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中欧洲损失最大，难道欧洲那些政治家以及各国智库真的看不出来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梳理清楚，欧洲在俄乌战争中究竟承受了哪些方面的“最大损失”。这其中包含的维度非常多元，绝非单一的经济数字可以概括。
首先，最直接也是最显眼的，无疑是能源安全上的巨大动摇和经济成本的飙升。长期以来，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对俄罗斯的油气资源有着高度的依赖。战争爆发后，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大幅削减甚至中断，直接导致了欧洲能源价格的飞涨。这是欧洲各国数十年形成的能源结构短板在战争阴影下的暴露。民众生活成本剧增，工业生产成本也水涨船高，许多高耗能产业面临生存危机，甚至出现大规模减产或停产的现象。这不仅影响了欧洲的经济增长前景，也引发了社会层面的不满和担忧。
其次，是安全格局的重塑和军事开支的急剧攀升。冷战结束后，欧洲一度享受了长期的和平红利，军事投入相对较低，许多国家国防现代化进程缓慢。俄乌战争的爆发，打破了欧洲大陆的和平假象，让一些国家深刻认识到自身军事力量的不足以及安全环境的脆弱。北约东翼国家的安全感直线下降，各国纷纷重新审视国防政策，大幅增加军费开支，这对于习惯了“和平红利”的欧洲而言，是一笔巨大的、沉重的财政负担。
再者，地缘政治上的孤立与战略选择的艰难。虽然欧洲在俄乌战争中表现出了团结，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了俄罗斯，但这种团结是以巨大的外部压力为基础的，也并非没有代价。欧洲在外交、经济等多个领域需要承受与俄罗斯“脱钩”带来的阵痛。同时，战争也加剧了欧洲内部在对俄政策、援助乌克兰力度、以及未来安全架构等问题上的分歧，考验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韧性。一些评论认为，战争使得欧洲的战略重心被迫向东方转移，而其在其他全球性议题上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最后，还有社会凝聚力和政治稳定性的潜在威胁。能源危机、通货膨胀、生活成本的上升，这些经济上的压力很容易转化为社会上的不满情绪，进而可能影响到各国的政治稳定。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势力可能会借机煽动民众情绪，挑战现有的政治秩序。
那么，欧洲的政治家和智库们，难道真的对此“看不出来”吗？
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当然看得出来，而且看得非常清楚。
原因有几点：
1. 长期的战略失误与惯性： 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并非一日之功，而是过去几十年，在追求经济利益和能源稳定供应的过程中，一步步形成的。许多政治家和智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俄罗斯的政治意图和潜在威胁的评估，可能存在一定的“鸽派”倾向，或者说，他们更倾向于通过经济合作来缓和地缘政治风险，而非直接对抗。这种“和平的惯性”使得他们在面对突变时，反应速度和策略调整都面临挑战。他们可能低估了俄罗斯突破现有国际规则的决心，也未能充分预见到战争的残酷性与规模。
2. 对经济利益的考量： 在战争爆发前，俄罗斯的廉价能源是欧洲经济保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很多国家在权衡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时，选择了前者。这种考量本身并非完全错误，只是在面对极端情况时，其脆弱性暴露无遗。因此，欧洲的政治家和智库们并非“看不见”损失，而是他们也需要平衡不同层面的利益，包括经济增长、民众就业以及政治上的妥协。
3. 信息不对称与情报评估的复杂性： 尽管有大量的智库研究，但战争的爆发涉及复杂的国际关系、情报评估以及领导人的决策。对于“普京是否会发动全面战争”这个问题，即使是情报机构和智库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声音和评估。很多决策是在动态变化的信息和不确定性中做出的，并非所有人都拥有完全准确的预判。
4. “集体理性”的局限性：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治家需要考虑民意和选情。在战争爆发前，欧洲民众对俄罗斯的警惕性不如某些东欧国家高，对于对俄强硬政策的支持度也未必很高。政治家们在制定政策时，也需要在短期内的民意压力和长期的战略利益之间进行权衡。智库的报告和建议，虽然专业，但最终的决策权在于政治家，而政治家的决策又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包括政治上的可行性和民众的接受度。
5. “代价”的相对性认知： 欧洲的政治家和智库们当然知道“损失”，但他们也会进行相对性的评估。在他们看来，如果不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做出强硬反应，任由其侵蚀主权国家，那么长远来看，欧洲的安全和稳定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他们选择承受眼前的“损失”，是为了避免未来更大的危机。这是一种“止损”和“战略投资”的考量。
6. “学习曲线”与适应过程： 突如其来的战争，让整个欧洲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适应过程。从能源转型、军事现代化到外交策略的调整，都需要时间。政治家们和智库们在不断地学习和调整应对策略，并非一成不变。许多原本被视为“损失”的政策，例如加速摆脱对俄能源的依赖，从长远来看，反而可能成为欧洲能源安全的转折点。
总结来说，欧洲的政治家和智库们并非“看不出来”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而是他们处于一个极其复杂的决策环境之中。 他们需要权衡经济、安全、民意、外交等多重因素，同时还要面对信息不对称、战略惯性以及对未来风险的各种预判。他们所做的决策，是他们在现有认知框架下，对“代价”与“收益”进行复杂计算的结果，即便这个结果让他们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也可能是他们认为避免更大灾难的必要之举。
可以说，俄乌战争是一场对欧洲政治家和智库们战略智慧和决策能力的严峻考验，而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也正是这场考验的组成部分。他们并非懵懂无知，而是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做出了最符合其当下判断的选择，尽管这些选择的后果是如此沉重。
网友意见
并不是所有政治家都会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举个例子，比如有一家企业，4年会换一届CEO和管理层，现在这家企业面临了经营困难，这个时候同业另一家企业的老板给了这家CEO和管理层一大笔钱，让他们把自己的企业搞垮，如果你是这位CEO看着这笔在企业打工一辈子也赚不来的钱你会怎么选？
政治家也是需要吃饭喝水的活人，他们不是国家意志的化身，所以分析他们的行为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国家层面的东西，也要考虑个人层面的东西。
另外，西欧国家那种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政治家有点儿像现在国内娱乐圈的流量艺人，他们更关心的是流量（选票），至于说他们的粉丝过的好不好、经纪公司赚不赚钱这些都不是他们关心的。
票选出来的政客永远最关心选票，民意至少也得等到下次大选才有表达的渠道，国家利益更是和他们没有必然关系，如果维护国家利益并不能给他们带来选票上的好处他们白不关心呢。
现在欧洲在面对俄罗斯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西方媒体在冷战时期长期对人民进行反苏洗脑宣传，所以大部分西欧老百姓当对俄罗斯抱有不基于现实及经验基础的敌视和厌恶，这在西方世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对中国也类似。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人物任何对俄妥协或合作的举动都会被视为“软弱”和“投降”，人民群众会对这种软蛋政客不满，所以即便对俄合作符合欧洲利益也很难有政治家会这么干，特别是面临换届和新官上任的政治家。
欧洲的行动就是保证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但美国防长说：北约永远对乌克兰敞开大门。
你说让大毛听谁的，马克龙哪怕说的莲花现，能抵得上美利坚一个眼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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