进了帝国的长寿？
听起来如此糟糕的制度，为何反而被认为是帝国长寿的“主因”呢？这需要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审视：
1. 强制性地避免了公开的大规模内战： 虽然“法提乌法令”是残酷的，但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早期那种导致王国分裂或长期混乱的苏丹继承内战。相比于其他一些因为继承权问题而分裂或灭亡的王朝，奥斯曼帝国通过一种“家务事”的内部解决方式，将潜在的危机控制在了有限的范围内。
2. 将权力集中于经验丰富的（或至少是成人）苏丹手中： 早期“兄终弟及”虽然好，但风险在于幼年继承人可能导致摄政王或地方总督趁机揽权，国家实际被架空。监禁制度虽然出了昏君，但至少确保了继任者是成年人，并且在理论上是唯一合法继承人，避免了多方势力争夺合法性的局面。
3. 强大的中央集权基础： 奥斯曼帝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体系，包括高效的行政官僚机构和强大的常备军（如耶尼切里）。即使出现了相对较弱的苏丹，只要这个体系还在运转，帝国整体的运作就不会立即崩溃。中央集权使得帝国能够更有效地调动资源，镇压地方叛乱，抵御外部敌人，从而维持其疆域和统治。
4. 适应性与改革： 尽管继承制度存在弊端，奥斯曼帝国并非完全僵化。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苏丹试图改革或规避这些弊端。例如，后期出现了更加灵活的继承方式，如苏丹可以指定继承人，或者通过立法程序限制监禁的范围。帝国的长期存在，也说明了其在面对内部问题时，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调整和适应。
5. 意识形态的支撑： 奥斯曼帝国将苏丹的统治视为神圣的，拥有哈里发（宗教领袖）的头衔，这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撑。苏丹的合法性来自于宗教权威，这种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压制对继承制度本身的质疑。
6. 外部环境的利用： 在很多时候，奥斯曼帝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也为其提供了生存空间。强大的邻国可能因为自身的内部问题而无暇顾及奥斯曼帝国，或者在奥斯曼帝国危机时期，帝国能够利用其内部矛盾，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来应对。
总结：一条痛苦而漫长的道路
因此，奥斯曼帝国残酷的王位继承制度，虽然导致了无数的悲剧，牺牲了许多优秀的王室成员，并催生了昏君的出现，但它在某些方面也有效地抑制了大规模的内战，维持了政治上的“稳定”（一种扭曲的稳定），并配合强大的中央集权和意识形态，使得帝国得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延续了六个多世纪。
这个制度就好比一把双刃剑：它用极端的残酷避免了另一种形式的、可能更具毁灭性的混乱。它不是通往繁荣的阳关道，而是一条充满荆棘的、扭曲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终点并非辉煌的巅峰，而是在内部积重难返的弊病和外部日益崛起的强大力量的夹击下，最终走向衰落和灭亡。然而，正是这种看似“残酷”的制度，以其独特的方式，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六百多年的生存空间，使其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伟大帝国。
网友意见
很有意思的是，生在那个年代的欧洲人确实觉得奥斯曼的“卡农法”是个相对行之有效的制度，比如被威尼斯共和国派驻阿勒颇的意大利医生Giovanni Tommaso Minadoi就在他关于1578-1590年奥斯曼-萨法维战争的记录中，黑了一把萨法维的继承制度。他认为“奥斯曼之所以能在战争中胜过萨法维波斯有很多原因，但最根源性的区别在于，‘波斯国王总是对他的兄弟和侄辈太过慈悲，不光让他们活得好好的，甚至还授予他们各种重要职权，因为他们认为让王冠沾上至亲的鲜血是非常令人忌讳的，这就导致在波斯国土上，任何政策都势必要沦于争执，导致军队衰落，指挥官无从发挥‘
这个评价多少有些误读，但毫无疑问在1578-1590年奥斯曼-萨法维战争中，萨法维君主穆罕默德·胡达班达的软弱无能，任由“红头势力”争乱的局面，加深了欧洲人的这一印象，包括在战争的后期穆罕默德的长子哈姆扎因害怕在赫拉特的兄弟阿巴斯（即后来的阿巴斯一世）发动叛乱，而将胜利拱手让给入侵的奥斯曼军，最后却被自己的亲信暗杀。而Minadoi也强烈认为暗杀的幕后主使应该来自阿巴斯和他的师傅赫拉特总督阿里·库利汗
奥斯曼的残酷继承制度应该说是从突厥部落传统向官僚化机构化的国家机器过渡阶段的特殊产物，很难说是其六百年国祚的主因，之所以能体现出相比萨法维的优越性，是因为萨法维这种承袭自内亚游牧的组织形态显然还没到达这个层级
毫无根据的一条论断。
如果说残酷的王位继承制是奥斯曼帝国崛起的一个原因，尚可接受。毕竟奥斯曼帝国前十位苏丹都可以算是比较杰出，这与其必须经历残酷的皇位竞争，证明自己的能力有一定关系。而是但“主因”一词显然太过极端。任何一个历史现象的“主因”还是应该在制度层面，在经济或社会因素来去找。
首先，奥斯曼帝国继位苏丹屠杀兄弟的传统始自巴耶济德一世。之前奥斯曼一世、奥尔汉加齐、穆拉德一世时都没有这一传统。奥尔汉加齐与其弟弟阿拉丁（Alaeddin）更是在继位时相互谦让，在奥尔汉继位后，阿拉丁主管内政治理（他主导创建了奥斯曼国家的财政体系，并最早编制了奥斯曼国家的军队），奥尔汉负责对外圣战扩张，分工合理，与后世兄弟间残酷的斗争截然不同。
所以，屠杀兄弟的“传统”从以残暴著称的“雷霆”巴耶济德一世（Yıldırım Sultan Beyazid, 14世纪末）开始，到16世纪末截止。但即便是在这个阶段，也不是每位君主都遵循这个“传统”。而在穆罕默德三世之后，这一残酷的传统就被后世的苏丹所抛弃。因为穆罕默德三世一口气杀死了他十九个兄弟，包括尚在襁褓之中的幼童，几乎导致了奥斯曼帝国绝嗣。在他的长子艾哈迈德一世去世后，帝国的皇位只能由他另一位心智失常的儿子穆斯塔法一世继承，面对帝国世系中断的风险，后世的苏丹再也没有沿袭旧例。艾哈迈德一世是第一位主动选择“颠覆”旧传统的苏丹，他开创了将兄弟或是王子囚禁在托普卡珀（Topkapı）深宫的“传统”。从此以后每位苏丹即位后会将自己的兄弟，乃至所有的皇室亲戚（包括子女）软禁在宫内。奥斯曼皇室的成员不会再去行省接受军事锻炼，或是学习帝国治理，这也是奥斯曼帝国之后极少出现优质君主的原因。那么说“王位继承制度”是奥斯曼帝国国祚600年的主因，是在假设帝国17世纪以后三百年的历史不存在？
即使是在巴耶济德一世开始这一惯例以后，每位苏丹也不是有意要沿袭杀死兄弟的制度。巴耶济德一世之子穆罕默德一世是要在大空位时期（Fütuhat，也就是奥斯曼帝国内战期）击败其他所有竞争的兄弟（Süleyman Çelebi, İsa Çelebi , Musa Çelebi）才能成为奥斯曼帝国统一的君主，所以“杀死兄弟的传统”很大程度上是起源于这次内战，即便如此，穆罕默德一世也没有杀死一开始没有参与内战的弟弟Mustafa。穆拉德二世继承苏丹之位非常顺利，并没有杀死自己的兄弟。穆罕默德二世之子巴耶济德二世在皇位争夺中击败了杰姆苏丹（Cem Sultan），但他没有机会杀死杰姆苏丹，杰姆逃到了马穆鲁克苏丹国、圣约翰骑士团、乃至教皇国，并在外敌的支持下屡次对巴耶济德二世构成挑战。塞利姆一世和苏莱曼大帝这两位野心勃勃的君主当然为了自己的统治稳固都一样手段残暴，但塞利姆二世的兄弟主要是被他们的父亲——苏莱曼大帝本人处决的。许蕾姆苏丹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居功至伟”，都不需要塞利姆二世自己来残杀兄弟。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所谓的“王位继承制”是一个“迷思”。本质上奥斯曼帝国从来就没有连续的要杀死兄弟的制度或惯例存在，只是有两百年这么做的苏丹比较多而已。
其次，继位后屠杀兄弟的继承”制度“是一个心照不宣、代代相袭的旧例，从来没有一条法律规定“苏丹继位后必须要杀死自己的兄弟”。如果真有这种反人类的法律出现在比如说奥斯曼帝国的“卡农法”当中的话，那也多少违背伊斯兰教的教义，一定会招致乌莱玛阶层的强烈反对。当然，事实是没有这种法律，屠杀兄弟严格意义来说不叫做“制度”，也不能说是“习俗”，只能说有这个惯例，任何一个苏丹都可以在继位后自主选择废除这个惯例。
再次，与其说继位苏丹的优良品质是由于王位继承制度，不如说是由于奥斯曼帝国有着将每位王子(Şehzade)派驻到地方上进行锻炼的优良传统，王子在地方上学习行政治理，参与扩张征服的战争，而且王子们会有一个类似中国“太傅”的师傅来监督、辅导，即Lala（奥斯曼帝国很多维齐尔都会把Lala 这个职衔挂在自己的名字上，如Lala Mustafa Paşa 等）。王子在登基之前就有了丰富的政治和军事经验，因此能够在继位后迅速适应对一个帝国的统治。（比如奥斯曼帝国最杰出的两位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和苏莱曼大帝，在继位前都曾经是马尼萨Manisa 总督。）王位的残酷争夺只不过是在一番弱肉强食的挑选中，在很多已经足够优秀的王子中，挑选出了可能是最优秀的那一个。
我们也许可以这么理解，奥斯曼帝国的皇室成员大多能力出众，因此也都野心勃勃，大多都会觊觎苏丹之位。正是因为王子们都很有能力，才会有权力斗争，使得那些想登基的王子必须得”站在自己兄弟的尸体上“爬到权力的巅峰。我们不能倒果为因，杀死兄弟的惯例本身不好，它可能只是太多同样出众的兄弟竞争，最终不得不导致的悲剧性结果而已。更何况，今天有人在网络上鼓吹这种弱肉强食的狼性文化，而很多根本不了解土耳其历史的网民对这种残暴的行为拍掌叫好，乃至去赞许它，更不是件该提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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