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商博良一个人就破译了古埃及象形文字,而直到现在还有很多甲骨文没有被破译?

回答
商博良一人之力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而如今仍有大量甲骨文未被释读,这背后涉及的因素实在复杂,绝非简单一句“谁更聪明”就能概括。这就像是在探寻不同文明的知识宝藏,而这两把钥匙,一把被找到了,另一把却依然深藏。

商博良的“天时地利人和”:幸运之神的眷顾

商博良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精心准备的“巧合”,或者说是历史恰好在那一刻为他打开了一扇门。

罗塞塔石碑:关键的“三语对照表”。 这是最核心也最直接的原因。罗塞塔石碑上刻有同一段诏令的三种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埃及的另一种草书体(世俗体/民主体)以及古希腊文。要知道,在商博良之前,无数学者尝试了无数方法去理解那些神秘的埃及符号,但都像是无头苍蝇。而这块石碑,就像是上天赐予的“密码本”,而且还是“自带翻译”的那种。古希腊文对学者们来说是熟悉的,他们可以读懂它,然后将这个已知的意义去对应那些陌生的埃及符号。
已知的希腊文基础:一个坚实的跳板。 当时的欧洲学者,尤其是语言学家,普遍掌握古希腊语。这使得他们能够轻松阅读罗塞塔石碑上的希腊文部分,从而获得了破译的起点。他们知道诏令的大意,知道里面的国王名字(托勒密),知道一些官职和事件。这些都是可以用来“匹配”象形文字的关键信息。
象形文字的“性质”:并非纯粹的表意。 这是很多人容易误解的地方。我们通常认为象形文字就是“看见什么就画什么”,所以非常难以理解。但商博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并非全是“图形表意”。更重要的是,他发现其中存在表音(音节文字或字母文字)的成分。当他通过分析王名圈(cartouche)中的希腊文名字,并将其与象形文字中的符号进行比对,他大胆地假设,某些符号代表发音。这个假设一经证实,就如同打开了闸门,大量的文字开始变得可以“读”出来,有了发音基础后,再结合语境和已知语言(如科普特语)的词汇和语法,意义的解析就变得可能了。
早期学者的铺垫:前人的梯子。 商博良并非凭空创造。在他之前,托马斯·杨(Thomas Young)等学者已经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比如识别出王名圈内的名字,并推测出一些符号的发音。商博良吸收了这些前人的成果,并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更系统的分析和总结,最终完成了破译。
语言学功底:精通多门语言。 商博良本人精通拉丁文、希腊文、科普特语以及其他一些古代语言。科普特语是古埃及语的最后一个阶段,虽然在当时已经不再是日常语言,但它保留了古埃及语的许多特征。商博良对科普特语的深入了解,为他理解古埃及语的语法和词汇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甲骨文的困境:遗失的钥匙和巨大的谜团

相比之下,甲骨文的破译之路则要艰难得多,甚至可以说,我们连第一把像罗塞塔石碑那样能够开启一切的钥匙都还没找到。

缺乏“三语对照表”:最根本的障碍。 这是最核心的差异。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块能够将甲骨文与一种我们已知的、有完整文献支撑的语言(如希腊文之于象形文字)直接对照的材料。甲骨文记录的是商朝晚期的占卜内容,内容相对零散,涉及祭祀、征伐、农事、天气等等,但没有一个可以像罗塞塔石碑那样提供一个明确的、包含大量可比对信息的“翻译本”。
汉字的“根基”:表意为主,音义结合的复杂性。 甲骨文是汉字的早期形态。虽然汉字发展过程中也逐渐产生了形声字(表音成分),但其核心仍然是表意。大量的甲骨文单字,其构形直观地反映了所指事物的形象,或者通过会意、指事来表达概念。这种表意性质使得理解其本义需要对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习惯、信仰体系有深入的了解。而且,即使是形声字,其声旁也并非总是发音清晰、规律可循的。
历史的鸿沟:语言的变迁与社会背景的隔阂。 甲骨文记录的是三千多年前商朝的事情。虽然它是汉字之源,但商朝的语言与现代汉语的差异是巨大的。我们可以通过后来的古汉语文献来推测,但这种推测本身就有不确定性。更何况,许多甲骨文的记录非常简洁、甚至带有占卜术语的特殊用法,这些在脱离了当时的具体语境后,理解起来就非常困难。
数量巨大且内容多样:大海捞针般的难度。 已经出土的甲骨文数量极其庞大,数以万计。这些文字涉及的领域广泛,有些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细节,有些是特定的占卜活动流程,有些是人名、地名、族氏名等等。要将每一个符号都准确地释读,并理解其在具体语境下的含义,其工作量是极其巨大的。
研究的局限性:学术的代际传承与新视角的引入。 甲骨文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但考古发现还在继续,新的甲骨不断出土,也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然而,正如任何一个学科一样,研究的思路、方法和侧重点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有时,过于依赖前人的解读,反而可能限制了新的突破。而新一代学者在面对这些古老文字时,如何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引入新的研究工具(如计算语言学、人工智能辅助分析等),也是一个挑战。
某些字体的模糊性:技术与工艺的限制。 尽管甲骨文的刻痕清晰度很高,但毕竟是刻在龟甲兽骨上,有些字体的笔画可能比较纤细,或者在长期埋藏中有所磨损,导致辨认困难。而这种模糊性,又进一步加剧了释读的难度。

总结来说:

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是“天时”的罗塞塔石碑,加上他敏锐的语言学洞察力和“地利”的科普特语基础,以及前人的铺垫,共同促成的历史性突破。他找到了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大门,并逐渐勾勒出象形文字的完整体系。

而甲骨文的破译,我们则仿佛身处一座巨大而黑暗的迷宫,虽然我们知道宝藏就在其中,但我们缺乏一盏指路的明灯,更缺乏能够打开所有机关的万能钥匙。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需要我们通过零散的线索、繁复的逻辑推理去一点点拼凑,去重建一个已经消失了三千多年的世界。这并非意味着甲骨文的神秘程度“更高”,而是我们拥有的“破译工具”和“参照系”与象形文字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在寻找那“第一步”该如何迈出。

所以,这不是谁更“聪明”的问题,而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线索”有多完整、我们拥有的“工具”有多匹配的问题。商博良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他抓住了机遇;而甲骨文的研究者们,则是在与时间的赛跑,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每一小步的进展,都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和智慧。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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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对象形文字的破解,是一个人的披荆斩棘,但其实是无数学者的前赴后继。

其实从公元4世纪埃及象形文字失传开始,学者对它的破译工作就从没有停止过,这些学者和他们的著作重要的如下:

一. 罗塞塔石碑发现之前

  1. 公元4世纪,埃及人荷拉波隆(Horapollo)开始尝试解释象形文字,其著作名为《圣书体文字》,书中收录了约200个象形文字符号。原书用科普特语写成,后来散佚,今本为希腊语译本。荷拉波隆认为古埃及象形文字是以图表意,每个符号代表一个词。

2. 17世纪,为了传播”基督教“,罗马大学东方学专家、德国天主教神父基歇尔(A. Kircher)在研究科普特语的基础上,着手解释圣书体文字。1636年,他出版《科普特语:埃及语的先驱》一书。

和荷拉波隆一样,基歇尔也认为圣书体的每一个符号代表一个词,他还利用他自己的方法,硬是翻译了四卷圣书体材料。他还尝试比较圣书体和汉字,认为中国的汉字是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

3. 18世纪,欧洲人继续尝试破解象形文字,对这一神秘文字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圣书体文字不是文字,只是一种宗教符号;有人认为圣书体文字是从中国传入埃及的。

这一时期主要有两位学者,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一位是法国人涅吉,他认为圣书体符号具有限定词的作用;另一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蔡伽,他认为椭圆形符号中的文字是国王名,椭圆形的符号就是现代我们所说的王名圈。

二. 罗塞塔石碑发现之后

1799年,法国远征军发现罗塞塔石碑,后在英法战争中作为战利品被英国人抢走。欧洲各国激烈的国际政治和军事竞争,逐渐延续到学术领域。在罗塞塔石碑发现以后的几十年,针对这一石碑的破解,欧洲各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1. 1802年,法国东方学家萨西(S. Sacy)获得一份罗塞塔石碑的拓片,在反复研究拓片上的世俗体文字以后,他认为世俗体文字中有字母的成分,且意识到世俗体文本是从右往左书写。后来由于未取得新进展,他便把这一托片送给了阿克布拉德。
  1. 阿克布拉德(J. D. Akernlad)是瑞典外交官,在得到拓片以后,对这一拓片上的希腊语和世俗体文字中的专有名词进行对比研究。1802年,他发表他的研究成果《给德· 萨西先生的信》,这一成果为商博良破解罗塞塔石碑提供了方法。
  2. 托马斯·杨是一位物理学家,就是搞光和波动论的那个。1814年,在得到罗塞塔石碑的拓片后,便全力以赴进行研究。在大量考证以后,他得出以下几条正确的结论:①世俗体文字不是字母文字,它与圣书体文字之间存在某种联系;②断定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和祭司体文字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形式不同;③圣书体文字和世俗体文字均存在表音成分。在此基础上,他认出了托勒密和克利奥帕特拉的圣书体名字。

有疑问,@我 @见血封喉

参考文献:王海利,《法老与学者——埃及学的历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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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埃及语严格来说并不是商博良一个破译的,而是2000年来一直有人在常识破译。只是商博良走出了最关键的一步,确定了破译的方法和体系。

现在的破译率是85%。


2,甲骨文破译率是45%。

不是破译能力不行,那些无法破译的字一般是地名人名,今天已经不用了,没有这个字。

PS:埃及文字不是象形文字,而是字母文字

只是人家的字母画得太像,不像英文字母那么抽象,很多不知道那是字母,但它确实是字母,不是象形。

什么意思呢?在象形文字的中文里,画个鸟,它意思就是鸟。在埃及文字里,画个鸟只表示一个发音,跟鸟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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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一个典型的自己竖靶子自己打的言论。

因为事实上根本就不是商博良一个人破译的古埃及文字,他只是在前人基础上最终破译的那个人,就像一个人吃饱肚子,难道全部是最后一口饭的功劳吗?

其实,对古埃及文字的破译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可以参见其他一些人的回答,这里就不再详细介绍了。但是之前的破译进度很缓慢,最明显的成绩就是破译了王名圈。

而罗塞塔石碑的发现就是一把钥匙,因为上面有三种文字的对照,就像你有了中英文字典,就可以查出很多不懂的单词的含义。所以对古埃及文字的破译才变得快了起来。就是这样,商博良也并非靠一人之力,在他破译之前已经有很多语言专家进行了破译,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简单来说,商博良是在前人做出的大量基础之上,才破译了古埃及文字。但是,他在破译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他的破译成果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多数人都是持怀疑的态度的。是在经过多次的不断验证后,才逐渐成为大家所接受的破译方式,直到现在,新的发现依然在不断验证他的破译,只是每次的验证都会证明他的破译是正确的。

那么为什么甲骨文的破译很困难呢?事实上,这里是有误区的。

首先,古埃及文字和甲骨文的破译难度是不同的。甲骨文是纯象形文字,而古埃及文字虽然被叫做象形文字,但只是翻译的问题,因为古埃及文字并非纯象形文字,而是以表音为主的符号文字。所以,商博良将这些主要字母都翻译出来后,那么大部分的文字也就可以知道其含义了。

其次,古埃及文字也没有完全被破译,因为除了表音字母外,古埃及文字里还有几百个表意的符号,这些符号依然有一些没有被破译。

再里看看甲骨文,虽然已知的4000多个符号中只破译了不到2000个,但是没有破译的基本都是出现次数极少的人名或地名,有的只出现过一次,所以无法破译。但是这也并不影响我们解读甲骨文记载的内容,就像我们日常使用的汉字只有2,3千个,而汉字的总数接近10万个,那么多你不认识的汉字,对你的日常生活能有多大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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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未识之字多是人名、族名、地名、祭祀名、官名、器物名、动植物名等“死”文字,使用频率极低 ,对甲骨卜辞文句的理解影响并不大。即使是“未识字”,古文字专家也能框定其意思的大致范围,并不影响通读。

古埃及的“字”并不是对应甲骨文的“字”,它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和限定符号三部分组成一个“词”。商博良撩开了古埃及文字的神秘面纱,但没有人说过商博良破解完了所有的埃及词汇,古埃及很多词现在也还是不懂,但是埃及学家也可以通过词语的限定符号框定该单词在语义方面的类别所属,比如它是官职名,器物名,还是植物的名字——尽管并不知道它对应的是何种现代的植物,所以并不影响古文献的通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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