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觉得明朝的皇帝被后世，尤其是清朝给抹黑了？

刘伯温爱大元”曾经用一些所谓地方志记载和民间传说来证明所谓朱洪武屠杀云云，比如他说：“《醴陵县志》载：历代兵祸，元为最惨。建安山俗呼油源尖寨，系元末居民避乱立寨于此。又云：'元明之际，土著仅存者十八户’。今株洲的王、罗、曾、谢、朱、周、易、张诸姓，多于明洪武年间自江西迁来。”

“按：湘潭民间传说，朱洪武血洗湖南，当地土人所剩无几。其原因是：陈友谅称帝后，在湖南颇得民心。明军进入湖南时遭到当地人民坚决抵抗。明军所到之处，沿途人民都用铁锅一仰一覆，堆放于道，以阻挡其前进，使明军遇到很大的困难，每占一个地方要经多次反复。于是明军进行大肆屠杀。据云：在湘潭地区，一直杀到乌冲，天黑了，才停止屠杀。当地土著，仅有乌冲一户姓刘的。一说仅存仇姓。”

他这里所引的《醴陵县志》没有注明年代版本，大概害怕别人去查对，一查之下，很容易发现问题。

其实这只能是满清时期的《醴陵县志》，而且只能是康熙新修或乾隆醴陵县志，这一点我们后面会加以说明。

可笑的是，这苦心搜罗出的满清《醴陵县志》，还是无头状纸。说“历代兵祸，元为最惨”，还说“'元明之际，土著仅存者十八户”，至于造成这种情况的究竟是谁，是元军？是陈友谅军？还是明军？都语焉不详。经过如此刻意的断章取义和栽赃嫁祸，结果还不能明确把脏水泼到明朝头上，这当然是让一些人很窝火的。于是干脆动用湘潭民间传说了，这民间传说当然又只能是满清时期流传的了。而尤其奇怪的，明末清初，湘潭地区遭受清军大屠杀是铁证如山的事实，甚至清方档案都无法掩盖。结果这些民间传说无一例外，对发生在眼前的满清大屠杀只字不提，结果倒都流传起三百年前的“朱洪武血洗湖南”，制造出陈友谅颇得民心的神话了！

到这里，许多人已经被忽悠得一愣一愣了。

不妨来给这所谓的《醴陵县志》扒一下皮，

民国时期的《醴陵县志》是很方便借阅的，民国醴陵县志必然也是参考康熙、乾隆醴陵县志的记载，所以其记载对于揭穿谎言也足够了。

首先来看《醴陵县志》的前言：

“明代四修以及清代顺治、康熙、康熙再续三部《醴陵县志》均已湮佚无存。现存之清代五志中，康熙新修志仅北京图书馆有孤本，乾隆志亦仅北京、上海、台湾图书馆有藏”[1]

也就是说明代的《醴陵县志》现在是根本不存在了，就连清代早期的三部《醴陵县志》也不存在了（至于是否被满清统治者刻意消灭的，那就只能问满清统治者自己了），现在存世的醴陵县志只有康熙新修志、乾隆志、以及同治志。

而据这民国《醴陵县志》前言所说，这康熙志，乾隆志都是满清地方官员奴才，直接根据满清中央指示下奉命编纂的，究竟如何一个奉命法，后面我引用乾隆《凤凰厅志》，《泸溪县志》的记载，就可以看见从康熙时期开始，就是满清中央下令，全国统一部署，地方官员奉命修治，战战兢兢，唯恐惹来祸事。这也是历史罕见的为伪造历史而进行的浩大工程了。

“刘伯温爱大元”引用的《醴陵县志》当然也只能是出于满清三志中，现在再来看看民国醴陵县志关于元末明初的历史记载，第18页大事记十二年，红巾贼据醴陵屠杀条中说：

“蕲水红巾贼徐寿辉分兵四出，连陷湖广、江西诸郡，伪将陈友才据醴陵肆行屠杀，官署学宫及渌江桥并毁于兵”

“二十年，陈友谅遣统军元帅，驻醴陵”

“二十四年八月，明太祖遣大将军徐达拘荆湖诸路，陈理降。土酋易华以醴陵附”

这些记载分明说得很清楚，屠杀醴陵的不是朱元璋，恰恰是陈友谅的兄弟陈友才！

而朱元璋攻取醴陵，恰恰是兵不血刃，直接就是“土酋易华以醴陵附”。

考察历史事实，大概也不难得到结论。朱元璋连陈友谅的直系亲属，嫡亲儿子陈理都不杀（对比清廷对明宗室的斩尽杀绝），有些人却去炮制朱元璋去株连当地百姓的谎言，实在是属于狗急跳墙了。

而更明显的一点是，陈友谅当时不过是割据一方，占有的不过是湖南湖北为中心的一片区域而已，而他仅仅在鄱阳湖一战，动用的水陆两军就有60万人，而当时朱元璋也仅仅才二十万人而已。5

以一个地方政权，能征集六十万人的军队，还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制造了无数豪华无比的战船，这是个什么概念？

要知道明晚期的万历也好，崇祯也好，以全国之力，都尚且不可能在一次战役中调用多达六十万人的军队（如果能够的话，后金早就成渣了），一般十万人已经达到极限了。虽然这是明朝本身对百姓低赋税政策导致的结果，但也可想而知，当时陈友谅统治区下，地方百姓受到的经济剥削沉重到何等地步？这种情况下，百姓不咬牙切齿痛恨就已经不错，居然还民心拥戴，岂非是笑话？

清廷奴才可能是脑筋都不动，为了给朱元璋泼脏水，宁愿把自己智商降低到幼儿园小朋友的水准上，才制造出如此搞笑的谎言“陈友谅称帝后，在湖南颇得民心。明军进入湖南时遭到当地人民坚决抵抗。明军所到之处，沿途人民都用铁锅一仰一覆，堆放于道，以阻挡其前进”。莫非这湖南人民都被陈友谅喂了三尸脑神丹了，才如此神经搭错。

其实历史的真相应该是，这所谓的民间传说把主角换一换就全对了，应该是“清军进入湖南时遭到当地人民坚决抵抗。清军所到之处，沿途人民都用铁锅一仰一覆，堆放于道，以阻挡其前进，使清军遇到很大的困难，每占一个地方要经多次反复。于是清军进行大肆屠杀。据云：在湘潭地区，一直杀到乌冲，天黑了，才停止屠杀。当地土著，仅有乌冲一户姓刘的。一说仅存仇姓。”

这也可以和满清的档案以及各种文人笔记里的记载对应起来。不妨看清廷奴才自供的湖南地方在被清军屠杀之后的惨况。

《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一三九页，顺治三年正月初十日的《湖广提督江禹绪揭帖》中说“湖南逆形日著，时势种种堪忧，恳祈圣明，早策万全，以救危疆。……盖新附郡邑，归鸿寥寥，城内居民多不过百人，及数百人而止，有事不堪登陴。奈军兴孔棘，迫以输纳，未免所在嗷嗷。乃剃头一事，又适为奸民借口，以至变故丛生。如柯正蕃聚众狂逞，劫掠保安等处矣，蕲水县刘时习等夜半入城大肆焚劫矣；崇阳县王钟秀等缚官掠民投献湖南矣。乃黄冈县之白云各寨，僭号建官称兵拒敌，黄镇徐勇以全师临之，据知府牛铨之报谓彼此互有杀伤，则其势之燎原又何如乎？”[2]

这里说是逆形日著，湖南各地百姓群起抗清，满清走狗奴才惊呼“乃剃头一事，又适为奸民借口，以至变故丛生”，“其势之燎原又何如乎？”。

然后就是满清兽军在湖南成年累月的镇压和屠杀，到了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户部题本》中就是汇报满清屠杀之后的情况了：

“户部尚书臣戴明说等谨题为恭报湖南情形……微臣奉命伊始，即闻湖南荒残，然犹未身亲目击也，今于本年十一月初六日巡历，衡州府属，道经岳阳长沙，一路巡行，所至如岳属之巴陵，长属之湘潭、湘阴，衡属之衡山等县，城无完堞，市遍蓬蒿，虽间有寥寥孑遗，皆结草而棲，苟安于颓垣败壁之余，即通衢古道，驿舍萧条，日暮投宿，必纡绕于深山穷谷之中，始有茅茨村舍，然犹风棲破户，月照空廷。其间沃壤掬为茅草，荡为荒丘，举目皆然。”[3]

其实顺治九年八月的《户部题本》里就已经提到湖南被满清屠杀得弥望千里，绝无人烟了：

“户部尚书固山额真臣噶达洪等谨题……若湖南、四川、两广新定地方，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据抚按疏称，湖南衡永等处卫所，数年并（并）未开垦，成都、重庆、叙州、马湖各属人民仅存十百”[4]

关于满清在湖南湘潭等处的暴行兽行，清初文人的一些记载也可作证。在李长祥《天问阁文集》中有一篇《汉江女子传》，其中涉及的就是满清在湘潭等处的暴行：

“汉江女子不知何处人，以死于汉阳，故人名之为汉江女子云。女子死以甲午五月中，其时北兵（即清兵）过，被掠载之舟中。至汉阳，伺隙投之水死焉，北兵舟无数，每舟皆有妇女。其妇女无数，女子在中与他妇女杂，至汉阳伺隙以死。”

该女投水死，其尸体正好被下游的一渔人打捞上来，黄州武举人陈某路过，为之葬敛，“渔人妇为之沐浴时，左手系有一绢，有七字绝句诗一章，一时见之者，读之有悲叹出涕者”

大家当然不仅仅是为一个女子悲叹流涕，而是为整个地区被满清兽兵蹂躏悲伤。后来的情况是

“武举人常过衡湘诸处，以其诗示人，意其为衡湘诸处人，盖北兵之所在处也，其后往荆州，至天王寺，有士人见诗大哭，问之，谓'曾聘某家女，女能读书，嗜楚辞作诗，将婚，兵大至，横掠女子，遂失，今读其诗，正余聘者也。’”

“是日，即于天王寺做浮屠事，而哭常不绝。士人，湘潭人也，衡湘诸处为北兵之所在处。”[5]

这就更点明了当时湖南衡阳、湘潭就是满清军队驻扎的地方，这些地方正是被荼毒蹂躏最深之处。“士人见诗大哭”，“哭常不绝”，这其中蕴藏的悲哀，又岂是可以用言语表达的。

一个嗜好屈原《楚辞》的女子，因为清军的暴行，却不得不投水而死！有诗流传尚是幸运者，其他无名而死者，被蹂躏屈辱而死者，更不知道有多少！士人所哭者又岂是仅仅一人之遭遇？。

另外从一则族谱的记载里也保留了满清在湘潭醴陵等处的蹂躏情形的蛛丝马迹。

《醴陵何氏五修族谱》，写于清雍正十二年甲寅秋月的《续修谱序》中说

“当圣朝定鼎之初，兵燹频仍，迁徙靡常，家常谱牒，尽销沉于烽烟灰烬中”[6]

湖南被满清惨杀之后，地广人稀，当地孑遗之民，战战兢兢苟活了下来。生养子女后，子女问及为何当地人烟稀少，怎么回答呢？

文字狱的鲜血就在眼前，稍有半点差错，就是满门抄斩，于是只能照搬满清奴才炮制的谎言说是明朝时期朱元璋的屠杀了。满清时期所谓的民间传说大概就是这样炮制出炉的。

总而言之，清廷奴才，恬不知耻，肆意篡改历史，伪造历史，把满清的兽行的栽赃到明朝头上，可谓良知泯灭至于极点。

另外“刘伯温爱大元”之流还炮制的谎言是“据《凤凰厅志》和《泸溪县志》载：苗区人口'大经草剃，存不满百’，'几经绝种’。'经过挞伐征剿，村寨十室九空，人迹灭绝’。”

他的意思是，这些地方又是明朝屠杀的，同样的，这类人物炮制这类谎言，又是不提供这些地方志的年代，以及具体卷数出处。

实际上，所谓《凤凰厅志》，《泸溪县志》又只能是满清时期官修的地方志了（凤凰厅这个建制，都是满清为了镇压当地反清起义而设立的）。

这类人物可怜就可怜在他们就算引用满清官修的地方志，都不敢完整引用，而只能孤零零截取出无头无尾的片段来，愚弄他人。

对《凤凰厅志》，《泸溪县志》我是直接查阅了乾隆志了，最后发现的当然是大肆屠杀这些地方苗族同胞的，又恰恰是满清自己。

先引用一下《（乾隆）凤凰厅志序》““设厅之由，康熙二十八年，红苗劫掠村堡，发兵讨之。三十七年移镇臣以援剿，四十三年檄兵巡以弹压之，又设通守以分防之，然土官犹仍其旧习。……四十六年，改土归流，设立凤凰厅”[7]

也即本来是没有凤凰厅这个建制的，之所以设立凤凰厅，就是因为当地苗族同胞反抗满清统治，结果满清屡次派兵屠杀镇压，还是无法完全压服苗族起义，就干脆改土归流，取消了当地苗族人民的民族自治权利，设立凤凰厅。

后面“沿革”中，是介绍以往历史的。前面长篇累牍的记叙了明朝时期苗人所谓叛乱，大概是要凸显明朝时期政府无能的，这些清朝的御用奴才无非是希望借此以和满清对比来彰显满清的伟大。

但这些记载恰恰证明了明朝政府实现宽松一贯的民族自治政策的事实，从洪武年间开始，对苗人的叛乱抢劫活动始终是能安抚的加以安抚，不能安抚的才用军事手段平定叛乱，伤亡也都是战场拼杀的范围之内，只对首恶惩办，对附从者宽容，更不殃及无辜平民。所以“寻就抚”“诏谕之”“余党就抚”“遣健苗廖羊保等分头招谕”等等这类记载不断。

总的来看和处理汉人的叛乱抢劫活动的方式基本没有区别，甚至更显宽容一些。

也正因为明朝政府的宽松政策，所以明虽然在军事力量上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情形下，但并没有因此强行对当地改土归流，而是保留了当地的土司自治的状态，这种情形到清朝才发生改变

叙述满清时期的内容就短多了，这里摘引一下“康熙三十七年攻陷官兵七十余名，都司刘士琦几为所害，三十八年焚掠民居，杀官兵数百名，把总郎得功陷焉，参将朱绂讨之不克。”

“四十二年礼部尚书席尔达奉旨会同督抚都统提督合川贵兵剿之，苗大恐，愿课比良民，因移分巡道驻扎。”

这之后仍旧不安定，一直到康熙四十六正式下令改土归流，强行剥夺了苗族人民土司自治的权利。

对明朝的详之又详，对清朝的略之又略，这和一般修地方志的惯例是完全相反，一般哪个时代修地方志，对当地当代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