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奥斯曼时代的埃及是什么样子的?

回答
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埃及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变迁,这种变迁既带来了新的秩序和文化影响,也保留了古老的传统和身份。这段时期,从1517年苏丹塞利姆一世征服埃及,到1798年拿破仑登陆埃及,将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埃及作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份,其面貌与之前马穆鲁克王朝时期以及之后的发展都有着显著的不同。

政治与行政:遥远的统治者与地方的权力游戏

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统治,从根本上说是遥远的。君士坦丁堡派遣一位总督(瓦利或帕夏)来管理埃及,他代表着苏丹的权威。这位总督的权力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与帝国中央政府的距离和他在宫廷中的影响力。通常,他会带领一支奥斯曼的卫戍部队,负责维持帝国的秩序,征收赋税,并向君士坦丁堡输送贡品。

然而,埃及的实际权力格局远比一个总督的任命要复杂。奥斯曼帝国在征服埃及时,并未完全消灭马穆鲁克阶层。相反,他们选择了一种“共治”的模式。马穆鲁克人保留了他们在埃及土地和军事上的影响力,成为当地的实际统治者和税收征管者。他们通过自己的骑兵力量(也称马穆鲁克军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埃及的政治和经济。

这种安排导致了一种持续的权力张力。奥斯曼总督试图加强中央控制,而马穆鲁克精英则竭力维护自己的特权。总督通常每三年左右就被轮换一次,这种频繁的人事变动使得他们很难真正扎根埃及,也更容易成为当地精英操纵的对象。一些总督能够有效管理,保持了埃及的稳定和繁荣,但也有一些总督因为腐败、无能或者与马穆鲁克人的冲突而导致局势动荡。

马穆鲁克阶层在此期间也发生了演变。他们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奴隶,而是逐渐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世袭统治精英。他们继续从高加索地区招募新兵,将其训练成战士,并逐步晋升到埃及社会的各个重要职位。他们控制着农业产出的大部分,并通过自己的商业网络积累财富。

经济与社会:农业的基石与商贸的脉搏

埃及的经济命脉仍然牢牢掌握在农业手中,尤其是尼罗河沿岸肥沃的土地。作为帝国的粮仓,埃及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大量的粮食,特别是小麦和玉米。奥斯曼政府通过总督和马穆鲁克人来组织农业生产和税收征管。

税收制度在奥斯曼统治下有所调整。除了传统的土地税和人头税外,帝国还实施了其他一些税费。税收的征收往往由马穆鲁克人或其代理人负责,他们从中牟利的空间很大,也导致了农民负担的加重。在某些时期,为了提高税收效率,奥斯曼帝国还实行了“伊尔提赞”(iltizam)制度,即拍卖税收征收权,这使得一些富有的个人或家族获得了长期掌握某个地区税收的权力,他们自然会竭尽所能地榨取农民的财富。

尽管存在着重税和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埃及的商贸活动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活力。埃及地处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关键位置,传统上是连接欧洲、亚洲和非洲的重要枢纽。奥斯曼帝国时期,一些重要的贸易路线仍然保持畅通,例如通往阿拉伯半岛和印度洋的航线。开罗继续作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商人。然而,与前奥斯曼时期相比,埃及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有所下降,部分原因是欧洲大西洋贸易路线的兴起,以及奥斯曼帝国对贸易的垄断政策。

社会结构上,埃及仍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奥斯曼总督和他的随从构成了帝国官僚的顶层。马穆鲁克精英是埃及的实际统治者。在他们之下是乌里玛(ulama),即伊斯兰教的学者和宗教人士,他们不仅在宗教事务上拥有权威,也在法律和教育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绝大多数人口是埃及的农民,他们是农业生产的承担者,也是税收的主要贡献者。此外,还有一些工匠、小商人、苏菲派教团成员以及零散的少数民族群体,如科普特基督徒和犹太人。

文化与宗教:奥斯曼印记与本土传统的融合

奥斯曼统治为埃及带来了显著的文化和建筑影响。新的行政机构、军事驻地以及奥斯曼官员的到来,都带来了奥斯曼土耳其语、奥斯曼建筑风格和伊斯兰教的某些特定实践。许多清真寺、喷泉和公共建筑在开罗和其他城市拔地而起,它们往往带有浓郁的奥斯曼风格,如圆顶、细长的宣礼塔和精美的瓷砖装饰。这些建筑至今仍是埃及重要的历史遗迹。

伊斯兰教仍然是埃及社会的核心。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伊斯兰哈里发国,将逊尼派伊斯兰教作为官方宗教。帝国推行了对伊斯兰教义的统一解释,并任命了许多来自帝国内其他地区的教士和学者。尽管如此,埃及的伊斯兰传统仍然根深蒂固,尤其是在苏菲派的盛行方面,许多地方性的苏菲教团保持着自己的活力和影响力。乌里玛阶层在维护伊斯兰法和教育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也成为奥斯曼中央政府和埃及民众之间的一个重要缓冲。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奥斯曼帝国是统治者,但埃及的文化和语言并未被完全土耳其化。阿拉伯语仍然是日常交流和宗教活动的主要语言。埃及的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悠久的尼罗河文明和伊斯兰传统塑造的,而奥斯曼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政治、行政和建筑等层面,是一种融合而非取代。

防御与外部联系:帝国的边疆与海上的棋局

作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埃及也承担着帝国边疆防御的责任。其地理位置意味着它对帝国与红海沿岸以及更远的非洲地区保持联系至关重要。奥斯曼帝国在埃及驻扎了相当数量的军事力量,包括陆军和海军。海军在红海的活动尤为重要,用于保护商贸路线和对抗潜在的外部威胁,例如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扩张。

然而,奥斯曼埃及也并非总是平静无事。有时会发生地方性的叛乱,尤其是当马穆鲁克精英与奥斯曼总督的矛盾激化时。同时,外部力量也开始觊觎这片富饶的土地。尽管在大部分奥斯曼时期,埃及保持了相对稳定,但到了18世纪末,帝国本身的衰落以及欧洲列强的崛起,为后来的重大变革埋下了伏笔。

总而言之,奥斯曼时代的埃及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它是一个被遥远帝国统治的省份,但同时又保留了强大的地方精英和古老的社会结构。农业是经济的基石,商贸虽然面临挑战但仍有活力。文化上,奥斯曼的印记与埃及本土的传统相互交织,塑造了一个既有帝国风貌又不失自身特色的社会。这段历史,为我们理解埃及与地中海世界、伊斯兰世界以及更广阔的全球联系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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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答一下。

奥斯曼土耳其横扫东欧,灭亡拜占庭帝国后,在16世纪的百年内相继征服了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在被征服地区设置行省,1517年,奥斯曼帝国苏丹塞利姆一世(Selim I,1512—1520年在位)率领军队攻陷开罗,灭亡了马穆鲁克王朝,从此埃及沦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个行省。塞利姆一世在亚历山大、开罗等地,命令土兵涌入民房和商店,大肆抢劫,将这些地方的金银财富和珍贵古物,掠夺一空,全部运回君士坦丁堡去,还掠走了1.8万名工匠。

埃及始终是奥斯曼苏丹难以完全控制的省份,处于半自治状态,苏丹向埃及派遣总督(即帕夏),他们不懂埃及方言,也不了解埃及的情况,因此任期极为短暂。从1517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埃及开始,到1798年法国人到来之前的约300年里,埃及更换了110个帕夏。马穆鲁克制度在埃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根深蒂固,难以撼动,总督只能与强有力的马穆鲁克首领合作,封他们为贝伊(次于帕夏的一种土耳其爵位),任命他们为地方行政长官,双方还经常发生摩擦。那些对抗奥斯曼帝国的首领受到镇压与控制,积极与入侵者合作的人得到了丰厚的奖赏,被纳入新的统治体系。马穆鲁克很快就重新插入埃及的整个军事组织,并再次成为埃及最强大的势力,他们还作为封建主掌握着埃及三分之二的土地,土耳其的统治者跟他们联合在一起成为压迫埃及人民最凶狠的封建剥削阶级。另外,奥斯曼帝国苏丹派遣一支近卫军驻扎埃及,作为总督和马穆鲁克的制衡力量。

土耳其统治者宣布除清真寺的宗教地产外的全部土地为苏丹所有,一部分由帕夏直接管理,一部分仍归马穆鲁克封建主继续占有(占三分之二),实行包税制,包税人将承包的土地分租给农村公社,村长将租来的土地分配给村社农民耕种。此外,农民还要无偿地耕种包税人的免税赐地。包税人向农民征收实物地租、货币地租或其他捐税,将取自农民的货币总额及物质利益的一部分交给总督,总督又将所得的一部分解缴君士坦丁堡的国库作为贡赋,而将其余的部分攫为已有。

作为苏丹代理人的埃及总督为了保持他的地位,每年必须从人民身上榨取大量财富,向苏丹进贡。而一切大小官吏和马穆鲁克封建主为了保持自己的位置,也必须从埃及人民身上剥削勒索,贿赂总督。

马穆鲁克尽管重新成为统治埃及的势力,但他们并不统一团结,为了争夺权力与土地频繁内斗、混战不休,总督也在中间煽风点火让他们互相牵制,这才使土耳其人的统治得以长期维持。

全国农民完全处于十分悲惨的农奴地位,租税的缴纳并不按照年度或季度,而是取决于土耳其人和马穆鲁克封建主的无止境的欲望。农民们缴不出租税的时候,经常被处以各种酷刑,甚至把逃亡的农民抓回鞭挞至死。

埃及的城市居民只有一小部分能够从事一些小手工业或小商业。在土耳其人统治的时候,埃及的手工业、商业十分破落萧条;虽然还有少数较大的企业,也被土耳其军人攫夺。小手工业者和商人不但耍缴纳名目繁多的沉重的捐税,还要随时被近卫军敲诈勒索。

埃及阿拉伯人当中的封建地主多半是伊斯兰教的上层——长老和宗教法官,他们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各地的清真寺还拥有不少的宗教地产,完全操纵在他们的手中,他们一方面收取地租、剥削农民,一方面向土耳其统治者效忠,博取信任以保持自己的地位。伊斯兰教中的中、下层教士,同样是属于受外国和本国封建主压迫的被剥削阶级。

土耳其的统治者和马穆鲁克只热衷于争权夺利,从来没有关心过农民的疾苦,也从来没有注意过地方的建设。从十六世纪以后,埃及的水利年久失修,桥梁堤坝损毁严重。饥荒和瘟疫不断地在全国,特别在农村中流行着,几乎没有一年停止过。有的时候,洪水泛滥,把尼罗河两岸的乡村一个一个地吞没了。有的时候,河水干涸,干旱夺去了千千万万农民的生命。三百多年内,埃及人民在地租、苛捐、暴政、饥饿、瘟疫、死亡的交相压迫下,一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时期的劳动人民的死亡率是惊人的:十世纪末法蒂玛王朝时代埃及的人口有600万,到1700年却减少到233万了。十八世纪埃及每年的农业生产量还不及法蒂玛王朝时代的四分之一。

欧洲国家经由埃及到东方的红海贸易对埃及意义十分重要,红海贸易是过境贸易,可以征收关税,将货物从苏伊士城运往杜姆亚特或亚历山大需要许多尼罗河船队和骆驼队;而且来往客商一多,就少不了要开办旅舍,以供食宿,所以埃及从中获利无数,许多人都以此为生。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列强争霸地中海,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后来欧洲人又开发出了好望角航线,再无商旅经过埃及,使埃及的手工业、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遭受致命打击。以精美著称于世的丝织业荡然无存,昔日繁华的商业贸易枢纽——亚历山大港到18世纪末变成一个仅有8000人的小渔村。开罗也是一片衰败萧条的景象,仅有一些古老的清真寺的高尖塔和圆顶点缀着。在又高又厚的城堡包围中,仿佛一座大监狱。

这300年中,埃及的农民起义,断断续续一直没有停止过,十八世纪时,埃及爆发过三次壮阔的农民起义:一次在北部的唐塔,一次在艾布·台吉,另一次在曼法鲁特。农民拒绝缴纳租税,结合起来,手持刀棍,进攻封建主的住宅,虽然都被封建主的武装镇压下去,可是农民对土耳其和马穆鲁克封建主的仇恨是无法平息的。

十八世纪,奥斯曼帝国日趋衰落,他们在埃及的统治也发生了动摇,马穆鲁克企图东山再起,赶走奥斯曼总督,重新恢复马穆鲁克王朝,1768年,马穆鲁克首领阿里贝伊趁俄土战争土耳其无力顾及到埃及的时机,用武力赶走了帕夏,宣布埃及独立,甚至还试图进攻叙利亚。他试着穿戴王室的服装,甚至把自己的名字铸造在硬币上以代替苏丹的名字,并自称埃及苏丹。阿里统治埃及不足3年,在内讧中被暗杀,阿里死后,马穆鲁克内部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随之发生,其结果对于埃及来说是非常可怕的,群雄逐鹿,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洪水与瘟疫相继到来,天灾和人祸使得埃及的局面在18世纪最后的20年里严重恶化。尽管奥斯曼帝国仍旧在名义上统治着埃及,但土耳其总督被马穆鲁克软禁,任由他们摆布,1798年,法国的拿破仑入侵埃及,最终结束了这一切,从此埃及的历史进入近代时期。埃及成为了英法两个资本主义强国争夺的对象。

参考的资料有纳忠《埃及近现代简史》,王海利《埃及通史》,《埃及史,从原初时代至当下》(美)汤普森著,郭子林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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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队攻陷埃及首都开罗,从此埃及沦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个行省。
在接下来的300多年时间里,虽然埃及无论在何种形式上都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个行省,但是埃及却保持了自身的独特性。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者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统治埃及,他们早就意识到埃及需要特殊对待,因为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埃及之前,埃及早就出现了土耳其人,很多马木路克在血缘、语言和文化上就是土耳其人。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赛利姆一世(Selim I,1512—1520年在位)掌控埃及后,在这里逗留了几个月,但他几乎未对他的新的行省—埃及,进行任何行政管理的改革。赛利姆一世把叙利亚与埃及分离开来,并把一个组织严密的行省政府强加给了叙利亚,而对埃及则没有进行这样的重组。赛利姆一世把埃及政府委托给了强有力的马木路克首领。
因此我们可以说,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埃及,尽管意味着马木路克政权的结束,但并不意味着马木路克的终结。相反,马木路克再次繁荣发展起来,一种新的马木路克制度盛行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时期的埃及。那些参加对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马木路克受到管制,但很多其他马木路克泰然处之,还有一些马木路克积极地与入侵者合作,从而得到了慷慨的奖赏。马木路克制度非常适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制度,他们既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服务,又为他们自己服务。马木路克制度有助于保持埃及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内的独特性。马木路克很快就重新插入埃及的整个军事组织,并再次成为埃及最强大的势力。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派来的埃及总督(即帕夏),他们不懂埃及方言,也不了解埃及的情况,因此任期极为短暂。从1517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埃及开始,到1798年法国人到来之前的约300年里,埃及更换了110个帕夏。帕夏坐镇开罗,征收赋税,并依靠马木路克组成的侍卫队维持治安。
帕夏之下是贝伊(Bey),他们担任地方军政首脑,可由马木路克担任。贝伊之间常常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贝伊之间的仇恨如此不可调和,以至于帕夏可以利用这种仇恨,使一个派别对抗另一个派别,并有机会处死一些可恨的贝伊。这样,奥斯曼土耳其统治者与马木路克军团的后裔,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形成了对埃及人民的双重压迫。
18世纪初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日趋衰落,他们在埃及的统治也开始发生动摇,马木路克军团成为埃及实际上的统治者,埃及仅仅在名义上属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因为埃及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个行省,所以它的很多资源都流入帝国国库,然而,埃及不但没有停滞不前,反而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获得了全面发展。埃及人口迅速增长,从大约300万人增加到1798年的450万人,甚至在政治动乱的18世纪也是埃及经济繁荣的时代。
但并非整个埃及都步调一致地发展,进步的同时还伴随着倒退,亚历山大港继续其衰落过程,直到它最终变成了一个小渔村。当然,2 000多年前亚历山大大帝最初来到这里时它就是一个小渔村。亚历山大港不再是贸易中心,从未从1356年十字军对它的破坏中恢复过来。
另外,开罗仍是东方的大城市之一,尽管它只是行省的省会。开罗人口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初期不足10万人,但到18世纪末期法国人入侵时人口翻了一倍。
奥斯曼土耳其人对埃及的影响是十分微妙的,他们的人数从来就不多,最晚到18世纪末,在埃及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只有约1万名,占埃及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但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在习惯、衣着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对埃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多土耳其词汇进入了埃及的口语系统。
尽管奥斯曼土耳其人是傲慢的,并享有较高的地位,但是他们没有被视作外来占领势力,而是被视作埃及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埃及缔造了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广大的埃及人被称为菲拉赫(Fellah,即农民),统治者被称为帕夏、贝伊。尽管1952年埃及革命后曾经禁止使用帕夏、贝伊之类的头衔,但是此类头衔仍在埃及流行。
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后期,马木路克企图东山再起,赶走奥斯曼土耳其总督,重新恢复马木路克王朝,再次登上埃及历史的舞台。1768年,马木路克的强大首领阿里·贝伊竟用武力赶走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驻埃及的帕夏,宣布埃及独立。他试着穿戴王室的服装,甚至把自己的名字铸造在硬币上以代替苏丹的名字,并自称埃及苏丹。阿里·贝伊统治埃及不足3年,在内讧中战死。
阿里·贝伊死后,贝伊内部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随之发生,其结果对于埃及来说是非常可怕的,群雄逐鹿,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贝伊派系冲突严重破坏了埃及的经济,政治动荡伴随着尼罗河洪水过度泛滥同时发生,瘟疫也给埃及人口带来破坏性影响,天灾和人祸使得埃及的局面在18世纪最后的20年里严重恶化。
1798年,法国拿破仑入侵埃及,最终结束了这一切,从此埃及的历史进入近代时期。
——王海利《埃及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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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情况下统而不治,奥斯曼人不愿或无法在埃及行省建立标准化的政府。

奥斯曼人基本上保全了马穆鲁克王朝的机构,让马穆鲁克埃米尔继续掌管,之后奥斯曼以阿勒颇、大马士革和开罗三大城市为中心,将前马穆鲁克的领土划分为三个行省,马穆鲁克埃米尔们只是换了一个苏丹,他们效忠的是作为征服者的塞利姆,而并非奥斯曼帝国。

在塞利姆驾崩后,除去被奥斯曼总督统治的阿勒颇以外,埃及和大马士革都发生了叛乱,在被奥斯曼军队碾碎之后,阿勒颇和叙利亚的行省总督被授予最大的权利,几乎等于自治,作为回报,总督需要为苏丹的征战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并向苏丹的国库缴纳固定额度的税收。

而在埃及的统治中,在奥斯曼派遣的总督和马穆鲁克埃米尔之间的关系相当不稳定。

马穆鲁克作为一个强大的军事阶层,仍然是奥斯曼时期埃及统治精英的核心,他们保全了家族,继续引入克里米亚地区的来的年轻白奴来扩充他们的军队,维护他们的军事传统,由于他们的军事力量的强大,奥斯曼派遣的埃及总督也只能把他们继续纳入埃及的统治体系。

马穆鲁克被赋予财政权和对每年前往麦加的朝觐队伍的管理权,他们还被任命为阿拉伯半岛希贾兹行省的总督,实际垄断行省的行政事务,这些职位带来了声望,更重要的是,这些职位的获得者得以控制重要的收入来源。

到了17世纪,马穆鲁克还占据了埃及的一些最高军事职位,这让他们同从伊斯坦布尔派来的奥斯曼总督和军官形成了直接竞争的局面,奥斯曼中央政府忙于应对帝国欧洲边境更为紧迫的威胁,对于埃及这个富饶的行省,它更关心的是维持秩序、确保经常性税收制度正常运转,而不是如何调整奥斯曼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与马穆鲁克之间的权力平衡,在埃及变幻莫测的政治环境中,总督们只能自行应对。

马穆鲁克们通常比奥斯曼总督更强势,在奥斯曼派遣的34位埃及总督中就有8位是被马穆鲁克们罢免。

由于马穆鲁克包税人的存在,埃及地区的税收无度、官员的无能腐败、马穆鲁克的野心和内斗,持续造成了埃及的整体衰败,马穆鲁克思考不顾及广大民众和国家的利益,只为了发展自身的权势。

在1694年的开罗大饥荒中,由于稻米成为奥斯曼上流社会喜爱的主食,很多埃及农民根本吃不上自己种出的稻米,于是奥斯曼派遣的埃及的官僚为普通农民分发粮票,配给食物,然而这种粮票没有受到较好的监督,穷苦农民的粮票被包税人以低价大肆收购。

在和民众和土豪的对抗中,大多数地方执政者并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只能持续向中央政府索要钱粮和军队,解决饥荒或者解决产生饥荒问题的人,埃及的经济和生产力、人口被持续破坏。

众所周知,文化艺术是需要经济基础的,此时埃及的文化艺术也被长期打压,埃及此时的学术也只能被上层阶级和马穆鲁克们垄断,尤其是特别注重师长的个人权威和私人亲传。

奥斯曼帝国在埃及没有投入任何官方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是在富贵人家或权贵阶层,甚至苏丹本人的出资和个人庇护下建立起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等级森严的世袭知识分子,通常也不靠自己读书获得知识,而更经常地是从某某谢赫那里“听书”,然后他们将其书上的内容读给学生或者凭记忆说给学生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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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二战时期普通德国民众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存在的认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敏感的问题,无法简单地用“相信”或“不相信”来概括。现实情况远比这要模糊和多样,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塑造了当时普通民众的了解程度和态度。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纳粹德国是一个极度控制信息和宣传的社会。戈培尔领导下的宣传部,将媒体(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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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明朝来守君士坦丁堡?这可真是个有趣且充满想象力的假设!说实话,如果真的让明朝来守这座辉煌的城市,奥斯曼帝国想攻陷它,绝非易事,甚至可以说会相当困难,面临巨大的挑战。下面我就来掰扯掰扯,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得明白,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面对的是苏丹穆罕默德二世麾下那支训练有素、士气高昂、装备精良的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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