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高老头》中男公爵们都允许自己的妻子成为他人的情妇？
然而，我们可以从小说所描绘的法国复辟时期（18141830）的社会背景、贵族阶层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及小说中其他人物的经历来推断，为什么在那个时代，类似的情况（虽然不一定是普遍的“允许”）可能存在，以及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
以下是详细的分析，并非直接针对小说中已发生的事件，而是基于时代背景和人物塑造的推测：
1. 婚姻与家族利益至上：
政治联姻和经济联盟： 在复辟时期的法国贵族阶层，婚姻往往不是基于爱情，而是出于政治联姻和经济联盟的需要。公爵们娶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巩固家族的地位、扩大政治影响力或改善经济状况。个人的情感需求往往被放在次要位置。
财富和地位的延续： 贵族家庭的核心目标是维持和传承其财富和地位。如果一个公爵的妻子能通过与其他权贵或富有的商人保持不正当关系，为家族带来经济利益或政治支持，那么这种“默许”可能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2. 社会习俗与虚伪的道德：
公开的秘密与默认： 在那个时代的某些上层社会中，婚外情并非罕见。虽然不公开宣扬，但许多男性贵族对妻子的不忠行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家族的声誉和利益。这是一种基于虚伪道德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默契”。
男性的特权与女性的束缚： 社会对男性和女性有着截然不同的道德标准。男性贵族可以公开拥有情妇，而女性一旦被发现不忠，则会面临巨大的社会谴责和家族耻辱。在这种双重标准下，如果男性公爵自己也在外面有情妇，那么他对妻子的要求和约束力就会减弱。
“保持体面”： 对许多贵族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体面”，避免丑闻公开化。比起妻子是否忠贞，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避免婚姻破裂的公开化，以免影响家族的声誉和在社交界的地位。
3. 经济依赖与权力结构：
经济上的依赖： 尽管是公爵，但其财富来源和经济状况可能并不总是稳固。如果妻子是来自更富有家庭的继承人，那么她在婚姻中的地位可能相对较高。一旦婚姻出现问题，或者妻子掌握着经济命脉，公爵可能难以对妻子施加过多控制。
妻子的利用与被利用： 小说中，德·纳邦当公爵夫人（Eugene de Restaud）的丈夫对她冷漠，而她则渴望浪漫和激情，并与马克西姆·德·特拉依（Maxime de Trailles）这种花花公子有染。虽然公爵可能不知道全部细节，但他的冷漠和对妻子情感需求的忽视，为妻子的出轨埋下了伏笔。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妻子能通过其他关系获得经济或情感上的满足，那么对丈夫来说，只要不公开，也可能是一种“解决方案”。
4. 情感的缺失与个人选择：
缺乏感情的婚姻： 当婚姻是政治和经济的工具时，夫妻之间可能缺乏真挚的情感联系。这种情况下，夫妻双方都可能在婚姻之外寻求情感的满足。
个人选择的妥协： 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妻子可能出于对丈夫的失望、对自身不幸的逃避，或者对社会地位的追求，主动选择与其他有权势或有魅力的人发生关系。而丈夫如果意识到无法挽回妻子的心，或者为了避免更大的麻烦，可能会选择“容忍”。
《高老头》中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公爵允许妻子成为他人情妇的场景，但小说中弥漫的社会腐败、虚伪和人们为了生存和地位而进行的各种交易，都为理解这种现象提供了背景。
例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联想：
德·纳邦当公爵夫人（Eugene de Restaud）： 她的丈夫对她很冷淡，但她仍然是公爵夫人，代表着家族的荣誉。如果她有情人，丈夫可能不会公开宣扬，因为这会损害家族的声誉。更何况，像马克西姆·德·特拉依这样的社交名流，与公爵夫人有染反而可能被视为一种“门当户对”的错误。
贵族社交圈的复杂性： 小说展现了巴黎贵族社交圈的复杂和混乱。在这样的环境中，婚姻和情感关系往往界限模糊，人们的道德底线也随之降低。
总而言之，在《高老头》所描绘的那个时代背景下，如果真的存在男公爵允许妻子成为他人情妇的情况，那并非源于某种道德上的“宽容”，而是由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和个人因素交织而成。婚姻的功利性、社会的虚伪道德、男性特权、经济上的顾虑，以及情感上的缺失，都可能促使这种“默许”或“视而不见”的出现，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家族的体面、地位和经济利益。
网友意见
因为贵族的婚姻是以财产、领地、嫁妆、结盟这些物质因素很早就安排好的。所以从中世纪贵族就认为婚姻应该跟爱情分开。而且因为西欧的贵族女性嫁妆受到法律保护，婚姻又受到教会保护，所以她们格外支持这种看法，于是夫妻双方都在一些条件下默许了婚外情，基本的底线就是结婚前女方不能有性行为，长子出生前不能有丈夫之外的情人，因为长子继承法决定了财产的绝大部分都归长子，至少长子得是亲生的，之后夫妻双方可以自由选择了。
而且在中世纪很多小贵族把自己的长子送到大领主家去，接受骑士教育，学习战斗也学习如何为大领主效劳比如充当侍从、官员。当然也顺便成了人质。这些孩子们生活在大领主的家里自然就天天和女主人在一起。贵族赞助的诗人、歌手表现得都是婚姻之外得爱情，他们受到的启蒙教育就是如此，而他们性觉醒得目标也是大领主家得女主人，这种浪漫得骑士之爱里不少有擦枪走火的否则圆桌骑士也不会让蓝斯洛特和亚瑟得老婆有一腿。这是婚外恋的文化土壤。
到了宫廷时代这种过去发生在小城堡里的故事集中起来了，贵族们聚集在君主的宫廷里，于是全法国体面的先生和女士们都聚集在一起。过去只能通过谈话书信和传说还有浪漫诗表现的事一下就成了随处可见的事了。舆论被艺术引导，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比如瓦卢瓦王朝晚期宫廷里出现的那些品评爱情的作品，像《恋爱法庭》以及诸如此类的作品缔造了贵族阶级的基本逻辑。那就是婚姻是尽义务，爱情是找激情，为了激情而破坏义务是错误的，把爱情和婚姻混为一谈更是错误的。
所以因为真爱要离婚和居然爱上自己的老婆的丈夫都是讽刺对象，法国人为什么人人都讨厌路易十六？因为他居然一个情妇都没有。他连自己的老婆都摆不平怎么可能统治王国？你看莫里哀的喜剧讽刺的都是嫉妒的丈夫，这里错的不是戴绿帽子而是他居然嫉妒。因为嫉妒意味着你要么是爱上了你老婆那么你越界了，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你找不到情人，那说明除了跟你尽义务没人爱你，这两种都可笑。这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思维方式。
具体到巴尔扎克小说里我觉得对绿帽子问题得不同处理方式有几种不同类型。
一种是事业型人物，他们是人间喜剧里各行业的魔头，大部分精力被事业占据了，比如银行家纽沁根男爵也就是《高老头》里拉斯蒂涅追上的那个高老头的女婿，他对拉斯蒂涅很满意，如果你看巴尔扎克另一部小说《纽沁根银行》就知道拉斯蒂涅能爬上去必须感谢纽沁根男爵，而他能跟男爵夫人搞那么久也是多亏了男爵从中帮助，每当这对小情人闹别扭甚至到了要分手的地步，男爵就表现出一副发现他们私情的样子，把他们俩吓得和好如初。另一个是塞黎济伯爵，他是法国大臣，他太太情人无数但是他完全不在乎，不过他似乎也只在《人生的开端》里出场了一次，关于他的一切巴尔扎克写的不太详细，但是纽沁根男爵就不一样了，《交际花盛衰记》里他对吕西安的小情人是动了真感情的，所以要了小帅哥得命，这也算是对人间喜剧里的绿帽子问题的一个侧面印证。
还有一种就是完全被老婆打垮的那种丈夫比如跟塞黎济夫人并列的另外两朵花里的那个侯爵夫人也是情人无数，她为什么可以如此自由自在可以参考《禁治产》，她通过法院证明自己丈夫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于是孩子家产都归了她。
还有一类就是卡迪央王妃的秘密里卡迪央王妃的丈夫，就是根本不知道是谁的那种，只是理论上存在这么一个人，卡迪央王妃作为莫费里纽斯公爵夫人不但风流快活而且非常讲义气有豪侠之风，比如《古物陈列室》里她把情夫从牢里救出来，然后让他回去跟老婆团聚 女侠范儿十足，但是公爵哪去了？《卡迪央王妃的秘密》里说七月革命之后她丈夫继承了亲王的头衔然后跟着王室一起跑了几乎是这位公爵唯一露面的地方。
LZ，这个问题其实没有想象中的简单，并不能用“法兰西（欧洲）人天性放荡”来进行宽泛的解释，实际上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巴尔扎克所描述的时代是1810-1830年代，这是法兰西的近代。
在巴尔扎克的作品里面，有些上流社会的夫人生活放荡，是有两个基础性的原因。
第一，她们的婚姻基本上是“门当户对”的考虑，而且是父母或者长辈指定的包办婚姻，没有多少感情基础。
这一点其实不用太多解释，巴尔扎克的作品（乃至真实历史里面）例子比比皆是，鲍赛昂子爵夫人、但斐纳和阿斯特娜齐姐妹都是如此，不用多做解释。
感情生活不畅是她们偷情的总根源（如果感情生活很好，那么即使是贵族妇女，也不会去轻易偷情，比如《苏镇舞会》里面的德-封丹纳伯爵，他是路易十八宫廷里面很得宠的贵族，但是他和他夫人的感情很好，生了七个儿女，并且夫人也十分贞淑。）
但是，感情生活不畅，并不会一定造成夫人偷情的结果，有些人会选择默默忍受（比如《三十岁的女人》里面的公爵小姐朱丽，她嫁了虚有其表的丈夫之后虽然很快后悔了，但是出于宗教热情还是默默忍受了下来，最后郁郁而终。）
而有些人才会选择偷情。
那么，最重要的是，丈夫为什么会忍受呢？是因为法国男人天生大度吗？有一部分人是如此，但是最为重要的是第二个原因，当时的社会习俗当中，妇女结婚的时候，父辈要给予一定数量的嫁妆，而妇女对嫁妆具有处置权。
财产的处置权代表了婚姻的自主权，正是因为有了嫁妆和对嫁妆的自主权，法国上流社会的妇女们才可以得到行动上的自由。
在《高老头》里面，但斐纳正是因为有了八十万法郎的嫁妆，被她的丈夫借去使用了，所以她的丈夫银行家纽沁根男爵就任由她自由。
原文：“唉！可是他告诉我生意的情形。据说他拿我们两人的资本一齐放进了才开头的企业，为了那个企业，必得放出大宗款子在外边。倘若我强迫他还我陪嫁，他就要宣告清理；要是我肯等一年，他以名誉担保能还我几倍或者三倍的财产，因为他把我的钱经营了地产，等那笔买卖结束了，我就可以支配我的全部产业。亲爱的父亲，他说得很真诚，我听着害怕了。他求我原谅他过去的行为，愿意让我自由，答应我爱怎办就怎办，只要让他用我的名义全权管理那些事业。为证明他的诚意，他说确定我产权的文件，我随时可以托但尔维先生检查。总之他自己缚手缚脚的交给我了。他要求再当两年家，求我除了他规定购数目以外，绝对不花钱。他对我证明，他所能办到的只是保全面子，他已经打发了他的舞女，不得不尽量暗中搏节，才能支持到投机事业结束，而不至于动摇信用。我跟他闹，装做完全不信，一步一步的逼他，好多知道些事情；他给我看账簿，最后他哭了，我从来没看见一个男人落到那副模样。他急坏了，说要自杀，疯疯癫癫的教我看了可怜。”
而她的姐姐，阿斯特娜齐也同样如此，她拥有八十万法郎的嫁妆，嫁给了雷斯托伯爵（复辟时代里面，贵族都经过了流亡生活刚刚回到法国，很缺钱，所以为了钱同新兴的资产阶级缔结了很多婚姻，在巴尔扎克的作品里面例子比比皆是），正因为她有这样一笔财产，所以雷斯托伯爵就对她私通德-特拉伊伯爵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然而，后来阿斯特娜齐被花花公子德-特拉伊伯爵骗光了自己的资产，还暗中拿着雷斯托家族的家传宝石卖掉给情夫还债，伯爵得知之后大为恼怒，然后将伯爵夫人限制了自由，再也不许她见情夫（失去了财产的伯爵夫人，也相应地失去了自由）。
也就是说，当时上流社会的女性，其婚后生活的自主权，是同她娘家给她的嫁妆数目息息相关的，并不是说无论如何，她想怎样就怎样。
我们来看一个反例：在《夏娃的女儿》里面，格朗维尔伯爵的小女儿欧也妮嫁给了大银行家杜-蒂耶（他是纽沁根男爵的一个得力助手），杜-蒂耶为了攀一门和贵族的亲事，所以选择没有要嫁妆而娶了她（在近代法国也不乏其例）。
在婚后，因为没有嫁妆，欧也妮的自由受到了十分大的限制。
再来一段原文“……在我丈夫眼里，我不过是他用来炫耀奢华的一只衣帽架，是他野心的标志，是他虚荣心的一种满足。他对我既没有真正的感情，也缺乏信任。费迪南就象这大理石一样冰冷而光滑，”她一面说一面拍拍壁炉台，“他总提防着我。我要是为自己要点什么，肯定会遭到拒绝；可是，能够满足他的虚荣心、能炫示他财富的东西，我甚至不用要就可以得到：他装饰我的住房，他为我的吃喝花费数量惊人的钱财。我的仆人的服装，我在戏院的包厢，总之凡是人们看得见的，都极尽奢华之能事。为了摆阔，他什么都不吝惜，他可以给孩子的襁褓镶上花边，但对孩子的哭喊却无动于衷，也不知道孩子真正需要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别看我去王宫时满身珠光宝气，别看我出门时佩戴着贵重的小玩意儿，其实一个铜子儿也不在我手里。杜·蒂耶太太也许叫很多人羡妒，人家以为她在金子里游泳，可没有一百法郎是属于她自己的。一个父亲要是不管他的孩子们，就更不会把孩子的妈放在心上。唉，他可真让我感到我是他花钱买来的，我的个人财产（其实并不由我支配）是从他手里抢来的……”
“在这儿，我象王后一样过着有规律的生活。到了午饭和晚饭的时间有人敲钟，就象在你的庄园里那样。我总是在固定的时刻由两个穿号衣的仆人陪着到树林里去散步，也总是在固定的时刻回来。我不能发号施令，而只能接受命令。比如，我正在跳舞或者正看着戏，听差走过来对我说：‘夫人的车子备好了，’我就得在兴致正浓的时候离开。如果我不遵守他给我规定的那套礼仪，他就会发脾气，那可真叫人害怕。这可诅咒的富贵生活使我留恋过去，使我觉得我们的妈妈是个好妈妈，她至少夜里不管我们，我可以跟你谈话。那时候我生活在一个疼我、并且和我一起受苦的人身边；而在这里呢？住在这豪华的公馆里，我却好象置身在沙漠之中”
由此可见，在近代的法国，除非丈夫天性喜欢让妻子去放荡（即使在法国，这样的丈夫也是很少的），妇女的自主权其实是来自于对嫁妆和对嫁妆的自由支配上面。
另外，嫁妆并不是法国独有的事物，在整个欧洲都是如此，从近代文学当中可以看到很多例子。
在英国的《简-爱》里面，作者侧面写出了那些中产阶级家庭出身、被迫出去当家庭教师的女子的苦楚，她们攒不起嫁妆，除非愿意嫁给底层人士（当然她们一般是不愿意的），否则可能一辈子都结不了婚只能孤独终老，有时候甚至还要为了保住职位，对雇主的某些需求提供满足（所以在欧洲近代文学里面，和老爷或少爷私通的女家庭教师比比皆是）。
当然，这位可爱的女作者还是为主角留下了一个爱她到了极点、也富有到了极点的霸道总裁，这一点颇为令人欣慰。
在俄国的《战争与和平》里面，罗斯托夫伯爵的女婿要求丈人为他的未婚妻准备8万卢布的嫁妆，否则就不肯娶他的女儿。
贝格已经当了一个多月的未婚夫，离举行婚礼只有一个星期，伯爵还没有解决备办嫁妆的问题，也没有亲自和妻子提及这件事。伯爵时而想把梁赞的领地拨给薇拉，时而想卖出森林，时而想贷进一笔钱。结婚前几天，贝格一清早就走进伯爵的书斋，面露愉快的微笑，恭恭敬敬地请他未来的岳父告诉他，伯爵小姐薇拉可以得到什么妆奁。伯爵一听到这个老早就预感到的问题，觉得不好意思，他未经深思熟虑便说出他头脑首先想到的话。
“你这样关心，我很喜欢，你感到满意，我很喜欢……”
他于是拍拍贝格的肩膀，站起来，想停止谈话。但是贝格面露愉快的微笑，解释说，如果他没法确切地知道他们会拨给薇拉什么财产作嫁妆，如果他不能事先得到他们预定拨给她的陪嫁中的哪怕一部分，他就不得不拒绝这门婚事。
“原因是这样，伯爵，请您考虑一下，如果我现在没有一定数量的钱财来维持妻子的生活，就让自己来结婚，那我就算干了可鄙的勾当……”
谈来谈去，谈到最后，伯爵想对他宽宏大量，不要他一再提出要求，于是开口说，他给贝格八万卢布的期票。贝格温顺地微微一笑，吻吻伯爵的肩头，并且说，他非常感激，但在没有得到三万卢布现款以前，现在决不能安排新生活。
“伯爵，即使给两万卢布也好，”他补充说，“那末，期票只给六万卢布。”
由此可见，嫁妆和嫁妆所带来的自由权利，在欧洲各地都是常见之事。
可能我光说文学例子有些不够有说服力，我来说说一个现实例子吧。
我们亲爱的马导师，他的妻子燕妮就是普鲁士名门贵族之后（她的哥哥后来当了普鲁士内政大臣），他与燕妮私定终身，但是她家并不喜欢马导师（马导师是犹太人，而且并没有贵族头衔，有违贵庶通婚规则）。
在导师好燕妮的坚持之下，他们后来还是结婚了，然而，因为以上这些原因，以及高傲的马导师不肯跟燕妮一家服软，她家却没有给燕妮嫁妆……于是马导师和燕妮来了英国之后就吃了不少苦头（当然，这也是因为这两个少爷小姐都不会持家，消费习惯大手大脚）
后来，马导师生平第一次跟岳母服软了，于是他得到了一万五千塔勒的零花钱……
不要觉得马导师和夫人过得惨就觉得他们出身低，他们真心都是少爷小姐出身啊……
所以，总结一下，这些婚姻不幸的上流社会夫人们之所以可以偷欢，主要是她们带去的嫁妆给了她们行动的自由权。
同时，在近代欧洲（尤其是经过了大革命洗礼的法国），贵族和平民的藩篱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了，一个有钱人，可以通过不要嫁妆的方式，娶到那些没有多少钱而且为嫁妆发愁的贵族家庭的女儿。 并且可以尽情摆布她。
没钱，在任何时代都没有自由，哪怕名门贵妇也是如此。
你不要以为他们是夫妻，他们只是合伙人而已
婚姻和爱情的结合根本就是马丁路德的发明……他娶了个修女，过上了美满的性生活，完了还可以跟修女一起讲经论道，志同道合得不要不要的！这种伙伴式婚姻，或者说灵肉结合的婚姻，来源于清教观念～夫妻俩为何有爱情、一条心？因为他们可以一起爱上帝啊！夫妻双方只要有一人不爱上帝，都不配称爱情～你造当年殖民地时期的新英格兰人怎么谈情说爱？那当然是夫妻俩一起跪着祈祷了……画风很诡异，想想蛮可怕，可是这真的就是爱情的真谛啊！你们没看袁立的微博吗？
浪漫爱情的另外一大来源，是骑士文学，是骑士文学直接促成了一种courtship love的观念，高票答案也有涉及，这里不赘述～
总之，现代浪漫爱情的萌芽是中世纪骑士文学，爱情与婚姻的结合则来源于清教观念～
搁古希腊，男人的真爱只能是男人……
19世纪有个男思想家（忘了谁）：“女人们只会赠予我玫瑰，只有男人，才可以为我戴上桂冠……”……这时候他们总算知道玫瑰和桂冠的区别了～搁古希腊，玫瑰就是桂冠，桂冠就是玫瑰～都在男人手中，都在婚姻之外～
从古希腊开始，婚姻中就一直是没有爱情的～到了中世纪，婚姻更加是一种政治和经济联盟～夫妻俩首先是利益共同体，其次再去谈其它，谈不来也没关系，别影响传宗接代就行～
从婚姻之外产生了浪漫爱情，到宗教改革以后，才慢慢与婚姻结合在一起～而这个过程在世俗世界的进行，也是循序渐进的～
19世纪初奥斯汀出版《傲慢与偏见》，还非常讲究门当户对～伊丽莎白一开始就知道达西先生家财万贯，但一直怀疑他人品不好，后来她妹妹被人骗走私奔，达西出手相救，伊丽莎白才确认了达西的人品，而最后达西再次向她求婚，她才在最后一刻，发现自己爱上了达西～～
可见这个时候，婚姻诸要素的等级排序是：先财产后道德最后才是爱情～
到恩格斯写《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的时候，是否有真诚的爱情，已经成了区分道德婚姻与“长期卖淫”的重要标准了～
恩格斯这本书出版于19世纪末～他在里面抨击了男人为传宗接代，借女性子宫生育后代以保障自己的私有财产能有人继承～恩格斯这时候已经在抨击婚姻中的财产观念了，他认为唯有爱情能洗净婚姻原罪……
看吧，19世纪初财产在婚姻中还占有很大分量，到19世纪末，爱情已经被抬到最高，财产被贬到最低～
这也跟工业化和民主化有关～广大的工人阶级哪里有什么财产？可是难道没财产就不配得到爱情吗？从前没有爱情的观念，穷人富人都没有爱情，现在既然大家都知道爱情这回事了，那就大家都得有！因此婚姻不能强调财产！应该强调爱情！这种观念当然受到普罗大众的欢迎了，因此爱情至上慢慢就成为大众文化的必备曲目～
宣扬爱情至上，男屌丝可以哄骗漂亮女孩嫁给一穷二白的自己；女屌丝可以忽悠高富帅迎娶卑微的自己（灰姑娘）……反正都有好处～
所以，爱情在婚姻中的分量，是一个从无到有，渐进式的过程～而财产在婚姻中的地位，就比较神出鬼没了……说白了又有几个真正不在乎，可是表面上又不一样了……
英国因为清教主义一直有市场，所以像勃朗特或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之类的女性，都十分不屑那些在沙龙里卖弄风骚的法国女人，认为她们是female dandy……其实法国沙龙女主人不过是法国贵族女性的传统角色，中世纪的时候，引领宫廷文化时尚的都是贵族女人～正是宫廷贵族女人对游吟诗人、穷逼才子的慷慨赞助，才催生了风靡一时的骑士文学，促成了骑士爱情观念～
可是到18、19世纪的时候，新教传统比较盛行的英国人已经全然忘记中世纪爱情与婚姻分开的历史，坚信爱情必须在婚姻里！简·爱碰上的那位救命恩人，要去印度当传教士，就向简爱求婚，因为他认准了简爱艰苦朴素，能跟他一起到印度吃苦～可是简爱毫不犹豫拒绝了，因为她不爱那个男的，所以一定不会跟他结婚～她一定得找一名志同道合的男同志才会结婚，不然她宁愿当个老处女～
然而她嫁的罗切斯特是个土豪啊，房子烧了他有庄园啊……
而勃朗特也给简爱YY出了一笔意外的财产，好像有了这笔财产就可以弥补她出身的寒微似的……可见门当户对的财产观念这时候还是以扭曲的方式发挥着隐形的影响……
好像已经离题千里了……
反正吧，婚姻和爱情的结合是一种囿于现代经验的想当然～因为并不是所有时代都是如此～
我一个导师曾经给我说过他在银行里工作时的境遇，据说当时他的老大和另外一个老大共同竞争一个职位，能否得到这个职位就要看总经理的意思。
这里先说，他的老大，叫做老大A，而另外一个老大，叫做老大B，两位都是年轻有为的海归人士，都是男性，都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妻子和孩子。总经理也是个男性，大概五十岁左右。
那时正是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有一次导师去汇报工作，他就看见了这样一幕，这一幕让他至今难忘。
只见老大B，坐在总经理的腿上，两人搂着脖子正打算亲热，我的导师看见之后也没有多说，只是悄悄地退了出去。过了不久老大B成功得到了那个职位，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基本上整个银行都知道了这回事。
而这个故事，也是导师上课的时候，讲他为什么最终选择当老师，而不是继续待在体制里的原因时，提到的诸多上流社会丑恶的一部分而已。
《被光抓走的人》里面有这么一段剧情，讲的是一道光降临人间，然后相爱的人都被抓走，黄渤饰演的老师和他老婆没被抓走，因此被周围人认为他们没有爱情，婚姻出了问题，甚至于原本应该给他的高级职称，也因此给了别人。
黄渤郁闷，就去美术馆里，那个馆长和他老婆也没有消失，而会馆正在举办一个活动，来了许多中年男女。馆长开导他，之后就邀请他参加一个活动，只见馆长拿出一个装满写着名字的字条给黄渤，这个活动是什么呢-
-换妻。
17年金马奖的两个获得者，《大佛普拉斯》和《血观音》，里面都讲了很多关于权钱，权色交易的故事。
《大佛普拉斯》里面，佛像厂老板黄启文，一生浪荡，包养大学生，玩弄情妇，杀人，和上流社会进行各种交易来掩盖这些罪行，协助自己发展。其中他的发家史里面就有了那么一条，他和一个老男人滚过床单，那个老男人就是当地事关经济经营的秘书长。之后其被抓警察局，也是靠另外一个老男人副议长给保了出来，这个副议长还给周围人说黄启文是做慈善的良心企业家。
《血观音》关于权色交易，以及上流社会的腐败堕落描述就更加显眼。开局就是棠宁和其豢养的两个杀手滚床单吸毒，其中不乏有描述上流社会小姐太太们豢养的男宠Marco的镜头，这里不多做描述。
政治是公开的性，性是私人的政治。
—北岛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关乎于性的，性本身除外，性是关于权力的。
—《纸牌屋》
我从少不更事的时候就读过类似的文字，后面又看了不少类似于《血观音》的电影，听了许多体制内人讲的这类那类的故事，在我这个权力的旁观者来看，得出来的两个结论，一个是高官的孩子容易智力障碍，另外一个就是性即是权力。
读大学时，我热衷于参与学生会或者这样那样的社团活动，我不是那种政治人，我是个靠技术吃饭的，因此也被容纳为顶级玩家中的一员，可以受邀参加各类由什么会长部长之类有着响当当名头的人组成的沙龙聚会。
有人说大学学生会是更为纯粹的官僚系统，因为他比起真正的体制或者公司上班来说，不做实事，只是纯粹地投入地模拟未来的人际关系。所以你也可以在其中睹一眼权力的真实样貌。
不谈酒吧KTV里的灯红酒绿，单说一些可以放在阳光下的事情，你就会观察到一些有趣的现象，书记和会长通常都是情侣关系，而两个重要的宣传部门的部长这一类的，也是情侣关系。
这非常值得人玩味，大多数事情是你靠着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协会难以完成的，因此你需要其他有实权的人的帮助，但如果你和他没有什么联系，其他人为什么帮你？又或者有什么联系能比恋爱联系更为紧密？大学生正是象牙塔的阶段，最为缺乏的就是感情需求或者直白一点，性需求。因此总是会有一些“体面”的交易，或者说维持人际关系的手段，来捍卫你拥有的权力。
一个完整的政治利益集团必然是由三部分组成，负责统筹全局的政治家；负责维持同其他政治集团关系，从中拉皮条或者以自身为诱惑的交际花，还有一个没有上述两种本事，只能干实事的实干派。
资本主义时代，无论一个权力系统向外的宣传有多么伟光正，其中必然都是由这些政治利益集团组成。只有看明白这个系统，才能算是交上了一张勉强合格的入门卷。
当然，除了延安时代。权力，要么走人民路线，用给予人民利益得到人民支持。要么就走上流社会的路线，走上流社会的路线，就得联合资本家，官僚，买办，精英分子。要控制这些人，大抵还是权财色名最管用。因此，《高老头》一类的容许自己妻儿成为别人情妇的事情，难道还算不上屡见不鲜吗？
民国时期有个明景楼事件，并不是因为当时的民国政府软弱或者其他，是因为这就是上流社会路线的常态，他们只能通过权钱色名四者控制人，因此自己的小姐太太也是可以出卖的对象。这就像《血观音》里面棠宁愿意同两个军人背景的杀手保持性关系，又像《大佛》里面黄启文愿意牺牲自己陪副议长，更像开头那个老大B。
在资本主义时代，性以及建立在性上的关系，是让上司信任自己，或者让下属保持忠诚的最廉价也最有效的手段。这一点法国不可厚非，在我们这样重视家庭伦理的国家更是，一个人愿意将身体给你，通常是服从性测试最令人满意的结果了。
因为法国宫廷向来有一种非常有趣的文化，那就是贵族可以允许自己的老婆做别人的情妇，但决不能自己没有别的贵族的老婆做情妇；自己的老婆做别人的情妇不丢人，自己没有情妇这才是丢人的。
一个与之类似的有趣现象是在意大利十七十八世纪很普遍的cicisbeism。Cicisbeism一词来自cicisbeo(有夫之妇的情夫)。当时在意大利贵族中，有一种普遍现象，那就是贵妇会有公开的情人，陪伴她们出入公共场合(比如宫廷与剧院)；贵妇的丈夫们对此都是默许与认可的，甚至还会与妻子们和她们的情夫们共进晚餐。如果想要更了解这种神奇的贵族文化，可以去读一下Memoirs of Count Grammont，这本书中生动地记载着Grammont在都灵的王庭逗留时，入乡随俗，风度翩翩地做cicisbeo的故事，书中对于cicisbeism的诸多规矩也写得十分详细。
另外对于十九世纪初法国贵族互搞现象的逐渐减少，在当时有一种说法是很有趣的。这种说法认为这是拿破仑和Walter Scott(英国著名小说家，可以理解为是十九世纪初英国的金庸)功劳。拿破仑在独揽法国大权后，对贵族互相乱搞的现象深恶痛绝，因为他认为这样会扰乱他的独裁大计(至于这为什么会扰乱他的独裁大计，这我就不知道了)；因此他勒令常年在巴黎厮混的贵族们每年十二个月里大部分时间要滚回自己的乡间大house去。这样诸多原本想看两相厌，平日里各玩儿各的的贵族夫妻，就只能在枯燥无聊的乡下豪宅里低头不见抬头见。那么他们怎么消磨这么多无聊的时光呢？答案是一起阅读Walter Scott的小说！因此拿破仑与Walter Scott就成为了扼制法国贵族之间乱搞文化的两大功臣。
2.28更新
评论里有一些朋友好奇，在这样混乱的私生活背景下，男贵族们是怎么确定孩子是不是自己血脉的。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根本就没法确定。以前根本没有亲子鉴定的技术，认定孩子是不是亲生，基本上靠玄学。按照欧洲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甚至再往后的传统观念，鉴定孩子是否亲生主要看脸：“这孩子长得跟我好像有些神似，所以他一定是我的孩子！”比如莎士比亚的约翰王这部剧里，英格兰王太后Eleanor一眼就认出Philip一定是自己儿子Richard the Lionheart的私生子，因为“他的脸部有Richard的特征！”文学创作一般都源于社会现实，莎士比亚时期的欧洲社会，怎样判断孩子是否是亲生，我想从这部剧和其它莎剧中类似认亲的情节中，我们便可知一二了。
另外，有朋友说西方从古罗马时期就是这样，事实也的确如此。古罗马著名的讽刺诗人Juvenal在诗中这样描绘一位在乱搞之风盛行的罗马贵族女性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不忘初心”的贵妇：这位贵妇只在怀孕时，才和别的男人搞在一起，因为这样就能确保她怀的一定只是她丈夫的孩子了！既然这样的做法都能被树立为“榜样”，那替别人养孩子而不自知的事例，肯定在当时是多了去了。正因为红杏出墙是西方社会一种几乎是公开的文化，所以这种文化在西方文学里，成为了一种嘲讽与自嘲的笑料与谈资；许多最经典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关于此事的描绘与评论，比如在莎士比亚的As You Like It里这首欢天喜地的歌曲：
Take thou no scorn to wear the horn;
It was a crest ere thou wast born.
Thy father's father wore it,
And thy father bore it.
The horn, the horn, the lusty horn
Is not a thing to laugh to scorn.
不要鄙夷在你的头上戴角(角在西方文化里相当于绿帽子)；
你出生之前它就已经是个专属徽章了。
你爸爸的爸爸戴着它，
你爹也戴着它，
哦角啊，这象征着活力(淫荡)的角
不是一件用来嘲笑的事物。
西方最著名，也是最高贵的绿帽子王，当属罗马帝国第四任皇帝Claudius。他的妻子Messalina是出了名的开放，不仅四处去找情人，还时常偷着跑出皇宫，到妓院去寻求不羁的满足感(至少史书与诗歌都是这么记载的)。传闻她有一次与罗马城最著名的妓女进行了一场比拼耐力的性爱大赛，结果罗马帝国的皇后赢得了这场比赛。即便Messalina如此公然地践踏Claudius皇帝的尊严，Claudius也假装自己什么都没看见，任凭自己的绿帽子堆积得如山高，自己头上的两只角跨越了整个罗马帝国的宽度。直到后来Messalina玩儿火自焚，与一个贵族情人共谋弑君篡权，这才逼迫得Claudius不得不出手把他的皇后杀了。既然罗马帝国的皇帝都能以如此平和的心态看待自己的老婆背叛自己，很多贵族也不把这种事儿太当回事儿，也就不足为奇了。
ps. 臭不要脸地在这里贴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thePekingBabbler北京话唠"，我在上面时不时写一些随笔，内容关于英语文学，西方历史文化，还有其它各种事儿。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关注~
高高在上的感觉会扭曲人的知见。
逐渐导致整个团体傲慢与兽化同步进行。
自我感觉极其良好，觉得自己是天众高高在上。
实际行动极其糟糕，向畜生道护食好杀滥交含毒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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