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国民政府派系林立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

回答
国民政府派系林立的局面,绝非一日之功,也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历史演进、权力斗争、地缘政治以及个人野心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下的复杂产物。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将目光拉回到辛亥革命前后,甚至是更早的时代。

一、革命的土壤:同盟会内部的裂痕初现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作为推翻清朝的革命核心,本身就凝聚了来自不同背景、怀抱不同理想的革命志士。早期同盟会成员,除了职业革命家,还有不少是受到西方思潮影响的留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在地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士绅、商人。这些成员在革命初期能够为了共同目标而联合,但一旦革命成功,如何建国、如何治理,以及各自的利益诉求便会浮现。

革命理念的差异: 尽管大家都是“革命党”,但对于革命的深度、方向,以及未来国家的模样,并非铁板一块。例如,一些人更倾向于渐进式的改革,而另一些则主张彻底的革命。
地缘与利益的考量: 革命活动往往需要地方上的支持,这使得一些具有地方实力的人得以在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可能在革命成功后将其地方势力带入中央。
个人野心的显露: 革命的成功往往伴随着声望的提升,这使得一些有野心的人物更容易聚集追随者,形成自己的政治势力。

二、北伐战争的推进:各路军阀的“归顺”与联合

北洋政府垮台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高举“打倒列强,扫除军阀”的旗帜,发起了北伐战争。这场战争的胜利,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在实质上,却是国民党与其他军阀势力进行政治博弈与妥协的结果。

“联吴(佩孚)抑曹(锟)”、“联奉(张作霖)抑直(曹锟)”的策略: 在北伐初期,国民党为了积蓄力量,曾与某些北洋军阀合作,对抗其他军阀。这种策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北洋军阀的整体力量,但也意味着一些原北洋系的力量被纳入了国民党的阵营。
接受各路军阀的“改编”: 北伐过程中,许多原属各路军阀的部队,在国民党名义下被“改编”和收编。然而,这些部队的将领往往保留着原有的地盘、人事关系和利益链。他们虽然宣誓效忠国民党中央,但内心深处仍是各怀鬼胎。
政治上的拉拢与分化: 为了争取支持,国民党中央需要向这些地方实力派进行政治上的拉拢,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官职和资源。这种“恩赐”和“分肥”的方式,客观上巩固了地方势力的基础,并鼓励他们进一步巩固和扩张自己的地盘。

三、国民党内部的权力分配与利益博弈

北伐胜利后,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权力分配,成为一个核心问题。由于国民党本身就是不同派系力量的聚合体,这种权力分配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激烈的派系斗争。

“联汪(精卫)抑蒋(介石)”、“联蒋抑汪”的政治博弈: 在国民党早期,孙中山先生去世后,陈炯明叛变,汪精卫等成为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然而,随着蒋介石在东征、北伐中的崛起,他逐渐成为掌握军权的重要人物。在国民党内部,围绕着最高领导权、政策方向等问题,经常出现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派”与以汪精卫为首的“西山会议派”(早期)、“改组派”以及其他具有地方背景的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
军事力量的制约与平衡: 国民党内各个派系往往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例如,蒋介石的中央军(黄埔系)、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晋系(阎锡山)、新桂系、川系(刘湘、邓锡侯等)等,都拥有自己的嫡系部队。中央政府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有效控制这些地方军力。这种力量的制衡,使得中央政府在很多时候不得不采取妥协和拉拢的策略。
经济利益的争夺: 各个派系在控制地盘的同时,也控制着当地的经济资源。例如,一些派系可能通过控制税收、土地、矿产等来获取经济支持,并通过经济实力来维系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这种经济利益的争夺,是派系林立最根本的驱动力之一。
意识形态与政策路线的分歧: 尽管都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但在如何实现“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具体政策上,不同派系存在差异。一些人可能更倾向于温和的改革,而另一些则可能呼吁更激进的措施。这些政策上的分歧,也成为了派系斗争的“思想武器”。

四、地缘政治的影响:地方势力的根深蒂固

国民党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地方势力依然根深蒂固。

“省籍情结”与地方主义: 许多军阀和政治人物,其政治势力往往与特定的地域紧密相连。例如,桂系在广西、晋系在山西、川系在四川,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服从程度,往往取决于中央政府能否满足其地方利益。
地方政府的自主性: 在实际运作中,许多地方政府在财政、人事、军事等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更多地是通过政治协调、军事威慑以及经济援助来实现,而非直接的管理。

五、历史的惯性与政治的妥协

中国长期的分裂与军阀割据历史,使得地方势力在政治格局中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国民政府在成立初期,为了维持统治的稳定,不得不采取一种“合作”而非“兼并”的模式来处理与地方势力的关系。

“尊蒋”与“联蒋”的局面: 蒋介石作为北伐的实际领导者,掌握着相对最强的军事力量和政治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维持国民政府“统一”的“定海神针”。但即便如此,他仍需与其他地方实力派进行政治上的“联合”和“妥协”,才能维持局面的稳定。
“剿共”与“抗日”的双重压力: 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既要面对中共的挑战,又要应对日本的侵略。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中央政府更需要拉拢地方力量,形成统一战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地方势力的存在。

总结来说,国民政府派系林立的局面,是历史遗留问题、革命进程的副产品、权力分配的必然结果、地缘政治的制约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共同作用下的复杂体现。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正统”与“非正统”的对抗,而是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政治主张、不同地域势力在共和国体框架内进行权力争夺和利益博弈的生动写照。这种局面,一方面为国民党在复杂环境中维系统治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效率,最终为后来的历史走向埋下了伏笔。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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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没看错的话,题主问的是这个

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迅速占领了长江以南,基本消灭了孙传芳和吴佩孚势力,为什么后来又形成了派系林立的局面呢?是北伐战争革命不彻底?还是国民党自己分裂造成的?

我觉得我可以试着回答一下。

先说结论,国民党内部本来就有派系。胡汉民,汪精卫既是彼此政敌又是广义的粤系,蒋派和西山会议派也可以视作独立派别。蒋蚣作为武夫上位,根基浅薄,得国不正,所以反对他的声音一浪接一浪。直到1937年前后,在抗战的大义之下,他才真正弥合了各方势力。

同时,在蒋蚣发动四一二之前,KMT内部是文斗,几个派系之间斗而不破,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都以维护KMT内部团结为底线。 四一二之后,KMT内部开始武斗,本来团结在KMT 中央党旗帜下的新军阀们开始一轮轮混战。



首先,孙中山去世之后。广东的国民政府内存在着 汪精卫 胡汉民两派。这两派之外还有廖仲恺,戴季陶,许崇智,蒋介石等大佬。另外还有西山会议派游离在两派之外(上海中央D部,另有伍朝枢时任广州市长等)。

蒋介石那时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基本上是以陈其美(早期孙的重要助手,已经被暗杀,后来的陈立夫陈果夫就是其侄子)接班人面目出现的。

廖仲恺遇刺之后,因为刺客和胡汉民的堂弟有关,所以胡汉民先出局,连带着当时的粤军司令许崇智(许崇智和胡汉民关系也不太好,但他和廖仲恺也不和,而且凶手是粤军的人)也下台。 蒋介石成功上位为KMT的军事总指挥(苏联顾问鲍罗廷支持下)。

也是因为廖仲恺遇刺案,汪精卫负责查案,蒋介石负责警戒, 蒋汪二人开始了最初的合作。但是后来蒋汪也发生了矛盾,又因为西山会议派的挑动,蒋蚣(实际指挥第一军)发动了中山舰事件。事件发生后,汪精卫和TG方本来准备对付蒋蚣,但是蒋蚣得到了苏联访华代表 布勃诺夫(时任红军ZZ部主任)的支持,并撤换了反蒋的苏联顾问季山嘉(鲍罗廷的后继者),这样面对蒋蚣的进攻,苏联方面的退让导致汪精卫也退让了,汪精卫暂时告别舞台后,胡汉民又归来。蒋蚣成为军事委员会首席,但是他在政治地位上资历上都还不行。

蒋蚣利用苏联和胡汉民的矛盾,使得苏联顾问(鲍罗廷归来)迷信蒋蚣是中国革命的中坚。处处对蒋退让。到了1926年7月,蒋蚣不但把汪精卫,胡汉民撵走,而且大权独揽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领袖。同时开始了北伐。

随着北伐,原本在全国范围内籍籍无名的蒋蚣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同时获得了大量南方小军阀的投效,另两个在北伐中获得不少声望和扩充实力的是唐生智和李宗仁(唐本人曾经是湖南军阀,以湖南南部投效广东国民政府,编为第八军,李宗仁为第七军),国民政府搬到武汉后,在新的临时联席会议上蒋蚣未能如愿继续当选,于是蒋蚣拉起谭延闿,张静江等在南昌决定中央暂住。蒋主张驱逐苏联顾问,但是戴季陶谭延闿张静江等都反对,由此武汉和蒋蚣之间的矛盾逐渐升级。

因为蒋蚣逐渐表现出其跋扈而反G的一面,所以国民党左派和TG也认识到要限制蒋蚣的权力。打算取消军事委员会首脑,改为七人委员。蒋的权力被削弱,而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大获全胜。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蒋蚣进攻上海,取得了上海浙江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与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决议清党。

蒋蚣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很快与国民党右派的胡汉民联合,之前还想借助TG抓紧党务(汪不擅长军事)对抗蒋蚣的汪精卫很快也见风使舵(他以后还多次见风使舵,以至于胡汉民对他都丧失信任),这也是因为在蒋蚣封锁下(蒋蚣在富饶靠海的长江下游)武汉KMT已经接近崩溃了。

1927年7月,蒋蚣北伐军在徐州惨败,李宗仁何应钦等邀请汪精卫到南京,逼蒋蚣下野(一次下野),南京落入李宗仁等人手里。汪精卫本来准备重新掌握KMT大权,但是西山会议派特委会否定了三中全会的决议,而汪精卫上台正是因为三中全会,所以汪对特委会不满,但他的盟友如孙科等人主张妥协,谭延闿和唐生智之间闹矛盾,汪精卫鼓动张发奎和唐生智组建反南京同盟。

1927年9月,南京方面李宗仁等人在龙潭战役打败反扑的孙传芳,然后掉头打垮唐生智。汪精卫决定与下野的蒋蚣合作(讨桂),此时站在汪这边的还有盘踞广东的张发奎。

蒋蚣之所以和汪合作,一是因为特委会的决议也否定了他的权威(蒋的地位来自KMT二届二中全会,汪来自二届三中全会,而西山派的特委会直接全否定了),二是因为前述 桂系直接逼着蒋蚣下野。

蒋汪合作后,各地党部也冒出发对西山派特委会的声音,这时汪盟友张发奎先发动广州事变驱逐李济深(李济深非桂系,但和桂系合作),然后蒋回护汪,汪则提名请求蒋蚣复职(题外话,趁张发奎带兵离开广州和李济深。黄绍肱作战,TG发动了广州起义,旋即被张发奎镇压)

广州起义之后,汪精卫被粤方大佬们群起指责,不得不引退。这样蒋蚣联汪恢复了总司令,而汪却黯然去职不能与蒋蚣翻脸。蒋蚣与桂系妥协,将两广两湖划为桂系势力范围,自己专职北伐。









有事出去下,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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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经被删掉了一次,现在重发)

别往其他方向扯,什么历史欠帐什么“光荣传统”,那是北洋传统,硬要让北洋们给国民党的无能背锅,这是无耻。

最无耻莫过于扯“人性”……国民党有这玩意吗?

其实归纳起来,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国民党从出生开始,就是个不健全的畸形儿。

从同盟会时代开始,国民党内部就有三大派系:两广,两湖,江浙。在依靠南洋华侨为根基,基本在海外发展的时代里,同盟会内都能发生三次大规模倒孙事件,可见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没有团结过。

究其根本,就是国民党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好在一开始他们毕竟还坚决反对满族的皇帝(更有甚者,竟然是主张立个汉人皇帝的君主制拥护者,或者主张就地在清朝里搞君主立宪的),反清还能成为一致共识;等到反清胜利后,空有一群党员,却没了目标。

所以袁世凯篡夺胜利果实,显得格外容易。集合北洋打疼黄兴黎元洪,然后给个甜枣说只要满足他的条件就加入反清队列,整个国民党里,竟无一人可以抗争。虽然后来还有一个叫宋教仁的,准备团结大多数,跟袁世凯玩和平竞争,但他死在了陈其美地盘上。

(这里不讨论宋教仁是谁杀的。袁世凯和孙文的动机很大,赵秉钧是最大受益者,但是没有直接证据;陈其美是第一嫌疑人,但是不太可能没人在后面指使。)

其实就算宋教仁活着,未必能玩过袁世凯。他的管理宗旨只有两条:是个议员就拉入国民党,袁世凯的提案全部否决。他死之后,孙中山号召二次革命,国会第一大党的国民党竟然应者寥寥。

所以经历了第一次大规模惨败之后,国民党转进日本,开始了舔伤口。好在历史还是很眷顾国民党的,第二次机会很快就到了。

国民党的第二次机会,其实比较零碎: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可以说是,但也不完全是。

袁世凯称帝不得民心,连带整个北洋集团都陷入了合法性危机上。而北洋军政府和文官并无太多交集,只要国民党能得到武装力量的支持,加上蔡锷等人,重返北京不是梦。

但神奇的是,国民党在护国战争期间存在感聊胜于无,唯一组织起来的一个讨袁卫士团还在战争结束后被迫遣散了。孙先生这会还停留在幻想阶段,只要解决掉几个制造麻烦的人,天下自然就太平了。

之后的护法战争期间,国民党在南方军阀眼里,连汉献帝都不如。打得顺风顺水的时候想和谈就和谈,停火就停火,想下逐客令就下逐客令,国民党迎来了第二次惨败。

也就是在这个期间,可能是孙先生他受了刺激,玩出了一系列奇葩操作:要求党员打指模,下保证书,向孙先生本人发誓效忠……封建社会的会道门组织也不过如此。

当然这是题外话。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给国民党送来了第三次机会。

蒋粉有一种奇怪的逻辑塑造: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企图用共产党偷梁换柱,慢慢消灭国民党的阴险伎俩。如果孙中山活下去,照样也会清党……

必须说明,这个逻辑是错误的。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孙中山明确指出:如果大家反对联共,他就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因此如果国民党真的被共产党偷梁换柱,那就是对于孙中山思想的充分继承。孙中山的愿望就是让国民党成为共产党(这点可以根据国民党两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看出)。

但是为什么又失败了呢?就像孙中山评价汪精卫和胡汉民的话一样。他们两个想革命,必须枪毙胡汉民的兄弟以及汪精卫的老婆;而孙中山想要管好国民党,非得把那批高层解决掉。他们是旧时代的产物,是国民党右派的活化石,与基层的国民党左派脱节。

所以孙中山死后,面对着基层都是左派,而高层都是右派的情况,国民党面临着严重的臀首分离现象。举个例子,何键一边北伐打崩了北洋军阀,后方一边土改去抄他家。有人批判这是迫害革命军将士,有人批判革命军不够干净。教员这个时期写了很多文章给农会辩护,侧面可以反映出,很多人的思想在这个时期是迷茫的。

不管怎么说,因为陈独秀之流的妥协主义,以及北伐的节节胜利,这些矛盾都被掩盖下来了。但是矛盾既然存在,迟早还会爆发。

而在这个关键点上,作为关键人物的蒋介石并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虽然国民党的盘根错节和四分五裂是孙中山时代的旧毛病,但是闹到乱七八糟,人心分崩离析,丢失大陆的所有责任,基本全部都在蒋介石身上。

蒋介石的政变,给刚刚建立起基层组织的国民党,带来了五个不利影响:

国民党基层组织被地主乡绅一扫而空,并且封建余孽填充了基层,导致国民党底层控制力严重缺失。共产党只有五万人的情况下,86万国民党在清党后,只剩下22万,别说是左派国民党,右派国民党自己也死伤惨重。

深刻打击了国民党内的进步力量。国民党以自己对进步势力的残酷迫害,教育了所有的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进步人士。一个政党,再怎么腐败,也会不自觉地渴求新鲜血液的加入。然而国民党内部即使有新鲜血液,也是同情共产党的力量。

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身份发起清党。他不是政府领导人,也不是党政负责人,更没有得到决策层的授权和背书,仅仅依靠手里的军队,以及英美买办的资金支持就发起了412,严重破坏了国民党的规章制度。只要有军事力量,就能逼迫所有人为所欲为,这个问题从蒋介石延续到蒋经国,乃至现在的国民党,依然没有根除。

蒋介石是国民政府任命的总司令,但是国民革命军被他当做私人财产;以此类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任命的集团军司令,可以把集团军当做他的私人财产;集团军司令任命的军长,可以把军当做他的私人财产……无限套娃创造的是无限可分的军阀,国民党彻底成了各方实力派大大小小私人财产的总和。

为了得到列强买办的军费支援,蒋介石向他们做出了大量妥协,放弃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大好机会。买办逐渐成为国民党的根基,为这个腐败分子联盟的垮台做好了铺垫。

但是由于之前提到的右倾主义,以及后来的左倾主义指导下,青涩的共产党也遭遇了不少挫折。而且在中华苏维埃时代,王明等人对于各阶层的团结能力极差。如果不是打不下大城市,这群教条主义者甚至敢开除农民的革命籍(其实王明之流又何曾了解工人。相比教员组织夜大,面对面和劳工谈话的经历,也许他们和租界的民国大师更相似)。

相反,由于国民党的错综复杂,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没完全投靠买办的军阀,代表着本土地主资本家的利益。而这些势力在十年革命期间,对于国民党一直保持着整体上的支持。再加上李德之流上台,共产党陷入了长征。

在此之前,列强买办加大力气输送援助,蒋介石靠银弹打败了党内竞争者,确立了国民党盟主地位。乍一看,蒋介石已经走到了辛亥革命以来,第三次的国民党辉煌时代。

只是,和上上次二次革命失败,上次护法战争失败一样,国民党很快就要面对第三次失败——虽然这次并不彻底。

接下来,国民党持续而严重的内讧,军阀林立的现状,对列强买办的妥协,让石原莞尔以及日本军国主义都产生了对中国的轻视。虽然石原莞尔本身的行动是他自己的一意孤行,却也是日本军部的必然结果。

东北当时的形势,对于日本是非常有利的:苏联在党内斗争,英法在经济危机,美国在孤立主义,蒋介石自己在和军阀们内讧。因此,只有张学良有可能抵抗。

但是军部对此并没有预案,甚至派人干涉了少壮派军官的行动,所以才有了石原莞尔的一意孤行。这一举动,将日本彻底拖入了军队独走,军官下克上的深渊。

但是对蒋介石来说,这个行动是有利的。日本人消灭了它最大的敌人,同时给了军阀林立的中国一个统一团结的口号。事实证明,就算宣称不要东北,就算要杀绝非法抗X的中国人,就算坑害抗联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等一系列行为都做了,只要蒋介石紧握抗日大旗,全国照样可以支持他做中国领袖。

当然,蒋介石不负众望地丢了六年时间。日本人立足不稳时,他没能抓紧机会;日本人入侵上海时,他还没能抓紧机会。

蒋粉说中国还需要多点准备时间——得了,光一个钢产量,我大民国追了六年,连伪满洲国都能把他越拉越远。再给六年,怕不是他们要从二十四道拐打响“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全面抗战第一枪了。

(最让人无语的,莫过于抗战打到军火厂破产,钢铁厂产生滞销问题。这边打着仗呢,那边不制造武器……莫非国军枪炮是 蒋公拔头发成兵变出来的?)

说回日本。面对一个工业国家,农业国的抵抗固然是绝望的,是徒劳的,但是—!旧日本那可是个烂到家的半封建地主半军国主义的坡脚鸭!但凡这个时候的国民党是个现代政党,哪怕国力贫弱,中国也该打出个低配卫国战争,可蒋介石怎么做的?

所以事情反应到1945年的结果,就变得极其糟糕了:八路军新四军都在沦陷区大城市附近,苏联人占领东北,英国人控着南洋。因为中国战场上的严重拉胯,蒋介石对美国依存度太高,导致国内被美国把持。可以说,虽然抗战胜利,但是蒋介石政府的危机已经即将爆发了。

但是蒋介石还没有察觉到这点。抗战胜利,他的政府收割了极庞大的战争和政治红利。

由于先前国民党的无能腐败以及基层摆烂,抗战胜利之后的大接收彻底成为了劫收。

究其根本,国民党没有靠谱的基层组织,因此接收尤其是远离战线的沦陷区的工作,无法通过地下党组织或者国家行政体系进行接收(如果按照就近接收的原则,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都会拿到大头)。

因此,国民党一方面要求美国帮忙空运接收大员,另一方面甚至要日伪军维持沦陷区。命令轴心国战败武装抵抗同盟国战胜武装受降这种事,国民党也算是世界上独一份的。

至于国民党内部的问题,可以说虽然没被抗战解决,但是依然极其严重。

和蒋介石发动412,给国民党制造了五个问题相反,抗战解决或者缓解了国民党的五个问题,并且因此带来了优势:

沉重打击了全国各军阀。张学良,杨虎城,刘湘,韩复榘,刘湘全部被消灭;阎锡山被重创,山西不再是他的独立王国,粤系失去军事力量,盛世才被撤换,蒋介石将手伸进新疆和成都平原,并将广东收入基本盘;马家,滇系,刘文辉都没有在战争中增长;而得到大幅度增长的傅作义和桂系,基本上已经无法妨碍蒋介石了。对于抗战前只能控制华东的蒋介石来说,这是巨大的成功。

抗战期间,国民党得到了美国,苏联,英国共计三十亿美元的资助,战后又得到了几乎所有的联合国援助以及日本战败赔偿。美国还多次将太平洋战争的过剩物资赠送或者半卖半送给了国民党,扩充了国民党的实力,更别说接收了沦陷区几乎所有大城市。

蒋介石的威望得到了确认。世界列强承认了蒋介石的中国领导人身份,国内各派也承认蒋介石的中国领导人身份。整场解放战争期间,直到三大会战失败后,美国才短暂地考虑了李宗仁和孙立人这两个选项,这在各自扶持一个代理人抢夺利益的民国往事里,是不可想象的。

实现国民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中国团结到比共产党更多支持者的壮举。抗战胜利后,虽然蒋介石在战争期间骚操作不断,但是胜利还是抹去了无数人对他的憎恨。不仅仅是军阀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学生中产阶级,甚至在工人农民之中的口碑,都有所好转。重庆谈判前,全国都鼓吹“国共赶紧和谈,不要打内战”的口号。虽然“不打内战”对国民党更不利(后面慢慢解释),但也反应了蒋介石的民心。

在近现代第一次彻底击败一个外国入侵者的战争中,正好处于总司令地位,极大振奋了每个中国人——无论什么意识形态(当然,如今的国民党把它玩成负资产,每逢广岛核爆要向日本默哀,每逢抗战胜利要请日本观摩“战力展示姿态是否会友邦惊诧”的程度,虽然不是蒋介石所为,但也和这位派人在靖国神厕默哀的石田介雄先生关系匪浅),与所谓“台湾经济建设成就”一起,成为了蒋粉唯二拿得出手的“ 蒋公伟业”,我建议称之为“蒋吹双子星”。

好了,国民党已经走向了他烈火烹油,繁花锦簇的光辉盛世,蒋公公正准备领导这个党继续向下一个胜利转进——丝毫不知,国民党即将迎来第四次,也是规模最大的惨败。

根据华盛顿和莫斯科的设计,二战后的中国应该是一个以蒋介石为核心,松散的国民党地方派系为基本盘,共产党、民盟、青年党等党派保持名义服从的,离心力比较大的邦联政府。蒋介石的地位需要得到保证,同时又不能让他一家独大。

但是蒋介石无意于“中国华盛顿”这种地位,他要的是一个蒋家父死子继的君主制政权。而他的手段和能力都严重不足,想要成功,无异于天方夜谭。

(最可笑如之前,有蒋粉提出“可以派陈诚和蒋经国装作开明地主,去解放区拉票;来国统区拉票的,可用地痞流氓把他赶走”。试问蒋经国在台上演讲时,下面有人直接在喊“这家伙要护着地主老财”,不知道蒋粉们如何应对;何况抗战时本子拿枪威胁,八路军干部不知道牺牲了多少,也没从一个个没见过八路军的村子里被赶走,地主老财难不成比本子效率还高?)

之前我们说到,在王明之流的教条主义政策之下,十年内战期间,地主和资本家大体上是支持蒋介石政府的。地主资本家自以为是蒋介石的基本盘,但蒋介石基本盘是买办。这个群体为何被称为汉奸,就不多说了。

抗战期间,大量土地遭到破坏,工厂搬迁以及被日本侵占又让资本家损失惨重,而地主在信息交流不通畅,交通极差的情况下,本身就缺乏竞争能力。所以蒋介石的基本盘们丝毫不顾地主资本家死活。美国来的洋米洋面比农村来的土米土面还便宜,接收的援助全部拿去倒卖,接收的工厂全部拆了换钱,资本家和地主受损严重。

地主和资本家没了,给大师发钱的也没了。曾经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歌唱蒋委员长的各路大儒们,即使是最爱蒋介石的胡适,也不得不勉强提醒他“斯文扫地”了。

国民党一以贯之的喝兵血传统,把军队也逼到了绝路上。之前为蒋介石保卫沦陷区的伪军全部裁撤,杂牌军里哪怕战功显赫的部队也毫不留情地撤销,另一方面又任用冈村宁次做顾问,鼓励战败日军在通化谋反,阎锡山公然雇佣日军战斗,实在是千古奇闻。

甚至就连中央军,也渐渐有了军阀化的倾向。陈诚打击异己,胡宗南龟缩西北,都是隐约有了军阀化的特征。

就这样的组织,还想进行和平选举……要么等着陈诚何应钦兵谏,要么被民盟tg手撕。

而共产党这边,教员定下了“统一战线”的阳谋:共产党是要民主,支持民主的。共产党是要团结全国的,资本家和地主,只要支持共产党,那就是反买办的好队友。

@夜凉秋如水 这位提出过一个逻辑,说共产党打赢国民党,代表近现代中国的外来力量对本土力量的胜利,标志着本土力量已经无法抵抗外来力量,实属歪曲事实。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代表的才是中华民族,这个集团里不仅有工农,还有大量地主资本家;反倒是国民党,唯一基本盘就是买办。这不是外来力量战胜了本土力量,这是本土力量第一次依靠自己战胜了外来力量。

于是毫不意外地,自李鸿章以来,建设了八十年的中国买办集团从大陆被一扫而空,国民党从他的全盛时代走向了第四次惨败。

(这里给小白们科普一下:所谓买办,指的是用先进的外国产品冲击本国工业,然后赚取大额利润。外国产品如果卖不动,他们就赚不到钱,所以必须想方设法搞垮本国同类替代产品。

举个例子,买办弄来了丧塔纳,却发现国产的伤海牌占据了市场。怎么办呢?于是他们灵机一动,进口大量的丧塔纳,依靠关税减免和政策扶持,把丧塔纳卖得比伤海牌还便宜,然后宣布“先把民生搞好”,却不肯引进丧塔纳的生产线和技术,美其名曰“加入国际市场供应链”。

长此以往,丧塔纳垄断了市场,伤海牌连带整个国产汽车产业链垮了。最后万不得已,只好跳过汽油轿车直接点电动车科技树,然而当年走私丧塔纳的各位,现在转行吹疯田不可战胜,特死啦天下第一了。)

当一个生命垂危,气息奄奄的人只能靠机器苟延残喘的时候,正确办法是把他安乐死,减少痛苦;当一个生命垂危,气息奄奄的政权只能靠外力苟延残喘的时候,正确的办法是把他消灭,减少他丢人砸锅的黑历史。

东晋如此,南宋如此,南明如此,国民党也是如此。到1949年为止,作为一个组织,一个政权,国民党已经结束了。但是在外力的支援下,国民党依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美军进驻台湾海峡,制止了蒋介石政权在台湾的灭亡。而且美国终于放弃了原先的花花肠子,全力扶持蒋介石在台湾搞君主制。所以接下来,无论是吴国帧案,孙立人案还是自由中国案,都没在蒋介石时代闹出动静。

不过事实证明,一个腐朽反动,即将暴毙的老僵尸,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焕发活力。在拿着美国援助和大陆搜刮民财所得,接盘日本建设成就的台湾的蒋介石,依然给台湾埋下了无数地雷。

不许荣民结婚,把他们圈在荣村自生自灭,失去了和台湾人融合的机会。

以单纯的白色恐怖统治台湾,大量屠杀台湾当地人,给美丽岛事件埋下隐患。

著名的“万年国大”,党政军不给本省人一个名额,台湾人变成了逃台难民的殖民地。kr英王尚且知道把加拿大人当做英国人对待,蒋介石连虚构作品的人物都不如。

蒋介石在台湾时期,反复用虚假的谣言和恶毒的词语攻击大陆,将反共作为台湾人的基因,刻在每代台湾人的脑海里,事实成为了台独的武器。而蒋介石自封中华正统,让台湾人全都相信了一个道理:中国人,中国政府,就是蒋介石这种东西。

因此,虽然台独崭露头角是李登辉时代,但是台独的祸根来源于蒋介石时代。所以在蒋介石和蒋经国死后,台独疯狂登堂入室,李登辉陈水扁之流粉墨登场,国民党遭遇第五次惨败。

不过蒋粉对这次惨败是不以为意的。都怪李登辉太狡猾,都怪台湾人太刁蛮,都怪共军不投降,感谢蒋经国赐我民主自由于小岛,感谢马英九横空出世……

但是没有意义。国民党的创始人没能完成对国民党意识形态和实现方法的塑造,第二任接班人又把国民党变成了一个封建买办的集合体。第三任面对如此危局,除了谈谈经济建设,其他的只能躺平了。

不过这些道理,马英九是不明白的,这只无能的伪君子还在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清秋大梦呢。

(鉴于蒋乎的心灵受到了震撼,我们就写到这里把。)

简而言之。一个党派系林立是正常现象,但是国民党这样丢人砸锅,内斗内行的党派,基本可以把责任归咎于蒋介石。

孙中山他只是能力不足,理想主义热情还是非常充沛的;蒋介石那是纯粹的坏,为了一己私欲不顾整个党派安危和未来。

至于在台湾那帮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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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可以对比国共的发展找到答案。

1、枪杆子里出政权

毛泽东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在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党的最高会议—“八七”会议上结合中国当时国情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 的著名论断。即中国内部没有民主,只能以革命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这是由中国当时国情特点决定的。

而国民党也是从孙中山开始的事情,经过漫长的摸索,到了最后才发现这个道理,并准备搞黄埔军校的。

2、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

共产党一直是这么搞的。比如苏区的时候说撸掉教员就撸掉。

唯一的一次分裂党的是张国焘时候干的。后期基本实现这个原则。

值得一说的是,解放后,有过军区司令对调的事情。

反观国民党,它的成立开始就是借兵的思路,是利用一个军阀反对另外一个军阀。

蒋介石北伐的部队中,嫡系黄埔军的人数也不多,而且不少黄埔军算是共党的人。

整个北伐统一战争后,基本就是军阀通电,然后就变成了党国的人了。完全没有死刑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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