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觉醒年代》中曹磊饰演的鲁迅，符合你脑海中鲁迅的形象吗？

原答案第一句话为“根本不符合”。本来是为开窗户而拆房顶的策略，但后来我发现这句话容易让读者在认真读完全文之前被激怒，所以现在修改一下吧：

首先，我承认导演、编剧、演员大约希望还原真实的鲁迅，希望让更多观众喜欢上真实的鲁迅，并为此付出很大的努力。但我还是要说，这一版鲁迅不符合我心中的鲁迅。

这一版鲁迅确实可以展现鲁迅的某些特点（幽默、可爱、深情、顽强之类），但展现鲁迅思想的部分有很大的错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不仅批判旧道德，也批判新道德，怀疑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

与鲁迅思想无关的细节瑕疵，这个回答也一并指出，但这些瑕疵只是剧组考据不精，不算什么严重的问题。

1.剧中鲁迅的出场就很奇怪。

剧中的鲁迅为了不做看客，跑到杀头的地方，高冷地看碑。

且编剧为什么要让鲁迅和钱玄同在大街上讲“铁屋子”？是觉得街上没有人还是觉得这两位说话声音不大？有朋友认为这恰恰能体现群众的麻木，但“麻木”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听不见铁屋子谈话的路人可以算“麻木”，而在杀头的地方旁边看拓片的鲁迅不可以算“麻木”呢？

编剧把几个要素混入一段六分钟的情节：一是庸众看杀头，二是人血馒头，三是鲁迅读古碑，四是钱玄同请鲁迅出山并送他《新青年》，五是“铁屋子”的辩论。用六分钟交代完，在一共四十三集的电视剧里显得太急促，像是在赶进度。

2.剧中蔡元培认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我们就看《呐喊·自序》：

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钱理群先生也指出过：

讨论“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就不能不涉及曾经有过的所谓“经典论断”：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以至“鲁迅的方向，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我们的讨论就从这里开始：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鲁迅确实说过，他的写作坚持的是“五四”的“启蒙主义”。他还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因此，他承认，他是“尊奉”“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而写作，并自觉“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但“遵命”这一说法本身就否定了“主将”之说。鲁迅自己是明确地将胡适视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提倡”者的。对周氏兄弟在《新青年》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陈独秀有一个回忆：“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的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不是最主要的”，当然就不是“主将”；但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因而“特别有价值”：这是一个客观、准确的评价。

非要把鲁迅当成“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就很可能抹杀鲁迅“自己的独立思想”，遮蔽鲁迅批判新道德的一面。

3.剧中，鲁迅看到阮久荪发狂，就提笔写了《狂人日记》。

这一点最早是周作人指出来的：

这人乃是鲁迅的表兄弟，我们姑且称他为刘四，向在西北游幕，忽然说同事要谋害他，逃到北京来躲避，可是没有用。他告诉鲁迅他们怎样的追迹他，住在西河沿客栈里，听见楼上的客深夜橐橐行走，知道是他们的埋伏，赶紧要求换房间，一进去就听到隔壁什么哺哺的声音，原来也是他们的人，在暗示给他知道，已经到处都布置好，他再也插翅难逃了。鲁迅留他住在会馆，清早就来敲窗门，问他为什么这样早，答说今天要去杀了，怎么不早起来，声音十分凄惨。午前带他去看医生，车上看见背枪站岗的巡警，突然出惊，面无人色。据说他那眼神非常可怕，充满了恐怖，阴森森的显出狂人的特色，就是常人临死也所没有的。鲁迅给他找妥人护送回乡，这病后来就好了。因为亲自见过“迫害狂”的病人，又加了书本上的知识，所以才能写出这篇来，否则是很不容易下笔的。

我们必须注意到这里有一句：“这病后来就好了。”《狂人日记》创作于阮久荪病愈以后，编剧把这一点忽略了。删去这段，虽然利于煽情，但在逻辑上有缺失。核查鲁迅日记，阮久荪1916年10月30日到北京，随后发病，11月6日被送回家乡。同年11月9日与12月21日，阮久荪给鲁迅寄了两封信，可以推测这时候他已经病愈了。

为什么“阮久荪病愈”这件事很重要？请看《狂人日记》的文言小序：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如果阮久荪没有痊愈，那么鲁迅应该很难想到要为狂人设计“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的结局。剧中众人讨论《狂人日记》，也无视了文言小序。

补一段：狂人“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的结局在《狂人日记》中有特别的寓意，但“阮久孙病愈是狂人病愈的原型”还是成立的。正如虽然狂人与阮久孙有很大差别，但“阮久孙是狂人的原型”是没错的。

狂人病愈赴某地候补的寓意有两种解释。传统的解释是反抗秩序的英雄堕落了，回归原有秩序，即回归人肉的筵宴。伊藤虎丸先生的解释与此不同：

孰是孰非，请各位自己判断。

4.剧中鲁迅给自己起笔名，毫不犹豫地写下“鲁”，思索一会后才写下“迅”。我们去看鲁迅早年的笔名：1908年的《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署名“迅行”。“迅”字是早就确定下来的。

见鲁迅1926年12月3日写的《<阿Q正传>的成因》：

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LS，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风声；更以前还有：自树，索士，令飞，迅行。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

也就是说，鲁迅本来打算使用迅行这个笔名，编辑不让，才用了鲁迅。我们去看周作人与许寿裳的回忆，也都明确指出“鲁迅”的“迅”来自“迅行”。

周作人：

留学东京时，刘申叔为河南同乡办杂志曰《河南》，孙竹丹来为拉稿，豫才为写几篇论文，署名一曰迅行，一曰令飞，至民七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于迅上冠鲁姓，遂成今名。

许寿裳：

他说：“因为《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我从前用过迅行的名号是你所知道的，所以临时命名如此：（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去愚鲁而迅速之意。”

5.剧中，1918年，众人就在念叨“新文化运动”这个词了，甚至鲁迅还高喊“新文化运动万岁”。

1925年11月3日，鲁迅《热风·题记》：

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

1926年11月11日，鲁迅《写在<坟>后面》：

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

鲁迅认为，“新文化运动”这个词是在“白话渐渐通行了”以后被“有些人”创造出来的，他在文章里也很少使用这个词。不说别人，至少鲁迅肯定不会像剧中这样高喊“新文化运动万岁！”编剧无视了鲁迅“自己的独立的思想”。

附一段汪晖先生的话：

哪有什么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多半是那些反对者骂出来的。那些人骂《新青年》搞的是新文化运动，所以就有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在骂声中成立了。当新文化运动成了一个真正的潮流的时候，一些参与新文化运动的人或者后来与新文化有过一点皮毛关系的人，就开始讨论“新文化运动”的源起了。建立“源起”是将自己嵌入历史叙述的方式，这是反复发生的故事——任何一种思想成了潮流或标签，就会有人来认领了。这种自述“起源”的方式自古就有，现代以来的宗师之一是胡适之；至于“他述”，更是不胜枚举。本来也没有什么新文化运动，《青年杂志》创刊时是很寂寞的；胡适之写《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也就是从美国寄了一篇文章回来，他也不知道有什么新文化运动，不知道这篇文章有什么作用。白话文并不是他的首创，晚清时代的白话运动已经很有规模。不过，“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文化运动退潮了，但一种新的文化正统渐渐确立起来。胡适之就开始写关于什么是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了。对于这些追溯起源、竞相命名的方式，鲁迅始终抱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他的目光是冷嘲的。他知道新文化运动的成立先是由于那些诅咒和谩骂，后是由于新文化运动的衰落——自封的领袖们坐稳了领袖的地位，便可以从容挑剔这场运动，以便占据新的潮头了。在他的眼里，追溯起源、重新命名的时刻其实也就是这场文化运动衰落的时刻，就像民国成立的同时，民国也就衰落了。这种观察自身置身的运动的方式，其实源自鲁迅的历史观。

6.多少人知道“鲁迅是周树人”？

剧中的鲁迅在1918年到北大开讲座，就用了“鲁迅”的名字。

但这时鲁迅只有可能用“周树人”的名字。现实中他就是“周树人”，到纸面上他才是“鲁迅”。

“鲁迅=周树人”被公开，是在1923年《呐喊》出版以后。“鲁迅=周树人”真正广为人知是在1926年1月陈源发表《致志摩》之后。

1921年末，知道鲁迅就是周树人的，也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以及孙伏园，见1926年12月3日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

现在是有人以为我想做什么狗首领了，真可怜，侦察了百来回，竟还不明白。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鲁迅即周树人”，是别人查出来的。这些人有四类：一类是为要研究小说，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类单是好奇；一类是因为我也做短评，所以特地揭出来，想我受点祸；一类是以为于他有用处，想要钻进来。
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

7.剧中的鲁迅演讲水平太低。

剧中的鲁迅在学生面前演讲，批评林纾的只此一句：“所以我就觉着啊，任何人你都不能去试图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你非要挡呢，那结果只有一个，什么呢？被碾着腿嘛！”

按理说，让鲁迅演讲是最容易出彩的。我们去读鲁迅真正的演讲，比如《娜拉走后怎样》、《未有天才之前》、《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等等，会发现这都是一等的好文章。就说同是抨击复古派的《老调子已经唱完》，是这样开头的：

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老调子已经唱完”：初看似乎有些离奇，其实是并不奇怪的。
凡老的，旧的，都已经完了！这也应该如此。虽然这一句话实在对不起一般老前辈，可是我也没有别的法子。
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但是，想一想罢，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都不死，地面上早已挤得密密的，现在的我们早已无地可容了；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的尸身都不烂，岂不是地面上的死尸早已堆得比鱼店里的鱼还要多，连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没有了么？所以，我想，凡是老的，旧的，实在倒不如高高兴兴的死去的好。

这不比什么“历史的车轮碾着腿”好很多吗？

8.鲁迅是否像剧中这样热血？

鲁迅第一次投稿以后对《新青年》销量的评价，见1918年5月29日致许寿裳：

《新青年》第五期大约不久可出，内有拙作少许。该杂志销路闻大不佳，而今之青年皆比我辈更为顽固，真是无法。

到1919年初，鲁迅依然不看好青年人，见1919年1月16日致许寿裳：

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颇强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间亦杂教员著作，第一卷已出，日内当即邮寄奉上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

任何一个读过《呐喊·自序》的人也都能察觉到鲁迅当时那种难以驱除的寂寞与悲哀。编剧没能准确把握鲁迅的精神气质。

9.剧中的鲁迅认为五四运动“必将是一个全新的历史的开端”。

那么现实中的鲁迅呢？

首先，在五四期间，鲁迅并没有什么行动。

然后，五四一周年的时候（1920年5月4日），鲁迅给自己的学生宋崇义写了一封信：

知方同学兄足下：
日前蒙惠书，祗悉种种。
仆于去年冬季，以挈眷北来，曾一返越中，往来匆匆，在杭在越之诸友人，皆不及走晤；迄今犹以为憾！
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南方学校现象，较此间似尤奇诡，分教员为四等，可谓在教育史上开一新纪元，北京尚无此举，惟高等工业抬出校长，略堪媲美而已。然此亦只因无校长提倡，故学生亦不发起；若有如姜校长之办法，则现象当亦相同。世之论客，好言南北之别，其实同是中国人，脾气无甚大异也。
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
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殆无他道也。
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此亦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而中国式之乱，能否较善于他式，则非浅见之所能测矣。
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胡涂而已。
中国学共和不像，谈者多以为共和于中国不宜；其实以前之专制，何尝相宜？专制之时，亦无忠臣，亦非强国也。
仆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此布，敬颂
曼福！
仆树顿首 五月四日

可以看出，鲁迅在当时认为五四运动“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

在杂文中，鲁迅也非议过五四运动。

《华盖集•忽然想到（七）》：

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因此，武者君误认为两样东西了。
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觔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

《华盖集•后记》：

二，近几年来，常听到人们说学生嚣张，不单是老先生，连刚出学校而做了小官或教员的也往往这么说。但我却并不觉得这样。记得革命以前，社会上自然还不如现在似的憎恶学生，学生也没有目下一般驯顺，单是态度，就显得桀傲，在人丛中一望可知。现在却差远了，大抵长袍大袖，温文尔雅，正如一个古之读书人。我也就在一个大学的讲堂上提起过，临末还说：其实，现在的学生是驯良的，或者竟可以说是太驯良了……。武者君登在《京报副刊》（约十四年五月初）上的一篇《温良》中，所引的就是我那时所说的这几句话。我因此又写了《忽然想到》第七篇，其中所举的例，一是前几年被称为“卖国贼”者的子弟曾大受同学唾骂，二是当时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正被同性的校长使男职员威胁。

学生们唾骂卖国贼的子弟。这就是《华盖集•杂感》所谓：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编剧让鲁迅急吼吼来附和其他人，抹杀了鲁迅“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大概是因为编剧不够了解鲁迅吧。

我们再来看1992年的《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怎么看待鲁迅对五四运动的评价：

“比年以来，国内不靖” 等句，反映了 “五四运动”以来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在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青年知识分子做为革命的先锋，被反动当局视为大敌，而“守旧者” 则目其为“乱源”、“祸萌”、“维新者又赞扬甚至”。鲁迅这时则认为这场运动“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这一是由于他深知中国反动势力的顽固和强暴，仅仅是游行示威、喊喊口号，恐难撼其根基；二是由于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所致。他历来坚持这样的观点，虽不无偏激之辞，然则反对许褚似地赤膊上阵，对于敌人，他惯用的是“壕堑战”，结结实实地站稳自己的脚跟，一步一步地前进。

后人处理鲁迅对五四的态度，有三种简单粗暴的方式：

一是像《觉醒年代》编剧，（也许是无意中）直接篡改事实；

二是像历史教科书，选择性忽视，闭口不谈；

三是像这部《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斥之为鲁迅思想上的局限性。

补充一段鲁迅的革命观，有助于理解鲁迅为什么不喊“新文化运动万岁”或者“五四运动万岁”。

1924年9月24日，鲁迅《野草•影的告别》：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1925年2月12日，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三）》：

我想，我的神经也许有些瞀乱了。否则，那就可怕。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

1925年3月18日，鲁迅《致许广平》：

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要彻底地毁坏这种大势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工人绥惠略夫》里所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这一类人物的运命，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1926年3月10日，鲁迅《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

1926年11月11日，鲁迅《写在〈坟〉后面》：

新近看见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说起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

1927年3月24日，鲁迅《而已集•黄花节的杂感》：

……以上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

1927年4月10日，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虽然留在后方的是呻吟，但也有一部分人们高兴。后方的呻吟与高兴固然大不相同，然而无裨于事是一样的。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记得一种期刊上，曾经引有列宁的话： “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 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 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况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报诸我，报施将永无了结的时候。但是，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则如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对于异己者何尝不赶尽杀绝。只是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还有什么慈悲和仁厚；也并不像列宁似的简单明了，列宁究竟是俄国人，怎么想便怎么说，比我们中国人直爽得多了。但便是中国，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还会相信他。 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革命也如此的，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

1927年9月15日，鲁迅《而已集•扣丝杂感》：

“革命尚未成功”，是这里常见的标语。但由我看来，这仿佛已经成了一句谦虚话，在后方的一大部分的人们的心里，是“革命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了。既然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国的主人翁，则对于一切，当然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刊物虽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有近于赤化之虑者无论矣，而要说不吉利语，即可以说是颇有近于“反革命”的气息了，至少，也很令人不欢。而《语丝》，是每有不肯凑趣的坏脾气的，则其不免于有时失踪也，盖犹其小焉者耳。

鲁迅认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革命者以及每一次革命都只是进化链子上的“中间物”。真正的革命永远“无止境”，永远“尚未成功”。真正的革命者永远不满足于现状，永远保持革命的姿态。

时人认为革命后就是“黄金世界”，鲁迅则要质疑这“黄金世界”是否仍在“吃人”。

如果人们都在庆祝、歌呼“革命已经成功”，那么“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

就像辛亥革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觉醒年代》剧中人称赞《狂人日记》揭露家族制度与封建礼教的弊害，这一评语源自鲁迅自己所谓“《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不同之处在于加上了限定词“封建”，把《狂人日记》剑锋所指局限在封建社会。这大大损害了《狂人日记》的深度。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日记》揭露的吃人史“没有年代”，没有被限制在“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仁义道德”吃人，辛亥时的“仁义道德”难道不吃人吗？阿Q与另外两个被抓的乡下人不仍在被吃吗？

阿Q虽然有些忐忑，却并不很苦闷，因为他那土谷祠里的卧室，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那两个也仿佛是乡下人，渐渐和他兜搭起来了，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们问阿Q，阿Q爽利的答道，“因为我想造反。”

鲁迅既否定旧道德，又否定新道德。《这样的战士》中的“道德”同样没有被限定为“封建旧道德”。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如竹内好先生所言：

吴虞的否定礼教，不过是像魏晋以来，明末、清末等历史不安定时期个性很强的自由思想家们大多站在挖苦的反礼教立场上一样，在旧时代保存的自己方向上来展开破坏性理论的。而《狂人日记》的反对旧道德，则逼近到生之本能的恐惧感，并且认为自己既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别人的人，是从不可救药的现实出发，否定了包括反礼教论在内的一切传统。

《狂人日记》的“仁义道德”其实指向古今中外一切道德。

这里放一段钱理群先生的话：

鲁迅是谁？他是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他对一切公理、公意、共识、定论都提出质疑和挑战。对于主流意识形态以至整个中国文化而言，鲁迅都是一个异端、少数、边缘的人物。但同时，他也成为整个中国文化里面的另一种存在，正因为是另一种存在，才有了另一种可能性。
然而我们中国是讲究道统、法统的，中国文化也是同化力极强的一种文化，因为中国文化不允许异端的存在，所有的异端都会被扼杀掉。中国的老百姓也习惯了在大一统的文化统治下，从来不提出任何怀疑，从来不考虑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存在。因此鲁迅这样一个怀疑主义者，一个处在体制外边缘的批判者，是十分难得而重要的。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多亏有了鲁迅，或者其他一些异类，才形成某种张力。文化发展要有张力，只有一种是不行的，不管这种文化多么完美，没有另外一种存在，便形成不了张力，这种文化就没有发展的余地。鲁迅所代表的，正是未经规范收编的另一种可能性；我们太容易被收编，太容易被归档化了。
所以鲁迅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我曾经有这样一个概括，我说当你春风得意的时候，你对你所接受的教育、报纸上的宣传、老师所讲的内容，你一律相信，深信不疑，没有任何怀疑，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十分满意，在这种状态下，你是不会要鲁迅的，即使读鲁迅，你也会本能地拒绝他，因为他讲的这些和你接受的、习惯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但是当你对自己听惯的话，习惯的常规、常态、定论产生了不满，有了怀疑，有了想要打破既定秩序、冲破既定命运的想法时，你就会从鲁迅那里得到启发。这就是接受鲁迅的最佳时刻。当你要突破自己，要形成另一种发展可能性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读鲁迅。鲁迅对我们来说是另一种声音、另一种存在、另一种思维，也是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说鲁迅是彻底的怀疑主义者，那么这个怀疑不止是他对我们，对别人，对既定一切的怀疑，同时更重要是他对自己的怀疑。他的怀疑精神是指向自身的，这是鲁迅思想的彻底之处。所以读鲁迅作品的时候，或是真正进入鲁迅世界的时候，你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反应，一方面你发现鲁迅的很多论述都是对你曾经相信的一切的一种颠覆，因此开始本能地怀疑它，本能地拒绝它。但在你真正接受它的同时，你又免不了对他的说法提出质疑，是对吗？真的是这样吗？也就是说，在鲁迅面前你必须思考，他并不给你指出一条路来，他也不想把他的东西强加于你。
我曾经有一个研究，把鲁迅的演讲和胡适的演讲做了一个对比。鲁迅和胡适是当年最受北大学生欢迎的两个教授，根据当事人的回忆，人们对鲁迅和胡适演讲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胡适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他自信掌握了真理，所以他的演讲非常明确、非常痛快，也非常简洁、非常明了，告诉你路该怎么走，同学们跟着我胡适往前走就行了。学生听了非常兴奋，现场反应极其强烈，大家目光闪闪地走出课堂，跟着胡先生走就行了。这是胡适演讲的特色和效果。而鲁迅就不一样，鲁迅的演讲本身就充满矛盾，他刚提出一个命题，马上又对这个命题提出怀疑。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在座的有很多女性，当时有一个通行的妇女解放的路，就是走娜拉的路，走出家庭。鲁迅在演讲中也说，娜拉应该走出家庭，但紧接着他提出问题：娜拉走后要怎样？走出家庭能解决一切问题吗？鲁迅提出来，娜拉走出家庭，如果没有获得经济独立，迟早还是要回到家庭。他把他前面的命题颠覆掉，这个时候作为听众，一定会想到底对不对。也就是说，他逼着你思考，他不把现实结论告诉你，他自己也在不断地质疑，把他思考的过程、质疑的过程都告诉你，然后由你自己做出选择，自己去思考。所以听鲁迅演讲非常吃力，没有像胡适这么顺当，因为你要一边听，一边紧张地思考，他给你提供很多信息，而且是互相矛盾的各种信息、各种观点，然后你要思考到底是怎么回事。听完以后，你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有一点，跟你听之前有变化，你开始独立思考了，这就是鲁迅的意义。
刚才说到鲁迅的独立性、怀疑精神，说明他是拒绝收编，但同时他也绝不收编我们。这一点非常之重要。所以大家听名人演讲，我大概也算名人，我希望大家听我演讲的时候，千万不要被我收编。钱老师讲得好，钱老师讲得对，那不是我期待的。鲁迅拒绝被别人收编，拒绝被别的文化收编，但同时也拒绝收编他的读者。他和读者一样，都是真理的探讨者，绝不是真理的垄断者，也不是真理的宣讲者，他和我们一起探讨真理。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他使我们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

关于“艺术改编”：

实际上编剧可以在不损害艺术效果的同时呈现出更真实的鲁迅。

例如那段演讲，本来艺术效果可以很出彩，但编剧处理得比较平庸。

又如鲁迅与众人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这块的分歧， 我认为可以让鲁迅和其他人就这个问题论争一番，这样艺术效果不是比让鲁迅附和唱赞歌强吗？

为什么我关评论区：

还有很多骂我汉奸公知之类的我没存。你们受得了一群人涌上来辱骂吗？我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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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鲁迅一直以来都在被误读，被标签化，被利用，在活着的时候是如此，死后更是变本加厉，特别是在今天，鲁迅已经面目全非，甚至被黑白颠倒了，鲁迅的精神内核从来都不是大部分人想象中的那样。

鲁迅被“收编”，被利用，实际上也正是因为他的精神内核，这种“收编”的动机并不是要让鲁迅的精神影响和鼓励下一代去独立思考，而是在把鲁迅的只言片语有意误读后作为一种统治ideology的工具，这是非常可怕也是十分常见的。

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究其原因，无非是人类对权力与统治的无限欲望，佛陀、耶稣，拉杰尼希都是这样，何况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