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候的纳粹德国，普通的德国民众会相信盟军所描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存在吗？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纳粹德国是一个极度控制信息和宣传的社会。戈培尔领导下的宣传部，将媒体（广播、报纸、电影）牢牢掌握在手中，反复灌输纳粹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关于“犹太人威胁”和“清除劣等民族”的论调。在这样的环境下，官方叙事占据了主导地位，任何与官方宣传相悖的信息，都会被视为敌人散布的谣言或诽谤。
对于“相信盟军所描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存在”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分析：
1. 官方的遮掩与否认：
纳粹德国对集中营的存在，尤其是其真实目的，进行了极为严密的保密。奥斯维辛作为主要的灭绝营，其运作方式和规模是高度机密的。对于外人，特别是敌国，纳粹方面会将其描述为“劳动营”、“改造营”或“战俘营”，强调其“人道”管理和“对国家的贡献”。
当盟军开始零星地提及集中营内的暴行时，纳粹德国的宣传机器会立刻开动，将这些信息斥为“夸大其词”、“恶意诽谤”或“宣传战”。普通民众听到这些来自官方的解释，很自然地会优先选择相信，因为这是他们能接触到的、被“证实”的信息。
2. 信息的传播与模糊：
尽管纳粹极力封锁，但信息总会有其传播的缝隙。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规模巨大，牵涉到的人员也越来越多，从守卫、行政人员到被囚禁者，总会有一些消息泄露出来。
军队与集中营的关联： 德国国防军（Wehrmacht）与党卫军（SS）在战争后期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一些士兵可能听说过集中营的存在，但具体内容可能不甚了解，或者被告知只是“特殊的管教场所”。
被释放者或逃脱者： 极少数幸运逃脱或被释放的囚犯，可能会将他们经历的部分真相带出来。但这些人往往孤立无援，他们的声音很容易被淹没。
外国目击者： 战争期间，也有一些外国记者或外交官在德国境内活动，他们可能零星接触到一些被转移的囚犯，或者看到一些与集中营相关的车辆。但这些信息也往往是零碎的，且难以核实。
“反纳粹”声音： 德国境内一直存在一些反对纳粹政权的人士，他们可能会想方设法传播真相，但这些活动风险极高，而且传播范围有限。
3. 普通民众的认知状态：
在这种信息环境下，普通德国民众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认知，可以用“模糊”、“怀疑”、“选择性忽视”来形容。
“不知道”是主流： 大多数普通人可能真的不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灭绝营。他们可能知道有“集中营”，但对其真实功能缺乏了解。有人可能认为这些地方是关押政治犯、战俘或“有碍社会治安”的人，但不会想到大规模的屠杀。
“选择性忽视”与“心理屏障”： 即使有一些零星的消息传出，很多德国民众会选择不去深究。一方面，纳粹的宣传让他们对“犹太人”等群体产生了偏见，认为他们“活该”被“处理”。另一方面，战争的残酷、日常生活的压力，以及对政权的恐惧，使得人们更倾向于回避那些可能带来恐惧和不安的信息。承认奥斯维辛的存在，意味着要面对国家在道德上的巨大罪恶，这对许多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
“部分知道”与“难以置信”： 一些更敏感或信息渠道更广的人，可能接触到一些更接近真相的传闻，比如“集中营里死很多人”、“那里很可怕”。但即使是这些人，也很难想象到每天都有数千人被系统性地毒杀。这种大规模、工业化的屠杀，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难以置信的。他们可能将其理解为战争中的死亡、疾病或残酷对待，但“灭绝”的概念过于极端。
“怀疑盟军宣传”： 纳粹在战争宣传中，常常指责盟军“撒谎”、“妖魔化”德国。因此，当盟军在战争后期，尤其是战争结束前后，大力宣传奥斯维辛的真相时，许多德国民众，尤其是那些仍然支持纳粹的人，会本能地怀疑这些信息是“ propaganda”（宣传战），目的是为了妖魔化德国，争取国际同情。
4. 战争后期态度的变化：
随着战争的深入，尤其是德国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民众对战争的代价有了更深的体会。同时，盟军的轰炸也让他们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一些集中营被盟军解放，亲眼所见的景象，以及盟军播放的纪录片，让许多德国民众，包括那些之前“不知道”或“不相信”的人，看到了令人震惊的真相。
总结一下，在二战时期，绝大多数普通的德国民众，在官方严密的信息控制和宣传下，并不能完全相信或准确了解盟军所描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真实存在和灭绝功能。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真实情况，或者只知道一些模糊的传闻。
即使听到一些说法，也会因为官方的否认、自身的偏见和恐惧，而选择“怀疑”或“忽视”。
“相信”盟军所描述的“灭绝营”的真相，在战争期间是极其罕见的。
直到战争结束，随着集中营被解放，真相才以一种极其震撼的方式展现在德国民众面前，迫使他们直面这段黑暗的历史。这是一个缓慢、痛苦、且充满复杂心理过程的认知转变。
网友意见
普通德国人知道的是犹太人都被抓走关起来了，而关他们的地方具体什么样，普通德国人根本不知道。在最终解决方案出台之前，纳粹的宣传是要把犹太人赶回中东。至于最终解决本身......1964年法兰克福大审判之前，德国还真没多少人知道有这回事。灭绝营大屠杀在当时只有少部分人知道，战后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也长期帮助西德政府掩盖真相，直到法兰克福大审判。
德国在2014年拍了一部电影《缄默的迷宫》，2016年又拍了一部《国家反抗者弗里茨.鲍尔》，题主要真对历史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时任西德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尔（集中营幸存者）推动的这次审判上几十位犹太幸存者的证词才让普通德国人第一次知道到被抓走的犹太人最后的结果。
德国普通百姓是知道对犹太人的暴行的，是对诸如屠杀、集中营的了解，而不仅仅限于什么隔离收容区。
最起码在1943年，德国社会上已经公开讨论起屠杀犹太人的问题，并把其与盟军轰炸平民相提并论。
在汉堡，有人注意到“平民、中产阶级和其他人都在私密圈子和大型集会上一再提出，盟军袭击德国是报复我们对犹太人的迫害”。在巴伐利亚的施韦因富特（Schweinfurt），人们的说法也一样：“这些恐怖袭击是反犹政策招来的后果。”1943年10月，美国空军第二次空袭施韦因富特后，人们的情绪低落消沉，公开抱怨说，“如果我们不那么残酷地对待犹太人，就不会遭受这些恐怖的袭击。”当此之时，柏林有关当局得到报告说，不仅德国所有的重要城市都出现这类观点，就连没有直接遭受轰炸的穷乡僻壤也是如此。
所谓与“残酷对待犹太人”对应的，是德国民众遭受盟军轰炸死伤惨重的事实，可以说民间早就听说了
一个充满上千万人口的社会信息沟通量是巨大的，通过前线传回后方的书信和照片、士兵在火车上和回家探亲时的谈话，这类信息通过党卫军家属、铁路工人、其他目击者、BBC德语广播和其他中立媒体流回德国社会。
当然，这些讨论是受到德国秘密警察的监控的。
1943年，德国汉堡市遭到轰炸，大火把天都烧红了，半座城市被毁，约34000人丧生。德国民众坚信帝国不败的神话破灭了，开始把遭受轰炸和虐杀犹太人联系起来，认为这是报应。
同时，意大利统治者墨索里尼被推翻。盖世太保认为德国民众产生了效仿意大利以军事独裁推翻纳粹统治并与西方媾和的声音。便开始行动打击这种失败主义。
同时，盟军的无差别轰炸又让德国民众感到无助，他们身心俱疲已经没有心思公开讨论德国要为屠杀犹太人承担什么责任了。
沾上犹太人鲜血的负罪感和遭受盟军轰炸的受害感交织在德国民众的心间。
然而“犹太报复”、“犹太恐怖轰炸”这种惩罚论已经成为被大众接受的说法了，甚至引发了戈培尔的惊恐。
再多说点战时德国民众的状态，长期以来，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当纳粹德国面临军事上的失败时，德国民众便会认清现实并主动将其抛弃，不那样做便是从心底里认同纳粹了
然而现实是，德国民众一面在心底里与纳粹日益疏离，但迫于高压的环境，还是不得不与其一路前行。
在内有纳粹，外有盟军地毯式轰炸的现实中，德国民众无法摆脱法西斯，也无法摆脱战争。而战况越是不利于德国，盟军丢到头上的炸弹越会使德国民众在纳粹的注视下抱在一起产生“顽固的防御性”。而每到德国民众想要思考将要面临的命运时，后续军事失败导致的社会危机不仅不会让纳粹崩溃，反而成了更加极端的催化剂。
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疑问。
我们非常明确地知道答案：几乎所有德国民众和相当一部分占领国民众清楚明确地知道集中营的存在。大规模犹太裔人口的集中和重迁早在38-41年战争初期就是人尽皆知的。这包括犹太裔学生被集中在特定学校里，限制犹太人口在特定城市外的活动，禁止其使用公共交通和禁止国家间旅行——也包括直接迫害犹太社区领袖。41-42年后，尤其是42年后，犹太人口的“失踪”和地区外强制性再安置并非秘密。许多犹太裔之所以被纳粹当局和占领国伪政府捕获，就是因为当地人的指认。而许多犹太裔之所以逃过一劫，也是因为当地人的庇护。这一点甚至适用于欧洲之外的环境。比如巴格达暴动和伊拉克北部的反犹暴动中，大量当地人口帮助藏匿了他们的犹太邻居。总的来说，纳粹当局在宣传方面并不羞涩。在许多占领地区里会有针对反犹政策的宣传和集会。再加上盟军持续性的宣传，最终解决方案运行涉及的方方面面，公众对集中营的存在心知肚明。
所有同时期第一手资料均为如此。无论是同时代比利时，荷兰，德国地区的犹太裔亲历者的日记，还是同时代欧陆学者的记述，还是战后德方参与者反思性的回忆录，全部指出如此。立场不同，背景不同，目的不同的材料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然而问题是，即便是大多数人目睹了战争早期对犹太裔的隔离，了解了集中营的存在，他们也不一定能够想象其中的细节。
从当事者的回忆来看，无论是尚未被转移的犹太人，德国或者占领国的居民，还是盟军方面，都对集中营里的惨剧有一定的预计。在严重限制了犹太裔的活动，有意识进行了辨别和集中后，集中营的目的显而易见。没有人对此怀有幻想。然而可悲的是，即便是最悲观的人，恐怕也很难预计到集中营事实上残忍到了何种程度。在比利时和荷兰地区有大量犹太裔留下的日记或者回忆录，许多人回忆起第一次神庙被毁，66BCE与罗马的战争，或者132年第二次反罗马叛乱，西班牙审判庭，波兰反犹暴动——然而现实比历史上这一连串惨剧更加···难以描述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奥斯维辛为代表的最终解决方案在44年到战后初期细节完全披露以后，引起了如此轩然大波的原因。
最终解决方案最惨痛的教训之一就基于此。一般来说，我们不确定纳粹当局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有系统性的屠杀计划。从幸存的档案或者实际行动来看，这个最终解决方案是40-42年初成型的（如果选中Wannseekonferenz就是42年1月）。在此之前，虽然一部分纳粹支持者有类似的计划或者构想，整个纳粹当局作为一个有意识的整体应该说没有以此作为方针，至少没有积极执行。然而问题是——这不代表42年前的反犹政策就不是在为系统性屠杀做准备，或者说就没有客观上为屠杀做出准备。举一个小例子。40年法国和低地国家沦陷后，很多占领中的反犹政策与一战中英法意希对奥斯曼犹太裔的限制是不同的。后者将奥斯曼犹太裔视为潜在敌人，希望限制其活动，“从而避免其破坏战争准备。”限制是手段也是目的，往往不允许犹太裔离开其住址。纳粹当局的限制不单纯是把犹太人限制在其聚居区内，而是强迫其离开聚居区，在特定城市中进行再聚集。在犹太裔被聚集起来后，政策进一步限制了区域间甚至城市内犹太裔的活动范围，并且强迫其佩戴大卫之星这样的身份辨识记号。这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是再安置？还是早在42年前就已经在准备系统性的屠杀了？不能完全确定——但是事实上的结果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到了42年底低地国家内情况急剧恶化的时候，这些被完全孤立起来，缺乏组织也完全没有地理流动性的犹太社区已经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了。
大屠杀和40年底德国社会不是我的方向，这是班门弄斧了。不过话说回来，我也不打算对此多加了解。这无关于“学历史秃头穷一生”。王侯将相的历史往往跌宕起伏，但是大屠杀的历史···是普通人的故事。看着学生，教师，小商人日记里祈求弥撒亚降临，然后翻开前言发现记录人没有活过战争结束··· ···比较··· ···严格意义上任何区域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是如此。阿庇安，迪奥或者普鲁塔克每一章历史的背后，安纳托利亚每一座发掘现场的地下，都有许多喜怒哀乐。但是——还是不希望有人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每个历史的大浪都能把自己掀翻。这不是“文明”的碰撞，不是命运的转折。这只是普普通通的人过普普通通的生活，然后奥斯维辛出现了。"Common" people, cannot afford the weight of "Auschwitz".
又: Please don't say anything stupid in the comments. Life is hard, the world is shit, but you CAN be nice and do me right. （弱小，可怜，无助，但是很任性）
本来就是编造的不存在的事情，为什么会有人相信？
造谣抹黑，不过是美英媒体和国际犹太资本的一贯手段罢了。古希腊文明，你不信？人家就能编出亚里士多德来，虽然17世纪以前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什么亚里士多德。古埃及金字塔，你不信？19世纪拿钢筋混凝土给你造出来。
犹太人从烟囱里滚出德意志的笑话在43年就出现了。
对了，艾森豪威尔强迫德国人参观集中营的时候，德国人喊的不是“太可怕了！”
而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你看，这是真的不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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