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希特勒选择了德国，还是德国选择了希特勒？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且复杂的问题，如同问是种子选择了土壤，还是土壤选择了种子。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剥开历史的层层迷雾，深入理解当时德国社会和希特勒这个人所处的历史语境。
一、 德国的土壤：孕育了希特勒的社会土壤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德国在希特勒崛起前，已经具备了相当“肥沃”的土壤，为他的到来提供了温床。这片土壤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以下几个关键因素：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失败与《凡尔赛条约》的屈辱： 德国在一战中的战败，以及随之而来的《凡尔赛条约》，给整个德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巨额的战争赔款、大片领土的割让、军事力量的严厉限制，以及被剥夺的殖民地，这一切都被许多德国人视为国家尊严的践踏和民族的耻辱。这种普遍的屈辱感和复仇的渴望，成为了许多政治派别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绝佳切入点。希特勒正是精准地抓住了这一点，将《凡尔赛条约》描绘成“国耻”，号召德国人民摆脱束缚，重振民族荣光。
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动荡与经济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建立了魏玛共和国，这被视为德国民主化的尝试。然而，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诸多挑战：政治体制不稳定，左右翼势力冲突不断，频繁的政府更迭，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尤其是恶性通货膨胀，让普通民众的生活陷入绝境。在这样的动荡和绝望中，人们对现有的政治体制失去了信心，渴望强有力的领导者来稳定局面，恢复秩序。希特勒和纳粹党承诺的“秩序、稳定和强大的国家”对许多人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深刻的社会分化与阶级矛盾： 战后的德国社会并非铁板一块。无论是工业资产阶级、传统贵族、农民还是工人阶级，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重塑。一部分保守势力怀念旧的帝国秩序，对民主制度感到不安。而工人阶级则受到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不公表示不满。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成功地在不同社会阶层中找到了支持者，他用模糊但极具煽动性的语言，将矛头指向了“犹太人”、“共产主义者”以及战后秩序的“罪魁祸首”，巧妙地将各种社会矛盾和不满转移到这些“敌人”身上，从而团结了自己的追随者。
对共产主义的恐惧： 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共产主义思潮在欧洲蔓延，这在许多欧洲国家都引起了恐慌，德国也不例外。保守派、中产阶级和工业界都对共产主义的潜在威胁感到担忧。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恐惧，将自己定位为能够“净化”德国、抵挡共产主义侵蚀的“救世主”。这种反共立场吸引了大量传统保守势力和一部分对革命感到不安的中产阶级。
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土壤： 德国有着深厚的民族主义传统，加上当时欧洲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思潮，为希特勒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提供了土壤。他所鼓吹的“雅利安人种优越论”和“生命空间”理论，迎合了一部分人对民族扩张和“血统纯洁”的病态追求。
二、 希特勒这个人：机会主义的政治家与煽动者
然而，仅仅拥有肥沃的土壤是不够的，还需要一颗种子去发芽。希特勒本身，凭借其独特的个人特质和政治手腕，成为了那个能够利用并最终掌握这份土壤的“种子”。
卓越的演讲才能和煽动能力： 希特勒是一位极具魅力的演说家。他能够捕捉听众的情绪，用充满激情的语言、极端的词汇和夸张的表演，将听众的情感推向高潮。他善于制造敌人，并将所有社会问题归咎于这些敌人，从而激起人们的愤怒、仇恨和对改变的渴望。他的演讲能够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民族自豪感和被压抑的愤怒，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某个伟大运动的一部分。
精准抓住时机和机会主义： 希特勒并非一夜之间崛起。他在政治舞台上摸爬滚打了多年，学会了如何利用每一次机会。他看到魏玛共和国的脆弱，看到了经济危机的绝望，看到了人们对现状的不满，然后他就开始构建他的叙事，提供一个看似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他不是一个理念的开创者，而是一个善于整合、包装并利用现有社会情绪和不满的“机会主义者”。
政治操纵和权谋： 希特勒不是通过纯粹的民众支持一步到位夺取权力。他善于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进行交易、联盟和操纵。他利用纳粹党的组织能力，通过选举、街头政治和媒体宣传相结合的方式，逐步扩大影响力。他懂得如何利用保守派和传统政治家的愚蠢或傲慢，让他们低估自己，从而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优势。最终，他更是巧妙地利用总统兴登堡的信任，通过合法的程序被任命为总理，从而打开了通往独裁的大门。
意识形态的构建与传播： 希特勒及其追随者构建了一套极具吸引力（对特定群体而言）的意识形态。这套意识形态包含了强大的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反共产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对强权和秩序的崇拜。这种意识形态并非复杂精深，而是简单、粗暴且易于理解，能够迅速传播，并在人们心中植入清晰的善恶二元对立。
三、 谁选择了谁？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是希特勒选择了德国，还是德国选择了希特勒？ 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的过程，而不是单向的选择。
德国为希特勒提供了舞台和机会。 如果没有一战的失败，没有《凡尔赛条约》的屈辱，没有魏玛共和国的动荡和经济危机，没有对共产主义的普遍恐惧，希特勒可能永远只能是一个无名小卒，或者是一个更加边缘的政治人物。是德国社会的种种弊病和民众的普遍不满，给了希特勒崛起和发展的空间。可以说，德国的困境和绝望，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了希特勒这个能够提供“解决方案”的许诺者。
希特勒则“抓住”并“利用”了德国。 希特勒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一个具有特殊才能的个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作用的结果。正是希特勒的个人能力，特别是他的演讲煽动能力、政治操纵能力和对时机的把握，使得他能够将德国社会潜在的能量转化为支持纳粹党的实际行动。他不是被动地被选择，而是主动地去争夺和掌握权力。可以说，希特勒以其精明的政治运作和极具煽动性的言辞，成功地“选择”了利用德国的矛盾和不满，并最终将德国导向他自己的道路。
换句话说，德国的土壤为希特勒的种子提供了生长的条件，而希特勒则是一位极具破坏性的园丁，他精心培育，最终将这片土壤变成了培养极端主义和战争的温床。
最终，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哪一方“选择”了另一方，而应该理解这是一个复杂而悲剧性的历史过程：德国的深层危机和民众的普遍情绪，为希特勒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而希特勒凭借其个人能力和政治手腕，成功地抓住了这些机会，并最终将德国推向了战争和毁灭的深渊。 这也提醒我们，在任何时代，社会的病症和领导者的素质都可能相互作用，产生出难以预料的深远影响。
一、 德国的土壤：孕育了希特勒的社会土壤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德国在希特勒崛起前，已经具备了相当“肥沃”的土壤，为他的到来提供了温床。这片土壤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以下几个关键因素：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失败与《凡尔赛条约》的屈辱： 德国在一战中的战败，以及随之而来的《凡尔赛条约》，给整个德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巨额的战争赔款、大片领土的割让、军事力量的严厉限制，以及被剥夺的殖民地，这一切都被许多德国人视为国家尊严的践踏和民族的耻辱。这种普遍的屈辱感和复仇的渴望，成为了许多政治派别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绝佳切入点。希特勒正是精准地抓住了这一点，将《凡尔赛条约》描绘成“国耻”，号召德国人民摆脱束缚，重振民族荣光。
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动荡与经济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建立了魏玛共和国，这被视为德国民主化的尝试。然而，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诸多挑战：政治体制不稳定，左右翼势力冲突不断，频繁的政府更迭，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尤其是恶性通货膨胀，让普通民众的生活陷入绝境。在这样的动荡和绝望中，人们对现有的政治体制失去了信心，渴望强有力的领导者来稳定局面，恢复秩序。希特勒和纳粹党承诺的“秩序、稳定和强大的国家”对许多人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深刻的社会分化与阶级矛盾： 战后的德国社会并非铁板一块。无论是工业资产阶级、传统贵族、农民还是工人阶级，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重塑。一部分保守势力怀念旧的帝国秩序，对民主制度感到不安。而工人阶级则受到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不公表示不满。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成功地在不同社会阶层中找到了支持者，他用模糊但极具煽动性的语言，将矛头指向了“犹太人”、“共产主义者”以及战后秩序的“罪魁祸首”，巧妙地将各种社会矛盾和不满转移到这些“敌人”身上，从而团结了自己的追随者。
对共产主义的恐惧： 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共产主义思潮在欧洲蔓延，这在许多欧洲国家都引起了恐慌，德国也不例外。保守派、中产阶级和工业界都对共产主义的潜在威胁感到担忧。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恐惧，将自己定位为能够“净化”德国、抵挡共产主义侵蚀的“救世主”。这种反共立场吸引了大量传统保守势力和一部分对革命感到不安的中产阶级。
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土壤： 德国有着深厚的民族主义传统，加上当时欧洲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思潮，为希特勒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提供了土壤。他所鼓吹的“雅利安人种优越论”和“生命空间”理论，迎合了一部分人对民族扩张和“血统纯洁”的病态追求。
二、 希特勒这个人：机会主义的政治家与煽动者
然而，仅仅拥有肥沃的土壤是不够的，还需要一颗种子去发芽。希特勒本身，凭借其独特的个人特质和政治手腕，成为了那个能够利用并最终掌握这份土壤的“种子”。
卓越的演讲才能和煽动能力： 希特勒是一位极具魅力的演说家。他能够捕捉听众的情绪，用充满激情的语言、极端的词汇和夸张的表演，将听众的情感推向高潮。他善于制造敌人，并将所有社会问题归咎于这些敌人，从而激起人们的愤怒、仇恨和对改变的渴望。他的演讲能够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民族自豪感和被压抑的愤怒，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某个伟大运动的一部分。
精准抓住时机和机会主义： 希特勒并非一夜之间崛起。他在政治舞台上摸爬滚打了多年，学会了如何利用每一次机会。他看到魏玛共和国的脆弱，看到了经济危机的绝望，看到了人们对现状的不满，然后他就开始构建他的叙事，提供一个看似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他不是一个理念的开创者，而是一个善于整合、包装并利用现有社会情绪和不满的“机会主义者”。
政治操纵和权谋： 希特勒不是通过纯粹的民众支持一步到位夺取权力。他善于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进行交易、联盟和操纵。他利用纳粹党的组织能力，通过选举、街头政治和媒体宣传相结合的方式，逐步扩大影响力。他懂得如何利用保守派和传统政治家的愚蠢或傲慢，让他们低估自己，从而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优势。最终，他更是巧妙地利用总统兴登堡的信任，通过合法的程序被任命为总理，从而打开了通往独裁的大门。
意识形态的构建与传播： 希特勒及其追随者构建了一套极具吸引力（对特定群体而言）的意识形态。这套意识形态包含了强大的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反共产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对强权和秩序的崇拜。这种意识形态并非复杂精深，而是简单、粗暴且易于理解，能够迅速传播，并在人们心中植入清晰的善恶二元对立。
三、 谁选择了谁？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是希特勒选择了德国，还是德国选择了希特勒？ 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的过程，而不是单向的选择。
德国为希特勒提供了舞台和机会。 如果没有一战的失败，没有《凡尔赛条约》的屈辱，没有魏玛共和国的动荡和经济危机，没有对共产主义的普遍恐惧，希特勒可能永远只能是一个无名小卒，或者是一个更加边缘的政治人物。是德国社会的种种弊病和民众的普遍不满，给了希特勒崛起和发展的空间。可以说，德国的困境和绝望，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了希特勒这个能够提供“解决方案”的许诺者。
希特勒则“抓住”并“利用”了德国。 希特勒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一个具有特殊才能的个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作用的结果。正是希特勒的个人能力，特别是他的演讲煽动能力、政治操纵能力和对时机的把握，使得他能够将德国社会潜在的能量转化为支持纳粹党的实际行动。他不是被动地被选择，而是主动地去争夺和掌握权力。可以说，希特勒以其精明的政治运作和极具煽动性的言辞，成功地“选择”了利用德国的矛盾和不满，并最终将德国导向他自己的道路。
换句话说，德国的土壤为希特勒的种子提供了生长的条件，而希特勒则是一位极具破坏性的园丁，他精心培育，最终将这片土壤变成了培养极端主义和战争的温床。
最终，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哪一方“选择”了另一方，而应该理解这是一个复杂而悲剧性的历史过程：德国的深层危机和民众的普遍情绪，为希特勒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而希特勒凭借其个人能力和政治手腕，成功地抓住了这些机会，并最终将德国推向了战争和毁灭的深渊。 这也提醒我们，在任何时代，社会的病症和领导者的素质都可能相互作用，产生出难以预料的深远影响。
网友意见
不能孤立地看纳粹和希特勒，而是要结合德国历史来看。现在一个个阐述纳粹思想的来源。
1.神圣罗马帝国。在德语中，Reich表示的就是帝国，而这词，一直是德语民族的内心的梦想，期待一个囊括所有德意志民族的大Reich,因为现实是如伏尔泰说的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只是个松散的组合。所以对一个统一大Reich的愿望早就在德国文化中成为了一个民族梦，却苦于没有人实现这个愿望。
2.反犹太文化。整个欧洲都有反犹传统，德国还算好的。但是德国出了个划时代的人物——马丁路德。他将天主教一统天下的局面打破，形成了新教，而且他本人是超级反犹太人的，将犹太人烧死放逐早就是在他的论著中，这是系统的反犹太的理论，但只是恶毒的诅咒，只是希望，却没有人真的去实施。
3. 国家统治一切。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大王将整个普鲁士变成一个斯巴达式的军营，这种军国传统成为了后来德国的社会文化，一种尚武精神从此在德意志民族中传播开。
4. 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影响。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影响是深远的，最大的影响就是激起了德意志民族的强烈的民族主义。
5. 俾斯麦的第二帝国。到了第二帝国时期，整个社会崇尚武力、呼吁强权，为第三帝国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6. 德国哲学家的影响 黑格尔提出国家统治一切，个人都是国家创造的理念，与同时代的英国美国认为是民众创造国家，给一个合格的人权力领导人民，不合格就下台的理念相反，到了尼采，提出了超人概念，就是一个超人要领导一个强大的国家的理念。尼采也反基督，说上帝死了，要重估一切价值。
7.一战后的德国，整个德国陷入困境屈辱，魏玛共和国只是一个妥协的产物。于是基于以上提到的，整个德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希望有个强者建立一个强大民族国家，将德意志民族走向辉煌的愿望越发强烈。而纳粹主义，就给出了解决方案——一个强人领袖、一个伟大民族帝国、国家统治一切、实现马丁路德的反犹愿望、与基督教抗衡。一战后人心向往秩序，那么希特勒承诺德国人一个秩序，一个伟大的愿景，而希特勒，更扮演了这个伟大领袖救世主的角色。1932年，他就在演说中说“德国人民发现了我，我也发现了德国人民，这是德国的幸运。”所以，是德国文化和历史的发展造就了纳粹政权，而希特勒，正是当时语境下，最符合所有德国人幻想的那个强人！啤酒馆暴动后，希特勒本应蹲很长时间监狱，但是巴伐利亚司法部都在帮他减刑，他是奥地利人，德国高层都在帮他轻松获得德国国籍。整个德国教育界98%的教师支持纳粹、天主教对纳粹反犹反布尔什维克也赞成、德国司法界也对他一路绿灯、德国传媒行业也倒向纳粹----------
看看吧，这就是一个双向选择！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是德国文化发展出的一个怪胎，几乎就是当时的德国选择了希特勒！所以将希特勒和纳粹第三帝国放在整个德国历史文化中看，并非偶然。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孕育出希特勒，比如法国的教育也在告诉孩子德法仇恨，但是总体论调是和解；而同时代的德国教材，则是民族主义的仇恨，这股子力量就为纳粹横空出世做好了文化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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