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土耳其是非常强大的，但是总感觉土耳其没有和明朝清朝有过交流，也没有派代表团访华，这是什么原因？

这位用户指的可能是这副画作。

这是意大利画家加纳莱托的作品，上面的确有一些中国元素，但是这只是当时欧洲画家的“中国热”而已，不在画作上加点神秘的中国元素就好像落伍了一样，这并不能证明中国和奥斯曼有固定的联系。

目前也没有史料可以证明奥斯曼曾经专门派遣使节前往明朝建交，但是的确奥斯曼对于当时的明王朝是有交流欲望的，波斯太强大而小亚太弱小了，奥斯曼迫切的希望有一个来自东方的势力能够遏波斯的强权，

《明史》中的鲁密国朝贡记录中也有很大可能是商人冒充，至于真正的使团在明朝碰壁一般的外交中可能也只能得到“朝贡”的记录，明朝对于中西亚的交流欲望过低，在此地没有威胁，自然也谈不上平等的外交，东北的建州女真、东南的倭寇、马六甲和壕境澳的佛郎机人、吕宋的西班牙人、琉求和爪哇的红毛夷已经足够让它烦恼了。

至于清朝时代，还是稍微有一点说法的，清朝对于这方面的压力也更强一些。

清准战争期间，雍正皇帝曾派出使节出使过俄国，商议对付准格尔的事情。
但由于南疆穆斯林众多，不同于清朝之前统治的藏地，汉地，蒙古，清朝统治者希望借出使俄国机会出使奥斯曼，但被刚打完俄土战争的沙俄回绝。

而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时，清军就是与打着奥斯曼旗帜、使用奥斯曼武器的奥斯曼帝国的“封臣”在阿古柏政权战斗的。

阿古柏政权其驻奥斯曼代表艾芬迪向奥斯曼苏丹哈米德二世请愿，要求苏丹向中国派出使团，公开宣称新疆是奥斯曼帝国的国土，被苏丹谨慎的拒绝，1880年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逃到伊斯坦布尔，宣称要夺回喀什噶尔，哈米德二世苏丹接见了他，但也没有给予实质性支持。

到了抗战时期，日本人还收留、优待了奥斯曼帝国末代苏丹阿卜杜勒·海米德二世之子阿卜杜勒·克里木(A bdu l Kerim ) 王子，准备利用他在宗教方面的影响力，并计划让他出任新疆独立后的首脑。

讲道理，奥斯曼和大清有过交往啊！而且并非有些人说的策动阿古柏这种间接的，是更为直接的意图干涉。

时间已经到了1900年，这年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最大的事情自然就是义和团。当时拳民和官兵一起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其中就有来自甘肃的团练兵甘军，其兵员有不少是信伊斯兰教的回民。

甘军攻势略猛，多次在中东深耕外交的搞事天王德皇威廉二世闻讯后去信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希望他以哈里发的身份号令这支军队停止进攻（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一战期间，威廉二世希望奥斯曼苏丹煽动穆斯林对抗协约国，但协约国控制范围内有大量的当地伊斯兰教法家引经据典予以反驳，因而威廉二世的计划相当失败，不过扯远了）。自经略埃及得获正统哈里发后人之后，奥斯曼苏丹夺其号，世代苏丹兼任哈里发这一逊尼派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之职，且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较前人更强调自己这一身份，那自然他是有权利号令逊尼派的中国回民的。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当然是欣然同意，命令恩维尔帕夏（不是更有名的那位）来中国传递哈里发的命令。但是这位到中国的时候都1901年了，义和团运动早都结束了。

奥斯曼是在宋元时期就出现的政权，它正式成为东地中海霸主，已经是16世纪初灭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时代了。也就是明朝中叶。

而在这一时期，西葡等国已经开辟出来了新航路，尤其是开始逐步掌握了马六甲、吕宋等贸易节点。

奥斯曼必须要好好打一架，才能夺回对西北印度洋沿岸的控制权；而在东方，支援亚齐等国反抗葡萄牙侵略的战争，并没有使得奥斯曼控制上述贸易节点。

与此同时，奥斯曼商人想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抵达中国的蒙、疆商圈的话，必须过得去伊朗萨法维王朝这一关。

因此，和“南蛮”、乌孜别克、“红毛夷”与罗刹商人相比，中国明清时代记载中的奥斯曼商人确实没那么多。

至于土耳其，在明清两朝，还不存在这样一个国家。

明代称奥斯曼为鲁迷/鲁密/肉迷（《明实录》有一处写作“肉速”，当为笔误，考《国榷》可知），在《明实录》中共有至少16次关于鲁迷使者来朝的记载：

但是，这些记载的问题在于，难以证明贡使的真实身份——吐鲁番以西各国的“朝贡”，往往由商人代劳（为了丰厚的经济利益），甚至有些干脆就是商人冒充的。嘉靖十二年（1533），时任礼部尚书的夏言就曾对这个问题做过汇报：“嘉靖二年、八年，天方国称王号者六七人......今次吐鲁番则七十五王，天方国则二十七王......并而数之，则为百五六十王矣。”鲁迷使臣在明后期常与天方、撒马尔罕等国并来，后者的真实性存在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眼假，吐鲁番哪来七十几个王），前者是否是奥斯曼帝国的官方使臣，也就要打上一个问号了。

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在其《大中国志》中也描述道：

回教徒诸王派遣使节随商队以五位国王即鲁迷、阿拉伯、哈密、撒马尔罕、吐鲁番国王的名义向明廷进贡，且前四王根本不知道有这些使节， 第五位尽管知道， 却没有进贡， 也没有遣出使节，仅仅形式上任命使臣，贡礼由商人自己准备。

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只能说这些使者的真实身份存在疑点。

虽然如此，明代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交往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强大而日渐频繁，却是一个事实。两国间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洪武年间：

我太祖高皇帝开基定鼎，亦卜刺金、可马鲁丁等内附，特蒙恩渥，垂泽至今，但敕建礼拜、净觉二寺之由无从考证。及睹各姓敕命，乃知洪武二十一年（1388）有亦卜刺金、可马鲁丁等，原系西域鲁密国人，为征金山、开元地面（北元纳哈出所盘踞），遂从金山境内随宋国公（冯胜）归附中华。
——王鏊《敕建净觉寺礼拜寺二座于江南应天府之城南碑记》

嘉靖年间，两国交往日益频繁，两眼一抹黑的明人对于这个国家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比如嘉靖二十六年（1547）成书的《边政考》，记载了从嘉峪关出发向西，直到鲁迷城（伊斯坦布尔 精罗落泪.jpg）的里程，以及沿途的风土。

“鲁迷国，东至孛罗撒（今土耳其布尔萨）一千二百里。其城二种，有自立王子，有缠头回回及汉儿人，有通事。种旱田，不出产物。”

其中记载布尔萨“属鲁迷城”，还记载了马尔马拉海的航运，大船“所载千人粮饭，可用三个月”。

此外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发明，就是鲁密铳。它是在嘉靖年间由鲁迷国使者引入中国的。万历朝鲜战争结束后，当初在岛山差点破了城（被日本人一枪打下来了）的陈寅，转头去了西南跟随陈璘平定杨应龙叛乱。就在出发前（万历二十五年，1597），陈寅见到了在北京的鲁迷国使臣朵思麻以及他珍藏多年的一支火枪。陈寅在朝鲜亲身经历过日军火枪的威力，见之大喜，将其引荐给“喜谈兵事”的赵士祯。赵随即向朵思麻学习了鲁密铳的用法和制法，并将其写进著作《神器谱》当中。次年，鲁密铳仿制成功，赵士祯将其进献朝廷。鲁密铳轻便且杀伤力大，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一种火枪。

发射鲁密铳的操作规程：
《倒铳药图》：“凡铳未，临阵之时，先装饱一铳，随带至阵上，放毕，取搠杖，将筒搠洗去药滓在铳者，然后取药罐将颈门拨开，左手拇指顶住罐口，倒出火药在颈上。候管满以食指将颈门掩住。”
《装铳药图》：“将铳以右手攒住，将药倾入铳内，必须用拇指、食指围住铳口，不然恐药撒出，份数不足，所放铳无力不远，不狠，难讨准头。”
《实药装弹图》：“装毕药，将搠杖取出，将药筑实，然后取铅弹装入，用绵纸少许,以搠杖送进至药处方止，弹须强之，入者方准。在筒中滑落者，不妙。”
《著门药图》：“将铳用左手横持，右手取发药罐，用口衔出塞口之物，倒药火门池内，将盖盖上，以左手将铳微侧转，令火眼上向，以右手轻轻敲之，使发药入眼中，与筒内药相接。”
《著火绳图》：“装毕门药，将铳攒定托手上边，尾拄腿上，以右手取火绳，先吹去灰烬，夹置龙头内。”
《鲁密人打放图》：“火绳安放停妥，踞前脚，跪后脚，将铳举起，左手执托手，膊节柱膝头，后尾紧夹腋下，闭左目，以右目觑后照门，对前照星，闭口息气，对准敌人，然后捏机。”
《立放图》：“装药各样同前，若我在低洼之处，敌人稍在高处,不必蹲身，只将左膊紧挨胁肋之上，前脚挺直，后脚少拳，不丁不八，如射箭站立一般。”
《十数步打贼图》：“凡贼至十步之外，不及对照星，将铳尾紧倚肋上，前执托手，捏机便发，大概至十数步外。若铳手神闲气定，不必对照，无有不中之理。”
《五六步打贼图》：“凡贼逼近，若铳已装饱，不必着火绳于龙头上，只须用左手攒定铳床，用右手向火门点着，自然中贼，到此全凭胆气，慌张则不能杀贼矣。”

此后，《火龙经》、《武备志》等书也有对鲁密铳的记载。

谢邀，说说明朝的情况

目前暂时没有史料明确地证明，奥斯曼有专门派遣使节前往明朝建交。但是在苏莱曼大帝登位之后，尤其是奥斯曼-萨法维战争期间，奥斯曼确实有向“东方派遣大量的使节和军事技术人员”以结交对抗萨法维的盟友。这和嘉靖年间开始频繁出现的“鲁迷”国朝贡记录，包括彼时已经为奥斯曼帝国所并的“天方国”速来蛮王（其实已经十分精准了）肯定有一定的联系

根据Seydi Ali Reis《万邦之境》记载，作为土耳其舰队提督兼外交使节的他曾在1556年左右经印度的古佳拉特进入河中地区，亲历了一场布拉哈汗国的内乱。在此次内乱中，熟练火器技艺的鄂图曼的耶尼切里成了各方势力竞相拉拢的对象，虽然不少大部分人最后都踏上回国的归途，但仍然有少部分耶尼切里以雇佣军的形式继续为中亚君主效忠。这一时期中亚地区的战乱，恰巧也被同时造访布哈拉的英国商人Anthony Jenkinson记录下来，可见所言非虚

无独有偶，大概在同一时期，明實錄裡也有數次魯迷入貢的明確記載

嘉靖三十三年，甲申土鲁番天方国撒马儿罕鲁迷四地面番王速坛沙母沙法儿等各遣人来朝贡方物宴赉如例

嘉靖三十八年，土鲁畨天方国撒马儿罕鲁迷哈密等畨王速坛沙母咱法儿等各遣夷使来贡马驼方物宴赉如例

嘉靖四十三年，鲁迷西番遣人贡狮子

而赵士祯《神器谱》所提及跟随商队跋山涉水入京贡狮，将鲁密铳带入汉地后留居下来的朵思麻一家，极有可能就是在上述奥斯曼帝国对东方派遣大量使节和军事技术人员的背景下，成功进入中国的代表团成员之一

从同一个时期，哈布斯堡家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布斯贝克转述前往过中国的土耳其人的报告也可以看出，土耳其人对于明朝喜欢什么显然非常清楚，这也和朵思麻一家“献狮”的记录相符

可见尽管有明一代来自中亚西域的商人时有冒充各国君主名义朝贡之举，不能认定每一次入贡记录都是正儿八经的清真罗马壬（察觉）来华，但综合各种史料看来奥斯曼与明朝间开展过直接商贸往来的可能性还是极大的，甚至可能像留在中亚的那群阿加一样，具有正儿八经的官方背景

得利于这种往来，明朝至早也在嘉靖年间，就对奥斯曼帝国的地理概况有大致的了解。以下表格内容就出自嘉靖二十六年成书的《全陕边政考》，注意其中多次出现的“属鲁迷城管”。当然，最后在描述鲁迷城的地理位置（布尔萨城西一千两百里）时，一定程度上应该是和远在意大利的罗马混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