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是否存在一个可量化的宏观指标用于判断生产关系是否符合一国的生产力?

回答
关于是否存在一个可量化的宏观指标来判断生产关系是否符合一国生产力,这是一个复杂且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从理论上讲,我们倾向于认为存在一种“适应性”或“匹配度”,但要将其量化为一个单一、普适的宏观指标,并普遍接受为科学测量工具,则非常困难,甚至可能是不存在的。

下面我们将从多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分析为何难以找到单一指标,以及可以间接观察和评估的方面:

为什么难以找到一个单一的可量化宏观指标?

1. 概念的抽象性和多维度性:
生产力: 指的是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利用生产资料改造自然的能力,即单位劳动或单位生产资料所能生产的财富量。它涉及技术水平、劳动者素质、资源禀赋、科学管理等多个因素。
生产关系: 指的是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上所发生的各种关系。它包括所有制形式、劳动分工、管理方式、分配制度、社会经济制度等。
匹配度: 这种“符合”或“匹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制约。生产关系需要与生产力相适应,但同时又会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动态的相互作用很难用一个静态的数字来概括。

2. 衡量生产关系的困难:
生产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集合,很多方面是定性的,难以直接量化。例如,所有制是决定性的,但其具体表现形式(公有制下的不同企业组织形式,私有制下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其效率和公平性,都是复杂的社会现象。
分配制度、劳动激励机制、社会保障体系等虽然有部分可量化数据(如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最低工资标准、失业率),但这些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对生产力的影响。

3. 生产力本身的衡量也是动态且多维的:
虽然我们有GDP、人均GDP、全要素生产率(TFP)等指标来衡量经济产出和效率,但它们往往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生产力本身与生产关系匹配度的直接测量。
TFP虽然试图衡量技术进步、管理改进等因素,但其计算本身就包含了对生产关系效率的隐含假设。

4. “符合”的动态性和历史性:
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而生产关系则相对滞后。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原有的生产关系可能就会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桎梏”,需要变革才能与之相适应。
“符合”并非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相对的、动态的。在不同发展阶段,同一套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性可能不同。

间接观察和评估的方面(可以视为“非单一、非普适”的宏观指标或观察点):

尽管没有一个完美的单一指标,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系列宏观经济和社会指标来间接评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性。这些指标反映了生产关系在运行中对生产力发展的支持或阻碍作用。

1. 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概念: TFP衡量的是经济增长中,除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的因素(如技术进步、管理效率、制度创新、资源配置优化等)对产出的贡献。
与生产关系的关系: 良好的生产关系应该能够促进技术创新、提高管理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推高TFP。反之,僵化的生产关系、不合理的激励机制、低效的制度安排会抑制TFP的增长。
量化: TFP可以通过经济学模型(如索洛增长模型或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算,是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
局限性: TFP的计算依赖于模型设定和数据质量,可能包含一些无法完全解释的残差,也容易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因此它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指标,但它可以作为生产关系有效性的一个重要间接衡量。

2. 创新与技术采纳率:
概念: 包括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专利申请数量、新技术的应用速度和广度等。
与生产关系的关系: 鼓励创新、保护知识产权、允许试错和竞争的生产关系,会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例如,市场经济下的竞争和产权保护机制往往比计划经济下的创新环境更有利于新技术涌现和应用。
量化: R&D支出、专利数量、新产品销售额占比等。

3. 资源配置效率:
概念: 指要素(资本、劳动、土地、技术)在不同行业和企业之间的流动和配置效率,是否能够流向生产力最高的领域。
与生产关系的关系: 市场化的生产关系能够通过价格机制和竞争信号引导资源优化配置。而行政干预过多、垄断严重、产权不清的生产关系则会导致资源错配,降低生产力。
量化: 可以通过投入产出分析、影子价格评估、部门间产出弹性差异等方式进行间接衡量。

4.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概念: 单位劳动时间或单位劳动者产出的财富量。
与生产关系的关系: 生产关系如果能够激励劳动者提高技能、改进劳动方法、提高劳动强度和效率,就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例如,合理的绩效考核、培训体系、参与式管理等都可能影响劳动生产率。
量化: 人均GDP增长率、增加值率、每小时劳动产出等。

5. 经济活力和市场化程度:
概念: 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包括市场准入的便利性、企业注册的效率、营商环境的优化程度、金融市场的有效性等。
与生产关系的关系: 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生产关系通常与更自由、更灵活的经济主体相适应,有利于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量化: 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各类市场化指数、企业活力指数等。

6. 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与效率:
概念: 虽然分配是生产关系的一部分,但过度的不公平可能抑制一部分人的生产积极性,或导致人才流失,反而不利于生产力的整体提升。
与生产关系的关系: 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其分配制度应该既能提供激励,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社会公平,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利用。
量化: 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贫富差距指数等。

7. 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回报:
概念: 包括教育水平、健康状况、技能培训等投入对劳动者生产力的提升。
与生产关系的关系: 能够有效投资和利用人力资本的生产关系,将更有利于生产力的长远发展。这涉及到教育投入的效率、技能培训体系的完善、劳动者向上流动的机会等。
量化: 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力资本指数、工资收入对教育和经验的敏感性等。

结论

不存在一个单一、普适、直接量化的宏观指标可以直接判定“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生产力”。

我们只能通过一系列间接的、多维度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指标来观察和评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适应性”或“匹配度”。这些指标反映了生产关系在运行过程中对生产力发展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理想状态下, 一国生产关系与之生产力“相适应”的表现是:生产力持续稳定增长,技术创新活跃,资源配置高效,市场主体充满活力,人力资本得到有效开发和利用,并且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平。
而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时, 可能表现为:TFP增长缓慢甚至停滞,技术创新受阻,资源配置扭曲,企业活力不足,创新成果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或者社会矛盾加剧,人才流失等。

因此,判断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生产力,是一个需要综合分析一系列经济、技术和社会层面的指标,并结合历史和理论的判断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值计算。这是一种动态的、系统的评估。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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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主流经济学对生产力本身的考察的兴趣低得吓死人,所以这种指标的诞生还需要不知道多少年,这种事情你还是暂时别想了。

具体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几乎只关心生产的时候怎么花钱,怎么消耗成本,至于生产的效率和劳动的具体形式他们几乎一概不论。首先,服务业也被他们视为是和工农业相同的一种生产,而在古典经济学中服务业根本就不被视为是生产,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诚实地断言服务业根本不符合他们在工农业中总结的价值规律,可今天新古典的学者可并没有像他们这样实诚,依旧把他们在工农业上的经验生搬硬套在服务业上。一个大家都听过的很搞笑的笑话已经说明这个问题,富豪花钱请人在街上吃翔,也可以被记入GDP。如果一个人被谋杀了,各种调查和律师费用一算下来,短期之内GDP说不定还会增加。在他们眼里但凡是能收到税的金钱交易,就都是生产,如果买凶杀人是合法且交税的话,那么买凶杀人也会创造GDP了。

米国的律师业“产值”占GDP6%,算下来接近一万亿美元,这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法律顾问的收益,但如果法条写得越多越复杂,各行各业对顾问的需求就会增加,比如如果法条用希伯来文写,我想律师业的GDP产值可以再翻上一番,律师的另外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打官司了,要是违法行为越多,官司打得越多,律师业创造的GDP产值就越高,米国的GDP就越是好看,如果大家都看得懂记得住法律并且都遵纪守法,离婚继承都可以自行协商解决,米国可能会少一万亿GDP,这虚假的GDP统计甚至还给国内的一些律师们洗了脑,不少律师表示中国的律师业还要进一步发展,要是能占到GDP的1%就好了,呸,要是能占到GDP1%,那中国是得起多少纠纷呀,发展也不是你这样发展的呀。

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原则上是要按照要素投入量进行计算,然而实际上经济学家中很少有清楚要素是个怎么投入法,在生产的什么步骤投入的人,因此实际上是用货币加总后带进生产函数,本质上不是算一个人能生产出多少货,而是在算一块钱能生产出多少钱来,这个在剑桥资本争论中已经被骂翻了,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自行了解。更搞笑的是无论是CD生产函数还是列昂锡夫生产函数,都是道格拉斯和列昂锡夫观察工农业生产得出的,今天米国的服务业占GDP80%,不少paper竟然还把这样的生产函数带进去用。这个故事说直白一点,就是大概八九十年前的经济学家观察到如果让机器,原材料和流水线工人的数量都增加到100倍,那么生产量和实际GDP也就会翻100倍,今天他们觉得如果把码农和电脑的数量都增加到一百倍,就会生产出原来一百倍数量的软件,这难道不是扯淡?已经生产出的某个软件难道会被重复生产100次?100个码农做的3A大作难道只能卖到1个码农顺手写的小游戏的100倍收入吗?更何况有时候一个码农提供的核心算法,甚至会比剩下的99个码农的代码都要重要,而经济学家们却只会把码农当作流水线工人一样的进行处理。

经济学家对于各产业的生产表现出了惊人的无知,保罗克鲁格曼,可是克拉克奖和诺奖得主,但是都到了1998年,他竟然说出:“互联网的发展将会迅速停滞,互联网对人类的影响并不会比传真机大”。如今他这话还时不时被翻出来群嘲,一名顶尖的经济学家对产业的判断竟能离谱到如此程度,经济学对生产的分析能力可见一斑。

至于生产关系,我也怀疑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关系有没有区分的能力,在许多经济学的文章中,小作坊作坊主往往当成“自我雇佣”来进行处理,一个人自己拿着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自己生产销售,最终所得归他自己所有,经济学家们称呼这个人为“自我雇佣”,视为这个人自己花了一个和市场价一样的工资雇佣了自己,然后他收益中剩下的部分就被视为是他自己持有的生产资料的资本收益。依我看,还可以认为这个人直接以劳动入了自己这个公司的股,因此他还是是“自我合伙”,这个人的劳动还可以视为没有一分钱收益,收益全归他的生产资料,因此这个人还可以被视为是“自我奴役”,那为什么叫这个人“自我雇佣”而不是“自我合伙”或是“自我奴役”呢?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常识里几乎没有考虑雇佣以外的生产关系,因此不是雇佣关系的生产关系也强行当成雇佣来处理,他们的思想从来没有超出过资本主义的时代。不过关于这一点,不得不承认新制度经济学要好得多,有一整套合约理论。

无论是生产力本身还是生产关系和合约,当今的主流经济学都表现出惊人的漠视,倘若他们对生产技术有着他们对货币财政政策和证券市场一半的关心,倘若他们的眼睛能稍微放在“钱”和“人花钱的行为”以外的地方,克鲁格曼也不至于闹出这样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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