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允许异教徒在帝国内居住与当时其他国家对比算是宽容吗？（苏莱曼在位以及在位之前）？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特别是苏莱曼一世在位期间（15201566年）及其之前的时期，奥斯曼帝国允许“异教徒”（主要是基督徒和犹太人）在帝国境内居住和信奉自己的宗教，这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尤其与欧洲各国相比，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算是一种宽容政策，尽管这种宽容是有其特定历史背景和条件的。

为了详细解释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奥斯曼帝国对非穆斯林群体的基本政策：“米利特”制度（Millet System）

奥斯曼帝国并非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国家，而是基于伊斯兰教法建立的宗教帝国。然而，它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米利特”（Millet）制度，允许不同宗教社群在一定程度上自治。

米利特是什么？ “米利特”（阿拉伯语，意为“民族”或“社群”）指的是一种宗教社群的组织形式。奥斯曼帝国允许主要非穆斯林宗教群体（如东正教徒、亚美尼亚基督徒、犹太教徒、加尔文教徒等）拥有自己的宗教领袖（如牧首、首席拉比），并允许他们在内部管理自己的宗教事务、教育、法律（尤其是在民事和家庭法方面）、慈善事业等。
“齐米”（Dhimmi）的地位：非穆斯林被视为“齐米”（受保护者）。根据伊斯兰法，穆斯林统治者有义务保护“有经人”（Ahl alKitab），即信奉一神教并拥有经典（如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群体。作为回报，齐米需要缴纳特定的税赋，最主要的是吉兹亚（Jizya），一种人头税，以换取免除兵役和在穆斯林统治下的保护。他们还可能需要缴纳其他一些税费。
宗教自由的界限：尽管允许存在，这种宗教自由并非绝对。非穆斯林不能公开传播自己的宗教以招募新信徒，也不能公开进行与伊斯兰教相悖的宗教活动。他们的教堂、寺庙等不能高于清真寺，也不能在其基础上进行扩建。在公共场合，他们可能需要穿着特定的服装以示区别，其证词在穆斯林法庭上的效力可能不如穆斯林。

二、与当时欧洲国家相比的宽容性

为了理解奥斯曼帝国的“宽容”，我们需要将其置于当时的欧洲背景下进行对比：

宗教改革后的欧洲：在奥斯曼帝国崛起的时期，尤其是在16世纪，欧洲正经历着宗教改革。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冲突极其激烈，许多地区爆发了残酷的宗教战争（例如，三十年战争）。在许多天主教国家，新教徒（或反之）面临迫害、流放甚至死亡。即使在相对较宽容的地区，宗教信仰也往往与政治忠诚紧密相连，一个人的宗教身份可能决定了他的公民权利和政治地位。
宗教同质性的追求：许多欧洲国家，特别是那些由君主统治的国家，倾向于追求宗教的同质性，认为一个国家应该只有一个官方宗教。例如，法国的“一个国王，一个法律，一个信仰”（Un roi, une loi, une foi）的原则就体现了这一点。西班牙在收复失地运动结束后，将犹太人和摩尔人（穆斯林）驱逐出去，并进行了宗教净化（宗教裁判所），以确保宗教纯洁性。
奥斯曼帝国的“多元共存”：与这种追求单一宗教的欧洲模式不同，奥斯曼帝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容纳了多个宗教社群。虽然存在等级和税收上的差异，但总体而言，基督徒和犹太人可以在奥斯曼境内和平地生活、经商、务农，并保留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习俗。这种“多元共存”在那个时代是相当不寻常的。

三、苏莱曼在位期间及之前的情况

苏莱曼在位之前：从奥斯曼帝国早期开始，征服的土地上就有大量的非穆斯林人口。例如，征服君士坦丁堡（1453年）后，穆罕默德二世就允许东正教牧首继续留任，并赋予其一定的权力来管理东正教社群，这被视为他稳定新首都统治的重要举措。早期奥斯曼苏丹也沿用了类似的政策，将非穆斯林视为需要管理的“齐米”，而非需要彻底消灭或同化的群体。
苏莱曼在位期间：苏莱曼一世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苏丹之一。在他的统治下，奥斯曼帝国达到了其巅峰。虽然他以法律改革（卡农法）和军事征服闻名，但他并未改变或大幅度削弱“米利特”制度和“齐米”的地位。相反，由于帝国的扩张，非穆斯林人口的规模和多样性进一步增加。
经济贡献：非穆斯林在奥斯曼帝国的经济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是熟练的工匠、商人、金融家，并且作为“齐米”缴纳的吉兹亚是国家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这种经济上的依赖使得帝国倾向于保持他们的存在。
行政和知识传统：一些非穆斯林群体，例如犹太人，拥有悠久的商业和金融管理经验，他们的技能在帝国行政和经济管理中有时会得到利用。
外交考量：帝国也需要考虑与欧洲天主教国家和东正教国家的外交关系。例如，保护东正教徒（尤其是希腊东正教徒）的权利，使其成为奥斯曼帝国在与哈布斯堡王朝或威尼斯共和国等国家打交道时的一个筹码，或者至少避免直接的宗教冲突成为导火索。

四、宽容的局限性和复杂性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将奥斯曼帝国的政策等同于现代的宗教自由和人权概念。其宽容是有限度的，并且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宗教等级：穆斯林始终处于统治地位，伊斯兰教是国家宗教。非穆斯林在法律和社会地位上仍是二等公民。
税收负担：吉兹亚和其他税收对非穆斯林来说可能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在经济困难时期。
兵役豁免：虽然“齐米”免于兵役是一种保护，但也意味着他们未能参与到帝国最主要的国家义务中。后来，奥斯曼帝国在某些时期也开始征召非穆斯林士兵，但这并非普遍情况，且通常有额外的税收或补偿机制。
地方性差异和滥用：在广阔的帝国中，地方官员的执行力度和态度可能存在差异。有时，非穆斯林群体也可能遭受地方官员的腐败、勒索或不公正待遇。
社会压力：尽管有法律保障，但社会上仍然存在对非穆斯林的歧视和偏见，尤其是在宗教狂热或政治动荡时期。
征税而非强制改宗：奥斯曼帝国的主要目的并非强制非穆斯林改宗为伊斯兰教（尽管鼓励改宗以减免税负和提高社会地位），而是将其纳入帝国体系并从中获取利益。强制改宗在某些时期可能会发生，但作为一种普遍政策，它不如通过“米利特”制度进行统治和征税来得更有效和稳定。

总结：

奥斯曼帝国在苏莱曼在位以及在位之前，允许基督徒和犹太人在帝国内居住并保留其宗教信仰，这在当时的世界，尤其与充斥着宗教冲突和压迫的欧洲相比，确实是一种相对宽容和务实的政策。这种政策的核心是“米利特”制度，它允许非穆斯林社群在国家框架内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治。

与欧洲追求宗教同质性和不容忍少数宗教群体（尤其是宗教改革后的时期）不同，奥斯曼帝国通过一种“多元共存”的模式，利用了非穆斯林人口的经济和技能，并从中获取税收。然而，这种宽容是建立在伊斯兰教法框架下的宗教等级和特定义务之上的，非穆斯林仍是受保护的二等公民，其宗教自由也有明确的界限。因此，说其“宽容”是相对的，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欧洲国家相比而言的，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完全宗教自由。

网友意见

土耳其的情况没有仔细看过，根据阿拉伯帝国和土耳其近卫军的情况简单推测下：

是的，近代以前，伊斯兰国家的宗教宽容度普遍比基督教国家要好。

主要原因在于，先知最早定的律法中，穆斯林都是兄弟姐妹，一律平等，全部免除人头税。这条法律直接导致穆斯林在政府财政上不是财富而是包袱。为了帝国的财政，阿拉伯帝国政府不但不鼓励入教，还要千方百计阻止入教，以保护税源。相应的，异教徒除了要多纳税，在法律诉讼上与穆斯林不平等以外，没有其他歧视和限制措施。由于古代民族各自聚居，除了一些大城市外，异教徒和穆斯林不混居，所以法律纠纷也不多。主要的影响还是在于税收。所以相比于基督教国家对异教徒的排斥，阿拉伯帝国要宽容得多。

在土耳其时代，虽然穆斯林不纳人头税的法律早已废除，但是有个土耳其近卫军的例子。苏丹从基督教家庭找来小男孩，让其改宗，然后教育培训，组成土耳其最重要的军事力量近卫军。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基督教家庭的孩子没有势力根基，没有造反的基础，同时其命运的改变全靠苏丹，所以对苏丹极为忠诚。而到了中后期，大量近卫军出身的军官把持军政系统，也变成了门阀，专门从自己家族中挑选男孩。从这点来看，基督教徒在土耳其属于二等人，但还过得下去。

从后世的结果来看，基督教国家基本没有异教徒族群，除了整天被排的犹太人，也就是少量的异教徒商人什么的。而伊斯兰国家的领土上，尤其是土耳其，还有大量的异教族群，足以说明古代伊斯兰国家比基督教国家更宽容。

至于其它国家，这么说吧，世界大体上分成四种情况：

一种是普世宗教，普世宗教希望全天下人都信同一种教，因而敌视异教徒，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和佛教都是。佛教主导的国家基本上也没有异教徒生存的空间，但传教手段温和，主要靠说教劝谕，而不是物理消灭异教徒。总体上，普世宗教是最不宽容的，细分的话，古代佛教好于伊斯兰好于基督教。现代则因为基督教权威已经被科学系思想锤翻了，只能高举信仰自由的大旗，动口不动手，和佛教一样了。

第二种是民族宗教，这类宗教与民族绑定，比如犹太教、雅兹迪教之类的，不向本族之外传教，也不接受外教。这类宗教彼此之间可以相安无事，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互不干涉，就算打仗也是为了现实利益而不是为了教义。但他们和普世宗教之间会有比较大的冲突，因此对普世宗教不宽容，对其它教宽容。

第三种是原始宗教，长生天啊，萨满啊，文化水平较低的民族信仰，由于其教义本身很空泛，没有严格的戒律，所以对异教很宽容，也因此极为容易被普世宗教传教，最后基本都倒向三大宗教之一。

第四种就是中国，儒教统治思想界，由于儒教现实主义、不可知主义的特性，中国人在宗教上基本上就是啥都信啥都不信的状态。儒教重视教育，再加上科举的存在，导致国家的统治阶层和中坚阶层普遍受到良好的系统的儒家教育，他们对各类宗教通常抱持一种轻视的观念，因而既不排斥各种宗教，也不容易被某一宗教大量传教。一旦某个宗教在平民中广受欢迎，或者蛊惑了几个皇帝高官，威胁到了奉行儒教的统治阶层和中坚阶层，这个宗教就会被镇压。历代以宗教为号召的起义，只有明教成功了，大概唯有蒙古人能让汉人恨之甚于宗教，不过革命成果还是很快被儒教士绅篡夺，小明王只能落个喂鱼的下场。而到了大清，士绅宁可保异族统治者，也要干翻了太平天国。所以中国，自秦汉一直到本朝，宗教政策大同小异，奉行的就是一定区间内的宽容。自己信自己的，小打小闹的，宽容。搞得太大要动摇国本，或者碰触政治红线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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