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名士名臣可以往来各国为官为政而不被认为是「叛国投敌」「不忠不义」?

回答
春秋战国时期,名士名臣们在各国之间游走为官,这在当时并非“叛国投敌”或“不忠不义”之举,反而是一种普遍且被认可的现象。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当时的社会结构、政治理念以及文化背景。

一、 政治分裂与“国家”概念的模糊

首先,春秋战国时期并非一个统一的“国家”概念,而是诸侯林立的时代。名义上,周天子是共主,但实际上,各国(诸侯国)拥有高度的独立性,甚至各自为政。这些诸侯国之间,既有联盟,也有战争,但它们更多的是各自的政治实体,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臣子效忠于某个诸侯国,并不是效忠于一个民族或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效忠于这个诸侯国的君主。当这个君主所在的诸侯国不再需要他,或者他觉得在这个国家无法施展抱负,转而前往另一个诸侯国,从他效忠的君主角度来看,这也许是“失臣”;但从他个人角度,以及从接受他的新诸侯国角度来看,这并非“叛国”。

二、 “士”的独立性与“人才”的稀缺

春秋战国时期,是“士”阶层崛起并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时代。在早期,周朝的贵族阶层(卿、大夫)掌握着权力,但随着社会变革,掌握知识、技能和思想的“士”阶层,通过学习和实践,逐渐获得了独立的人格和价值。“士”不再仅仅是某个特定家族或国家的附庸,他们更看重自身的才能和理想的实现。

当时,各国都在争夺人才,以增强国力。一个有能力的士人,无论出自哪个诸侯国,都是稀缺资源。因此,当一个士人带着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去到另一个国家,为那个国家效力,对方君主往往会视为珍宝,并不会因此而指责他“不忠”于前一个国家。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人才争夺战”,而非“国家忠诚度”的较量。

三、 思想解放与“道”的追求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中国思想大爆发的时期,诸子百家竞相涌现,各自阐述着治国安邦的理念。名士们(如墨子、屈原、苏秦、张仪等)往往不仅仅是简单的官员,他们是思想家、谋略家。他们周游列国,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学说,希望找到能够实现其“道”的君主和国家。

例如,墨子倡导“兼爱非攻”,他奔走于各个国家,试图说服各国君主放弃战争,实现和平。他不论到哪个国家,都是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而不是为了某个特定国家的利益。同样,纵横家们(如苏秦、张仪)更是以其辩才和谋略,在各国之间穿梭,影响着各国的政治格局。他们的行为,更多的是基于他们对“道”的理解和对国家兴衰的判断,而非对某个特定诸侯国的绝对忠诚。

四、 “德”与“义”的考量

在当时的道德观念中,“德”和“义”是重要的评判标准。一个君主是否“有德”,是否能“行义”,往往是士人选择效忠与否的关键。如果一个国家的君主残暴不仁、昏庸无道,那么士人选择离开,去辅佐一个更有德行的君主,反而会被认为是“明智”和“有义”的行为。

例如,屈原对楚怀王及其子孙失望,最终投江自尽,这本身就说明,如果君主能够“容贤纳士”,能够“行王道”,那么士人是愿意长期效忠的。当君主失德,士人转向别处,更多的是一种对“仁政”的追求,而非简单的“背叛”。

五、 战争的性质与“国家”的边界

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虽然残酷,但其性质与现代的民族国家战争有所不同。当时的战争,更多的是诸侯国之间的权力争夺,是为了扩张领土、争夺霸权。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在战场上属于某个国家,在战场下却可能与另一个国家的大臣进行政治上的往来,这并不构成“叛国”。

而且,当时的“国”的概念,更多的是围绕着君主及其家族来构建的。君主是国家的象征,臣子效忠君主。君主“失国”,臣子可以寻找新的君主。这与现代国家概念下,臣民对整个民族国家的忠诚是有本质区别的。

六、 个人选择的自由度

相对于现代社会的体制,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有君臣之分,但“士”作为一个阶层,相对而言拥有更大的个人选择自由度。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学和声誉,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寻找机会。这种“择木而栖”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允许和鼓励的。

总结来说,春秋战国时期名士名臣可以往来各国为官为政而不被认为是“叛国投敌”“不忠不义”,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核心原因:

政治碎片化: 当时的“国家”概念模糊,主要指代诸侯国,而非统一的国家。
人才的稀缺与价值: “士”阶层掌握知识技能,是各国争夺的宝贵资源。
思想的解放与“道”的追求: 名士们追求的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和“道”,而非对特定国家的绝对效忠。
道德评价体系: “德”和“义”是重要的评判标准,辅佐有德之君被认为是正当的。
战争与国家边界的模糊: 战争更多是诸侯国间的权力争夺,个人忠诚更多是针对君主。
个人选择的相对自由: “士”阶层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可以“择木而栖”。

因此,这种跨国为官的行为,在当时被视为一种政治现象、人才流动,是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必然产物,而非现代意义上的“背叛”。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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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所主张的君臣关系,是一种更接近夫妻、朋友的“义合”关系而非父子那样的“自然”关系,有“义合”自然就有“义绝”:

《论语·先进》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左传·襄公十四年》

义则进,否则奉身而退。

这里的“道”和“义”,一方面指君主对臣子的态度:

《论语·八佾》

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

《孟子·离娄下》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另一方面则是君主的为政之道:

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

这就是“不君”。

而无论是“义合”还是“义绝”都是有一套仪式规范的。君臣关系的建立需要“策名委质”,策名就是登记入册,委贽就是献上礼物,这是“事君”之始。

古者始事,必先书其名于策,委死之质于君,然后为臣。

而所谓“奉身而退”,也要做到仁至义尽:

臣之事君,三谏不从,有待放之礼。


当然,以上都是理论要求,其中不乏后世学者的主观解读,实际情况又要复杂一些,但是总的来说,当时的君臣关系绝非帝制时代那样天经地义、无远弗届,而是有很大的灵活性和选择性的。


题主所举的几个例子,又不尽相同:

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是楚太子建的太傅,则应该说他与楚平王一开始就不存在君臣关系,其效忠对象应该是太子建,自然谈不上不忠不义;即便存在君臣关系,当楚平王以不正当的理由杀掉其父兄之后,君臣之义也就终结了,而基于复仇的大义,事吴伐楚更是无可厚非。

吴起去鲁投魏,去魏投楚,都是由于受到了君主的无端猜忌,可能还有被杀的危险,但总不能与伍子胥面临的情况相提并论,而他又没有做到“仁至义尽”,因此他的名声多少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至于孟尝君,相秦倒没什么,基本可以认为是被迫,但是后来相魏伐齐就很过分了,他又没有伍子胥这样的深仇大恨。而且虽然“公子无去国之义”很大程度上是董仲舒的私货,但是总归要对祖宗基业承担更大的责任的。实际上他虽说位列战国四公子,但是这个人的评价似乎一向都不怎么高,荀子就说他“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


还要强调的是,君臣观念的变化,并非朝夕之功,非但先秦,即便是两汉的君臣关系,也不同于很多人的固有印象,比如东汉就有所谓“二重君臣观”:

景行止:东汉二重君主观(二元君主观)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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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我看你是把很多东西搞混了,搞得自己很困惑。

这里我说一句,每个人对自己祖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感情。先秦时也不例外。当然也有特殊情况。

你所说说的伍子胥等人,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情况。一、先在一国为官,再去另外一国为官。这个伍子胥、孟尝君、公孙衍都符合。二、直接去外国为官的。这个张仪符合。

我们先分析下前一种,前面那些人是什么心理?当时人怎么看他们?

先看下伍子胥,伍子胥背叛楚国是有原因的,就是父兄无辜被杀,伍子胥自己在楚国也是同样的下场。所以他辗转到了吴国,帮助吴国复仇。而且当时吴国和楚国一直是对立的。所以伍子胥攻打楚国,一是报家仇,二是为国效力。而且,我们看下伍子胥这个人,他也是很忠心的,多次苦谏夫差,最后不得善终。所以说,伍子胥背叛祖国,是情有可原的。而且伍子胥这个人没问题。但他“鞭尸雪耻”的行为,也是多为“忠义之士”所诟病的。所以说,伍子胥背叛楚国,情有可原。但也受过诟病的。

再看孟尝君,首先孟尝君和齐闵王有矛盾是双方都有责任。但明显齐闵王因为田甲劫王,已经怀疑孟尝君。所以孟尝君回去封邑,后来又做了魏相,做了伐齐的急先锋。相比伍子胥,孟尝君的理由就没有那么充分了。所以孟尝君受到的谴责也比较多。

“薛公〔背〕故主,轻忘其薛,不顾其先君之丘墓。”

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再看公孙衍。首先,我们要看到公孙衍是魏国阴晋人,阴晋在哪里呢?今天陕西华阴县,本是秦地,魏文侯时魏国夺取,到公孙衍任秦大良造之后,魏国干脆就把地方献给秦国了。所以,对于这个出身秦、魏边境的人,可能对于国籍、祖国什么的没有那么浓厚的情节。而且公孙衍离开秦国,入魏为官。很可能是因为张仪取代了公孙衍,公孙衍才入魏的。所以,间接的说,是秦惠王“背叛”了公孙衍,而非公孙衍背叛秦国。

最后是张仪,张仪是最后一种,他在魏国穷困潦倒,到了秦国才做上秦相。他之后做魏相是为推行他的连横策略。他是受秦惠王的大恩,他为秦惠王谋事也是应该的。而且,他并没有多么损害魏国的利益,他的目的是,秦国和魏国联合,对付齐、楚等国。在张仪时期,秦国攻打魏国,都是为了执行这“萝卜大棒”政策而已,对魏国的损害也是很有限的。所以魏惠王也会任用张仪为相,肯听张仪的。


最后说下,这些在外国做官的人,对于祖国的是什么感受。

陈轸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陈轸对曰:“王闻夫越人庄舄乎?”王曰:“不闻。”曰:“越人庄舄仕楚执珪,有顷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细人也,今仕楚执珪,贵富矣,亦思越不?'中谢对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楚声。'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今臣虽弃逐之楚,岂能无秦声哉!”

对于“故主”的又是什么情感呢?

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戻,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

可以看出,人们对故土家园,不是没有情感。而是一个比较而已。不错,一边是生你养你的祖国,但你穷困潦倒没人鸟你(张仪),甚至还毒打你(范雎),更有甚者,无辜杀害你的家人(伍子胥)。而另一边,是对你推心置腹,重用你。相信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了。


至于于禁,这个的确被黑的比较惨。但于禁也的确有污点。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秦汉以后,人们对于投降,就已经有明显的不齿的看法了。比如李陵,汉武帝认为你就该自杀。这和春秋时期的很多情况不同的,比如春秋时很多大人物都做过俘虏,比如百里奚、孟明视(有观点认为父子二人为一人的分化)、智罃等等。这是因为春秋时,各国还有一些“贵族时代”的余风。投降、被俘虏不丢脸。而秦汉以后就不一样了。

再者,我们看下曹操是怎么对待于禁的,相当重用,相当厚待。但于禁投降了,相反庞德宁死不降。形成鲜明对比。所以说,不能把于禁的事情等同于伍子胥、张仪等人的情况。第一时代不同。第二他们个人的具体遭遇也不同。第三,就要对于禁“被人唾弃”表示遗憾了。


最后说一句,在战国时期,纵横家们出任他国的大官,很多时候是为推行自己的政策而已。比如秦臣张仪出任魏相,就是为了推行秦、魏连横。比如秦臣韩夤相齐,是为了齐、秦联合。再比如赵臣楼缓相秦,也是推行秦、赵联合。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当时时代的特殊现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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