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为什么只在某些方面讲结果平等？
这个问题其实触及到了女权主义思潮内部一个非常核心且常常被误解的议题：结果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与机会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之间的张力，以及女权主义在不同语境下为何会更侧重于某一方面的平等。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女权主义并非铁板一块，它是一个多元且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其中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和侧重点。因此，笼统地说“女权为什么只在某些方面讲结果平等”可能是一种过度简化。但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理解为“为什么在某些讨论中，女权主义者会强调追求结果的平等，而不仅仅是机会的平等？”，那么我们可以深入探讨以下几个方面：
1. “机会平等”的局限性与现实的鸿沟：
女权主义最初的很多诉求，确实是围绕着“机会平等”展开的。比如，女性应该拥有和男性一样的受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等等。这就像一场赛跑，如果起跑线一致，那么每个人理论上都有机会赢得比赛。
然而，现实情况是，即使提供了看似平等的“机会”，也无法弥补由于历史、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等长期积累造成的差距。这就好像在一场马拉松中，虽然所有人都站在了起跑线上，但有些人可能从小就接受了更好的训练，或者拥有更优质的跑鞋，而有些人则在跑步过程中会遇到更多的障碍（例如，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
女权主义者认为，仅仅提供机会是不够的，因为这种“机会”往往是在一个不平等的起点上提供的。比如：
历史遗留的结构性障碍： 女性在很多领域经历了长期的排斥和歧视，导致她们在教育、职业发展、财富积累等方面与男性存在显著差距。即使现在法律上允许女性进入某个领域，但她们可能缺乏必要的经验、人脉或自信，而这些恰恰是男性在过去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里更容易获得的。
隐性的社会偏见和刻板印象： 即使在法律层面消除了性别歧视，社会中仍然普遍存在着对女性能力、性格和角色的刻板印象。这些偏见会影响招聘决策、晋升机会、工作评估，甚至女性自身的自我认知，使得她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社会分工的不平等： 许多社会仍然将照顾家庭和育儿的责任主要归于女性，这会占用女性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限制了她们在职业生涯上投入的程度，导致在收入、晋升等方面与男性拉开差距。即使男性也有家庭责任，但社会普遍存在的“父职缺席”以及对男性“养家糊口”角色的强调，使得男性在承担家庭责任方面受到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甚至可能被视为“顾家好男人”的加分项。
因此，女权主义者提出，在存在如此深层的结构性不平等和隐性偏见的情况下，仅仅强调“机会平等”就等于变相地维护了现状，因为现状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追求“结果平等”就变成了一种修正性的、积极的措施。
2. 什么是“结果平等”？女权主义语境下的不同理解：
需要强调的是，女权主义所倡导的“结果平等”并非要所有女性都成为一模一样的个体，也并非要达到男性和女性在各个领域数据上的绝对数值上的统一。而是指：
代表性平等： 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各个领域，女性的比例应该与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相符，或者至少能反映出她们应有的参与度和贡献。比如，在议会中，如果女性占人口的50%以上，那么在议会中的女性比例也应该接近50%。
机会获得与能力发挥的平等结果： 那些有能力、有志向的女性，能够像男性一样，在不受性别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获得与之能力相匹配的成功和认可。这包括在收入、职位、奖项、学术成就等方面的差距缩小。
摆脱性别压迫下的平等生活： 更广义地说，结果平等也包括女性能够从家庭暴力、性骚扰、性别化的贫困等性别压迫中解脱出来，享有安全、有尊严的生活。
3. 为什么会“只在某些方面”？
这并不是说女权主义者放弃了机会平等的追求，而是说在某些问题上，“机会平等”的讨论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或者说，在某些领域，不平等的结果已经非常明显且具有破坏性，使得“结果平等”的诉求更为迫切。
具体来说，“结果平等”的呼声通常会出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劳动力市场（薪资差距、晋升机会）： 这是最常被提及的领域。女性的平均工资普遍低于男性，并且在高级管理层、高薪行业中的比例也显著偏低。这种差距很难用“个人选择”或“能力差异”来完全解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招聘歧视、晋升障碍、育儿惩罚等问题造成的。因此，一些国家和地区会通过配额制（Quota）或目标制（Target）来提高女性在特定职位或行业的比例，这便是追求结果平等的一种体现。
政治参与和决策（议会、内阁的女性比例）： 在许多国家，女性在政治舞台上的代表性不足，这意味着女性的议题和关切可能无法得到充分的关注和表达。因此，一些女权主义者会支持设立性别配额来确保女性在议会、内阁等决策机构中有足够的席位。
教育和学术领域（特定学科的性别比例）： 尽管高等教育的总体入学率男女差异不大，但在某些特定领域（如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女性的比例仍然较低。这可能与社会对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有关，也与这些领域本身存在的性别不友好环境有关。因此，一些项目会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女性进入和留在这些领域，以期改变长期的性别失衡结果。
媒体和文化领域（女性的形象和叙事）： 在媒体、电影、文学等领域，女性常常被刻板化、物化或边缘化。女权主义者会要求媒体提供更真实、多元的女性形象，以及更平等的叙事机会，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一种“文化结果”的不满和纠正。
4. 策略与现实考量：
在实际的社会运动和政策倡导中，女权主义者也会根据具体情况调整策略。有时，争取“机会平等”的口号更容易被社会广泛接受，也更容易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条文。而当“机会平等”的努力收效甚微时，或者当不平等的结果已经严重影响到女性的生活时，“结果平等”的诉求就会变得更加突出和必要。
同时，女权主义者也理解，绝对的、机械式的结果平等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行甚至不合理的。关键在于识别哪些领域的不平等是由于系统性的、结构性的性别歧视造成的，并且需要通过积极的、有时是“结果导向”的措施来纠正。
总结来说，女权主义并非“只”在某些方面讲结果平等，而是它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语境下，会根据对现实不平等的判断，策略性地侧重于强调机会平等或结果平等。当机会平等的承诺无法弥补历史遗留的差距、克服隐性偏见，或者无法纠正已经形成且具有负面影响的性别比例失衡时，追求更接近“结果平等”的措施，就成为了一种更为激进但也更为有效的策略，以期最终实现一个真正性别平等的社会。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女权主义并非铁板一块，它是一个多元且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其中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和侧重点。因此，笼统地说“女权为什么只在某些方面讲结果平等”可能是一种过度简化。但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理解为“为什么在某些讨论中，女权主义者会强调追求结果的平等，而不仅仅是机会的平等？”，那么我们可以深入探讨以下几个方面：
1. “机会平等”的局限性与现实的鸿沟：
女权主义最初的很多诉求，确实是围绕着“机会平等”展开的。比如，女性应该拥有和男性一样的受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等等。这就像一场赛跑，如果起跑线一致，那么每个人理论上都有机会赢得比赛。
然而，现实情况是，即使提供了看似平等的“机会”，也无法弥补由于历史、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等长期积累造成的差距。这就好像在一场马拉松中，虽然所有人都站在了起跑线上，但有些人可能从小就接受了更好的训练，或者拥有更优质的跑鞋，而有些人则在跑步过程中会遇到更多的障碍（例如，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
女权主义者认为，仅仅提供机会是不够的，因为这种“机会”往往是在一个不平等的起点上提供的。比如：
历史遗留的结构性障碍： 女性在很多领域经历了长期的排斥和歧视，导致她们在教育、职业发展、财富积累等方面与男性存在显著差距。即使现在法律上允许女性进入某个领域，但她们可能缺乏必要的经验、人脉或自信，而这些恰恰是男性在过去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里更容易获得的。
隐性的社会偏见和刻板印象： 即使在法律层面消除了性别歧视，社会中仍然普遍存在着对女性能力、性格和角色的刻板印象。这些偏见会影响招聘决策、晋升机会、工作评估，甚至女性自身的自我认知，使得她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社会分工的不平等： 许多社会仍然将照顾家庭和育儿的责任主要归于女性，这会占用女性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限制了她们在职业生涯上投入的程度，导致在收入、晋升等方面与男性拉开差距。即使男性也有家庭责任，但社会普遍存在的“父职缺席”以及对男性“养家糊口”角色的强调，使得男性在承担家庭责任方面受到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甚至可能被视为“顾家好男人”的加分项。
因此，女权主义者提出，在存在如此深层的结构性不平等和隐性偏见的情况下，仅仅强调“机会平等”就等于变相地维护了现状，因为现状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追求“结果平等”就变成了一种修正性的、积极的措施。
2. 什么是“结果平等”？女权主义语境下的不同理解：
需要强调的是，女权主义所倡导的“结果平等”并非要所有女性都成为一模一样的个体，也并非要达到男性和女性在各个领域数据上的绝对数值上的统一。而是指：
代表性平等： 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各个领域，女性的比例应该与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相符，或者至少能反映出她们应有的参与度和贡献。比如，在议会中，如果女性占人口的50%以上，那么在议会中的女性比例也应该接近50%。
机会获得与能力发挥的平等结果： 那些有能力、有志向的女性，能够像男性一样，在不受性别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获得与之能力相匹配的成功和认可。这包括在收入、职位、奖项、学术成就等方面的差距缩小。
摆脱性别压迫下的平等生活： 更广义地说，结果平等也包括女性能够从家庭暴力、性骚扰、性别化的贫困等性别压迫中解脱出来，享有安全、有尊严的生活。
3. 为什么会“只在某些方面”？
这并不是说女权主义者放弃了机会平等的追求，而是说在某些问题上，“机会平等”的讨论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或者说，在某些领域，不平等的结果已经非常明显且具有破坏性，使得“结果平等”的诉求更为迫切。
具体来说，“结果平等”的呼声通常会出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劳动力市场（薪资差距、晋升机会）： 这是最常被提及的领域。女性的平均工资普遍低于男性，并且在高级管理层、高薪行业中的比例也显著偏低。这种差距很难用“个人选择”或“能力差异”来完全解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招聘歧视、晋升障碍、育儿惩罚等问题造成的。因此，一些国家和地区会通过配额制（Quota）或目标制（Target）来提高女性在特定职位或行业的比例，这便是追求结果平等的一种体现。
政治参与和决策（议会、内阁的女性比例）： 在许多国家，女性在政治舞台上的代表性不足，这意味着女性的议题和关切可能无法得到充分的关注和表达。因此，一些女权主义者会支持设立性别配额来确保女性在议会、内阁等决策机构中有足够的席位。
教育和学术领域（特定学科的性别比例）： 尽管高等教育的总体入学率男女差异不大，但在某些特定领域（如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女性的比例仍然较低。这可能与社会对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有关，也与这些领域本身存在的性别不友好环境有关。因此，一些项目会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女性进入和留在这些领域，以期改变长期的性别失衡结果。
媒体和文化领域（女性的形象和叙事）： 在媒体、电影、文学等领域，女性常常被刻板化、物化或边缘化。女权主义者会要求媒体提供更真实、多元的女性形象，以及更平等的叙事机会，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一种“文化结果”的不满和纠正。
4. 策略与现实考量：
在实际的社会运动和政策倡导中，女权主义者也会根据具体情况调整策略。有时，争取“机会平等”的口号更容易被社会广泛接受，也更容易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条文。而当“机会平等”的努力收效甚微时，或者当不平等的结果已经严重影响到女性的生活时，“结果平等”的诉求就会变得更加突出和必要。
同时，女权主义者也理解，绝对的、机械式的结果平等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行甚至不合理的。关键在于识别哪些领域的不平等是由于系统性的、结构性的性别歧视造成的，并且需要通过积极的、有时是“结果导向”的措施来纠正。
总结来说，女权主义并非“只”在某些方面讲结果平等，而是它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语境下，会根据对现实不平等的判断，策略性地侧重于强调机会平等或结果平等。当机会平等的承诺无法弥补历史遗留的差距、克服隐性偏见，或者无法纠正已经形成且具有负面影响的性别比例失衡时，追求更接近“结果平等”的措施，就成为了一种更为激进但也更为有效的策略，以期最终实现一个真正性别平等的社会。
网友意见
打个比方吧：
如果你努力赚钱，得到了很多财富，强盗会体谅你吗？会敬佩你吗？
错，因为不管你的财富是自己努力赚来的，还是飞来横财，强盗才不关心，只管抢过来就是了。
女权所谓的“平等”，也不管你的优势是不是自己努力得来的，还是天生，只要你相对有优势，女权就会说这是性别歧视造成的，然后夺走。比如女权强行要求配额制，禁止男人站着尿尿，在欧美国家经常是这样。
而女权的配额制也是有选择性的，白领，公务员这样的职务，如果你收男人那是歧视，可是搬运工，建筑工这些高危险的工作，前线打仗那些九死一生的工作，女权不会要求你配额。
女性在整体上经济能力不如男性，这时候女权会说财务分配不均。但是当危险的时候，比如船沉了，先让女人走在前面，男人在女人走完了以后才能走。这个时候女权就闭嘴了。
不，她们不是要结果平等，而是结合多种环境下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比如男女寿命、自杀率问题上男性比起女性的弱势，从结果看就是一种不平等问题，社会压力给男性过大导致男性寿命低、自杀率偏高。这种情况下，女性是不会呼吁社会对弱势男性有任何利益转让的。
职场也存在同酬不同工的问题，再加上不允许在女性入职上存在性别歧视，这就导致了机关、企事业单位支付同样的工资的情况下要求男性职工付出更多，这个情况是女权主义者要求结果平等的体现。
所以你看，要不要结果平等，还是要看是否有利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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