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这么早就能废封建而欧洲长期小国林立？
要说清楚中国早早废除“封建”而欧洲长期小国林立的原因，得先掰扯清楚这俩“封建”到底说的是啥，以及历史进程里各自的轨迹。别看咱们汉语里都叫“封建”，但它指的东西在东西方是截然不同的。
中国之“封建”与早熟的统一帝国
在中国语境下，我们通常说的“封建”指的是分封制。这套制度从周朝开始，把国家疆土分给王族、功臣和前代贵族，让他们在自己的封地里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包括征税、管理人民、甚至组建军队。这就像是把一个大蛋糕切成很多块，分给不同的人去管。
但问题在于，周朝的分封制虽然在初期巩固了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诸侯国越来越强大，中央王室的权威也越来越弱。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争夺霸权的时期。这看起来也挺像欧洲的“小国林立”，但中国骨子里有一种强烈的统一愿望和中央集权倾向。
促使中国能“早早”废除分封制，走向大一统的，有几个关键因素：
1. 地理环境的优势： 中国大部分地区位于东亚大陆，以黄河、长江等大河为脉络，耕作农业发达，人口相对集中。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虽然是外患，但也刺激了中原王朝不断巩固内部统一，以应对外部压力。这种相对封闭又连贯的地理空间，比欧洲破碎的地形更有利于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2. 文化和思想的驱动： 儒家思想自汉代以后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其核心在于“大一统”、“家国同构”的理念。皇帝被视为“天子”，统治天下是“奉天承运”。这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为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合法性。同时，诸子百家的争鸣，也为如何治理国家提供了各种思路，其中不乏强调中央权威的学说。
3. 官僚制度的成熟与发展： 战国时期，随着各国变法图强，郡县制逐渐取代了分封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彻底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建立了一套高度集权的官僚体系。官员由中央任命，层层负责，直接听命于皇帝。这种制度设计，使得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官员只是皇帝的代理人，极大地削弱了地方割据的可能性。
4. 军事和经济的集权： 统一的王朝能够集中全国的资源来发展经济和军事。比如，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如都江堰、郑国渠），这些都加强了中央对经济的控制和资源的调动能力。军事上，中央政府掌握军队的指挥权，防止地方拥兵自重。
5. “大一统”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记忆： 即使在分封制时期，周朝的“天下共主”的概念也一直存在。秦朝统一后，更是留下了深刻的“大一统”历史记忆和制度遗产。后来的王朝，即使有短暂的分裂，最终也都在追求统一。这种对“天下一家”的追求，以及从秦朝继承下来的制度模式，使得中国的政治发展路径与欧洲截然不同。
简单来说，中国“废封建”的过程，是从一种分权式的统治（分封制）转向一种高度集权的统治（郡县制），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思想、文化、地理和制度设计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巩固一个庞大、统一、中央集权的帝国——发展。
欧洲之“封建”与漫长的割裂状态
欧洲我们通常说的“封建”指的是封建主义（Feudalism）。这是一种在中世纪欧洲盛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核心是土地封授和领主附庸关系。简单地说，国王（名义上的最高领主）将土地分封给大贵族（诸侯），诸侯再将部分土地分封给更小的贵族，以此类推，直到骑士。接受土地的人（附庸）需要向分封者（领主）效忠、提供军事服务、金钱或其他形式的贡品。
这种制度与中国的分封制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导致了欧洲长期小国林立：
1. 基督教教会的强大影响力： 罗马帝国崩溃后，基督教教会成为欧洲最有权势和最具凝聚力的机构。教会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拥有独立的司法权和行政体系，对欧洲各地有着普遍的精神和政治影响力。国王和领主都受到教会的约束，而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跨越国界的“准国家”实体，进一步分散了权力。教皇甚至拥有“罢黜君王”的权力，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2. 地理的破碎与割裂： 欧洲大陆多山、多河流、多半岛，海岸线曲折，形成了很多相对孤立的地理单元。这种破碎的地形使得交通和通讯相对困难，不利于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多是通过海上贸易和相对脆弱的陆路。
3. 罗马帝国遗产的分割： 罗马帝国虽然强大，但其崩溃并非像中国秦朝的统一那样，留下一个可以直接继承的中央集权模式。蛮族入侵后，帝国分裂成多个王国，这些王国又不断被瓜分、合并、战争。继承权和领土划分的规则常常是模糊的，导致领土变动频繁，国家边界不稳定。
4. 领主附庸关系的复杂性： 欧洲的封建主义是一种层层分封的契约关系，忠诚和义务是相互的。一个贵族可能同时是好几个领主的附庸，他的忠诚是分裂的。国王作为最高领主，权力往往受到强大封臣的制约。国王需要依靠这些封臣来提供军队，而封臣则可以在自己的领地里享有极大的自治权，甚至可以对抗国王。
5. 法律和习俗的多样性： 罗马法虽然有影响，但在不同地区发展出不同的法律体系。各地的习俗、语言、以及习惯法都存在显著差异，这为形成统一的国家带来了障碍。没有像中国那样能够自上而下推行的统一律令体系。
6. 商业和城市的发展： 随着商业的复兴，欧洲涌现出一批独立的城市，它们通过特许状获得自治权，成为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力量，并且常常与国王结盟对抗强大的封建领主。这种分散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也使得权力更加分散。
7. 缺乏强烈的“大一统”政治文化： 相较于中国，欧洲更强调个人权利、契约精神和地方自治。虽然也有强权国王试图统一，但封建贵族、教会和城市的力量，加上地理的阻碍，使得这种统一往往是短暂的或不彻底的。欧洲的历史更像是一系列权力斗争和妥协的集合，最终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民族国家体系，而不是一个庞大的、单一的帝国。
总结一下：
中国能“早早”废除分封制，走向大一统，是因为其在地理、文化、思想和制度设计上都具备了形成和维持一个高度集权国家的条件，并且有着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政治文化。而欧洲则因为其破碎的地理、强大的教会、复杂的领主附庸关系以及缺乏统一的政治文化，导致权力更加分散，封建主义得以长期存在，国家也长期处于小国林立的状态。
中国废除的是一种内部层层分封、中央弱势的制度，转向更直接的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而欧洲的封建主义是一种权力依赖于土地和契约的分散型统治，这种分散性本身就成为了国家长期分裂的根源。所以，虽然中文都叫“封建”，但背后的制度逻辑和历史走向，实在是天差地别。
中国之“封建”与早熟的统一帝国
在中国语境下，我们通常说的“封建”指的是分封制。这套制度从周朝开始，把国家疆土分给王族、功臣和前代贵族，让他们在自己的封地里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包括征税、管理人民、甚至组建军队。这就像是把一个大蛋糕切成很多块，分给不同的人去管。
但问题在于，周朝的分封制虽然在初期巩固了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诸侯国越来越强大，中央王室的权威也越来越弱。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争夺霸权的时期。这看起来也挺像欧洲的“小国林立”，但中国骨子里有一种强烈的统一愿望和中央集权倾向。
促使中国能“早早”废除分封制，走向大一统的，有几个关键因素：
1. 地理环境的优势： 中国大部分地区位于东亚大陆，以黄河、长江等大河为脉络，耕作农业发达，人口相对集中。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虽然是外患，但也刺激了中原王朝不断巩固内部统一，以应对外部压力。这种相对封闭又连贯的地理空间，比欧洲破碎的地形更有利于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2. 文化和思想的驱动： 儒家思想自汉代以后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其核心在于“大一统”、“家国同构”的理念。皇帝被视为“天子”，统治天下是“奉天承运”。这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为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合法性。同时，诸子百家的争鸣，也为如何治理国家提供了各种思路，其中不乏强调中央权威的学说。
3. 官僚制度的成熟与发展： 战国时期，随着各国变法图强，郡县制逐渐取代了分封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彻底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建立了一套高度集权的官僚体系。官员由中央任命，层层负责，直接听命于皇帝。这种制度设计，使得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官员只是皇帝的代理人，极大地削弱了地方割据的可能性。
4. 军事和经济的集权： 统一的王朝能够集中全国的资源来发展经济和军事。比如，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如都江堰、郑国渠），这些都加强了中央对经济的控制和资源的调动能力。军事上，中央政府掌握军队的指挥权，防止地方拥兵自重。
5. “大一统”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记忆： 即使在分封制时期，周朝的“天下共主”的概念也一直存在。秦朝统一后，更是留下了深刻的“大一统”历史记忆和制度遗产。后来的王朝，即使有短暂的分裂，最终也都在追求统一。这种对“天下一家”的追求，以及从秦朝继承下来的制度模式，使得中国的政治发展路径与欧洲截然不同。
简单来说，中国“废封建”的过程，是从一种分权式的统治（分封制）转向一种高度集权的统治（郡县制），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思想、文化、地理和制度设计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巩固一个庞大、统一、中央集权的帝国——发展。
欧洲之“封建”与漫长的割裂状态
欧洲我们通常说的“封建”指的是封建主义（Feudalism）。这是一种在中世纪欧洲盛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核心是土地封授和领主附庸关系。简单地说，国王（名义上的最高领主）将土地分封给大贵族（诸侯），诸侯再将部分土地分封给更小的贵族，以此类推，直到骑士。接受土地的人（附庸）需要向分封者（领主）效忠、提供军事服务、金钱或其他形式的贡品。
这种制度与中国的分封制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导致了欧洲长期小国林立：
1. 基督教教会的强大影响力： 罗马帝国崩溃后，基督教教会成为欧洲最有权势和最具凝聚力的机构。教会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拥有独立的司法权和行政体系，对欧洲各地有着普遍的精神和政治影响力。国王和领主都受到教会的约束，而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跨越国界的“准国家”实体，进一步分散了权力。教皇甚至拥有“罢黜君王”的权力，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2. 地理的破碎与割裂： 欧洲大陆多山、多河流、多半岛，海岸线曲折，形成了很多相对孤立的地理单元。这种破碎的地形使得交通和通讯相对困难，不利于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多是通过海上贸易和相对脆弱的陆路。
3. 罗马帝国遗产的分割： 罗马帝国虽然强大，但其崩溃并非像中国秦朝的统一那样，留下一个可以直接继承的中央集权模式。蛮族入侵后，帝国分裂成多个王国，这些王国又不断被瓜分、合并、战争。继承权和领土划分的规则常常是模糊的，导致领土变动频繁，国家边界不稳定。
4. 领主附庸关系的复杂性： 欧洲的封建主义是一种层层分封的契约关系，忠诚和义务是相互的。一个贵族可能同时是好几个领主的附庸，他的忠诚是分裂的。国王作为最高领主，权力往往受到强大封臣的制约。国王需要依靠这些封臣来提供军队，而封臣则可以在自己的领地里享有极大的自治权，甚至可以对抗国王。
5. 法律和习俗的多样性： 罗马法虽然有影响，但在不同地区发展出不同的法律体系。各地的习俗、语言、以及习惯法都存在显著差异，这为形成统一的国家带来了障碍。没有像中国那样能够自上而下推行的统一律令体系。
6. 商业和城市的发展： 随着商业的复兴，欧洲涌现出一批独立的城市，它们通过特许状获得自治权，成为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力量，并且常常与国王结盟对抗强大的封建领主。这种分散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也使得权力更加分散。
7. 缺乏强烈的“大一统”政治文化： 相较于中国，欧洲更强调个人权利、契约精神和地方自治。虽然也有强权国王试图统一，但封建贵族、教会和城市的力量，加上地理的阻碍，使得这种统一往往是短暂的或不彻底的。欧洲的历史更像是一系列权力斗争和妥协的集合，最终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民族国家体系，而不是一个庞大的、单一的帝国。
总结一下：
中国能“早早”废除分封制，走向大一统，是因为其在地理、文化、思想和制度设计上都具备了形成和维持一个高度集权国家的条件，并且有着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政治文化。而欧洲则因为其破碎的地理、强大的教会、复杂的领主附庸关系以及缺乏统一的政治文化，导致权力更加分散，封建主义得以长期存在，国家也长期处于小国林立的状态。
中国废除的是一种内部层层分封、中央弱势的制度，转向更直接的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而欧洲的封建主义是一种权力依赖于土地和契约的分散型统治，这种分散性本身就成为了国家长期分裂的根源。所以，虽然中文都叫“封建”，但背后的制度逻辑和历史走向，实在是天差地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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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秦朝就完成了废封建置郡县，虽然汉朝又搞了会封建。欧洲长期小国林立，几个村就建国，怎么没兼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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