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根本问题是三冗问题，那明朝的根本矛盾又是什么？
宋朝的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费，确实是导致其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但要论明朝的根本矛盾，那可就复杂得多了，它并非像宋朝那样能用几个标签概括。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其内在的结构性问题和矛盾，层层叠加，最终演变成了王朝无法承受之重。
如果非要提炼一个“根本矛盾”，我倒认为可以从中央集权与皇权专制之下，制度性脆弱与社会现实的脱节这个角度切入。这听起来有点抽象，但细想一下，明朝的很多衰败迹象，都围绕着这一点展开。
首先，我们得看看这个“中央集权与皇权专制”是怎么运作的。
明太祖朱元璋，经历了元朝的混乱，深知地方藩王和官僚集团对中央的威胁。所以他采取了极端而有效的手段：废丞相，直接总揽六部，君主一人独断朝政。这看似巩固了皇权，但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皇权的高度集中，也意味着皇权的高度脆弱。 一旦皇帝年幼、昏庸、好大喜功，或者被奸臣、宦官蒙蔽，整个国家机器就会失灵，甚至走向歧途。明朝历史上，从英宗的土木堡之变，到万历皇帝近三十年的罢工，再到崇祯皇帝的勤政却无法力挽狂澜，都说明了这一点。皇帝个人能力和意志，直接决定了王朝的生死存亡，这种对单一人物的极端依赖，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性缺陷。
“天下事，一人而已”的压力，催生了庞大而低效的官僚体系。 虽然废除了丞相，但政务繁杂，皇帝不可能事必躬亲。于是，内阁制度应运而生。内阁权力日渐膨胀，但其本质上只是皇帝的秘书班子，缺乏真正的权力制衡和责任担当。而地方官员，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问责机制，又容易形成各自为政、阳奉阴违的局面。
皇权专制也滋生了宦官政治的土壤。 宦官作为皇帝的近臣，能直接接触到皇帝，掌握信息，更容易获得皇帝的信任。一旦皇帝对宦官产生依赖，宦官便能攫取朝政大权，形成“内臣干政”的局面。明朝的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宦官专权，不仅腐蚀了朝政，更阻碍了正常的政治改革和人事任免，导致政治生态极度恶化。
其次，再看看这个“制度性脆弱与社会现实的脱节”是如何体现的。
财政制度的僵化与土地兼并的加剧。 明朝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这使得士大夫阶层通过各种手段，大量囤积土地，形成“占田限”的废弛。而国家的主要税收，依然依赖于农业税和人头税。这导致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而富人却能逃避税负。同时，军费开支、皇室宗室的消耗，也让财政入不敷出。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朝廷屡屡加征赋税，但这些税收往往被层层盘剥，真正到达国库的寥寥无几，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种税制设计，完全没有考虑到社会财富的分配和流转，与真实的经济状况脱节。
军事制度的退化与边防危机。 明朝初期，卫所制度一度有效。但随着时间推移，卫所的士兵被大量抽调去屯垦，卫所逐渐成为空架子。军屯的土地被官僚和士绅侵占，士兵缺乏训练和军饷，战斗力严重下降。到了后期，为了应对辽东的后金（清朝前身）威胁和国内的农民起义，明朝不得不依靠募兵制。但募兵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军饷发放不稳定，导致军队哗变；将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这种军事体制的改革滞后，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军事形势，最终在外部强大压力和内部动荡的双重夹击下崩溃。
思想控制与社会活力的压制。 明朝高度强调君权神授，思想控制非常严厉。文字狱频发，士大夫稍有不满，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这种压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统治的稳定，但也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力和批判精神。知识分子要么噤若寒蝉，要么要么依附权贵，要么要么成为反对派的温床。当社会出现严重的弊端时，缺乏有效的讨论和修正机制，问题只会越积越深。
社会矛盾的激化与阶层固化。 皇权专制、土地兼并、财政危机，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社会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农民阶层负担沉重，生活无着；士绅阶层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却逃避了应尽的义务；宦官和权臣则利用权力渔利，与士绅勾结，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种阶层之间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尖锐。当外部的征伐不断，内部的赈济无力，这种被压抑的矛盾，最终会以农民起义的形式爆发出来。
所以，明朝的根本矛盾，不是单一的“三冗”，而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缺乏有效制衡和与时俱进的改革能力的情况下，与日益严峻的经济、军事、社会现实之间产生的巨大鸿沟。 皇权的高度集中，反而使得皇帝个人能力成为王朝兴衰的关键，而官僚体系的低效和腐败，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脱节。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军事力量的衰退，以及思想的压制，共同构成了明朝走向衰亡的深层根源。
当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时，这不仅仅是某个皇帝的失败，更是整个明朝制度性脆弱与社会现实脱节，最终走向崩塌的必然结果。这就像一座精密的机器，因为设计上的根本缺陷，加上长期的磨损和维护不力，最终在内外压力下轰然解体。
如果非要提炼一个“根本矛盾”，我倒认为可以从中央集权与皇权专制之下，制度性脆弱与社会现实的脱节这个角度切入。这听起来有点抽象，但细想一下，明朝的很多衰败迹象，都围绕着这一点展开。
首先，我们得看看这个“中央集权与皇权专制”是怎么运作的。
明太祖朱元璋，经历了元朝的混乱，深知地方藩王和官僚集团对中央的威胁。所以他采取了极端而有效的手段：废丞相，直接总揽六部，君主一人独断朝政。这看似巩固了皇权，但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皇权的高度集中，也意味着皇权的高度脆弱。 一旦皇帝年幼、昏庸、好大喜功，或者被奸臣、宦官蒙蔽，整个国家机器就会失灵，甚至走向歧途。明朝历史上，从英宗的土木堡之变，到万历皇帝近三十年的罢工，再到崇祯皇帝的勤政却无法力挽狂澜，都说明了这一点。皇帝个人能力和意志，直接决定了王朝的生死存亡，这种对单一人物的极端依赖，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性缺陷。
“天下事，一人而已”的压力，催生了庞大而低效的官僚体系。 虽然废除了丞相，但政务繁杂，皇帝不可能事必躬亲。于是，内阁制度应运而生。内阁权力日渐膨胀，但其本质上只是皇帝的秘书班子，缺乏真正的权力制衡和责任担当。而地方官员，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问责机制，又容易形成各自为政、阳奉阴违的局面。
皇权专制也滋生了宦官政治的土壤。 宦官作为皇帝的近臣，能直接接触到皇帝，掌握信息，更容易获得皇帝的信任。一旦皇帝对宦官产生依赖，宦官便能攫取朝政大权，形成“内臣干政”的局面。明朝的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宦官专权，不仅腐蚀了朝政，更阻碍了正常的政治改革和人事任免，导致政治生态极度恶化。
其次，再看看这个“制度性脆弱与社会现实的脱节”是如何体现的。
财政制度的僵化与土地兼并的加剧。 明朝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这使得士大夫阶层通过各种手段，大量囤积土地，形成“占田限”的废弛。而国家的主要税收，依然依赖于农业税和人头税。这导致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而富人却能逃避税负。同时，军费开支、皇室宗室的消耗，也让财政入不敷出。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朝廷屡屡加征赋税，但这些税收往往被层层盘剥，真正到达国库的寥寥无几，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种税制设计，完全没有考虑到社会财富的分配和流转，与真实的经济状况脱节。
军事制度的退化与边防危机。 明朝初期，卫所制度一度有效。但随着时间推移，卫所的士兵被大量抽调去屯垦，卫所逐渐成为空架子。军屯的土地被官僚和士绅侵占，士兵缺乏训练和军饷，战斗力严重下降。到了后期，为了应对辽东的后金（清朝前身）威胁和国内的农民起义，明朝不得不依靠募兵制。但募兵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军饷发放不稳定，导致军队哗变；将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这种军事体制的改革滞后，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军事形势，最终在外部强大压力和内部动荡的双重夹击下崩溃。
思想控制与社会活力的压制。 明朝高度强调君权神授，思想控制非常严厉。文字狱频发，士大夫稍有不满，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这种压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统治的稳定，但也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力和批判精神。知识分子要么噤若寒蝉，要么要么依附权贵，要么要么成为反对派的温床。当社会出现严重的弊端时，缺乏有效的讨论和修正机制，问题只会越积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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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明朝的根本矛盾，不是单一的“三冗”，而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缺乏有效制衡和与时俱进的改革能力的情况下，与日益严峻的经济、军事、社会现实之间产生的巨大鸿沟。 皇权的高度集中，反而使得皇帝个人能力成为王朝兴衰的关键，而官僚体系的低效和腐败，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脱节。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军事力量的衰退，以及思想的压制，共同构成了明朝走向衰亡的深层根源。
当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时，这不仅仅是某个皇帝的失败，更是整个明朝制度性脆弱与社会现实脱节，最终走向崩塌的必然结果。这就像一座精密的机器，因为设计上的根本缺陷，加上长期的磨损和维护不力，最终在内外压力下轰然解体。
网友意见
冷知识：“冗官冗兵冗费”那个三冗是明朝嘉靖年间的林大钦提出来的。
宋朝是仁宗年间的宋祁提出的“冗官冗兵冗僧道”：
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费，以困天下之财。财穷用褊，而欲兴师远事，诚无谋矣。能去三冗、节三费，专备西北之屯，可旷然高枕矣。
何谓三冗？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为国。请断自今，僧道已受戒具者姑如旧，其他悉罢还为民，可得耕夫织妇五十余万人，一冗去矣。天下厢军不择孱小尫弱而悉刺之，才图供役，本不知兵，又且月支廪粮，岁费库帛，数口之家，不能自庇，多去而为盗贼，虽广募之，无益也。其已在籍者请勿论，其他悉驱之南亩，又得力耕者数十万，二冗去矣。国家郡县，素有定官，譬以十人为额，常以十二加之，即迁代、罪谪，随取之而有。今一官未阙，群起而逐之，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吏何得不苟进，官何得不滥除？请诏三班审官院内诸司、流内铨明立限员，以为定法。其门荫、流外、贡举等科，实置选限，稍务择人，俟有阙官，计员补吏，三冗去矣。
何谓三费？一曰道场斋醮，无有虚日，且百司供亿，至不可赀计。彼皆以祝帝寿、奉先烈、祈民福为名，臣愚以为此主者为欺盗之计尔。陛下事天地、宗庙、社稷、百神，牺牲玉帛，使有司端委奉之、岁时荐之，足以竦明德、介多福矣，何必希屑屑之报哉？则一费节矣。二曰京师寺观，或多设徒卒，添置官府，衣粮率三倍他处。居大屋高庑，不徭不役，坐蠹齐民，其尤者也。而又自募民财，营建祠庙，虽曰不费官帑，然国与民一也，舍国取民，其伤一焉，请罢去之，则二费节矣。三曰使相节度，不隶藩要。夫节相之建，或当边镇，或临师屯，公用之设，劳众而飨宾也。今大臣罢黜，率叨恩除，坐靡邦用，莫此为甚。请自今地非边要、州无师屯者，不得建节度；已带节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师，则三费节矣。
根本问题肯定还是阶级矛盾啊，在这一点上宋朝和明朝没有啥本质区别。
我是学财政的，相比于宋朝，明朝缺少统一的财政机构和转运机构，在财政方面问题比较大。
宋朝前有三司使，王安石变法后三司归于户部，财权非常集中，地方各路又设有转运使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而明朝的户部没有宋朝那么强势，地方上只有专司盐运的盐运使。
例如说明朝的一个县收上钱粮来，这个县要负责把钱粮转运到其它地方衙门如卫所、省司、宗藩等等，转运到中央衙门的也是分到工部、内库、大理寺等等，只有很少一部分钱粮进户部太仓，户部只能监督这个县、管不动其它衙门的小金库。
以正德年间的山东承宣布政使司的朝阳县为例，每年能收上约2000两白银，150两留在本县，1050两转运到其它地方衙门，400两转运到其它中央衙门，只有400两进户部太仓，此外还有价值1000两白银的马不交到户部太仓。
这也是为啥老有人说明朝的税收比宋朝少很多，因为他们只看明朝户部太仓的收入：户部太仓银一般只占明朝白银税收的10-20%，而且明朝每年还要收2000-5000万石的粮食以及其它各种实物税。
再就是以“三冗”中的冗官和冗兵做一下对比：
1 明朝没有严重的冗官问题，
北宋太宗朝人口0.3亿左右、官吏约2万人，官民比1:1500；徽宗朝人口1.26亿左右、官吏约50万人，官民比1:252；南宋孝宗朝人口0.8亿左右、官民比1:296。相比之下，明朝洪武朝人口0.59亿左右、官吏约2.7万人，官民比1:2185；嘉靖朝人口1.67亿左右、官吏约8.1万人，官民比1:2061。
不过明朝有很严重的冗藩问题，
万历年间庄田达到峰值，各种庄田加起来在58.1万顷（明清是“亩百为顷”）左右，约占官田的35.03%、官民田的5%；其中王庄占了大头，20.9万顷左右，约占官田的12.6%、官民田的1.8%、庄田的35.97%。而官田约为165.86万顷，占官民田的14.29%。
2 明朝没有严重的冗兵问题，
明朝实行卫所兵制，更接近于汉朝的世兵制和军屯，卫所兵要世代为兵、屯田自足。虽然存在训练不足、卫所兵农奴化进而逃亡等问题，但卫所兵对恢复生产和稳定边疆的作用很大，而且对财政的负担非常小。
在卫所兵制之外，明朝又有营兵制做为补充，简单来讲就是从卫所兵中抽调精锐成营调往各地作战，以此应对卫所兵长期兵农合一、兵将分离导致的一些积弊，而营兵制也为后期募兵开了口子（招募来的士兵编入营中但不编入卫所）。
虽然蒙古诸部、东南倭寇、西南土司等敌人也威胁着明朝的边疆，但比起宋朝面对的辽夏金元来说，明朝的边疆军事压力要小得多，不需要长期维持庞大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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