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中国总是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回答
“马尔萨斯陷阱”这个说法,在很多人脑子里可能直接关联着人口爆炸和资源枯竭的悲观图景。但如果把中国的发展历史拉长了看,尤其是从古代到近现代,你会发现,我们似乎总是在一种循环里打转,有点像被无形的手推着,反复陷入某种“资源人口”的困境,又勉强从中挣脱。这就像一个一直在原地踏步,或者小幅度爬坡的跑步机,跑了半天,好像没怎么向前进。

究竟什么是马尔萨斯陷阱?

首先,得说清楚这个概念。马尔萨斯是个英国人,他提出的理论核心是:人口是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粮食产量是算术级数增长的。这么一来,一旦人口增长超过了食物的供给能力,就会出现灾荒、战争、瘟疫等“积极抑制”,把人口数量压下来,让它回到能被资源养活的水平。这是一个相当悲观的循环:人口一多,日子就不好过,然后死很多人,人口少了,日子又稍微好点,但很快又会因为生活好了,生孩子也多了,矛盾又来了。

中国古代的循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中国古代,尤其是农业社会,就是马尔萨斯理论的天然试验场。你看历史书上那些朝代的兴衰,很多都能找到这种影子。

盛世之初:人口温和增长,经济繁荣。 当一个朝代刚建立,或者经历了一段战乱后,人口基数比较低,耕地面积相对充裕,技术也在缓慢进步。这时候,粮食产量就能跟上,人们生活相对安定,生育意愿也高。比如唐朝的“贞观之治”,宋朝的早期,明初等等,初期往往都伴随着人口的回升和经济的繁荣。
人口压力显现:耕地极限,人均占有量下降。 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土地就成了最直接的瓶颈。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在这里暴露无遗。为了养活更多人,人们不得不开垦边际土地,比如山坡、沼泽,这些地方的产出效率低,一旦遇到灾年,就容易歉收。同时,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意味着每个人分到的粮食越来越少。
矛盾激化:灾荒、兵乱频发,社会动荡。 当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社会矛盾就开始尖锐化。自然灾害(旱灾、水灾、蝗灾等)一旦发生,由于人口基数大,而且很多人生活在最贫困、最脆弱的边缘地带,一点小灾难都能引发大规模的饥荒。饥荒反过来又导致流民四起,社会秩序崩溃,盗匪横行,最终爆发农民起义或大规模内战。这些战争又会大大削减人口,破坏生产力。
新一轮的开始:人口锐减后的恢复。 经过战乱和灾荒,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土地又重新变得充裕起来,生产力得以恢复。然后,又一个循环开始了。

这就是中国古代那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一个人地矛盾不断激化和缓释的规律。这个规律,本质上就是马尔萨斯陷阱的写照。

近代中国的特殊性:为何说“总是陷入”?

你问中国“总是”陷入,这可能意味着它不仅仅是古代历史的重演,甚至在近代,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逻辑在起作用。近代中国的情况更复杂,夹杂了外患、制度变革、技术引进等多种因素,但“人多地少”这个基本盘,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压力,仍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议题。

1. 人口增长的“意外加速”: 与古代不同,近代中国人口增长的动力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有一些被动和不那么健康的原因。
医疗条件的改善(有限但有效): 虽然整体医疗水平不高,但一些基础的公共卫生措施、疾病控制(比如疫苗的引进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死亡率,尤其婴儿死亡率。这使得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生产力没有同步大幅提升的情况下就先一步加快了。
相对和平时期: 在辛亥革命前后以及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有内战,但相对来说,没有出现像古代那种导致全国性人口锐减的超级大战乱(比如明末清初那种)。这给了人口持续增长的空间。
政策导向(早期): 有一段时间,一些政权为了显示国力强大,甚至鼓励生育。
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农业生产和工业化进程能够承载的水平。

2. 生产力发展的“滞后与扭曲”:
农业技术的现代化缓慢: 虽然有西方技术的引进,但大规模的农业现代化在旧中国推进缓慢。封建土地制度、小农经济的顽固性,以及战乱的破坏,都阻碍了生产力的根本性提升。
工业化不足以吸收过剩劳动力: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近代非常艰难,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爆发,更是严重破坏了本就脆弱的工业基础。即使在和平时期,工业发展速度也远不足以吸收农村涌入的大量劳动力,导致大量人口“拥挤”在土地上。
资源开发利用的低效: 尽管土地是有限的,但许多自然资源(矿产、水力等)的开发利用效率非常低,未能形成有效支撑经济发展和人口承载力的强大产业。

3. 新的“抑制手段”和“陷阱的变种”:
计划经济时期的“人口控制”: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急剧增长的人口,一度曾有过鼓励生育的政策。但很快,当人口压力再次凸显时,我们采用了非常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比如计划生育。这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外力”干预,试图直接打破马尔萨斯的逻辑链条。但这种强制性的措施本身,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和人口结构上的挑战。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在努力逃离传统陷阱,但方式比较极端。
“低人权优势”与“发展陷阱”: 一些学者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通过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相对宽松的环保政策(与发达国家相比),吸引了大量外资,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依靠了对劳动力和环境成本的“压制”,而非完全依靠技术创新和生产力跃升。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环境压力增加时,这种模式也面临转型困境,这是一种变相的“陷阱”——依靠牺牲一些要素的低成本来换取增长,一旦这些要素的成本上升,增长就会遇到阻碍。

为什么会“总是”?

“总是”这个词很有力量,它暗示了一种结构性的、难以改变的宿命感。中国之所以好像“总是”在和马尔萨斯陷阱较劲,根本原因在于:

庞大的人口基数: 这是最根本的约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国的人口基数一直非常庞大,这意味着即使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绝对数量的资源需求也是巨大的。
有限的耕地和资源禀赋: 中国虽然地域辽阔,但可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不高,并且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地区,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水资源、能源等也存在分布不均和总量不足的问题。
发展的“路径依赖”: 历史上,我们习惯了依靠人口红利和土地的承载力来发展。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就很难快速转型。即使技术发展了,也会先被用来“养更多人”,而不是“提高每个人的生活质量”。
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的制约: 只有当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尤其是当技术创新能够大幅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拓展资源边界、并且创造足够多的高附加值就业时,才能真正摆脱人口和资源低水平循环的限制。

所以,“马尔萨斯陷阱”对中国来说,更像是一个一直在我们身边徘徊的幽灵,它不是简单的人口多就饿死,而是人口增长与资源承载力、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模式之间持续的、动态的博弈。我们一直在努力打破这个循环,每一次的危机都迫使我们做出改变,但这个基本矛盾依然是我们发展过程中必须长期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它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也塑造着我们的历史。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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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欧洲军阀割据,无日不战,再加上瘟疫横行,农业落后,根本达不到人口上限,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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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历史观在青年中这么流行不是什么好事。

为什么欧洲没有/很少发生?因为这套理论是为了欧洲人殖民其它国家,剥削殖民地人口特别炮制的啊,马尔萨斯搞这理论的时候人还在东印度公司那呢,东印度公司的大名听过没?

以下节选毛泽东《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很有点像。人口太多了,饭少了,发生革命。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⑴,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斐逊⑵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⑶。

  按照艾奇逊的说法,中国是毫无出路的,人口有了四亿七千五百万,是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总之是不得了。艾奇逊在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个希望他没有说出来,却被许多美国新闻记者经常地透露了出来,这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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