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民主制成熟的国家，1958年法国为什么也会发生军队内乱？
1958年的法国，一个被视为西方民主制典范的国家，却遭遇了一场差点动摇共和国根基的军队内乱。这次事件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多年来积压的政治、社会以及战争创伤交织的产物。要理解这场危机，我们需要深入法国当时复杂的背景。
首先，要回到法国经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痛苦遗产。战争期间，法国的迅速溃败和随之而来的德国占领，以及维希政权的投降与合作，在法国社会留下了深刻的民族创伤和分裂。战争结束后，新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虽然成立，但政治体制的脆弱、政府更迭频繁、内阁不稳定，成为其最显著的特征。议会制下的政党林立，派系斗争激烈，导致政府难以有效施政，尤其是在处理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时。这种政治失能感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国民对政府的信任。
而真正点燃这场危机的导火索，是长达八年之久的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19461954年）。这场远离本土的殖民战争，虽然以法国的失败告终，但它在法国军队内部，尤其是在年轻一代军官中，留下了巨大的怨愤和不解。他们认为，是后方的政治家们软弱无能，缺乏决心，甚至出卖了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才导致了最终的失败。在他们看来，政治家们只关心党派利益和议会辩论，却漠视了国家荣誉和军队的牺牲。这种“背叛感”在军队中蔓延，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政治精英情绪。
然而，比印度支那战争更具杀伤力且直接引发1958年危机的，是持续了四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年）。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海外省，具有特殊的地位，数百万法国公民（“ piedsnoirs”）世代居住在那里，他们与法国本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和柏柏尔居民，却在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争取独立。这场战争不仅残酷血腥，而且引发了法国国内巨大的社会撕裂。
在法国本土，支持殖民主义和反对独立的保守派与主张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自由派、左翼力量针锋相对。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公民和驻扎在那里的军队，更是直接站在了反对独立的阵营。他们视阿尔及利亚为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认为独立是法国国耻的延续，是将他们的家园拱手让人。
法国军队，尤其是阿尔及利亚的驻军，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经历了比印度支那战争更严酷的环境，面对着游击战、恐怖袭击，并被政府的政策摇摆不定所困扰。当法国政府，在面对国际压力和国内政治分歧时，开始流露出可能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做出妥协的迹象时，驻阿尔及利亚法军的愤怒达到了顶点。
在他们的眼中，巴黎的政治家们再次表现出了软弱和背叛。他们认为，是政治家们对国家核心利益的漠视，才导致了他们前线将士的困境和士兵们付出的生命代价。军队的士气受到了严重打击，对共和国政府的不信任感空前高涨。
在这种背景下，1958年5月，事情终于爆发了。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以及当地的法国公民，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要求法国政府采取更强硬的立场，维护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地位。示威活动迅速升级，很快演变成了对法国本土政府的直接挑战。
5月13日，在阿尔及尔，军队的代表和当地的法国居民占领了总督府，成立了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要求法国总统和政府派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来稳定局势，并坚决维护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地位。这本质上是一场军事政变的前奏。
军队的行动并非孤立的，而是得到了部分法国政界人士的默许甚至支持。一些右翼和极端主义政治家，对第四共和国的无能早已失望透顶，他们看到了利用军队的压力来推翻现有体制的机会。
法国本土的局势也同样混乱。巴黎的政府对此束手无策，频繁的内阁更迭和政治僵局，使得任何有效的应对都显得苍白无力。公众舆论被撕裂，支持或反对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居民的呼声此起彼伏。
在这种极度危险的关头，法国政坛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戴高乐，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戴高乐在二战期间是法国抵抗运动的象征，深受一部分民众和军队的爱戴。他一直对第四共和国的体制持批评态度，并认为法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恢复国家的荣耀和稳定。
面对军队的叛乱和国家的分裂，议会最终别无选择，只能呼吁戴高乐出山。1958年6月1日，国民议会任命戴高乐为总理，并赋予他起草新宪法的权力。戴高乐的回归，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军队的哗变，因为他承诺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并且他个人的威望也得到了军队的认可。
然而，这并非没有代价。戴高乐在掌握权力后，利用其获得的信任和手中的军权，成功地推出了新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极大地加强了总统的权力，削弱了议会的制衡作用，建立了一个更为稳定和强有力的政治体制。同时，他也开始着手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虽然这个过程漫长而痛苦，最终还是导致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
1958年的这场军队内乱，与其说是单纯的军事哗变，不如说是第四共和国制度性失败、殖民政策遗留问题以及社会政治分裂共同作用下的政治危机。它暴露了法国政治体制的脆弱性，以及军队在国家命运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这场危机最终促成了第五共和国的诞生，也标志着法国政治走向了新的方向，而军队在其中的角色，也成为了法国现代史上一段深刻的教训。它警示着任何看似成熟的民主国家，如果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回应民众诉求，并保持政治体制的活力与适应性，都可能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是被军方力量所左右的危险。
首先，要回到法国经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痛苦遗产。战争期间，法国的迅速溃败和随之而来的德国占领，以及维希政权的投降与合作，在法国社会留下了深刻的民族创伤和分裂。战争结束后，新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虽然成立，但政治体制的脆弱、政府更迭频繁、内阁不稳定，成为其最显著的特征。议会制下的政党林立，派系斗争激烈，导致政府难以有效施政，尤其是在处理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时。这种政治失能感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国民对政府的信任。
而真正点燃这场危机的导火索，是长达八年之久的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19461954年）。这场远离本土的殖民战争，虽然以法国的失败告终，但它在法国军队内部，尤其是在年轻一代军官中，留下了巨大的怨愤和不解。他们认为，是后方的政治家们软弱无能，缺乏决心，甚至出卖了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才导致了最终的失败。在他们看来，政治家们只关心党派利益和议会辩论，却漠视了国家荣誉和军队的牺牲。这种“背叛感”在军队中蔓延，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政治精英情绪。
然而，比印度支那战争更具杀伤力且直接引发1958年危机的，是持续了四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年）。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海外省，具有特殊的地位，数百万法国公民（“ piedsnoirs”）世代居住在那里，他们与法国本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和柏柏尔居民，却在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争取独立。这场战争不仅残酷血腥，而且引发了法国国内巨大的社会撕裂。
在法国本土，支持殖民主义和反对独立的保守派与主张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自由派、左翼力量针锋相对。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公民和驻扎在那里的军队，更是直接站在了反对独立的阵营。他们视阿尔及利亚为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认为独立是法国国耻的延续，是将他们的家园拱手让人。
法国军队，尤其是阿尔及利亚的驻军，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经历了比印度支那战争更严酷的环境，面对着游击战、恐怖袭击，并被政府的政策摇摆不定所困扰。当法国政府，在面对国际压力和国内政治分歧时，开始流露出可能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做出妥协的迹象时，驻阿尔及利亚法军的愤怒达到了顶点。
在他们的眼中，巴黎的政治家们再次表现出了软弱和背叛。他们认为，是政治家们对国家核心利益的漠视，才导致了他们前线将士的困境和士兵们付出的生命代价。军队的士气受到了严重打击，对共和国政府的不信任感空前高涨。
在这种背景下，1958年5月，事情终于爆发了。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以及当地的法国公民，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要求法国政府采取更强硬的立场，维护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地位。示威活动迅速升级，很快演变成了对法国本土政府的直接挑战。
5月13日，在阿尔及尔，军队的代表和当地的法国居民占领了总督府，成立了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要求法国总统和政府派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来稳定局势，并坚决维护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地位。这本质上是一场军事政变的前奏。
军队的行动并非孤立的，而是得到了部分法国政界人士的默许甚至支持。一些右翼和极端主义政治家，对第四共和国的无能早已失望透顶，他们看到了利用军队的压力来推翻现有体制的机会。
法国本土的局势也同样混乱。巴黎的政府对此束手无策，频繁的内阁更迭和政治僵局，使得任何有效的应对都显得苍白无力。公众舆论被撕裂，支持或反对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居民的呼声此起彼伏。
在这种极度危险的关头，法国政坛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戴高乐，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戴高乐在二战期间是法国抵抗运动的象征，深受一部分民众和军队的爱戴。他一直对第四共和国的体制持批评态度，并认为法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恢复国家的荣耀和稳定。
面对军队的叛乱和国家的分裂，议会最终别无选择，只能呼吁戴高乐出山。1958年6月1日，国民议会任命戴高乐为总理，并赋予他起草新宪法的权力。戴高乐的回归，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军队的哗变，因为他承诺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并且他个人的威望也得到了军队的认可。
然而，这并非没有代价。戴高乐在掌握权力后，利用其获得的信任和手中的军权，成功地推出了新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极大地加强了总统的权力，削弱了议会的制衡作用，建立了一个更为稳定和强有力的政治体制。同时，他也开始着手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虽然这个过程漫长而痛苦，最终还是导致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
1958年的这场军队内乱，与其说是单纯的军事哗变，不如说是第四共和国制度性失败、殖民政策遗留问题以及社会政治分裂共同作用下的政治危机。它暴露了法国政治体制的脆弱性，以及军队在国家命运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这场危机最终促成了第五共和国的诞生，也标志着法国政治走向了新的方向，而军队在其中的角色，也成为了法国现代史上一段深刻的教训。它警示着任何看似成熟的民主国家，如果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回应民众诉求，并保持政治体制的活力与适应性，都可能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是被军方力量所左右的危险。
网友意见
西方民主制度是完美无缺的神；如果发生内乱，说明不是成熟完全的民主制度。西方民主讲究真心实意，心诚则灵；心不诚就得向神在人间的代言人缴纳铸币税买赎罪券，交了也可能灵也可能不灵，不灵就得再多交点，不然小心阿美莉卡天兵降下神罚。西方民主制度它好，但是你不能问它为什么好，因为神是无需也无法被解释的——它就是好——如果硬要解释那只能说它好就是因为它好！
那么西方民主制度为什么是神？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说说其他的制度相较于神差在哪里。
首先是犯下傲慢之罪的... ...
一句话解释：1958年的法国是民主制的失败典型。
题中所谓的“民主制成熟的法国”给生活在1958年的法国人和法国以外的人印象上是“极其脆弱的政府，频繁倒台的内阁。”这就是1958年法军阿尔及利亚兵变，之后戴高乐借势上台并制造出“民选皇帝”般的半总统制的大背景。
这个恶劣的印象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就开始了。从1815年拿破仑被流放开始，法国政局就一直动荡不堪。这个时期的法国可以说跟“成熟的民主制”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我把大革命结束到1958年，总计一百多年的法国史简单梳理在下面。
-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波旁王朝复辟。
- 1830年七月革命，建立奥尔良王朝。
- 1848年欧洲革命，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大革命时期是第一共和）。
- 1848-1852年，第二共和国寿命4年，组阁8次，平均政府寿命六个月。
- 1852年路易波拿巴废除共和，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拿破仑帝国是第一帝国）。
- 1870年普法战争战败，路易波拿巴被俘，建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 1870-1940年，第三共和国寿命70年，组建87次内阁，平均政府寿命不到十个月。
- 1940年德国发动法国战役，法国战败，建立傀儡政权维希法国，戴高乐于殖民地组建自由法国。
- 1946年建立法兰西第四共和国。
- 1946-1958年，第四共和国寿命12年，组建24次内阁，平均政府寿命六个月。
- 1958年戴高乐改革极力扩大总统权力，今天的法国政治制度基本形成。
总而言之，1958年的法国人和外国人对法兰西共和国时期的的印象就是：第一共和国残酷血腥，第二共和国短命，第三、第四宫共和国的政府极其不稳定。法国的四段共和国经历哪一个都跟“成熟的民主制”没有半点关系，反而是跟“不成熟，混乱”关系更大。
具体的爆发点是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已经进入第四年，几十万法军陷入游击战的泥潭，屡次增兵却毫无取胜希望。不得不让法军想到四年前因战败而放弃的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他们不再能忍受频繁倒台的第四共和国政府，要求二战英雄戴高乐上台主持。事实上军人们的直觉是对的，但解决方案并无作用。戴高乐也在三年后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
正文结束。
说两句题外话，大革命之后，第五共和国之前的137年，法国基本只有路易波拿巴时期的近二十年拥有相对稳定一些的政府（实际上也是共和主义者和波拿巴主义者矛盾激烈），这也是为什么一部分人认为法国工业化拿破仑三世居功甚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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