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国都，考古未发现有记载的方正、中轴对称的都城形制，而是形态各异的不规则平面？
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得一步步来分析：
1. 史书记载的“规制”与实际情况的复杂性
首先，我们要明白，史书上的记载，尤其是那些比较晚期、带有理论化倾向的著作，往往是对历史的一种“提炼”和“理想化”。比如，《周礼》里关于都城规划的一些设想，就被后世很多人视为理想蓝图。但《周礼》成书的时间本身就比较晚，其内容很多是对周代早期制度的一种追溯和规范，未必能完全反映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具体实践。
诸侯国各自为政，国家大小、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等等都千差万别。一个新建立的诸侯国，或者一个正在扩张中的诸侯国，它的都城建设总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按照一套完美的蓝图来建造。
2. 历史进程中的“因地制宜”与“渐进式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战争频仍，诸侯争霸，国力此消彼长。在这种动态的环境下，都城的建设和扩张，更多的是一种“因地制宜”和“渐进式发展”的结果。
地理环境的约束： 很多诸侯国的都城，最初可能就是建立在一些天然的地形优势区域，比如依山傍水，易守难攻。河流、山丘、湖泊等自然地貌，很难允许城市完全按照方正的几何形状来布局。河流的弯曲、山体的起伏，都会直接影响到城墙的走向和城市的内部街道格局。为了最大化利用土地、适应地形，城市的平面自然就呈现出不规则的形状。
军事防御的优先： 在那个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的年代，军事防御是都城建设的首要考量。城墙的修筑要紧密结合地形，选择最容易防御的点，同时也要考虑到城墙的长度和维护成本。因此，很多城墙的轮廓，就是根据地形的需要而设计的，并非简单的方块。
早期城市形态的延续： 很多诸侯国的都城，并非从零开始新建，而是继承了早期聚落的基础。这些早期聚落可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布局受到居住习惯、社会组织、祭祀活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肌理。当诸侯国将这里定为都城后，也往往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扩建和改造，很难完全推倒重来，重新按照新的“方正”标准来规划。
3. 城市功能的演变与多样化
都城不仅仅是国君居住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它还承载着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多种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功能的需求也在不断演变。
早期城址的拓展： 很多诸侯国的都城，从最初的王城（国君的宫殿、官署所在）开始，然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逐渐向外拓展，形成城郊、市集、手工业区等。这种层层推进、逐步扩张的过程，自然会导致城市整体平面出现不规则的演化。
功能区的独立性： 不同的功能区，如宫殿区、贵族居住区、普通市民区、商业区、手工业区等，它们在选址和布局上可能也会有各自的侧重点。例如，宫殿区可能追求庄严和封闭，而商业区则更注重交通便利。这种功能分区的存在，也会使得整个城市的规划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而非统一的方正。
“都”与“城”的概念： 需要注意的是，“都”和“城”在古代概念上是有区别的。一些文献提到的“都”，更多指的是国君所在的政治中心区域，其范围可能相对集中。而“城”则可能指更广阔的防御性建筑群。在一个诸侯国的都城遗址中，我们考古发现的往往是不同时期、不同功能的城墙、宫殿、道路、墓葬等等，这些要素的组合，自然会形成一个复杂的、非均质的平面。
4. 考古发掘的局限性与解释的挑战
当然，我们也得承认考古发掘本身存在的局限性。
遗迹的层层叠压： 城市遗址往往是层层叠压的，后代的建设可能会覆盖、破坏前代的遗迹。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是经过多次改造、扩建后留下的痕迹，想要从中剥离出某个特定时期、最初设定的“规制”，难度很大。
完整性的难题： 即使发现了城墙，也未必能找到完整的城垣轮廓，或者说，我们找到的可能只是城市的一部分。对城市整体平面进行准确的判断，需要海量的数据和精密的测量。
“中轴”的定义： 即使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中轴线，也未必是现代意义上严格的、贯穿整个城市的几何中轴。可能只是某个重要建筑群（如宫殿）的布局中轴，或者只是某一个区域的中心轴。
举例说明：
我们可以看看一些具体的例子：
郑国故城： 郑国故城（今河南新郑）的城址，虽然有夯土城墙，但其平面并不是一个标准的方正。考古发现显示，其城墙的走向受到周边地形和早期聚落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不规则性。
晋国都城（绛、晋阳）： 晋国的都城，如绛（今山西翼城），其平面也不是方正的。后来的晋阳（今太原）也经历过多次扩建，城市形态复杂。
楚国都城（郢）： 楚国故城（今湖北荆州）的考古发掘，也展现了一个规模宏大但平面并不完全方正的都城。
总结来说，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都城的“形态各异的不规则平面”，是历史发展、地理环境、军事需求、社会功能演变以及早期城市形态延续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史书上记载的“方正”、“中轴”等规制，更多是一种后世的理想化总结，或是针对特定区域、特定时期（比如汉代以后，城市规划的集权化和规范化程度更高）的描述。而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变革的时代，其城市建设更具灵活性和多样性，是“因势利导”的产物，而非完全脱离现实的“纸上谈兵”。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不规则的城市平面时，不应感到意外，反而应该从中读出那个时代诸侯国在复杂环境中生存、发展、建设的真实轨迹。
网友意见
提问中“记载的方正、中轴对称的都城形制”似乎是指《周礼·考工记》？和东周考古材料比较的话，可以知道《考工记》匠人营国关于城市规划部分的文本性质不是对既有城市模式的记录，顶多是一份东周并未完全实现的理想规划，甚至不少人认为是按照西汉长安城的布局事实附会加工而成。相比之下《管子·乘马》所记载的内容与东周诸侯国都城布局更符合。
中国古代都城中最早到元大都的城市规划才真正贯彻了《周礼•考工记》营建都城的思想，之前的都没有。
如果不算考工记中提到的“九经九纬”、“面朝后市”、“左祖右社”之类，只以“方正、中轴对称的都城形制”为标准，最早的应该是隋大兴唐长安城。更早的都城一般都不是非常“方正”，或者有圆角、曲折边，或者整体形状不符合正方形或者长宽比较接近1的长方形。
如果标准只是纵贯全城的中轴线，长方形也算方正的话，最早的都城是东汉末至曹魏的邺北城。
为什么春秋战国都城形态各异？一是因为城市本身是动态发展的，考古发现的经常是各个时期的叠加状态或某一时期的废弃状态，很难知道原始蓝图或者关键节点上建设者的想法；二是可能因为当时并未对整个城市（含郭区）的形状有统一规划，只规划了城市的某些局部，其他功能区任其有机生长；三是从理论上西周比东周更有可能有一个等级化的固定模板，但由于政治上的分裂，即便曾有通制大概春秋中期以后也不再有约束力，即处于旧制破坏、新制尚未确立的时期。
西周的城尤其是西周晚期，目前发现的似乎以横长方形为主。如：
房山琉璃河遗址（燕都，5平方公里以上）中的董家林城址，东西800多米，南北残存残存300余米，始建于西周早期。
周原遗址（30平方公里）的凤雏城，约90万平方米，西周晚期。
洛阳韩旗周城，4平方公里，始建于西周晚期，汉魏洛阳城之下。
其他还有滕州薛国故城、襄阳楚王城、三门峡李家窑遗址（虢都上阳）等。曲阜鲁国故城可能也始建于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各城墙部位或有所不同）。因此这些城如果沿用到东周的话当然也不会是正方形的。
西周城址近方形的包括：
高青陈庄遗址（约9万平方米），城址始建于西周早期，边长180多米，城内面积不足4万平方米。有人认为是齐国早期都城。
荥阳娘娘寨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其中内城始建于西周晚期，面积14万平方米？（含城墙和城外环壕，只计城墙的话边长约200多米、面积约5万余平方米）。（外城始建于春秋，横长方形）
荥阳官庄遗址（130万平方米），其中小城始建于西周晚期，边长约190米，面积3.6万平方米左右。（大城始建年代稍晚，横长方形，31万平方米）
娘娘寨和官庄这两个遗址可能与虢国、郐国有关。
如果把视野扩大到东周诸侯国国都之外的地方城市，还能找到很多方形城址。
总之建成方形的城墙没有技术上的困难（最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淮阳平粮台、新密古城寨的城址就很方），但是方城围起来的区域只是城市的一小部分，性质和郭城不同，更像是保卫统治阶层所用的宫城或其他防御设施。全城都建成方形（并且有中轴线贯穿全城）是后起的观念。
不止春秋战国没有，秦汉魏晋南北朝都城也没有强求方正。一些城市是利用前代旧都，不易体现规划观念，但是新建的都城，如汉长安城和东魏邺南城，城墙非但没有保持方方正正的意思，反而故意做得比较曲折：
《三辅黄图》:“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
《邺都宫室志》邺都南城条引无名氏《邺中记》云:城东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高欢以北城窄隘,故令仆射高隆之更筑此城。掘得神龟,大踰方丈,其堵堞之状,咸以龟象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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