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媒体开展舆论战是否必要?
一、 理解“舆论战”及其在当前全球背景下的意义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舆论战”的含义。它并非简单的信息发布，而是指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渠道，旨在影响目标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从而服务于特定国家或政治目标的战略性活动。在信息时代，舆论已经被广泛认为是“看不见的战场”，对国家安全、国际关系、国内稳定以及全球议题的塑造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 开展舆论战的潜在必要性与动因
1. 回应和纠正西方媒体的叙事偏见与失实报道：
动机：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存在刻板印象、选择性忽视、信息误读甚至歪曲事实的情况。例如，在涉及人权、政治制度、地缘政治等敏感议题上，西方媒体的报道往往带有批评性甚至敌对性的色彩。
必要性体现： 如果放任这些不实信息传播，将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中国与世界的正常交往，甚至可能阻碍中国的发展和国家利益。因此，通过有力的信息传播来澄清事实、提供不同视角，纠正被误导的公众认知，具有一定的必要性。这可以看作是一种防御性或修正性的舆论斗争。
2. 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和提升国际话语权：
动机： 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中国作为崛起大国，需要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讲述自己的故事。
必要性体现： 通过主动设置议题、传播符合自身发展方向的叙事，可以提升中国在全球议题上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为中国的发展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这是一种主动构建自身话语权和国际形象的努力。
3. 反击针对性的政治攻击和意识形态渗透：
动机： 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和媒体可能将其视为工具，对中国进行政治抹黑、意识形态攻击，甚至试图煽动中国国内的不稳定。
必要性体现： 对于这种直接的、有组织的攻击，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反击，揭露其虚假性、偏颇性，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这是一种维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手段。
4. 争取国际理解和合作：
动机： 中国的全球性议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经济发展）的解决，离不开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合作。
必要性体现： 清晰、有效地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的政策意图、发展成果和合作意愿，有助于建立信任，减少误解，从而促进更广泛的国际合作。
三、 开展舆论战的潜在风险与挑战
1. “舆论战”标签的负面影响：
风险： “舆论战”本身带有强烈的对抗性和负面含义，一旦被西方媒体或公众贴上这个标签，反而会加剧不信任感，使原本旨在澄清事实的努力适得其反，被解读为操纵信息、不透明的表现。
挑战： 如何在不使用“舆论战”这种刺激性词汇的情况下，有效地传递信息，构建积极叙事，是一大挑战。
2. 信任赤字和信息茧房：
风险： 西方受众由于信息获取渠道和价值观的差异，可能对来自中国的叙事存在天然的怀疑。加之许多国家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信息茧房”，要突破这种壁垒、赢得信任非常困难。
挑战： 如何克服信任赤字，找到能够被西方受众接受的沟通方式和内容，是关键难题。
3. 语言和文化障碍：
风险： 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的沟通需要高度的技巧和敏感性。生硬的翻译、不符合当地文化习惯的表达方式，都可能引起反感。
挑战： 需要培养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了解目标受众心理的专业人才，并能制作出贴近目标受众文化的产品。
4. 被指责为宣传和干涉内政：
风险： 任何试图影响西方舆论的努力，都可能被解读为干涉其内政或进行意识形态输出，从而引发更强烈的反弹和抵制。
挑战： 必须在信息传播的界限上保持谨慎，避免越过雷区，引起不必要的政治对立。
5. 资源和效率问题：
风险： 长期有效的舆论斗争需要巨大的、持续的资源投入，包括人才、技术、资金。如果缺乏有效的策略和执行力，可能收效甚微，甚至浪费资源。
挑战： 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最大化信息传播的效率和影响力。
四、 如何“开展”舆论战，以及替代或补充的策略
如果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话，那么“开展”的形式至关重要，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
非对抗性、基于事实的沟通： 强调提供事实、数据和证据，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说话。
多元化、分众化的传播渠道： 不仅限于官方媒体，还可以通过智库、学术交流、文化活动、社交媒体、人文交流、与当地媒体合作等多种方式。
赋能民间叙事： 鼓励和支持中国人民、海外华人、以及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外国友人，用自己的语言和故事讲述中国。
聚焦共同利益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强调中国在全球性问题上的贡献和与世界的共同利益，寻求合作和共鸣，而不是制造对立。
提升透明度和开放性： 允许更多外国记者来华采访，提供便利，增加透明度，才能让外界更全面地了解中国。
质量优先，而非数量： 关键在于信息的准确性、说服力以及对目标受众的吸引力，而不是盲目追求传播量。
长期主义和战略定力： 舆论的塑造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耐心和持续的投入，不能急功近利。
反思和调整： 持续评估传播效果，根据反馈调整策略和方法，避免僵化和无效。
五、 结论：必要性的权衡
总的来说，是否“必要”与西方媒体开展“舆论战”，取决于如何定义和执行这一行动。
如果“舆论战”被理解为一场零和博弈、以攻击对方为主要目的的对抗，那么其必要性存疑，且风险巨大，很可能适得其反。
但如果“舆论战”被理解为一种积极主动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旨在澄清真相、增进理解、塑造积极国家形象、争取国际话语权、维护国家利益的信息传播和沟通策略，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必要的。 尤其是在面对失实报道、偏见以及针对性攻击时，缺乏有效的应对将使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处于被动地位。
关键在于策略和方式。与其将此视为一场“战”，不如视为一场“沟通的艺术”和“理解的建设”。成功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用对方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有效地传递信息，建立信任，最终争取认同和支持。这需要智慧、耐心、创新以及对目标受众的深刻理解。
因此，问题的核心不是“是否必要”，而是“如何以一种有效且负责任的方式，在国际舆论场上发出中国的声音，争取应有的理解和尊重。” 这是一项持续的挑战，需要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媒体从业者和外交官们不断探索和实践。
网友意见
开展舆论战很有必要。
但不是在媒体平台上打舆论战，那是对方的预设战场，肯定打不过。
要在舆论战上赢了西方，首要做的是把媒体信息审核权搞到手，也就是要赶到非死不可维特等APP的更上游，对这些APP上发布的信息进行管理。
这个更上游，就是美国试图封杀的互联网基础建设，既国家级网络服务体系。有了这个体系的完整管理权，就可以筛选管理APP上展示的内容(过去三大运营商没少考这个耍流氓)。
而管理筛选全部APP也不是对着耍流氓，而是要通过“互联网主权”的理念，有所在国政府在网络系统服务商的配合下，制定信息审核规则，全部依托法律来开展。
让各国政府或中立监管机构有超越APP的信息审核权，才能为我国创建一个相对公平的舆论战场。
对方打得急攻得猛的时候斗一斗有必要（比如现在），但多数时候真没必要。这是中西方政体不同造成的。
由于要调动群众组织选战，西方媒体即使在常态下也是具有高度进攻性的。而中国媒体则完全不同。二者差异犹如游牧海盗民族和农耕民族。如果我们农耕民族的长城是坚不可摧的（网络防火墙似乎的确如此），就没有必要出去和生命不息恶斗不止的西媒进行时刻不停歇的烂战。
是，不搞舆论战我们会吃不少亏。但是，西方媒体的超强攻击性会导致严重内耗，而我们因此得到的好处远远超过我们被动挨骂的损失。
反之，如果我们保持一只战斗力很强的舆论战队伍，就要担心被反噬的风险。如果这支队伍是官军，就可能形成尾大不掉的文宣或情报集团。如果这支队伍是民军，那么。。。我不忍说了。美国的情况是官军民军都很能打，看看他们的社会舆论和内部意识形态被撕裂成啥样了。
中媒斗不过西媒，利大于弊。
参考：中国有哪些方面比美国强？
要是大清体制一直维持，不撤柳条边，只允许少数职业士兵和军事贵族到东北打猎，禁止内地普通人去开垦农田，结寨自保，近代东北会有军队吗？能勉强维持住黑龙江一线的国界吗？
所以这不是个外部问题。
有必要，但目前还不成熟，中国打舆论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几十年来中国的文史哲传媒专业的学生用的教材几乎是西方那套话术，掉入西方的逻辑陷阱，你的剑都不是自己的，怎么去和别人战斗？
当年为什么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为你不中国化，教条主义就会束缚你的思维，你在意识形态上就无法站起来，就无法实现民族独立。为什么有这么多公知，很多还是高级知识分子，按理说他们应该公正客观，怎么一到中西对比，就习惯性跪下，因为他们的思想全是西方的那一套。
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很少有能和西方匹敌的思想，儒家那套已经不堪用，原教旨的马列又不是中国的，唯有教员的思想可以一战，我在此预言，教员的思想在未来数十年一定会大放异彩，成为中国舆论战的神兵利器。
有必要，但是舆论战不要好高骛远，敌强我弱是事实。能把长期被敌人盘踞的境内舆论场夺回一部分，我觉得就值得打个120分了。
那些叫嚣“我们在东太平洋被敌人打得啥也不是”的言论，本质上是一句正确的废话，说这些话的人归根结底就是敌人。我们本来也没有打算轰炸东京，我们知道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我们只想收复那些原本就属于我们的南京、天津和哈尔滨。
原来我以为大势定矣。都等着战忽局裁撤，我等回家养老。
现在看来还要为国忽悠十年。
特别是北美处副处级忽悠员蓝蓝同志殉国之后，更提醒我们不要放松。（蓝蓝已经特进两级，家属享受副局级烈属待遇。）
局座和政委现在忙于战略布局，我局具体工作将在方副局长（主持工作）的带领下继续展开日常工作。
我们的名字将会被忘记，我们的功绩必定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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