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就是海德格尔说的“存在”吗，还是应当凌驾于“存在”？
“道”与海德格尔的“存在”（Sein）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且需要深入探讨的哲学问题，不能简单地用“是”或“不是”来回答。海德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存在”是核心概念，而“道”这个词在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道家思想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我们分别考察它们在各自哲学语境下的含义，然后再进行比较和辨析。
一、 海德格尔的“存在”（Sein）
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首先要区分“存在”（Sein）与“存在者”（Seiende）。
存在者（Seiende）： 指的是具体事物，那些我们能够经验、感知、思考、描述的对象。例如，一个人、一张桌子、一棵树、一个想法、一种情感，都是“存在者”。存在者是多样化的、可数的，它们“存在着”，也就是说，它们具有“是”的属性。
存在（Sein）： 这是海德格尔哲学中最核心、也最难以把握的概念。存在不是一个事物，也不是一个属性，更不是一个概念。存在是指“存在者之所以为存在者”的那种“是”的根据、那种使得存在者显现为存在者的那个“临在”。它是一种“敞开”（Lichtung），一种使得一切存在者得以显现的“场域”或“地平线”。
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传统自柏拉图以来，一直在追问“存在者”的“是什么”，而遗忘了“存在”本身。也就是说，哲学将“存在”的意义混同于“存在者”的意义，将存在视为一种最高级的存在者（例如，上帝、理型、实体），或者将其简化为一种属性或活动。海德格尔的哲学目标，就是要重新唤起对“存在”的追问，即“存在的意义的追问”。
海德格尔通过对“此在”（Dasein，即人的存在）的分析来触及存在。“此在”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者，它能够追问关于自身以及其他存在者的意义，并且它自身的“是”就是它关心自身存在意义的“关怀”（Sorge）。此在是“被抛入”（Geworfenheit）世界的，并在此世界中“走向死亡”（SeinzumTode）。通过此在的生存，我们才能间接触及到“存在”这个使存在者得以显现的维度。
所以，在海德格尔的语境下，“存在”不是一个凌驾于存在者之上的实体，也不是一种静态的永恒真理，而是一种动态的、历史性的、使一切存在者得以显现的根据和事件。它是一种“敞开”，一种可能性，一种维度。
二、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Dao）
“道”在中国哲学，尤其是道家哲学（老子、庄子）中，是一个极其重要且多义的概念。
宇宙万物的根源与本始： 在《道德经》中，“道”被描述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道是天地万物的最初起源，是万物之所以为万物的那种先于一切存在者的“原初的生成性”。
万物运行的规律与法则： “道”也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行的普遍规律、法则和秩序。“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三十七章）。“道”的运行是自然而然的，不加干涉的，但正是这种“无为”，才成就了万物的生生不息和井然有序。
最高的本体与精神境界： “道”也是一种最高的本体，是超越具体事物和概念的终极实在。它“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同时，“道”也是一种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是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存状态。
不可言说与超越概念： 《道德经》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这表明真正的“道”是超越语言和概念的，任何试图用语言去定义和把握它的尝试，都会使其失去其本来的意义。
因此，中国的“道”是一个极其丰富的概念，它既是生成的根源，又是运行的法则，同时也是超越的本体和体验的境界。它具有一种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多重维度。
三、 “道”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比较
现在我们可以来比较和辨析“道”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了。它们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显著的差异。
相似之处：
1. 超越具体存在者： 两者都指向一种超越具体、可感知的“存在者”的、更为本源性的东西。海德格尔的“存在”不是任何一个“存在者”，而“道”也不是具体的某物。
2. 作为生成或显现的根据： 海德格尔的“存在”是使得存在者得以显现的“敞开”，是“存在的意义”。中国的“道”是万物的“生成”之源，是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本源。两者都承担着使“有”得以“是”的根据性功能。
3. 不可言说性/难以把握性： 两者都强调了其超越语言和概念的性质。海德格尔认为对“存在”的遗忘正是源于西方哲学将其语言化、概念化，而真正的“存在”需要一种不同于传统认识论的方式去触及。中国的“道”更是明确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强调其超越名相的特性。
4. 历史性与变化性（海德格尔更强调）： 海德格尔认为“存在”具有历史性，即存在的意义随着历史而变化，存在者也以不同的方式显现。中国哲学中的“道”虽然有“常”的一面（“独立而不改”），但也有“常变”的一面（“周行而不殆”），它体现了宇宙的生成变化过程。
差异之处：
1. 侧重点不同：
海德格尔的“存在”： 更侧重于“存在的意义的追问”，关注的是“为何有存在者而无别的存在者？为何存在者而无虚无？”以及存在者如何“显现”的问题。其语境更多是西方哲学史的批判和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反思。他的方法是“现象学——本 त्याचा学”式的，通过分析“此在”来触及存在。
中国的“道”： 更侧重于“宇宙万物的生成根源”和“自然规律”，也包含一种实践的智慧和人生修养的境界。它的视野更为宏大，包含了宇宙论和人生论。其方法更多是通过观察自然、体悟生活来接近“道”。
2. “本体”的性质不同：
海德格尔的“存在”： 并非一个实体性的本体，而是“敞开”和“显现”的可能性。它不是“第一因”或“最高者”，而是使得“是”成为可能的“是”的事件。
中国的“道”： 在许多解释中，被视为一种本体，是万物所共有的、最高的实在，是宇宙万物的“母体”。它有更强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意涵，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更接近于“实在”的东西。
3. 与人的关系的定位不同：
海德格尔的“存在”： 通过“此在”（人）的“关怀”和“向死而生”来触及。人是“存在之筒”，是“存在”得以显现的场所。人与存在的关联是一种“在世”的、忧虑的、历史性的关联。
中国的“道”： 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人应该效法和遵循“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是一种更具和谐、顺应、无为的伦理和精神上的关联。
“道”是否应当凌驾于“存在”？
这个问题取决于你如何理解“凌驾”和“存在”在这里的含义。
如果“存在”是指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Sein），即存在的意义、显现的根据： 那么从这个角度看，“道”并非“凌驾”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之上。相反，它们在某些维度上是相通的，都可以被视为指向一种本源性的、超越具体事物的“是”的根据或根源。你可以说，中国哲学中的“道”，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海德格尔“存在”概念的另一种哲学语境下的诠释和表达，尤其是在关于生成性、根源性以及超越性方面。海德格尔本人也对东方哲学表现出兴趣，尤其是在后期，他看到了东方哲学在某些方面触及了他所说的“存在的意义”的某些可能性。
如果“存在”是指一切具体的事物，即“存在者”（Seiende）： 那么无论是中国的“道”还是海德格尔的“存在”，都不是简单地“凌驾”于存在者之上。它们是使得存在者得以成为存在者的“根据”或“条件”。“道”作为万物的根源，当然在逻辑上先于并包含一切存在者。“存在”作为显现的敞开，也使得存在者得以显现。
然而，如果我们将“道”理解为一种更广阔、更包容、更具有宇宙本体论意义的终极实在，而海德格尔的“存在”更聚焦于“存在的意义”的追问以及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哲学的“道”可能包含或指向了比海德格尔的“存在”更为宏大和本体性的东西。中国的“道”既是生成根源，又是运行法则，还是一种生存智慧和体验。海德格尔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种哲学史的“本体论区分”的再激活，旨在揭示“存在的意义”本身。
结论：
“道”与海德格尔的“存在”是两种不同哲学传统下的核心概念，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似性，都指向超越具体事物的本源性维度，但它们在侧重点、哲学语境和具体涵义上存在差异。
“道”并非简单地等同于海德格尔的“存在”。
它们不是一种“谁凌驾于谁”的关系，而更多是哲学思想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同构性或相似的哲学难题的解答。
可以说，中国的“道”在某些方面可以被视为对海德格尔所探寻的“存在意义”的一种丰富的、本体性的、实践性的回应，它包含了一个更广阔的宇宙和人生视野。
理解这两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东西方哲学在追问“何为存在”这一根本问题上的异同，并可能为我们提供更广阔的思考空间。如果你要说“道”是否应该“凌驾”，那么也许可以理解为，中国的“道”所代表的宇宙本源和生存智慧，可以为我们理解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提供一种更全面、更具本体性的参照。
一、 海德格尔的“存在”（Sein）
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首先要区分“存在”（Sein）与“存在者”（Seiende）。
存在者（Seiende）： 指的是具体事物，那些我们能够经验、感知、思考、描述的对象。例如，一个人、一张桌子、一棵树、一个想法、一种情感，都是“存在者”。存在者是多样化的、可数的，它们“存在着”，也就是说，它们具有“是”的属性。
存在（Sein）： 这是海德格尔哲学中最核心、也最难以把握的概念。存在不是一个事物，也不是一个属性，更不是一个概念。存在是指“存在者之所以为存在者”的那种“是”的根据、那种使得存在者显现为存在者的那个“临在”。它是一种“敞开”（Lichtung），一种使得一切存在者得以显现的“场域”或“地平线”。
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传统自柏拉图以来，一直在追问“存在者”的“是什么”，而遗忘了“存在”本身。也就是说，哲学将“存在”的意义混同于“存在者”的意义，将存在视为一种最高级的存在者（例如，上帝、理型、实体），或者将其简化为一种属性或活动。海德格尔的哲学目标，就是要重新唤起对“存在”的追问，即“存在的意义的追问”。
海德格尔通过对“此在”（Dasein，即人的存在）的分析来触及存在。“此在”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者，它能够追问关于自身以及其他存在者的意义，并且它自身的“是”就是它关心自身存在意义的“关怀”（Sorge）。此在是“被抛入”（Geworfenheit）世界的，并在此世界中“走向死亡”（SeinzumTode）。通过此在的生存，我们才能间接触及到“存在”这个使存在者得以显现的维度。
所以，在海德格尔的语境下，“存在”不是一个凌驾于存在者之上的实体，也不是一种静态的永恒真理，而是一种动态的、历史性的、使一切存在者得以显现的根据和事件。它是一种“敞开”，一种可能性，一种维度。
二、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Dao）
“道”在中国哲学，尤其是道家哲学（老子、庄子）中，是一个极其重要且多义的概念。
宇宙万物的根源与本始： 在《道德经》中，“道”被描述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道是天地万物的最初起源，是万物之所以为万物的那种先于一切存在者的“原初的生成性”。
万物运行的规律与法则： “道”也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行的普遍规律、法则和秩序。“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三十七章）。“道”的运行是自然而然的，不加干涉的，但正是这种“无为”，才成就了万物的生生不息和井然有序。
最高的本体与精神境界： “道”也是一种最高的本体，是超越具体事物和概念的终极实在。它“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同时，“道”也是一种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是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存状态。
不可言说与超越概念： 《道德经》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这表明真正的“道”是超越语言和概念的，任何试图用语言去定义和把握它的尝试，都会使其失去其本来的意义。
因此，中国的“道”是一个极其丰富的概念，它既是生成的根源，又是运行的法则，同时也是超越的本体和体验的境界。它具有一种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多重维度。
三、 “道”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比较
现在我们可以来比较和辨析“道”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了。它们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显著的差异。
相似之处：
1. 超越具体存在者： 两者都指向一种超越具体、可感知的“存在者”的、更为本源性的东西。海德格尔的“存在”不是任何一个“存在者”，而“道”也不是具体的某物。
2. 作为生成或显现的根据： 海德格尔的“存在”是使得存在者得以显现的“敞开”，是“存在的意义”。中国的“道”是万物的“生成”之源，是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本源。两者都承担着使“有”得以“是”的根据性功能。
3. 不可言说性/难以把握性： 两者都强调了其超越语言和概念的性质。海德格尔认为对“存在”的遗忘正是源于西方哲学将其语言化、概念化，而真正的“存在”需要一种不同于传统认识论的方式去触及。中国的“道”更是明确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强调其超越名相的特性。
4. 历史性与变化性（海德格尔更强调）： 海德格尔认为“存在”具有历史性，即存在的意义随着历史而变化，存在者也以不同的方式显现。中国哲学中的“道”虽然有“常”的一面（“独立而不改”），但也有“常变”的一面（“周行而不殆”），它体现了宇宙的生成变化过程。
差异之处：
1. 侧重点不同：
海德格尔的“存在”： 更侧重于“存在的意义的追问”，关注的是“为何有存在者而无别的存在者？为何存在者而无虚无？”以及存在者如何“显现”的问题。其语境更多是西方哲学史的批判和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反思。他的方法是“现象学——本 त्याचा学”式的，通过分析“此在”来触及存在。
中国的“道”： 更侧重于“宇宙万物的生成根源”和“自然规律”，也包含一种实践的智慧和人生修养的境界。它的视野更为宏大，包含了宇宙论和人生论。其方法更多是通过观察自然、体悟生活来接近“道”。
2. “本体”的性质不同：
海德格尔的“存在”： 并非一个实体性的本体，而是“敞开”和“显现”的可能性。它不是“第一因”或“最高者”，而是使得“是”成为可能的“是”的事件。
中国的“道”： 在许多解释中，被视为一种本体，是万物所共有的、最高的实在，是宇宙万物的“母体”。它有更强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意涵，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更接近于“实在”的东西。
3. 与人的关系的定位不同：
海德格尔的“存在”： 通过“此在”（人）的“关怀”和“向死而生”来触及。人是“存在之筒”，是“存在”得以显现的场所。人与存在的关联是一种“在世”的、忧虑的、历史性的关联。
中国的“道”： 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人应该效法和遵循“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是一种更具和谐、顺应、无为的伦理和精神上的关联。
“道”是否应当凌驾于“存在”？
这个问题取决于你如何理解“凌驾”和“存在”在这里的含义。
如果“存在”是指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Sein），即存在的意义、显现的根据： 那么从这个角度看，“道”并非“凌驾”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之上。相反，它们在某些维度上是相通的，都可以被视为指向一种本源性的、超越具体事物的“是”的根据或根源。你可以说，中国哲学中的“道”，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海德格尔“存在”概念的另一种哲学语境下的诠释和表达，尤其是在关于生成性、根源性以及超越性方面。海德格尔本人也对东方哲学表现出兴趣，尤其是在后期，他看到了东方哲学在某些方面触及了他所说的“存在的意义”的某些可能性。
如果“存在”是指一切具体的事物，即“存在者”（Seiende）： 那么无论是中国的“道”还是海德格尔的“存在”，都不是简单地“凌驾”于存在者之上。它们是使得存在者得以成为存在者的“根据”或“条件”。“道”作为万物的根源，当然在逻辑上先于并包含一切存在者。“存在”作为显现的敞开，也使得存在者得以显现。
然而，如果我们将“道”理解为一种更广阔、更包容、更具有宇宙本体论意义的终极实在，而海德格尔的“存在”更聚焦于“存在的意义”的追问以及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哲学的“道”可能包含或指向了比海德格尔的“存在”更为宏大和本体性的东西。中国的“道”既是生成根源，又是运行法则，还是一种生存智慧和体验。海德格尔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种哲学史的“本体论区分”的再激活，旨在揭示“存在的意义”本身。
结论：
“道”与海德格尔的“存在”是两种不同哲学传统下的核心概念，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似性，都指向超越具体事物的本源性维度，但它们在侧重点、哲学语境和具体涵义上存在差异。
“道”并非简单地等同于海德格尔的“存在”。
它们不是一种“谁凌驾于谁”的关系，而更多是哲学思想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同构性或相似的哲学难题的解答。
可以说，中国的“道”在某些方面可以被视为对海德格尔所探寻的“存在意义”的一种丰富的、本体性的、实践性的回应，它包含了一个更广阔的宇宙和人生视野。
理解这两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东西方哲学在追问“何为存在”这一根本问题上的异同，并可能为我们提供更广阔的思考空间。如果你要说“道”是否应该“凌驾”，那么也许可以理解为，中国的“道”所代表的宇宙本源和生存智慧，可以为我们理解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提供一种更全面、更具本体性的参照。
网友意见
海德格尔是读过道德经的，并且思想体系里有很多道德经思想的特征，可以说深受影响。
西方哲学语境中的“存在”，是用于认知“实体”的，它们属于“有”的概念，海德格尔指出来的西方的问题就是，只知其有，不知其无。
海德格尔虽然把整个西方哲学史都转成了“存在”的问题，但是只是用“存在”来概括他的理论未免有些粗率，因为落实还是在“此在”上。
应当首先关注的是Lichtung，也就是林中空地，这是最源初的东西，在它之上，才会有存在者之真理，是关于存在本身的真理。
林中空地是一个意像，首先，“存在”，是显现出来的，也就是“有生于无”的，让存在显示的光，但是有光就有暗，而光与暗的提现，需要通过林中空地才能展示出来。
而“林中空地”如同一个舞台，“存在”作为一种可显现的事物。
但显然的是，西方追寻的“存在”，其实只是追寻的“有”，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了“有”的存在的背景，即有无同出的背景，但是在此之上的还有更深的背景，难以言述，似乎他也未有提及了。
从这一步来说，离道的概念，实际上还是有很大距离的，这里只是借玄的概念做了一个演化，当然，客观来说，这一重的具象化也是精彩的。
但是海德格尔的是在解决形而上学一些遗留问题并扫除障碍，所以他这些作品中的呈现的内容是有限定域的。
海德格尔的理论精彩之处，不是在于整体概念上如何近道，而是那些涉及细节的精彩思考。
最精彩的当然是“此在”，这里不表，说个其他的例子。
比如谈“畏”的概念，人有所畏，最畏就是死，
如果你的人生依然空洞无物，每当你要试图改变时，总会有各种在外在力量会阻碍你。
但是当你知道总有一天是要死的，并且知道同样空洞的别人对你毫无帮助时，你就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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