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晚清时期的“东南互保”？
一、 百年动荡的背景：内忧外患下的帝国困境
晚清，特别是庚子年（1900年）前后，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生死存亡关头。
内部的社会危机： 长期以来，腐败的官僚体制、沉重的财政负担、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以及各地频发的民变和教案，都让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太平天国运动的余波未平，捻军、白莲教等起义此起彼伏，底层民众的苦难如同积压的火山，随时可能爆发。
外部的列强侵略：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中国一步步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甲午战争的惨败更是让国人认清了“天朝上国”的虚幻，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觊觎着每一个角落的利益。
义和团的兴起与走向： 在民族危机最严峻的时刻，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在北方蓬勃兴起。他们对西方文明和传教士充满仇恨，其狂热的排外情绪一度席卷北方大地。然而，义和团的迷信和盲目也为后来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二、 慈禧太后的一念之差：“东南互保”的直接诱因
在这样的背景下，清廷内部的分裂和决策的失误，直接促成了“东南互保”的发生。
慈禧太后与顽固派的误判： 慈禧太后和以载勋、刚毅为代表的顽固派，对义和团的力量寄予厚望，认为可以借此驱逐洋人，恢复清廷的威望。在他们的鼓动下，慈禧最终做出了向各国宣战的决定。这封包含宣战诏书的电报，通过总理衙门传达给全国各地的官员。
东南督抚的战略考量： 然而，对于深受西方影响、在地方拥有实际控制力的东南督抚们，如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浙江巡抚刘坤一、江南总督荣禄（此处的荣禄在北方，但他在东南亦有亲信和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与东南诸督抚有合作基础，后来在山东也采取了类似态度），他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
对宣战的质疑： 他们深知清廷的军事实力与列强相比相去甚远，仓促宣战无异于自取灭亡。他们更清楚，一旦宣战，列强必然会趁机吞并中国，而他们苦心经营的地方势力和经济命脉将荡然无存。
维护地方稳定和利益： 东南地区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对外贸易最为活跃的区域。这些地方大员们更看重的是维持地方的稳定，保障地方的经济利益，以及维护自身在地方的统治地位。他们明白，与列强全面开战，只会让东南的繁荣化为泡影。
对慈禧决策的保留： 他们普遍认为，慈禧太后和顽固派是在被义和团蒙蔽的情况下做出的冲动决定，这种决定并不代表全体中国人的意志，也未必是长远之计。
三、 “东南互保”的诞生：一份“默契”的行动
在清廷向各国宣战之后，东南的督抚们并没有遵照执行。相反，他们采取了一种更为务实的态度。
“通电保局”： 1900年6月21日，慈禧宣布向各国宣战的同一天，刘坤一和张之洞联名拍发了一份奏折给慈禧，表示“臣等公议，国家将兵，宜相机而行……不如暂由各省就地方紧要事务，与各国商办，而各口岸之洋商，亦宜相机保护，以免滋扰。”这份奏折实际上是表达了对朝廷宣战诏书的保留态度。
与洋人的“默契”： 更有甚者，李鸿章等人与在华的外国领事和商人进行了私下沟通，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他们承诺保护外国人在华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洋人也承诺不干涉中国内政，不向东南地区派兵。尤其是在上海，英美等国领事与李鸿章、刘坤一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共同维护了上海的租界和港口的正常运作，使得上海免受了战乱的波及。
“保护各地 व्यापार”的表态： 东南各省的督抚们纷纷通电全国，表示要“保护中国贸易”，并且承诺只要外国商人不违背中国法律，就不会对他们采取敌对行动。这 фактически 是一种对清廷宣战决定的公开对抗，也是一种对国家分裂状态的默许。
“东南互保”并非是事先精心策划的条约或协议，更像是一种在危急时刻，地方实力派为了各自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而产生的战略默契和行动协调。他们利用了中央权威的真空和列强的疑虑，在维护自身统治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避免了更广泛的战乱。
四、 “东南互保”的影响：一柄双刃剑
“东南互保”对晚清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把双刃剑既有积极的一面，也埋下了危险的种子。
积极影响：
避免了全国性的战乱： 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影响是，东南互保使得中国大部分地区免于成为战场，避免了列强在全国范围内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从而挽救了至少一半以上的国土和人民免受战火的摧残。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避免了战争的破坏，为后来的经济发展保留了实力。
维护了部分地方的稳定： 在中央政府权威真空的情况下，东南督抚们凭借其强大的地方控制力，维护了地方的秩序和稳定，防止了社会秩序的进一步崩溃。
为改革留下空间： 避免全国性的战乱，为后来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庚子之乱后，清政府不得不进行“新政”，其中东南督抚们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地方实力派的崛起： “东南互保”在客观上强化了地方实力派的地位，让他们在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
消极影响：
中央权威的进一步削弱： “东南互保”最直接的后果是中央政府权威的进一步瓦解。地方大员可以公然违抗朝廷的命令，自行其是，这无疑是对集权体制的沉重打击，为日后军阀割据埋下了伏笔。
国家分裂的隐忧： 在国家遭受外敌入侵的关键时刻，地方大员为了自身利益而与中央对抗，形成了事实上的国家分裂。这种“各扫门前雪”的态度，暴露了中国在面对外部威胁时缺乏统一意志和行动力的问题。
“实用主义”的负面示范： 这种以地方利益为重的实用主义，虽然在短期内避免了更大的灾难，但长远来看，不利于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和民族意识的凝聚。
对民族主义的冲击： 在义和团运动民族情绪高涨之时，东南督抚们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情绪的漠视，甚至是对抗。这在一些有识之士看来，是对国家民族尊严的损害。
五、 如何看待“东南互保”？
面对“东南互保”，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忠诚”或“背叛”来评判。这是一种在极端困境下，地方实力派为了保全自身、保全地方、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全国家的复杂选择。
历史的局限性： 必须认识到，晚清的政治体制已经腐朽不堪，中央政府的领导能力和决策能力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的自保行为，某种程度上是体制性弊病的体现。
务实与远见： 东南督抚们的行为，在那个时候，是一种更为务实的考量。他们看到了清廷宣战的愚蠢性，也看到了列强干预的不可避免性。他们的选择，虽然有个人和地方利益的考量，但也包含着对国家前途的某种“实用主义”的希望——即在不触怒列强的情况下，维持中国的基本框架。
“君不见”的无奈： 李鸿章在事后留下的名言“但求一死报国耳”和“但求朝廷中兴”，以及他对自己“不能保国”的深深自责，都能看出他对当时国家命运的忧虑和无奈。他对慈禧的“保全中国”的承诺，以及对“东南有事，国家安危之所在”的判断，都显示了他作为晚清重臣，在乱局中的复杂心态。
反思与警醒： “东南互保”事件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反思。它提醒我们，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民族意志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在国家危机面前，个人的、地方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国家的整体利益。缺乏强大的国家凝聚力和统一的战略，即使有地方精英的努力，也难以挽救危亡的民族命运。
总而言之，“东南互保”是晚清中国在内外夹击下，中央权威衰落、地方实力膨胀的必然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更大的灾难，但也加剧了国家的分裂，削弱了中央集权。我们应当从历史的复杂性出发，理解当时人物的处境和选择，同时也要从中吸取教训，认识到国家统一、中央权威和民族团结对于国家存亡的重要性。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是”或“非”的问题，而是那个黑暗时代中国人面对生存危机时，一种充满矛盾与无奈的挣扎。
网友意见
很多人想当然“东南互保”视作唐代藩镇开端，更认为这是辛亥的前奏，但是这种看法实在太错特错；真正有标志性的事件是1900年—1910年的晚清新政，正是这十年改革直接断送了爱新觉罗家200多年的江山。
东南互保，不管过程里个别督抚或者外国外交官有什么想法，但是东南互保的本质就是清朝沿海地区的督抚在英国武力威慑下不管轻举妄动，而为了让这件事看起来不像是被胁迫，所以才说东南互保。
英国人在1900年干了什么呢？
当列强决定对清政府宣战后，英国立刻向上海派驻了3000陆军。要知道，北上的八国联军一共也才16000人，而且随着英国向上海派遣了3000陆军，紧跟着各国都向上海派兵，最多的时候上海外国军人总人数超过2万人。
并且威胁如果东南地区清朝高级官员要是响应京师的号召，那么英国和列强也要采取相应的行动了。
整个长江流域都面临英国的军事威胁，所以刘坤一等人并不是一开始就“举手投降”，而是英国人确实拿着枪站在一旁。
其次，“东南互保”虽然没有得到慈禧太后事先许可，但是得到了当时军机领班满大臣荣禄的许可。
从现在荣禄发给李鸿章、刘坤一等人的电报可以看到，荣禄其实是以军机大臣的身份明示南方督抚可以不必那么快相应京师号召，可以相应临机决断。
虽然荣禄的电报不能代表整个清朝中枢的意见，但是荣禄作为当时领班军机大臣以及八旗大臣首领身份给刘坤一、李鸿章发这样的电报，其实就是在给“东南互保”背书了。
最后，参加“东南互保”的督抚许多也都是战战兢兢，比如张之洞；根据茅海建教授的研究，张之洞在参加东南互保问题上有过多次犹豫，他犹豫的地方就在于“东南互保”没有慈禧太后事先批准，他害怕被秋后算账。
根据现有史料记载，张之洞在“东南互保”发表最后一刻都想收回自己的署名，结果被周围幕僚劝住了，因为如果他这个湖广总督不在“东南互保”上署名，那么很可能英国军舰和军队会顺着长江逆流而上。
另一个可以说明东南互保事件与唐朝藩镇迥异的是东南互保后督抚结局。
要知道唐代藩镇是拒绝中央任命节度使的，节度使如果不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就是藩镇士兵推戴，而长安追认；东南互保可不是这样。
“东南互保”不能看做是清廷对地方督抚失去控制。另外，清廷中枢事后当然秋后算账了，1900年以后凡是参与了“东南互保”的督抚都全部被调整了职务，除了张之洞、端方少数几个督抚，其他全部被免除了督抚职务。
封建王朝经过很多次试错。
已经建立了一套统治体系。
地方要听中央的，人事权，财政权，军权得中央说了算。
只要这三权下到地方上，地方自己为什么不当皇帝呢？
清朝也是这样。
但是，这三权受上来，面对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的时候，地方没权就没有镇压能力。
如果政府军不行，那就是一次改朝换代。
大清遇到了太平天国。结果八旗绿营都不行。
为了统治，放开了地方养团练，然后收税。
各个省就开始军阀化。后来洋务运动，又是各地在办，富的是地方，强的是地方势力。
到了甲午战争，是李鸿章的军队在打。其他派系扯后腿。
甲午惨败以后，想要练新军，由中央控制。
向各国宣战，中央控制的军队消耗殆尽。洋人打进来，各地已经不怕中央了。
东南互保，洋人赢了，把清庭杀了，也得和他们合作。清庭保住了，他们有安民之功。
最后，秋后算账也没敢怎么样。
而且地方权力未能削减。
最后搞改革，废科举，搞咨议局，都是取死之道。地方精英势力没有了科举通道，和地方军阀结合。
真正天下有变，各省纷纷独立，大清就完了
时间换成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我党第二天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号召全国一致抗战，凯申物流老总也在十天之后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抗战守土之责”。
这时候，全国各地军阀作壁上观，按兵不动，静待红军和国民党中央军打光然后对日媾和，这是什么行为？
这是什么行为，那“东南互保”就是什么行为。
我估计有人会表示不服，但事实上就是这么个道理。义和团是怎么被逼起来的，历史书也写得明明白白，你说他们愚昧也好说他们神棍也罢，但是如果没有洋教进入中国，这一档子事肯定是起不来。面对外敌当前，硬说人民起义是“暴”，而推说与敌暗通款曲为“明智”，“保境安民”，那大概伪军们都是这么想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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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没想到就随便这么一答，居然就踩到了很多人的痛处。居然有人拿“日本人和八国联军不一致”等等来洗，宣称“八国联军不是来占领中国”的，而且还有人宣称我不支持东南互保就是“姓爱新觉罗”。
老铁们，666啊，这清奇的脑回路还真把我给惊到了。敢情我不支持东南互保就是姓爱新觉罗，您支持八国联军难道是姓瓦德西吗？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题目既然问“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东南互保”，很明显问的是当代中国人如何看，而不是当时人如何看，站在当代人的立场上替李鸿章等人洗，不觉得吃相很难看吗？
再说了，就算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还是现代的，哪个国家会觉得在战时地方实力派与外敌私下媾和的行为是“值得称赞”的？
还有说什么“东南互保保证了东南地区不受战火蹂躏”的，这是人话吗？按这话说，抗战的时候要是一枪不放，直接让位给汪精卫伪政权，是不是也能保证“东南地区不受战火蹂躏”？
呵。
满清统治者看到汉人地主权利过大，让列强和汉人地主来个两败俱伤。
汉人地主骂一句，去你娘滴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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