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东西南北只有「东」字被改成简化字？
这背后其实涉及到汉字简化运动的历史和一些具体的原则。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20世纪中叶，看看当时为什么要进行汉字简化，以及在简化过程中，“东”字是如何被选中的。
汉字简化的背景：扫盲与推广
新中国成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提高国民的识字率，普及教育。当时，汉字数量庞大，许多字形结构复杂，给学习和记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尤其对于基础教育水平不高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更是如此。因此，推动汉字简化，使其更易于书写和辨认，成为一项重要的文化政策。
1956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这标志着有计划、有步骤的汉字简化正式开始。这个方案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最终在1964年正式公布了《简化字总表》，我们现在使用的简化字绝大多数都来源于此。
简化字产生的基本原则
在制定简化方案时，文字改革委员会并非随意地对汉字进行改造。他们遵循了一些基本原则，主要是：
1. 保留原字形特点，但降低笔画： 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保留原字的结构和特征，只是在笔画上进行减省。
2. 以常见字为基础： 选择那些最常用、最容易混淆的汉字优先进行简化。
3. 避免改变读音： 简化字不能改变原字的读音。
4. 避免改变意义： 简化字不应引起字义上的混淆或改变。
5. 采用历史上的俗体字或草书： 有些字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异体字或者草书写法，这些写法本身就比较简化，可以作为简化字的标准。
6. 改变结构，但保留主要部分： 对一些字的结构进行改造，但保留其核心构成部分。
为什么“东”字被简化了？
现在我们来看“东”字。繁体的“東”字，其结构是“木”字上面加上“日”，或者说是个有四边、中间是“木”和“日”组合的字。它的笔画相对多一些。
在进行汉字简化的时候，文字改革委员会审视了大量的汉字。选择哪些字进行简化，往往是综合考虑了以下几个因素：
使用频率： “东”这个字，作为“东方”的方向指示，其使用频率非常高。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指方向、时间（东方），还是作为姓氏、地名的一部分，都频繁出现。高频次的出现，使得其笔画多少对书写效率的影响更大。
字形结构： 相较于“西”、“南”、“北”，“東”的繁体写法确实更复杂一些。上面那一横和下面的“木”，加上中间的“日”，整体看起来就比“西”、“南”、“北”多一些弯折和笔画。
历史上的简化趋势： 实际上，在“東”字被官方简化之前，民间就已经出现过一些相对简化的写法。例如，在一些碑刻或者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到将“東”字写得更为潦草或有变化，虽然不完全是今天的“东”，但也能看出一种笔画趋于减少的倾向。
和其他字的区分度： 当时也要考虑简化后的字是否会与其他常用字混淆。在“東西南北”这组词中，“東”的简化“东”并不影响与“西”、“南”、“北”的区分，也与其他的常用字不易混淆。
“西”、“南”、“北”为什么没被简化？
相对而言，“西”、“南”、“北”这三个字的繁体字形就比较简单了。
西： “西”字从字形上看，就是四条斜线加上中间的一个交叉，结构非常稳定且笔画不多。历史上，“西”就没有出现过特别复杂的写法。
南： “南”字繁体是“南極”，上面是“立”（繁体），下面是“日”。虽然“立”字有点笔画，但整体结构相对紧凑，而且它的写法变化相对不大。相比之下，“東”的结构变化和笔画量是更突出的。
北： “北”字本身就是两个“匕”字相对而立的象形字，非常简洁明了，笔画少，结构稳定。从古至今，它的字形基本没有大的变动。
所以，可以说，“東”字之所以被简化成“东”，是因为它在当时的汉字系统中，在“东西南北”这四个字里，是笔画相对较多、结构相对复杂的那个，同时又是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字。在追求书写便利和扫盲效率的时代背景下，对“東”进行简化，使其更符合汉字简化的原则和目标。
这并不是说“東”字本身有什么“不好”，而是文字的演变和简化是一个为了适应时代发展需求而进行的动态过程。当技术（如印刷术的普及）、社会（如教育普及）和政治（如国家推广）因素共同作用时，汉字的面貌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这次大规模的汉字简化运动中，“东”字成为了其中一个被显著调整的例子，也正是因为它在“东西南北”这组词里的独特位置和相对繁复的字形，让它成为了那个被选中的“例外”。
网友意见
简化字的来源无非就是老生常谈的那几种，关键是为什么「東」字作为一个只有八画的、非常简单易学的汉字，居然也会被简化呢？
首先说个题外话。有一个理应不难，但总莫名其妙被带偏的认识：行书或草书书法作品中的字形与简化字形不能划等号，即书法家写的仍旧是「東」，只不过是草书字形，不是草书楷化后的「东」。不过，有些古代刻本或钞本偶尔确实会用楷化后的「东」。
在1955年，正式的一简字方案出台前，文改会本想确立三种简化方式：简化笔画、简化字数、简化写法。只是后两种总被今人无视，或者没人感觉到而已。
1、简化笔画数，大家都懂的。
2、简化字数，是指精简汉字的数量，规范社会用字，也逐步减少汉字以更易迈向拼音化，这主要是指合并简化和废除多余异体字。其中的异体字，是指音义全部或部分相同、写法相异的字，比如「强-強」、「夠-够」、「傘-繖」这种，鲁迅所谓「回字有四种写法」，正是指「回」的四个异体字。
3、简化写法，是指多数印刷字形尽量不改动，但可在书写时将某些汉字或偏旁简化。我概括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种来源：
a.用行书或草书字形，如在手写时可将「貝」作「贝」形；
b.某些字作另一个字的偏旁时，用别的汉字替代，如用「上」代替「襄」，这样一来「曩鑲壤嚷攘瓤」等字都暂时不必简化，但仍可在手写中简写，还可与「让」保持系统性；
c.某些字作另一个字的偏旁时，简省某些部件，如将「蜀」简省作「虫」，这样一来「鐲」等字虽未被简化，但仍可在手写中写成「鉵」，还能与「触独烛浊」保持系统性；
d.手写时不同偏旁混同，如在写「罙」时，采用其草书写法「尔」形，与「爾」的简化字同形，因此在书写时混同；
e.在上下结构的字中，用两点简省汉字的重复偏旁，如将「棗」手写作「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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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原先的草案中，只有少数汉字是印刷字与手写字统一简化，绝大多数仅仅是在手写时才简化，后者的方案名为《汉字偏旁手写简化表草案》，这是为了在制作铜模和汉字简化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若将这么多的复杂部件全都类推简化，制作汉字铜模是非常耗时耗力的事，需要好几年时间。）
第二，这也是为了将草书楷化充分贯彻到简化字中。不过全部草书楷化并不现实，但当时认为，把草书先放到手写中是有好处的，比如加快书写速度。
第三，被简化的偏旁不局限于是否繁难，有些字只是为了提高书写速度、给手书字制定统一的字形规范。
自然地，这也会导致印刷字形和手写体的不同。
（当然，三种简化方式之间很难做到截然的区分。比如「罎」和「壇」原本是两个完全无关的汉字，只是凑巧均有「坛」这种俗写，普通话里的读音也刚好相同，被合并简化之后，笔画、字数、写法都得到了简化。）
到了1956年的正式方案中，手写简化的部分被完全删除，但仍体现了部分精神。有些许手写简化字形，并没有被放弃，反而让印刷字都向之妥协。
我认为，「東」字应当就是写法的简化，还属于《汉字偏旁手写简化表草案》中手写、印刷一致的那种。现在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字形并不太复杂的所谓繁体字或偏旁被简化，诸如「釒」、「訁」、「見」、「貝」、「頁」、「車」、「魚」等等，这些在如今看来可能并不必要的，正是其中写法简化部分之孑遗。
（按：「車」字的手写简化本来是「平」形中竖出头和「丰」形，正式方案才改为「车」。）
简而言之：我认为「東」字可能并非因为难学而被简化，更可能是为了加快书写速度。
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社会上，「东」是四个方位汉字的俗写中最常见的一个，故先简化「東」比较有群众基础。
那么，为何在这部分被删除之后，仍有些明明很简单的字和偏旁，也会被简化呢？
看待一个政策，不应脱离特定的历史和政治背景。
一来，这与当年日渐偏左的气氛有关。别看现在我们认为很多字和偏旁毋须简化，但在当时偏左领导、学者和群众眼中，这也算得上复杂了呢！自然是越简越好。
二来，虽然《汉语拼音方案》与《汉字简化方案》同为「文字拼音化」的过渡措施，但是二者的制定目的有别：
与今人所想不同，前者才是明确为了帮助扫盲而制定的方案，才是官方当年大力宣扬的有助于扫盲的政策。而且，汉语拼音被当作拼音文字的雏形，中央也希望借此让人们先适应拉丁字母，故即便他们只是想假托「拼音能够扫盲」的名义推广之，也是在情理之中。除此以外，它也被用于汉字不便使用的领域，以及帮助推广普通话。
至于后者，用当年官方的说法，就是「便于当前的使用，也为拼音化创造条件」。虽然周总理和吴玉章先生等人也都说过「想用简化字减轻文盲和学生的学习负担」之类的话，但总体上对它的说辞非常地笼统。它不仅是为了简化复杂汉字以降低学习难度，也简化写法以加快书写速度，同时也希望能更便捷地打字、翻译、活字印刷等等，即只愿有利于那时的「实际使用」。
这都是时人对这两个方案的美好期许。
「西」和「北」没有必要简化，这二字笔画已经很少。
至于「南」字偏旁，确实曾有一个手写的简化字形，也源自草书，只是未被正式方案采用，留待以后再简。
按照原定的计划，汉字就是要分批简化，直至完全改用拼音文字。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认为其他汉字没有简化的必要，只不过是准备以后再简。因此，相对更复杂的「南」字会被列在「待简化清单」里，也不算意外。
早在1958年，一简字方案还没彻底推行开来，大家即要求汉字必须再简。
1960年4月，一简字方案大致推行完毕还未满一年，文改会即遵循中央指示，力求让每一个汉字都不超过十画，着手为第二次的汉字简化作准备。
（这段往事极少被人提及，以至于很多朋友误以为二简字是从七十年代才开始提出。）
1966年8月，大家懂的。文改会被迫解散，很多成员被下放到农场劳动，一简字方案的起草者陈光垚先生也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同年12月，文字改革先驱吴玉章先生病逝，享年88岁。这几件大事，给文字改革事业造成了严重挫折。
1972年，经周总理示意，「文字改革」被重新提上日程，少数下放劳动的前辈被召回重组文改会，这一举动遭到F4天团的激烈反对。
也正是由于F4天团，《二简字（草案）》一直拖到1977年才公布。
在1977年12月姗姗来迟的《二简字（草案）》中，「南」字也确实被简化，简化字形就是去掉中间的「￥」形。好在草案中的这一部分并未实际推行过，仅是允许公开讨论而已。
（题外话1：上图中的一些简化字形，如「血」、「皿」、「雨」、「舟」等，与1955年《汉字偏旁手写简化表草案》中的字形雷同。）
（题外话2：草案中有很多字都和「東」一样，笔画很少，但仍被简化。我认为，主要有两处原因：一即上文提到的简化写法；二是受到浓烈的左倾思想影响，为了迎合政令，不得不为二简字凑个数。原先曾有一版1975年草案，精挑细选出111个二简字，但部分最高层领导认为实在太少。）
人算不如天算。
a.政坛连续近三十年的云谲波诡，让文改会自身难保，也让二简字多次难产。
b.即使是唯一公布过的这份草案，也由于过分赶工和人事全非，以及文盲的减少，导致推行蹭蹬，仅半年就尴尬收场，全部回炉重制。文改会也再次重组。
1979年有调查显示，民间对继续文字改革事业的支持率高达95%以上，但就后续几年的实际动静来看，我认为此时的热情并不及前人。可叹十载心潮澎湃，奈何今朝激情难再。
c.时代在变，人也会变。多年的实践和经历，以及第二次开眼看世界带来的强烈思想冲击，让人们对汉字认识的既有分歧，再次日益地突显（之前，持异见者一直将之深埋心底，或者口是心非）。许多人又一次重新审视汉字，逐渐意识到汉字是一种早已发展成熟的文字，并非尚未进化成拼音文字的过渡阶段，更不是什么阻碍中国进步的落后糟粕垃圾。他们也终于发现，扫盲、教育和文化事业并非区区文字能够左右，反而是后者依赖前者。
d.最后，信息时代早已悄然来临。汉字输入法与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成功发明，彻底打破了汉字无法顺应时代潮流的魔咒。
——这些变数，反倒救了汉字一命。
因此，当我们看到1977版《二简字（草案）》时，委实毋须惊讶。尽管成果难以恭维，但它也只是单纯地想续成五十年代末未竟的使命，却担了四十多年的骂名，着实有点冤，也是被有意地甩锅。
有些人认为，汉字简化的停止是因为官方一致认为没有必要再继续了，我以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直至1985年，一部分官员以及文改会的老人们，对二简字甚至拼音化还是抱有理想的，否则也不可能花近十年心血在新版的二简字方案（后更名《增订汉字简化方案》）上，更何况新方案已经几近完成，只是面世日期一拖再拖，等待上级的审议、公布等指示。
其实，文改会自己也早就发现了一些毛病，承认某些笔画简洁的字不一定方便学习和使用，反而可能增加初学难度。同时，由于自1986年起官方已不再坚持拼音化，一部分原本为减少汉字个数而合并简化的字，反倒可能变成累赘，比如「鍾」和「鐘」。但是为了保持人们用字的稳定性，只好将错就错至今，仅是微调，如仅用于姓名中的「锺」。
废除多余异体字倒是没什么槽点，这是两岸四地政府都会做的事。只是当时大陆废得太快太狠，有一小部分字产生了和合并简化字相同的问题，至今在不断纠正中。
最后，字形跟对称性应该没过多关系，可能是巧合。但从美观的角度来说，传统汉字中的一些比较对称的汉字，确实比简化后的字形好看一点点，至于书写的便宜程度，另当别论。
（我发现后面一大段内容全是偏题的……但又不想只有前文的蜻蜓点水，索性啰里八嗦地全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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