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看过《三国志》吗？如果看了，为什么演义还有这么多假的？
罗贯中是否看过《三国志》，这是一个历史和文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课题。但从现有的证据和常识来看，罗贯中极有可能看过《三国志》。如果他看了，那么《三国演义》中为何仍有如此多的“虚构”成分，这背后则涉及到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文学创作的目的与历史记载的差异。
罗贯中为何极有可能看过《三国志》？
首先，我们要理解《三国演义》的时代背景。《三国演义》成书于明朝，距三国时期（公元184年280年）已有千年之久。一部如此庞大且涉及众多人物、事件的历史小说，其基础必然是对前代历史资料的梳理和借鉴。
1. 历史资料的积累与传播： 到明朝，关于三国时期的史料已经非常丰富。《三国志》由西晋陈寿所著，是在三国时期结束后不久完成的，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并被奉为正史。而在此基础上，历代学者还进行了大量的注疏、考证和演义。例如，唐朝裴松之就为《三国志》作了著名的注，搜集了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保存下来的野史、杂记，极大地补充了《三国志》的内容。这些资料在罗贯中生活的时代，早已通过书籍的抄录、刊印等方式流传开来，成为文人墨客的案头常备。
2. 《三国演义》的“渊源”： 《三国演义》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建立在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和更早的文学作品基础之上。《三国演义》的许多情节，如桃园结义、三顾茅庐、空城计等，虽然在《三国志》正文中找不到详细记载，但在唐代的说书、宋代的瓦舍勾栏的戏曲，以及元代施耐庵（或其同名）的《三国志平话》等通俗读物中，已经有模糊的雏形或详细的演绎。而这些早期的说唱和文本，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三国志》及其注疏等史料加工而成。如果没有《三国志》作为最根本的“源头活水”，这些民间故事和早期文学作品从何而来？
3. 情节的印证与细节的参考： 即使《三国演义》中有些人物的言行、具体战役的细节在《三国志》中语焉不详，但很多核心事件和人物关系是与《三国志》大致吻合的。例如，刘备的仁德、曹操的奸雄形象、孙权的少年老成等基本性格特征，都可以在《三国志》中找到依据。而《三国演义》通过大量的对话、心理描写和细节刻画，将这些模糊的轮廓填满，这恰恰说明作者在创作时有意识地参考了史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添油加醋”。
为什么演义还有这么多假的？
既然罗贯中极有可能看过《三国志》，为什么《三国演义》仍然有那么多与正史记载不符，甚至完全虚构的情节呢？这就要谈到《三国演义》的文学属性和罗贯中的创作意图了。
1. “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创作原则： 《三国演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教科书，而是一部历史小说。作者在创作时，必然要遵循文学创作的规律，即为了故事的精彩性、人物的典型性和思想的深刻性，而进行必要的虚构、加工和改编。这就像一个优秀的厨师，在掌握了最基础的食材和烹饪技巧后，会根据自己的创意和食客的口味，加入各种调料和配料，创造出美味佳肴。
增强戏剧冲突与人物弧光： 历史事件往往是零散的，人物的言行也可能并不总是那么戏剧化。为了让故事更具吸引力，罗贯中需要制造更多的矛盾冲突、铺设更巧妙的情节转折。例如，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很多情节是为了凸显他的智慧和胆识，如火烧赤壁前的草船借箭，实际上在正史中并无此事，但它极大地塑造了诸葛亮神乎其神的形象。
塑造鲜明的人物性格： 史书的记载往往是简练的，对人物的性格描绘可能不够生动。罗贯中通过大量的对话、内心活动描写以及具体事件来强化人物的性格标签，使之更加深入人心。曹操的多疑和残忍，刘备的仁义和刘禅的懦弱，都被进行了放大和极致化的处理，从而形成了读者脑海中根深蒂固的“三国人物谱”。
弘扬特定价值观与政治倾向： 《三国演义》成书于明朝，当时社会上对忠君报国、仁义治国等儒家思想有着强烈的推崇。罗贯中在创作中，有意无意地将这些价值观融入其中。例如，他大力宣扬“拥刘反曹”的思想，将刘备塑造成仁义之君，而将曹操描绘成奸诈的乱世枭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及其所处时代的政治和社会思潮。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这种思想表达，一些符合其政治倾向的情节就会被“创造”出来，而一些不符合的则可能被弱化或删除。
2. “演义”的本质： “演义”二字本身就包含了“演绎”和“发挥”的含义。它不同于“正史”，正史追求的是“信史”，即如实记录史实；而演义则是在历史的基础上，通过文学的手段进行艺术化的加工，目的是“以史为鉴，以史明道”，或者仅仅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娱乐需求。
迎合读者口味： 通俗小说面向的是广大读者群体，追求的是故事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过于枯燥乏味的史实记载，难以吸引普通读者。罗贯中在继承史实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精彩的描写，如战争场面的宏大壮阔，谋略斗争的尔虞我诈，人物情感的跌宕起伏，这些都极大地提升了小说的吸引力。
弥补史料的不足： 正如前面所说，史书的记载是有限的。很多细节、人物的对话、事件的起因经过，在史书中可能是空白的。罗贯中为了填补这些空白，使故事完整连贯，就不得不进行合理的想象和虚构。例如，像关羽过五关斩六将这样的情节，虽然在正史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其背后可能反映了关羽忠义形象在民间流传的某种侧面，经过艺术加工后便成为脍炙人口的篇章。
3. 信息传播的局限性： 虽然《三国志》已经流传，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准确性在古代远不如现代。历史记载本身也可能存在偏颇、遗漏或主观判断。罗贯中在吸收史料时，也可能受到当时主流观点或流传版本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创作。
总结一下：
罗贯中之所以在看了《三国志》之后，仍然创作出《三国演义》这部“充满虚构”的作品，是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抄写员。他的目标是创作一部引人入胜、寓教于乐的艺术作品，而不是一本精确到每一句话都必须是史实的“考据集”。
他看了《三国志》： 这是他创作的基础和框架，许多核心人物、事件和关系都来源于此。
他没有照搬《三国志》： 因为他的目的是“演义”，是文学创作，是希望通过生动的故事来塑造人物，表达思想，并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
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虚构”成分，是文学创作的必然产物，是作者在尊重历史大框架下的艺术加工。这种加工，使得《三国演义》比《三国志》更具感染力，更深入人心，也让其中鲜活的人物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成为了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阅读《三国演义》时，既要欣赏其艺术魅力，也要认识到其与史实的区别，这才是对这部伟大作品最恰当的态度。
罗贯中为何极有可能看过《三国志》？
首先，我们要理解《三国演义》的时代背景。《三国演义》成书于明朝，距三国时期（公元184年280年）已有千年之久。一部如此庞大且涉及众多人物、事件的历史小说，其基础必然是对前代历史资料的梳理和借鉴。
1. 历史资料的积累与传播： 到明朝，关于三国时期的史料已经非常丰富。《三国志》由西晋陈寿所著，是在三国时期结束后不久完成的，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并被奉为正史。而在此基础上，历代学者还进行了大量的注疏、考证和演义。例如，唐朝裴松之就为《三国志》作了著名的注，搜集了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保存下来的野史、杂记，极大地补充了《三国志》的内容。这些资料在罗贯中生活的时代，早已通过书籍的抄录、刊印等方式流传开来，成为文人墨客的案头常备。
2. 《三国演义》的“渊源”： 《三国演义》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建立在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和更早的文学作品基础之上。《三国演义》的许多情节，如桃园结义、三顾茅庐、空城计等，虽然在《三国志》正文中找不到详细记载，但在唐代的说书、宋代的瓦舍勾栏的戏曲，以及元代施耐庵（或其同名）的《三国志平话》等通俗读物中，已经有模糊的雏形或详细的演绎。而这些早期的说唱和文本，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三国志》及其注疏等史料加工而成。如果没有《三国志》作为最根本的“源头活水”，这些民间故事和早期文学作品从何而来？
3. 情节的印证与细节的参考： 即使《三国演义》中有些人物的言行、具体战役的细节在《三国志》中语焉不详，但很多核心事件和人物关系是与《三国志》大致吻合的。例如，刘备的仁德、曹操的奸雄形象、孙权的少年老成等基本性格特征，都可以在《三国志》中找到依据。而《三国演义》通过大量的对话、心理描写和细节刻画，将这些模糊的轮廓填满，这恰恰说明作者在创作时有意识地参考了史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添油加醋”。
为什么演义还有这么多假的？
既然罗贯中极有可能看过《三国志》，为什么《三国演义》仍然有那么多与正史记载不符，甚至完全虚构的情节呢？这就要谈到《三国演义》的文学属性和罗贯中的创作意图了。
1. “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创作原则： 《三国演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教科书，而是一部历史小说。作者在创作时，必然要遵循文学创作的规律，即为了故事的精彩性、人物的典型性和思想的深刻性，而进行必要的虚构、加工和改编。这就像一个优秀的厨师，在掌握了最基础的食材和烹饪技巧后，会根据自己的创意和食客的口味，加入各种调料和配料，创造出美味佳肴。
增强戏剧冲突与人物弧光： 历史事件往往是零散的，人物的言行也可能并不总是那么戏剧化。为了让故事更具吸引力，罗贯中需要制造更多的矛盾冲突、铺设更巧妙的情节转折。例如，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很多情节是为了凸显他的智慧和胆识，如火烧赤壁前的草船借箭，实际上在正史中并无此事，但它极大地塑造了诸葛亮神乎其神的形象。
塑造鲜明的人物性格： 史书的记载往往是简练的，对人物的性格描绘可能不够生动。罗贯中通过大量的对话、内心活动描写以及具体事件来强化人物的性格标签，使之更加深入人心。曹操的多疑和残忍，刘备的仁义和刘禅的懦弱，都被进行了放大和极致化的处理，从而形成了读者脑海中根深蒂固的“三国人物谱”。
弘扬特定价值观与政治倾向： 《三国演义》成书于明朝，当时社会上对忠君报国、仁义治国等儒家思想有着强烈的推崇。罗贯中在创作中，有意无意地将这些价值观融入其中。例如，他大力宣扬“拥刘反曹”的思想，将刘备塑造成仁义之君，而将曹操描绘成奸诈的乱世枭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及其所处时代的政治和社会思潮。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这种思想表达，一些符合其政治倾向的情节就会被“创造”出来，而一些不符合的则可能被弱化或删除。
2. “演义”的本质： “演义”二字本身就包含了“演绎”和“发挥”的含义。它不同于“正史”，正史追求的是“信史”，即如实记录史实；而演义则是在历史的基础上，通过文学的手段进行艺术化的加工，目的是“以史为鉴，以史明道”，或者仅仅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娱乐需求。
迎合读者口味： 通俗小说面向的是广大读者群体，追求的是故事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过于枯燥乏味的史实记载，难以吸引普通读者。罗贯中在继承史实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精彩的描写，如战争场面的宏大壮阔，谋略斗争的尔虞我诈，人物情感的跌宕起伏，这些都极大地提升了小说的吸引力。
弥补史料的不足： 正如前面所说，史书的记载是有限的。很多细节、人物的对话、事件的起因经过，在史书中可能是空白的。罗贯中为了填补这些空白，使故事完整连贯，就不得不进行合理的想象和虚构。例如，像关羽过五关斩六将这样的情节，虽然在正史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其背后可能反映了关羽忠义形象在民间流传的某种侧面，经过艺术加工后便成为脍炙人口的篇章。
3. 信息传播的局限性： 虽然《三国志》已经流传，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准确性在古代远不如现代。历史记载本身也可能存在偏颇、遗漏或主观判断。罗贯中在吸收史料时，也可能受到当时主流观点或流传版本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创作。
总结一下：
罗贯中之所以在看了《三国志》之后，仍然创作出《三国演义》这部“充满虚构”的作品，是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抄写员。他的目标是创作一部引人入胜、寓教于乐的艺术作品，而不是一本精确到每一句话都必须是史实的“考据集”。
他看了《三国志》： 这是他创作的基础和框架，许多核心人物、事件和关系都来源于此。
他没有照搬《三国志》： 因为他的目的是“演义”，是文学创作，是希望通过生动的故事来塑造人物，表达思想，并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
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虚构”成分，是文学创作的必然产物，是作者在尊重历史大框架下的艺术加工。这种加工，使得《三国演义》比《三国志》更具感染力，更深入人心，也让其中鲜活的人物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成为了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阅读《三国演义》时，既要欣赏其艺术魅力，也要认识到其与史实的区别，这才是对这部伟大作品最恰当的态度。
网友意见
正因为罗贯中看过《三国志》，才对收集到的各种材料在自己的小说中做了合理化的修订，举几个简单例子：
1、《后出师表》因为弄错了赵云去世的时间（赵云去世于建兴七年，而建兴六年冬上的表已经提到赵云去世）被人诟病为伪作，罗贯中就在小说里把赵云去世的时间提前到建兴六年以符合逻辑。
2、孙坚的妻子里叫吴夫人的只有一位，在赤壁之战前就去世了，但是之前的元话本艺人给吴夫人在赤壁之后编排了很多剧情，例如“劝孙权启用周瑜”、“佛寺看新郎”。罗贯中又为了尊重历史，又为了保留精彩剧情，就把吴夫人一分为二成了姐妹关系，让孙坚娶了两个老婆，大的继续历史上吴夫人的角色，小的继续话本里吴夫人的角色，也就是小说里的“吴太夫人”和“吴国太”。
3、《三国志》裴注引郭冲“条亮五事”因为是诸葛亮的精彩环节，罗贯中除了第二条辨色识刺客外，均收下作为素材，但是也参考了裴松之的批驳在小说中进行了合理化调整。比如空城计的时候司马懿还在宛城，罗贯中就提前安排司马懿来前线，又比如诸葛亮拒贺，罗贯中直接把裴松之的批驳用诸葛亮之口说了出来。
裴注原文：三郡归降而不能有。姜维，天水之匹夫耳，获之则于魏何损？拔西县千家，不补街亭所丧，以何为功。
《三国演义》小说原文：祎恐孔明羞赧，乃贺曰：“蜀中之民，知丞相初拔四县，深以为喜。”孔明变色曰：“是何言也！得而复失，与不得同。公以此贺我，实足使我愧赧耳。”祎又曰：“近闻丞相得姜维，天子甚喜。”孔明怒曰：“兵败师还，不曾夺得寸土，此吾之大罪也。量得一姜维，于魏何损？”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可见罗贯中不仅读过《三国志》，还仔细思考过小说和历史的平衡点，可谓“巧手裁缝”。
因为没必要重新抄一遍三国志吧。
我想题主的疑问主要在于，为什么有了“正史”三国志之后，还需要一部并不那么正确的“演义”？并且罗贯中还是在刻意去“作假”？
我觉得这是因为，但凡创作，大多都是要输出自己的观点的。无论观点是大是小，符不符合当时大部分人的价值取向，总是要输出的。
罗贯中显然并不想重修经史，而是想将这一段故事能被更多的人接受，在接受之后，如果有人能够自发地产生兴趣，产生共鸣，那无论过了多少年，罗贯中的这种“作假”都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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