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的意思是,如果中国的军力够强,那么清朝的统治可能会更加稳固。
但是,当时的谭嗣同还不知道的是,清朝的军力不够强,恰恰是因为它的统治所导致的。
当清朝终于花了几千万两白银培养出来一只战斗力最强的新军的时候,也恰恰是武昌的一声枪响,这支新军亲手把大清埋进了坟里。
所谓历史的局限性,从谭嗣同的身上其实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来。谭嗣同认为如果大清军力强盛,就一定会四处侵略,就一定会把封建统治扩张到世界各个地方。所以,幸亏大清军力不强,才让西方的先进文明得以影响中国,中国应当对西方有所感恩。
这个言论倒也不能说谭嗣同就是卖国——实际上,谭嗣同对中国这个国家是非常热爱的——谭嗣同的局限性在于,在他的世界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只能二选一。但跟谭嗣同相比,同为维新派的梁启超,视野就要宽得多。
在维新变法前后,梁启超就在他的文章里介绍了欧洲各国的主要思想。在谈到德国时,梁启超说当时的德国有两种思想非常流行,一是尼至埃(尼采),一是麦喀士(马克思)。尼采思想的核心是少数强者为多数庸者所逼迫,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是多数穷者为少数富者所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梁启超是认可尼采与马克思的观点的。或者说,梁启超已经意识到了单单搞资本主义还是不够的,这是梁启超比谭嗣同深刻的地方。
实际上,在整个维新派里,就思想体系的完整性而言,梁启超胜过康有为,而康有为又胜过谭嗣同。谭嗣同可以看做是一个被理想主义驱动的革命者,他的血性与激情,远胜过对学理的探究。这也是为什么在维新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宁愿被杀,也不逃跑的原因。
谭嗣同《仁学》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专制君主,自然害怕他们强大。这种反对的目的是什么呢?无非是期望中国能进步强大。他是爱国的,也爱中国人民,只是不爱大清。
他在书中认为太平天国造反的责任在统治者,“洪、杨之徒,见苦于君官,挺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而曾国藩这些所谓的中兴名臣都应该千刀万剐,是孟子所谓"上刑者"。
他写湘军:“乃一径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逋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矣。”
有些资产阶级自由派最不爱看的就是肯定太平天国或者义和团运动的革命性,反而喜欢断章取义谭嗣同只言片语,影射中国强大会危害世界和平。
其实西方的帝国主义危害不输给封建主义。
比如英国,即使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不还是要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民贩卖奴隶残害非洲人民吗?
再比如日本,接受了西方制度,不是还要屠戮旅顺,杀我们几万同胞,发动与俄国的分赃战争,驱使本国军人成群送死吗?
二战时期的德国纳粹、日本法西斯,越战时期的美国,更是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它们杀人数量之大,效率之高,手段之残忍,纵观人类历史无出其右。直到现在,西方的战争仍然没有停止,人民还在流血。看看这些“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所作所为吧。
谭嗣同所担心的“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这种事情早已经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侵略扩张中发生了。不仅仅是对外侵略,这些帝国主义对他们的本国人民也进行着残酷的压榨。日本农民种的大米,自己也吃不上,他们的姐妹要去东南亚卖身赚钱;19世纪英法工人有很多活不到30岁健康就恶化了。
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都是剥削制度,只要它们实力强大,都会对本国人民和弱小的民族构成威胁。在中国,封建残余和资本主义还喜欢勾结起来。
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北洋各派系军阀、蒋介石新军阀、伪满、汪伪……都是与帝国主义勾结着作恶的,每个势力背后都有一两个帝国主义支持。现在的“曾国藩热”,把一群大反动派挖出来包装上市,也是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的勾结。无非是剥削你的血汗,愚化你的思想,消磨你的斗争意识。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反帝反封建,把封建制度的残留和英美帝国主义都消灭掉。
不仅仅需要毁灭西方国家的军事力量,打破他们构建的世界秩序。也必须毁灭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根基,把他们用于欺骗人民的那些思想推翻。
可是现在,这些企图“教化”中国人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态度十分暧昧;对于本国资产阶级对无产者的压迫同样暧昧。他们只想向中国人美化西方,推销西方,却不愿意让人民彻底认识西方。
他们喜欢宣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掩饰淡化西方的缺点,放大中国的问题,却不是为了号召人民反抗压迫,只是为了推销逆向民族主义思想。
他们所强调的事实都是经过选择的,带着明确的立场和目的进行宣传。甚至还打着左的旗号,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否定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斗争。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小资沙龙里的无害谈资。
当年的谭嗣同终究是为中国寻出路,虽不爱大清,却爱中国。今天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西方的精神买办,他们可以披着自由民权和左的外衣,甚至民族主义外衣也不介意穿一穿,但是买办的本质永远不变:既不爱大清也不爱中国。
只有小孩才会在西方帝国主义和满清封建主二选一,成年人就是全不要。
谭嗣同爱的不是民族共同体,而是文化共同体。
百代秦政、儒表法里,当代几成通说,儒门式微如此,也难以抗辩,实际上新儒家在这个层面和谭嗣同的态度基本差不多。
用王安石的话说:犹在于名实。
名不副实,谭嗣同就不会爱;小粉红只看名,不管实,于是就什么国都爱。
于是就出现这样奇异的景象:小粉红拒绝为大清保卫旅顺,又宣布两万旅顺军民为大清尽忠是国耻。
谭嗣同和我聊三代之治,我照样四个字:去你妈滴。
列宁同志教导我们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才产生国家。
是故,有国皆暴、无国不黑。
老谭书读的少,所以才有如此暴论。他就是“历史局限性”的一个小小例证,不用拿他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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