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把一个人的大脑取出体外，在一容器中能保持其存活，且具有意识，那么这个大脑有没有人的权利？
首先，我们来审视“人”这个概念。在日常认知和法律框架下，“人”通常被定义为一个具有身体、思想和情感的完整个体。身体是我们感知世界、与环境互动的基础，也是我们社会身份的重要载体。意识则是我们体验生活、进行思考、建立关系的核心。然而，当身体与大脑分离，大脑被置于一个人工环境时，我们该如何界定这个大脑的“人”的身份？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大脑确实是生物体最重要的器官，承载着生命活动的核心功能。如果这个大脑能够独立维持其生理功能，甚至进行新陈代谢，这本身就具备了某种“生命体征”。然而，这种生命体征是否等同于“人的生命”？通常，我们谈论人的生命权时，指的是一个完整的、有身体连接的生命体。一个被取出的大脑，即便能维持活性，它是否还能被称为一个拥有“生物学上的完整性”的人呢？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
更关键的是意识和身份认同。假设这个大脑真的保有完整的意识，它依然能思考、感受、记忆，甚至可能怀有自己原本的人格和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保留了作为那个特定个体的核心要素。如果这个大脑能够通过某种方式（例如连接到虚拟现实或某种交流界面）与外界互动，表达自己的需求、意愿和感受，那么它就具备了“主体性”的特征——能够作为行动者而非仅仅是被观察的对象存在。
这就引出了权利的来源。人的权利通常被认为源于我们作为社会性、有意识的生物这一事实。这些权利，如生命权、自由权、尊严权等，是为了保障个体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那么，如果一个大脑即使失去了身体，但依然保持了意识和主体性，它是否还拥有这些权利的根基？
一种观点认为，权利是与完整的个体紧密相连的。身体是人存在和行动的载体，没有身体，个体就无法在社会中扮演角色，也无法体验和行使许多权利。例如，自由权在失去身体的情况下，其意义可能变得模糊不清。因此，即使有意识，没有身体的大脑可能不被视为享有完整的人的权利。它可能更接近于一种被特殊对待的“高级存在”或“信息载体”，而不是我们理解中的“人”。
然而，另一种更具同情心和前瞻性的观点则认为，意识和主体性是权利的核心。如果这个大脑能思考、能感受痛苦、能拥有意愿，那么剥夺它的权利就相当于剥夺了一个有意识的个体的基本尊严和生存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努力去理解并满足它的需求，保护它免受不必要的痛苦和剥削。
那么，如果它拥有人的权利，那么具体的权利又该如何界定？
生命权：最基本的问题是，是否需要为其维持生命？如果它能够自我维持，那么生命权就意味着不应随意终结它。如果需要外部维持，那么这种维持是否有义务？
尊严权：这意味着不应被当作实验品或玩物，不应遭受非人道的对待。即使没有身体，其意识和精神也应该受到尊重。
自由权：在没有身体的情况下，自由的含义需要重新定义。可能指的是不受强制干预其思维活动，不被随意修改记忆，或者拥有自主选择其“存在状态”的权利（例如选择是否继续存活）。
知情同意权：如果需要对其进行任何操作（例如科学研究），都必须获得它的同意。
从法律和伦理的实践角度来看，这的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是围绕拥有物理身体的人类来构建的。一个没有身体的大脑，在法律上可能不被认定为“自然人”，也就无法直接享有公民权利。但是，从伦理上讲，如果它确实保有意识和主体性，那么我们就有道德义务去考虑它的福祉。
这可能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人”的定义，或者创造新的法律和伦理框架来应对这种情况。或许，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受保护的意识实体”，赋予其在特定情况下的某些基本权利，例如免受虐待、免受不必要干扰等。
最终，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是或否的答案。它迫使我们深入思考，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人”，权利的基石究竟在哪里。如果一个被取出的大脑依然能思考、能感受，并且能以某种方式与我们交流它的意愿，那么仅仅因为它失去了肉体，就剥夺它的权利，似乎是对“人”这个概念过于狭隘的理解。
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对待这样一个“存在”。如果我们能够以尊重和负责任的态度去对待它，努力理解它的需求，那么无论它是否在法律上被正式定义为“人”，我们都在践行着一种更深刻的、更包容的伦理关怀。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极具哲学深度的议题，它挑战我们既有的认知边界。一个拥有意识的被取出大脑，其是否拥有人的权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人”以及权利的本质。如果我们将意识和主体性视为核心，那么即使没有身体，它也应当享有某种形式的、与“人”相关的基本权利。这是一个需要未来伦理学、法学和哲学共同探索的领域。
网友意见
依我拙见：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重要的不是这个大脑的智能，而是这个大脑的社会关系。
如果是一个无人认识的流浪汉，而这颗大脑也没有办法通过发出任何信息对外界的人建立”我们是同类“的社会关系，那么他就不能被定义成人了，因为没有人承认。
但如果被装罐的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富豪呢？
或者我们换一个有意思的。
如果被装罐的，是一条一家人喜爱的狗，那么在这家人眼中，这颗大脑和那个流浪汉的大脑（在无法确定生理差异的情况下），那个更不应该被当做一块结缔组织处理呢？
泻药
其实如果不考虑这个实验本身具体在医学上有多大的可能性能实现，其实在哲学意义上这个实验已经被做出来了。即著名哲学家普特南（Hilary Putnam）在他的《理性，真理与历史》（Reason、Truth, and History）一书中著名的“缸中之脑”（Brain in vat）思想实验。
按照普特南的原话，“缸中之脑”思想实验是这样的：“一个人（可以假设是你自己）被邪恶科学家施行了手术，他的脑被从身体上切了下来，放进一个盛有维持脑存活营养液的缸中。脑的神经末梢连接在计算机上，这台计算机按照程序向脑传送信息，以使他保持一切完全正常的幻觉。对于他来说，似乎人、物体、天空还都存在，自身的运动、身体感觉都可以输入。这个脑还可以被输入或截取记忆（截取掉大脑手术的记忆，然后输入他可能经历的各种环境、日常生活）。他甚至可以被输入代码，‘感觉’到他自己正在这里阅读一段有趣而荒唐的文字。”
比如这张图中，一个缸中之脑可能在计算机的作用下产生了划船的意识，并且有自己真的在划船的一切感觉。但事实上这些知识计算机对它的一系列电信号的刺激而已。
不过，一个令很多人都误解了的事情是，普特南发展出这个思想实验并不是想要支持怀疑论，即“我如何担保我自己不是在这种困境之中的缸中之脑？”相反，他举了这个例子是想要说明我们人类同“缸中之脑”是有本质去别的，一旦我们思考了“缸中之脑”的假定，那么我们肯定就不会是缸中之脑。而这其实便是直接回答了题主想问的问题，即“人同这样的一个大脑有什么区别，它是否能获得和人一样的思维方式呢？“
普特南关于”缸中之恼“的内在矛盾性的论证非常复杂，极简化之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形式话论证：
（1）大前提：一个语词能有意义地指代一个事物仅当该语词与所指代的事物之间有严格的因果联系（因果性限定原则）
（2）现在假设：我是缸中之脑
（3）根据大前提（1），如果我真的是缸中之脑的话，那么我的信念”我是缸中之脑“中的语词”缸中之脑“压根不指代缸中之脑，它指代的只是那个计算机给我输入的电信号。或者说，一个缸中之脑使用的语词所指代的事物和我们语言所指代的事物不一样。
（4）”我是缸中之脑“为真，当且仅当我是缸中之脑 （指称论的真值条件）
（5）根据（3）（4），如果”缸中之脑“无法指代缸中之脑，那么”我是缸中之脑“为假。
（6）结合（2）和（5），可得出如果我真的是缸中之脑，那么”我是缸中之脑“的信念为假.
（7）结合（4）（6），我不是缸中之脑，与（2）矛盾。
关于这个论证的加强版介绍参见：怎么看「缸中的大脑（Brain in a Vat）」这个思想实验？
这个论证的核心其实就在于大前提（1），而根据这个前提出发，普特南发展出了“语义外在论” （semantic externalism），即我们语词或者思维着的内容的含义取决于它和外部世界的因果关系之中。一句话说就是“意义不存在于大脑里，意义外在于我们”。而为了捍卫语义外在论，普特南又做了另外一个思想实验，即“孪生地球”（twin earth）思想实验。
普特南想像在空间的另外一个地方有我们的行星的一个复制品，它与我们的地球在其他方面完全相同，只是我们称之为水的东西的化学成分是H2O，而孪生地球上的人称之为水的东西的化学成分却是XYZ（别问我XYZ是啥，我也想知道）。
于是乎，尽管孪生地球上居民的内部状态是跟我们一样的，但当他们说出“水”这一词语时，他们指的是成分为XYZ的物质，而当我们说出“水”这一词语时，我们指的是成分为H2O的物质。如果意义取决于内部状态，那么我们的词语“水”和他们的词语“水”应当具有相同的意义。但是这两个词语不具有相同的意义，因为我们的词语应用于H2O而他们的词语应用于XYZ。当我们说“我想喝水”时，我们事实上想喝的是H2O，但对于孪生地球上我们的孪生体，他们想喝的其实是XYZ。二者的含义完全不一样。所以语义是外在于人的心理状态的。
但有语义外在论，也就会有内在论存在，而内在论的代表人物是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在《意向性》（Intentionality）一书中，塞尔对普特南的外在论进行了集中的批评。其批评的重点在于，“我想喝水”不仅仅只是一个语句，它还是我们的一个意向状态。而这个意向状态的意向的内容，即“水”。但在这个意向的内容上其实地球和孪生地球是有差别的。因为意向内容具有自指性（self-referential），即“水”指的是同那个我认为是水的事物相同一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地球人的“我要喝水”就和孪生地球人的“我要喝水”的意向状态意义不一样了，因为二者的意向内容“水”其实是不一样的。同样的，即使同在地球上，一个1750年之前的人说“我要喝水”时，他的意向状态和我们的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的意向内容中的“水”根本不是H2O（因为那时水的分子式还不知道）。因此即使都是指代外部世界的H2O，塞尔认为，当意向容“水”所自指的对象不一样时，两个“想喝水”的意向状态的含义也是不一样的。意义并没有超出大脑之外。因此，在语义内在论的意义上，“我是缸中之脑”的意向状态也不需要存在于严格的和外界事物的因果关系之中时才是有意义的。因为“缸中之脑”作为意向内容，它自指的是意识主体所认为的那个和缸中之脑一样的东西，而在这个层面上，缸中之脑和我们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当我是缸中之脑时，我依然能有意义地思维，功能上和正常人一样（即使意向的对象会有不同）。我确实无法分辨出我到底是不是一个缸中之脑。
综上所述，我们关于这个被放置入容器里的大脑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样子的，是否有人的权力的问题，首先取决于我们是站在语义外在论还是内在论的立场上这么说。如果是外在论的话，那么一个缸中大脑所思维内容的对象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所以它跟我们是可区分的。但是如果是一个语义内在论者的话，一个缸中大脑很有可能有着和我们一模一样的意向状态和意向内容，它同人类可能就不能区分了。
参考文献：
Putnam, H., 1981,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utnam, H., 1973, "Meaning and Reference". In: Journal of Philosophy 70, pp. 699–711.
Putnam, H., 1975/1985, "The meaning of meaning". In: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2: 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arle, J., 1983, Intention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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