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二重君主观（二元君主观）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性质？
这种“二重性”并非是制度层面上明确划分的两个君主，而是指在东汉的实际政治生态中，皇帝的权力，尤其是在某个时期，并非是唯一、不受挑战的最高权威，而是与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外戚（皇帝的母族或妻族）或宦官——形成了一种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甚至争夺权力的复杂关系。
为了更详细地说明这种“二重性”的性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剖析：
一、 名义上的君主绝对权力：制度的根基与意识形态的基石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从法律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上来看，东汉的君主绝对权力是毋庸置疑的。
“天子”的合法性： 皇帝被视为“天子”，是上天之子，拥有“君权神授”的合法性。他拥有最高的决策权、立法权（通过诏令）、行政权（任命官员）、司法权（审判百官）以及军事指挥权。
官僚体系的顶端： 整个国家官僚体系都是围绕皇帝设立和运转的。官员的任命、升迁、罢黜，都必须经过皇帝的批准。
“天下之主”的象征： 皇帝是整个帝国的象征，是万民景仰和服从的中心。任何挑战君主权威的行为，在理论上都是大逆不道的。
这种制度性的君主绝对权力，是维持帝国运转的政治框架，也是历代王朝所追求的目标。然而，东汉的实际情况，让这个理论上的绝对权力，在某些时期出现了“裂痕”。
二、 实际权力分享与制约：外戚与宦官的崛起
“二重君主观”的核心，就在于实际权力是如何被分享、被制约的。这股强大的分享和制约力量，主要体现在 外戚 和 宦官 的政治势力上。
1. 外戚干政：
背景： 皇帝即位初期，往往年幼，需要由其生母或祖母（太后）临朝称制。这为外戚集团的崛起提供了天然的契机。外戚通过与太后、皇太后的裙带关系，一步步掌握了实权。
性质： 外戚集团并非一个统一的、有明确政治纲领的组织，而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控制皇权为核心利益的集团。他们通过对朝政的把持，任命亲信，架空皇帝的实际权力。
“第二权力中心”： 在幼主时期，外戚甚至可以被视为一个“第二权力中心”。他们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超过皇帝，对政治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例如，汉安帝时期的阎皇后一家，汉桓帝时期的梁冀，就是典型的例子。梁冀权倾朝野，“专权十五年，政出其门”，甚至敢于“专杀”，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年幼的汉质帝和汉桓帝。
“君主”的影子：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命令可能需要外戚的同意才能施行，或者外戚集团的意愿会成为皇帝命令的“预设条件”。皇帝的绝对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变成了被外戚“代理”或“限制”的权力。
2. 宦官专权：
背景： 随着外戚集团的膨胀和其家族腐败的加剧，皇帝（特别是成年后的皇帝）为了摆脱外戚的控制，常常会依赖身边更为亲近的宦官。宦官由于其特殊身份，与皇帝的联系更为直接，也更容易被皇帝信任。
性质： 宦官集团也并非一个单一的、统一的政治实体。他们同样是以小集团的形式，通过掌握皇帝的近侍，进而控制朝政。他们常常与皇帝形成一种“共生”关系，皇帝需要宦官来对抗外戚，而宦官也需要皇帝的庇护来保障自己的地位。
“皇权代理者”： 宦官往往成为皇帝最直接的权力执行者和扩张者。他们通过掌握诏令的传达、官员的任免，甚至亲自参与军政事务，来体现皇帝的意志（至少是皇帝名义上的意志）。
“君主”的工具与“君主”的窃据者： 宦官既是皇帝手中的工具，可以用来打击外戚，但当宦官势力过大，皇帝一旦失势，他们也可以反过来“操纵”皇帝，将权力“窃据”在手中，成为事实上的“第二君主”。例如，汉灵帝时期，十常侍的权势滔天，朝政几乎被他们垄断。
三、 权力斗争的螺旋上升：外戚与宦官的交替与并立
东汉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外戚与宦官之间权力争夺的历史。
交替： 常常是外戚专权时期，皇帝为了摆脱外戚，启用宦官；宦官得势后，又可能被新皇或新的外戚势力所打击。这种交替模式，使得“第二权力中心”轮流出现。
并立与冲突： 更有甚者，当外戚与宦官同时得势，他们之间会形成更加激烈的权力斗争，而皇帝则成为这场斗争的中心，其个人意志和权力，往往在这种争斗中被进一步消解。
四、 这种“二重性”的性质总结：
综合以上几点，东汉的“二重君主观”可以被概括为以下几个性质：
制度与现实的张力： 制度上是君主绝对权力，现实中则是权力被强大外围集团所分享和制约。
寄生性与掠夺性： 外戚和宦官的权力并非源于制度性的分权，而是通过对皇权的“寄生”和“窃取”而获得。他们的出现，往往是为了维护自身家族或集团的利益，具有很强的掠夺性。
动态性与不稳定性： 这种“第二权力中心”并非稳固不变，而是随着皇帝的年龄、太后的更替、外戚与宦官力量的此消彼长而不断变化。这种不稳定性，是东汉政治动荡的重要原因。
“虚拟君主”与“实际君主”的脱节： 在权力失衡的时期，名义上的君主（皇帝）可能只是一个“虚拟的君主”，而实际的决策者和权力拥有者，则是外戚或宦官。皇帝成为他们争夺的“筹码”或“招牌”。
腐蚀与衰败的根源： 这种权力结构的扭曲，极大地腐蚀了政治生态，导致官员腐败、政出多门、国家机器运转失灵，最终成为东汉王朝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东汉的“二重君主观”，是对一种“皇帝权力被非制度化的强大政治力量所分享、制约甚至架空”的政治现实的描述。它并非是对君主绝对权力本身的否定，而是强调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际政治运作中君主权力如何受到外力干扰和扭曲，形成一种“皇帝”与“实际权力掌控者”之间的“二重”局面。这种局面，是理解东汉王朝政治运作和兴衰演变的关键视角之一。
网友意见
我主要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第5个问题：
州行政系统和州军府佐的区别是什么，不是说汉朝军政不分家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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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题目我被邀请的时候还没一个回答
现在居然这么热闹了
而且争论的还不是问题本身
看了一遍觉得都没有完全回答完题主的问题
也可能是因为题主问的问题确实太庞大了
大概是介于几篇论文和几本书之间几句话交待不清楚
记得之前看军师联盟荀彧关于到底要不要对曹操说话时自称为臣检索了一遍后汉书
但这也是二重君主的观念在后汉的确实存在的状况下才有意义的寻找
具体可以看韩嵩与刘表的对话
顺便这个问题是放在后汉语境下的，具体抠字眼，是元还是重，有没有制，真是没意思
题主问的用词不规范，把问题改规范了就好了
还是应该回答本题在后汉三国语境下的问题
就像我们都说三国魏蜀吴，忽然一个人来说，根本没有蜀国，我昭烈皇帝建立的是季汉，蜀是个源于古蜀国的地名而已……正确而无意义啊
有关题主第一个问题，后汉时期独特的二重君主，前面的论述已经足够充分了，我就不再多说了。
错了就是错了，无知就是无知，嘴硬是没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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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大部分时间是以刺史临州为主政长官。刺史始设于前汉武帝时，初时的功能是以州为区域监察州内的郡国守相二千石。大概至宣帝时，作为监察机构的各州刺史开始有了自己的机构，如别驾、主簿等。
武帝时设置刺史的待遇不高，秩六百石，远低于二千石的郡国守相，但权势却在其上。就是为了形成以“秩卑权重”的方法发挥监察作用。而刺史升迁的下一任，往往就是之前被其监察的郡国守相。
其后，刺史与州牧之间的变化又出现反复过三次。前汉成帝时第一次改刺史为州牧，位次九卿，三年后改回；王莽执政时再改州牧，光武中兴后再次“罢州牧，置刺史”。最后一次是大家都知道的，汉末群雄之一的刘焉在中平五年上奏灵帝，改刺史置州牧，黄琬领豫州牧，刘虞领幽州牧，刘焉自领益州牧。
而实际上，这几次来回的更改，都扩大了刺史的权力。尤其是几次改州牧，把刺史从最初的一个临时的监察部门，外扩成为了除了本职监察之外，还拥有举荐、司法、征伐、行政、决策之权力。
后汉又逐步控制三公的权力，一个结果是刺史脱离了三公管控。在不断侵吞郡国守相的权力的同时，州机构开始正式化，拥有了各种从事诸曹掾属，刺史终于在实质上成为了郡国守相的上级。同时，刺史不但有收税安民这些标准的行政权力，后汉的刺史还拥有兵权，平时镇压叛乱、抓捕盗贼，如镇边的幽州刺史出塞攻高句丽、交州刺史攻南蛮。
最终，在中平五年，刺史州牧正式掌控了以州为级别的地方的军政大权，不过这时候已经是习惯的三国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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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时，州军政系统中的决策核心是州牧/刺史与其纲纪，郡纲纪往往由郡内大姓子弟担当，职位主要是别驾、治中、主簿。至于纲纪之下的一般的州府佐吏，有参预谋议、辅助决策的作用。其中，行政方面自不待言，中央朝廷权威在时则以执行中央决策为主，若天下分崩，则据守一方。军事方面，主要因为汉末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战乱，刺史作为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除了安民之外还有很重的边防任务。
就后汉三国而言，如早期的扬州刺史刘馥击退孙权，中期的豫州刺史贾逵抢救曹休、幽州刺史王雄阴死科比，晚期的幽州刺史毌丘俭跟司马懿讨伐辽东、雍州刺史郭淮陪司马懿被诸葛亮吊打。
别驾为州刺史之副贰，权位最重，一般皆是右姓出任。刺史在时，别驾参与重大决策、进言进谏，代表刺史出使外出；刺史不在时代理刺史主持州中要务，甚至可以拥立新刺史。当然，也有过于强势的别驾，即使刺史在时，也代理了州务。少数情况下，别驾可以兼职地方官，比如以州郡佐吏兼职地方县令。而且别驾因为是刺史之副贰，虽然是州行政系统的佐吏，但也会参加各种军事行动。
治中在州府中地位仅次于别驾，本职是主“财谷簿书”，至后汉三国，职权也开始扩大。其只能基本与别驾相同，除了当高级参谋外，还和别驾一样要带兵出战平叛、刺史虚位时典一周之事。
主簿是州府佐吏中的门下吏之首，与州牧/刺史的关系最亲密，所以地位重要。主簿的本职是处理来往文书和所属部门的政务，后来略有外扩，参机要，领府事，随军征战，但依然不及别驾和治中。
也即后汉三国时，题主认为的是正确的，州行政系统和军府并不分开。以州牧刺史和郡纲纪为代表的重要佐吏，都是行政和军权一起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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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州行政系统与军府的分家，大概是在东晋南朝时。东晋南朝时，从州行政系统中分裂出了权势更重的州军府。州军府抢夺了行政系统中别驾、治中、主簿的各项权力，成为最重要的职能部门了。其中包括长史、司马、参军，以及比较有特色的典签。
在南朝宗王出镇为州刺史的情况下，往往朝廷是以长史行州事，统领一州军政事务，同时领太守、监视刺史；司马的职能也和长史差不多，但多出一个本职工作的带兵；参军就好理解了，而且参加往往会兼行政系统的佐吏，也即处理军务的同时还能染指行政，不过这可能是因为战乱频发的一个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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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不太好，以后有时间再修改吧
本来写了很多，发现已有杨嘟嘟和魔都的答文在前，于是删删删，还是做点拾遗的事吧。
两汉的君主二元制的形成、影响、具体体现，在两汉、魏晋的史书中都能找到很多范例，自己多看书，自然能体会到这种制度的特点。
我就先回答一下题主的其他问题：
属吏、属官：某官府中，一把手领导除外，其他官员都是他的属吏包括各小（部门领导）。
（官和吏本来就是同义词。）
属佐：史书上没有这个称呼吧？
掾属：这是某官府（例如公府）中的各曹中的下级官员统称，“汉书音义：正曰掾，副曰属”，因为属于某个曹，又可以称某曹掾、某曹属。
例如崔琰担任过曹操（丞相）府的东曹掾，如果你写书，说崔琰担任了曹操的府掾，也是可以的。
官员们的属吏分别有哪些，这里的官员们主要指像刺史、牧、将军、丞相、司空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我在这里说两件事。
《百官志》里介绍了三公府的配置情况，特别是以太尉府为例，介绍了下属各曹的职能配置，司徒、司空府则没有详细说，简单想想，三公府的情况应该都差不多。
然后《百官志》还介绍了大将军府的配置情况，这套信息我们可以用来比较、猜测其他将军府的配置。
《百官志》中对司隶校尉的下属配置，我们则可以用来比较其他州府（刺史、州牧）的人员配置。
太守、县令这些郡县地方官员配置，《百官志》中也有相应说明。这些从朝廷到地方、行政到军事不同官府的具体职能、下属差异请自己翻书，我就不复制粘贴了。
第二件事，就是汉末乱象导致的制度创新的话题。
乱世时，各种将军、甚至杂号将军也开府，仪同三司（设置同公府，如吕布），所以我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必须有一说一，不能生搬硬套。
因为《百官志》记载的是和平时期的官制（大约是和顺帝时期），而在桓灵时期，就目前的史料来看，有很多官僚制度已经与《百官志》发生冲突了，说一个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刺史有治所，且可领兵，督太守平叛（如朱儁讨交趾事、臧旻平会稽事，都在朱儁传里，灵帝时事）。
其次，曹操作为霸府制度的开创者，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而且他的属吏应该是很好统计、研究的，现成的有 @友盟李飞 的作品。
封君和封臣的关系是否与辟主和属吏之间的关系相同。
我确实没懂“封君和封臣”是什么意思。题主可以用评论补充一下内容，我再来看。
州行政系统和州军府佐的区别是什么，不是说汉朝军政不分家么。
之前我说了，东汉时，按照《百官志》，刺史是六百石，监察官，没有治所，不能领兵治理一州，等待灵帝末年，加大了刺史的权力，甚至重置州牧，这时候，才能说，州府有军政两权。
汉末乱世时，很多州府长官加将军号的，甚至郡府太守也可以加。
例如荆州牧刘表，领镇南将军；庐江郡太守陆康，拜忠义将军。
州牧（如刘表）本身就是有军权的，加将军号则是是给他增加扩大军队编制的机会。刘表作为荆州的实际掌权者，州牧+将军，应该有两套官府系统，但是史书上很难找到细节记载。
若以曹操作为案例来看，曹操在建安初，以司空府来征辟下属，自己的将军名号，他倒不是很在意，本来想当大将军的，最后让给了袁绍，领了车骑，后来又让给了董承。等到得到冀州后，这才开始打造自己州牧+将军的霸府模式。
这种事，应该是具体时间，具体分析，不存在是按图索骥，靠一套固定的官职系统去套，归根结底，就应该就事论事。
最后怼下 @关毛
我在这里用的是“君主二元制”，不论是“制”还是“观”，“二重”还是“二元”，都是对当时这种已经存在，并得到广泛认同的道德准则的一种描述。
我们穿越到东汉，跟汉灵帝，跟曹操他们说“君主二元制”，他会懂吗？不会！
这个词是今人史家发明的，是为了便于理解，作为一个名词来指代这种古代社会现象，你否定了某个字的用法错误，就能否定这种古代社会现象的存在？
如果说题主用字错误，你直接说字错好了，不要说东汉没有这种事就行。
或者，我想起在贴吧看到的某些人。
因为看到了诸葛亮自称“孤”，就认为诸葛亮有称孤道寡，僭越之心；
《蜀记》：（谯）周初見（诸葛）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请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
看到诸葛亮自称“卑鄙”，就认为诸葛亮在荆州时就是个卑鄙小人。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看到邓绥太后自称“朕”，感情这是邓绥称帝了？领先武则天几百年？
朕以无德，托母天下。
东汉的广宗殇王刘万岁，这又是什么情况？这种自称万岁，当朝皇帝都能忍？宗正还正儿八经记录在案？
突然想到宇宙大将军侯景，是不是侯景指挥的是位于太空的星际舰队？！
——这些都是某些人对古代汉语的含义不明确，不知道含义的引申、变迁过程，以今度古，引发的曲解。
两汉时期的“君主二元（重）制（观）”，那时候的“君”字可没有皇帝专用的属性，所以，不要动不动炸毛。
那时候的长官与属官以君臣互称，并且建立君臣之义，后世人觉得神奇，当时人觉得很正常。没毛病。
谢邀。东汉末年，在天子和万民之间的君臣关系之外，确实有这种府主、郡守和其各自属吏之间的君臣关系。
- 东汉二元（重）君臣关系是怎么回事？
例子在其他答案里面已经讲了很多了，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我认为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这种二元（重）的关系，并非对等强度的存在，而是随着双方地位的变化，经常呈现出一虚一实的现象。究其原因，可能和东汉的『小政府』有关，也就是中央的职位和用人的权力非常有限，而高官们都拥有开府权，也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辟除其他人来自己的幕府担任职位，同时也就正了高官自己和下属官吏的君臣名份。
这时候官员和属吏之间的君臣关系是强联系，可以说属吏完全对辟除自己的官员负责，对中央只拥有名义上的义务——道理很简单，食人之禄，忠人之事，该属吏并非被朝廷所直接任命，吃的也不是朝廷的俸禄。
而有了中央任命之后，因为开始吃朝廷的俸禄，做朝廷的官，那么和朝廷——也就是皇帝之间的君臣关系就成为了强联系，而称呼当初举荐自己的官员为『故主』。对『故主』怎么样，这个时候弹性就很大了。有的依然不离不弃，事故主如君，而有的则如同路人了。
前者比如韩嵩的情况，刘表派遣韩嵩出使许昌，临行前韩嵩对刘表说：
圣达节，次守节。嵩，守节者也。夫事君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质，唯将军所命，虽赴汤蹈火，死无辞也。以嵩观之，曹公至明，必济天下。将军能上顺天子，下归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国实受其佑，使嵩可也；设计未定，嵩使京师，天子假嵩一官，则天子之臣，而将军之故吏耳。在君为君，则嵩守天子之命，义不得复为将军死也。唯将军重思，无负嵩。
要注意到，韩嵩在出使之前，并没有得到中央的任命，可以说韩嵩只是刘表本人的属官。这也是韩嵩说的『君臣名定，以死守之』。而一旦韩嵩成了天子的大臣，受了中央的任命，和刘表这一层关系就削弱了成了『荐主』和『故吏』之间的关系。
后者比如向雄，向雄曾经做过刘毅和吴奋的故吏，后来向雄做黄门侍郎而这两位故主都在门下做侍中，大家同朝为臣，但是因为这两位之前曾经无故打过他，
后太守刘毅尝以非罪笞雄，及吴奋代毅为太守，又以少言遣系雄于狱。
向雄根本就不理这两位故主。晋武帝看不下去了，让他们复『君臣之好』结果：
雄不得已，乃诣毅，再拜曰：“向被诏命，君臣义绝，如何？”于是即去。帝闻而大怒，问雄曰：“我令卿复君臣之好，何以故绝？”雄曰：“古之君子入人以礼，退人以礼；今之进人若加诸膝，退人若坠诸川。刘河内于臣不为戎首，亦已幸甚，安复为君臣之好！”帝从之。
向雄的理由很简单，我现在已经是诏命加身，任天子之官的人了，所以咱们的君臣关系就算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有天子诏命之后，双方之前的君臣关系怎么算，如何算是有很大弹性的。
2. 这种关系是否东汉特有？
其实东汉的二元（重）君臣关系，真正特殊的不是这种属官和府主之间的效忠关系——这种效忠关系什么时候都有，基本上只要是自己开幕府的，幕府里面的私人官员基本上是效忠府主的。比如曾国藩的幕府有人还劝他反清呢，就算是清朝一个小小的县令，也是要雇佣好几个师爷来负责，这些师爷也是更多的对县令而非对朝廷负责。
至于君臣相称，这个例子比如晚唐五代，当时节度使专权，几乎近于诸侯。并且后来唐朝开始到处封王，梁王朱温，吴王杨行密……这些已经做到王了，和手下自然可以光明正大的君臣相称，而他们的属臣有时候到中央以后，也会被任命为中央的职务，形成二元的君臣关系。
所以一旦中央权弱，地方势强，这种实质上的二元的君臣关系就可能会大规模出现。
自宋以降，一则世家大族把持用人之柄的根基不复存在，科举制度的成熟斩断了通过举荐征辟来构建人际网络的可能；二则中原政权皆亡于外患。没有经历过东汉、晚唐这种垂而不死，时常回光返照的情况，所以再也没有这种二元的以君臣相称的臣属关系了。
东汉真正特殊的，是即便双方没有了统属关系，当年的属吏已经独立门庭了，或者自己做的比荐主还要大，而一旦荐主出事，自己还会东奔西走为之周旋，低声下气为之讨情乃至于守孝的风气。这是魏晋之后所稀有的，而在东汉时期成为不成文的制度的。
一方面，延绵数百年盘根错节的世族、征辟举荐所带来的人事权力的下放自然是这一现象出现在东汉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说实话，也不能纯粹从政治和势力对比上来说这个问题。晚唐和东汉的区别还是很大的。东汉时期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点就是上古朴素的道德感和汉儒的影响尚存，所以把君臣关系看的很重，经常能出现为故主奔走效死的情况；晚唐五代时期，『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皇帝的神圣性都消除的差不多了，君臣名份尔尔也不是那么重要了。
3. 是否可以称之为二元(重)君主观(制)?
观是观念，制是制度，观念强了形成制度，制度反映观念。在这里，其实用观和制是差不多的。因为一方面可以说，是因为朝野普遍存在这种观念，所以我们才观察到这种现象；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现象归纳为不成文的制度。就像契约也可以成文契约和关系契约一样。
至于元和重的翻译，元者首也，二元即双头，一般是说并列的两个关系；重的用法更灵活，比如一个人受到部门经理和总经理的双重领导，是说一个人可以分别向两个经理独立汇报；而双重间谍，则是指一个人并列为两个国家提供间谍服务。如果你要问我这俩字哪个好，我认为重好一点，因为从韩嵩、向雄的例子来看，诏命征了属官之后，属官和天子的联系就强了，而和故主的联系就弱了，皇帝的征，还是大于官员的辟。
这些概念上的争论在这个问题下其实并不重要，因为给定东汉末年，无论说什么，所指代的只能是上面所描述的这个现象。就像『何不食肉糜』，我们现在嘲笑这句话是因为这是晋惠帝听说百姓没吃的之后的反应；而如果是大富之家，这句话也就是一句平常的问侯语罢了。说话总是不能脱离语境的，在学界没有形成约定俗成的术语之前，怎么称呼并不影响原意。而学界要形成术语，也不是一两个人发了一篇文章就说了算的，一般来说是泰斗先写出来，然后一群人引用，然后这群人的学生继续引用，从而形成定例。
关于知网，多说两句：知网虽然总体上比知乎严肃，但是知网和知乎平均值的差距，远远小于知网内部文章之间的差距。知网上有的文章和作者是写的相当的好的，比如仇鹿鸣，未来有成为一代大师的可能。而有一些文章则连网友们在业余时间考证的水平都不如，充斥着各种阴谋论和臆想——然后也都发表在历史学刊物上了。
别的不说，我在知网上看的历史类文章多为先秦两汉和晚唐，其中先秦多为考古发现，我看不到第一手证据（看到了估计辨认也困难），所以基本上没有能力评价人家认的甲骨文和金文铭文对不对，主要以接收信息为主；但是两汉和晚唐两个我相对更熟悉一些，有更多文献的领域，在知网上还真是时不时能看到脑洞大开，明显拉偏架的的『著作』。
答完了，说句题外话。我一直觉得，我们司马家和曹家之间处理的就非常好，堪称典范。司马防举荐了曹操为北部尉，算是曹操的举荐人。后来董卓乱政，司马防跟着天子播迁一路长安然后回迁到许昌，曹操做了司空，司马防作为举荐人，官位反而要比当年他举荐的曹操低了，于是司马防辞掉了京兆尹养老了。这个辞官辞的就特别的体面，一方面不居功，不讨赏，另一方面也避免了自己在当年被举荐人手下工作的尴尬。后来曹操当了魏王，请司马防喝酒，还提到当年举荐的事情：“孤今日可复作尉否？” 司马防不卑不亢的说了一句：“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
一方面承认曹操如今的成就，但是也没有自轻自贱的阿谀奉承。就冲这句话，我觉得司马防也担得起史书上『质直公方，虽间居宴处，威仪不忒』的评价。
『我送你一个仕途，你还我一个天下』，这就是司马家和曹家其乐融融的写照吧^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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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手东”这个称呼，在网上确实挺常见的，背后原因也挺有意思，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掰扯掰扯。首先，咱们得说说这“东”字儿是怎么来的。京东的创始人是刘强东，江湖人称“东哥”。大家平日里说京东，有时候图省事儿，就直接叫“东哥”或者“东”。所以，京东=东哥=东，这个逻辑链条就建立起来了。那“二手”又是怎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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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我表弟要去东北读二本，说实话，我心里咯噔一下，立刻想找他说说。不是说东北不好，也不是说二本不好，而是感觉他有更好的选择，可以争取一下更好的未来。我不是家长，不能强硬要求，但我绝对有责任把我的想法坦诚地告诉他，帮他一起梳理一下。首先，得把话说得软一点，让他觉得是“我们一起聊聊”，而不是“我来给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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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战期间轰炸东京时夷平皇宫是否会加速战争进程，这是一个复杂且带有假设性的问题，涉及到军事、政治、心理以及国际关系等多个层面。要深入探讨，我们需要剥开历史的表象，去理解当时决策者的考量、战争的实际运行逻辑以及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一、 军事角度：对日本战争机器的打击程度从纯军事角度来看，摧毁皇宫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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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美国在重塑东亚秩序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影响深远且复杂。这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占领或经济援助，而是涉及政治制度的设计、国家关系的重塑以及意识形态的传播，深刻地改变了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发展轨迹。一、 日本的改造与民主化：从战败国到盟友的转变美国对日本的处理是其战后东亚政策的核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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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真是让人头疼，尤其是家里有两个宝贝的家长，恐怕都经历过类似的情况。看着大宝心爱的玩具被二宝抢走，或者因为一点点东西闹得不可开交，大人夹在中间，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大人总是说“大宝，东西要分享”，这样教育真的对吗？从长远来看，培养分享精神是好的，这有助于孩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学会合作与慷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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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在二战后为何不直接将东欧新建的社会主义国家吸纳为加盟共和国，而是选择组建华约，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地缘政治考量、意识形态主张以及对苏联自身内部稳定和国际形象的权衡。简单地说，直接吞并并非最优解，甚至可能带来更大的麻烦。首先，我们得理解当时苏联的战略目标。在经历了惨烈的卫国战争后，苏联最迫切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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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941年日本没有袭击珍珠港，而是选择将兵锋指向远东，从东方进攻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走向无疑会发生巨变。这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如果”，而是一连串蝴蝶效应的连锁反应，其深远影响足以改写历史的轮廓。首先，我们得理解当时日本的战略考量。1941年，日本帝国已经在中国战场陷入泥潭，但其战略目标远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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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引人入胜但又极具颠覆性的假设，我们不妨深入挖掘一下。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东欧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苏联，而是由一个沙皇统治的俄罗斯，历史的车轮将会被拨向一个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方向。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沙皇俄国”这个概念在那个时间点意味着什么。 历史的车轮已经滚过了1917年，俄国革命将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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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美国在东京大轰炸中未使用化学武器，这一决策涉及多方面的政治、军事、法律和人道主义考量。以下是详细分析： 1. 国际法律与条约的约束 《海牙公约》（1907年）： 这是最早禁止使用毒气或窒息性武器的国际协议，但当时许多国家并未严格遵守。美国虽然签署了《海牙公约》，但未完全禁用化学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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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欧洲战场东线，指的是德国及其盟友与苏联之间在1941年至1945年间的作战。这场战争被普遍认为是二战中最血腥、最残酷的战场，其恐怖程度几乎难以用语言完全描述。以下将从几个关键方面，尽量详细地讲述东线的恐怖：1. 规模与伤亡的惊人程度： 参战兵力庞大： 东线战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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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德国失去东普鲁士，如果用中国的地域类比，最接近的说法是：相当于中国同时失去了辽宁省（尤其是部分沿海和东北地区）以及山东省的一部分沿海地区。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比喻性质的类比，因为历史、地理、文化和政治因素都存在巨大差异。但从某些关键的相似性来看，我们可以进行如下的详细阐述：相似性分析：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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