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三十多年，清朝与西方没有再次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虽然摩擦不断，但确实没有再爆发过像两次鸦片战争那样大规模、全面对抗的战争。这背后是多种复杂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发展到那个阶段的一种必然，也是清朝统治者和西方列强各自权衡利弊后的选择。
一、 清朝方面：元气大伤，内忧外患，无力再战
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清朝而言是致命的打击，其影响深远，让清朝的综合实力遭受重创，彻底暴露了其腐朽落后的一面。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清朝在战后三十多年内没有能力再次发动大规模战争：
军事实力一败涂地：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清朝的传统军事力量——八旗和绿营彻底失去了战斗力，甚至在面对数量和装备远不如自己的西方军队时都节节败退。虽然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兴办了洋务运动，建立了一批新式军事企业和军队（如湘军、淮军、北洋水师等），但这些力量在整体上与西方列强的陆军和海军相比仍有巨大差距。它们主要用于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而非与强大的西方国家正面抗衡。建立一支能够与西方匹敌的现代军队，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巨额的投入，这是当时国力衰弱的清朝难以承受的。
经济凋敝，财政枯竭： 两次鸦片战争以及随后爆发的太平天国等一系列农民起义，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战争赔款、关税的丧失、国内生产的破坏，都使得清朝的财政状况十分窘迫。洋务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但其规模有限，且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在如此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再次发动大规模战争，对于清朝来说无异于自寻死路。
政治腐败与统治危机：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国内此起彼伏的起义和反抗，进一步暴露了清朝统治的腐败和低效。咸丰皇帝在战争期间的逃亡，更是损害了皇权的威严。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后，虽然推行了一系列看似改革的措施（洋务运动），但其根本的专制统治模式并未改变。为了维持统治，清政府的首要任务是镇压国内的反抗力量，巩固其统治地位，而不是去与外部强大的敌人较量。
“以夷制夷”策略的局限性与被动性： 在李鸿章等人看来，与西方列强正面冲突是不明智的。他们选择了“以夷制夷”的策略，即利用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和与部分列强的关系，但其本质是被动的，是将国家命运寄托在别人的算计之上，也限制了中国主动出击的可能性。
二、 西方列强方面：战略调整，利益最大化，避免过度消耗
西方列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同样没有选择与清朝进行大规模战争，这同样是基于他们的战略考量和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侵略模式的转变： 两次鸦片战争已经让西方列强尝到了甜头，他们通过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市场，获得了在华的各种特权和利益（通商口岸、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在他们看来，继续扩大战争会带来巨大的成本，并且可能引发中国人民更强烈的反抗，反而不利于他们长期稳定的经济掠夺。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政治渗透、经济控制和文化传播等方式，将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从而更经济高效地榨取利润。
对中国国内局势的考量：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国内局势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们知道清朝政府的软弱和腐败，也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大规模战争可能会导致中国更加混乱，甚至可能引发更广泛的革命，这对于依赖中国市场和资源的西方国家来说，不是一个有利的局面。他们更愿意看到一个“稳定”的清朝政府，即使这个政府是他们操纵的。
欧洲大陆局势与力量的牵制： 19世纪下半叶，欧洲大陆的局势同样复杂。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普法战争（18701871年）以及德国的统一，都牵制了欧洲列强的精力和军事力量。此外，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美国等列强在中国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和制衡，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强大军事力量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
科技与经济的优势已然确立： 两次鸦片战争已经证明了西方在军事科技和工业生产上的绝对优势。在他们看来，仅凭经济和技术优势，就能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获取利益，而无需冒着巨大的军事风险去进行一场全面战争。这种“低成本”的掠夺方式，对于精打细算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是更具吸引力的选择。
“门户开放”政策的推行： 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的加深，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列强在中国可能发生的内部争夺，也间接稳定了列强与清朝的关系。这种通过协调和规则来瓜分中国利益的方式，比再次发动战争更符合列强的整体利益。
三、 局部冲突与事件，但未升级为大规模战争
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之间风平浪静。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仍然发生了许多局部冲突和事件，例如：
中国人民的反抗： 各地民众对西方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的反抗此起彼伏，但这些反抗往往是局部的、分散的，清政府往往会利用西方的力量来镇压。
中法战争（18841885年）： 这是一场规模相对较大的战争，但其战场主要在中国的南方沿海和越南，并未波及到全国范围。而且，这场战争的起因与清朝的内政关系不大，更多的是涉及法国在越南的殖民扩张。
甲午战争（18941895年）： 这场战争虽然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三十多年时间线上，但它标志着一次新的、更大规模的冲突的爆发。而它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同的是，这次的对手是中国的老邻居——日本，而不是西方列强。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也迫使西方列强改变了在中国的分赃策略，进入了“瓜分狂潮”。
总结来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三十多年，清朝与西方没有再次发生大规模战争，是双方力量对比、战略选择、国内国际局势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清朝疲惫不堪，无力再战；而西方列强则找到了更“经济高效”的侵略方式，并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牢牢控制了中国，也避免了不必要的军事消耗和潜在风险。这种“和平”的表象下，是中国持续沦陷和被剥削的现实。
一、 清朝方面：元气大伤，内忧外患，无力再战
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清朝而言是致命的打击，其影响深远，让清朝的综合实力遭受重创，彻底暴露了其腐朽落后的一面。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清朝在战后三十多年内没有能力再次发动大规模战争：
军事实力一败涂地：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清朝的传统军事力量——八旗和绿营彻底失去了战斗力，甚至在面对数量和装备远不如自己的西方军队时都节节败退。虽然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兴办了洋务运动，建立了一批新式军事企业和军队（如湘军、淮军、北洋水师等），但这些力量在整体上与西方列强的陆军和海军相比仍有巨大差距。它们主要用于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而非与强大的西方国家正面抗衡。建立一支能够与西方匹敌的现代军队，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巨额的投入，这是当时国力衰弱的清朝难以承受的。
经济凋敝，财政枯竭： 两次鸦片战争以及随后爆发的太平天国等一系列农民起义，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战争赔款、关税的丧失、国内生产的破坏，都使得清朝的财政状况十分窘迫。洋务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但其规模有限，且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在如此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再次发动大规模战争，对于清朝来说无异于自寻死路。
政治腐败与统治危机：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国内此起彼伏的起义和反抗，进一步暴露了清朝统治的腐败和低效。咸丰皇帝在战争期间的逃亡，更是损害了皇权的威严。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后，虽然推行了一系列看似改革的措施（洋务运动），但其根本的专制统治模式并未改变。为了维持统治，清政府的首要任务是镇压国内的反抗力量，巩固其统治地位，而不是去与外部强大的敌人较量。
“以夷制夷”策略的局限性与被动性： 在李鸿章等人看来，与西方列强正面冲突是不明智的。他们选择了“以夷制夷”的策略，即利用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和与部分列强的关系，但其本质是被动的，是将国家命运寄托在别人的算计之上，也限制了中国主动出击的可能性。
二、 西方列强方面：战略调整，利益最大化，避免过度消耗
西方列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同样没有选择与清朝进行大规模战争，这同样是基于他们的战略考量和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侵略模式的转变： 两次鸦片战争已经让西方列强尝到了甜头，他们通过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市场，获得了在华的各种特权和利益（通商口岸、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在他们看来，继续扩大战争会带来巨大的成本，并且可能引发中国人民更强烈的反抗，反而不利于他们长期稳定的经济掠夺。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政治渗透、经济控制和文化传播等方式，将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从而更经济高效地榨取利润。
对中国国内局势的考量：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国内局势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们知道清朝政府的软弱和腐败，也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大规模战争可能会导致中国更加混乱，甚至可能引发更广泛的革命，这对于依赖中国市场和资源的西方国家来说，不是一个有利的局面。他们更愿意看到一个“稳定”的清朝政府，即使这个政府是他们操纵的。
欧洲大陆局势与力量的牵制： 19世纪下半叶，欧洲大陆的局势同样复杂。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普法战争（18701871年）以及德国的统一，都牵制了欧洲列强的精力和军事力量。此外，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美国等列强在中国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和制衡，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强大军事力量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
科技与经济的优势已然确立： 两次鸦片战争已经证明了西方在军事科技和工业生产上的绝对优势。在他们看来，仅凭经济和技术优势，就能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获取利益，而无需冒着巨大的军事风险去进行一场全面战争。这种“低成本”的掠夺方式，对于精打细算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是更具吸引力的选择。
“门户开放”政策的推行： 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的加深，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列强在中国可能发生的内部争夺，也间接稳定了列强与清朝的关系。这种通过协调和规则来瓜分中国利益的方式，比再次发动战争更符合列强的整体利益。
三、 局部冲突与事件，但未升级为大规模战争
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之间风平浪静。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仍然发生了许多局部冲突和事件，例如：
中国人民的反抗： 各地民众对西方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的反抗此起彼伏，但这些反抗往往是局部的、分散的，清政府往往会利用西方的力量来镇压。
中法战争（18841885年）： 这是一场规模相对较大的战争，但其战场主要在中国的南方沿海和越南，并未波及到全国范围。而且，这场战争的起因与清朝的内政关系不大，更多的是涉及法国在越南的殖民扩张。
甲午战争（18941895年）： 这场战争虽然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三十多年时间线上，但它标志着一次新的、更大规模的冲突的爆发。而它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同的是，这次的对手是中国的老邻居——日本，而不是西方列强。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也迫使西方列强改变了在中国的分赃策略，进入了“瓜分狂潮”。
总结来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三十多年，清朝与西方没有再次发生大规模战争，是双方力量对比、战略选择、国内国际局势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清朝疲惫不堪，无力再战；而西方列强则找到了更“经济高效”的侵略方式，并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牢牢控制了中国，也避免了不必要的军事消耗和潜在风险。这种“和平”的表象下，是中国持续沦陷和被剥削的现实。
网友意见
时间错了，克里米亚战争（1853）在第一次（1840）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之间，克里米亚战争是近代战争进化到现代战争的重要节点，清军在两次鸦片战争面对的其实是两个时代的英军。
与西方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也是错的，1876年的左宗棠收复新疆（准确来说从1865年这场战争就开始了）、1883年的清法越南战争规模都不小，特别是清法越南战争期间日本企图趁机在朝鲜搞事（甲申政变），被袁世凯率领驻朝清军镇压了。
所谓的西方列强，其实主要是英国，此时的英国正值最强盛的维多利亚时代，海洋唱响大不列颠，维多利亚女王给世界带来了英国强权下的“和平”。
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老殖民帝国此时已经彻底衰败，法国在普法战争（1870）后也绝了称霸欧洲之心老老实实给英国当小弟，普鲁士（德）、奥匈和奥斯曼土耳其也都得服英国这个霸主，也就沙俄仗着自己有“俄罗斯的冬天”再加上地盘大人口多血厚敢和英国对着干。
两次鸦片战争后，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已经是英国人的天下了，左宗棠收复新疆也好、后来的英日同盟以及日俄战争也好，都是英国隔着中国同俄国争夺亚洲霸权，中国实际上被英、俄两个列强夹在中间。
无论法国夺取越南、还是日本夺取朝鲜（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没有英国的恩准是不成的；俄国在日俄战争后就虚了，英国的全面收缩是在1899年第二次布尔战争之后，也是英国开始收缩了才有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以及美国提出来的所谓“门户开放，利益均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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