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电信诈骗犯？

台湾电信诈骗集团猖獗的背后，是一个复杂交织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并非单一因素所能解释。要深入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去剖析。

历史渊源与社会基础：

台湾在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历过一些灰色地带的产业，而电信诈骗的兴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转型”的产物。许多曾经从事地下经济或利用信息技术的人，在寻找新的“商机”时，将目光投向了电信诈骗这一利润丰厚且相对低风险的领域。

早期，电信诈骗可能是一些零散的个人行为，但随着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两岸的交流日益频繁，这种模式得到了规模化、组织化的发展。尤其是在大陆方面大力打击本土诈骗之后，一些诈骗团伙便将目光转向了台湾地区，利用其在语言、文化上的相似性，以及相对宽松的一些监管环境（初期），发展壮大。

经济诱因与社会压力：

台湾虽然经济发达，但近年来的薪资增长停滞，年轻人面临高房价、低薪资的“过劳时代”压力。这种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和向上流动的困难，让一部分人产生了寻求快速致富的心理。电信诈骗因其高回报率，成为了一些人眼中“捷径”。

此外，社会上对于“成功”的定义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过于强调物质财富的积累，使得一些不择手段的行为在特定群体中获得了一定的“容忍度”或被认为是“聪明”的表现。

技术与传播的便利性：

互联网、VOIP电话、社交媒体等技术的普及，极大地降低了电信诈骗的门槛。诈骗分子可以轻易获取大量个人信息，并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传播，实现远距离、大规模的诈骗。而且，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他们能够不断更新诈骗手段，模仿各种官方机构或企业，让受害者难以辨别。

境外联动与“一条龙”模式：

很多时候，台湾的电信诈骗团伙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境外（特别是大陆地区）的团伙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形成了一个“一条龙”的产业链：

话务窝点/技术支持： 可能在海外或大陆地区，负责提供诈骗电话号码、语音包、软件工具等技术支持。
数据获取与清洗： 有专门的团队负责收集和整理受害者的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手机号等，并通过各种渠道买卖。
剧本设计与培训： 诈骗团伙内部会有专门的团队设计诈骗剧本，并对“话务员”进行培训，教导他们如何获取信任、如何恐吓、如何应对受害者的质疑等。
取款与洗钱： 可能通过人头账户、虚拟货币、地下钱庄等方式进行取款和洗钱，使赃款难以追溯。

这种分工合作的模式，使得诈骗团伙能够更高效、更有组织地进行运作，并且更难被各个环节的执法部门一网打尽。

法律与执法层面的挑战：

尽管台湾当局一直在努力打击电信诈骗，但执法层面也面临诸多挑战：

跨国合作的困难： 许多诈骗团伙涉及境外，与他国执法部门的合作有时会受到政治、法律等因素的影响，效率不高。
证据收集的难度： 诈骗行为往往发生在虚拟空间，要获取确凿的证据以定罪，难度很大。
“轻判”与“累犯”现象： 在某些案件中，如果诈骗金额不大，或者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可能会被判处较轻的刑罚，导致一些诈骗犯出狱后继续作案，形成“累犯”。
技术手段的更新： 诈骗分子总是在不断地更新技术和手段，执法部门需要在技术和人力上不断投入，才能跟上节奏。
“电信诈骗洗白”的问题： 一些犯罪团伙可能会将部分诈骗所得用于合法投资或企业经营，使得一部分资金“洗白”，增加了追查难度。

文化因素的潜在影响（审慎讨论）：

虽然不应将原因简单归咎于文化，但某些文化特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利用或放大。例如，一些人对权威的天然服从性，使得冒充公检法进行诈骗的剧本屡试不爽；或者在某些亚文化中，存在一种对规则的挑战和对“聪明”的推崇，可能为诈骗行为提供了心理土壤。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绝不代表台湾文化本身鼓励诈骗，而是说某些特质可能被犯罪分子所利用。

总结来说，台湾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电信诈骗犯，是历史遗留、经济压力、技术便利、境外联动以及法律执法挑战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从经济结构调整、年轻人就业支持、法治建设加强、国际合作深化以及社会观念引导等多个方面共同努力，才能逐步解决。单纯地将问题归咎于某个群体或某个因素，都是片面的。

网友意见

@孙绿 局长又铺排了一篇长文。你在别的话题上堆文字影响主题也就罢了，在一个非常明显的社会矛盾上也这么混篇幅，主观上动机也许只是炫知识量，客观效果就是洗地！

这不是什么地理问题，也不是法律问题，第一原因就是政治——台湾当局尤其是司法机关为了刻意彰显两岸的差异，为了促进台独，完全不保护大陆受害者，刻意轻判诈骗犯。过去大陆抓人送回台湾，全都轻轻放过。后来大陆明白了，都放在大陆坐牢，台湾当局又为了显是自己有外交，全世界和大陆“抢人”，用来对大陆打脸，这才是台湾电信诈骗泛滥的主要原因。

此前被遣返中国大陆的台湾嫌犯也承认，台湾方面司法打击不力是导致电信诈骗猖獗的重要原因，“早知道会在大陆判刑，我肯定不敢再做了。”

“以往大陆的做法是将台湾犯罪嫌疑人抓获后遣返至台湾，这符合《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但这只是一种内部分工。”马呈元说，根据大陆刑法规定，以国外为据点针对我国法人和公民实施的电信诈骗犯罪，因其犯罪结果在大陆，大陆当然有属地管辖权。

在大陆警方加强查缉，而且法律刑责日益加重的情况下，这些台湾诈骗分子有“鲑鱼返乡”之势。

台南基层刑警表示，台湾检警费尽心力逮捕到的诈骗集团分子，最后判刑都只有有期徒刑一年余，印象中判最重的一个集团首脑，“也才判三年多”。这对日进斗金的诈骗集团，一点吓阻效果也无。

诈骗犯也不傻，用无期徒刑乃至死刑的风险换富贵也许不合算，三年封顶的刑期博几百万，这比上班可轻松多了。这么多年，台湾总共查扣了几千万赃款——也不打算还给大陆。

台法务部门称，台检方侦办电信诈骗案，目前已查扣81件、逾新台币2亿元（约4531万人民币）属于大陆被害人的赃款，台方依“两岸共同打击犯罪与司法互助协议”陆续向大陆提出30件司法互助案，欲返还其中1亿2200余万元新台币（约2763万人民币）赃款，但因两岸关系急冻，赃款还不回去。台法务部门喊话称，大陆未来若仍不领回，将缴库充公。

换句话说，每年一百多亿的赃款，在2016年之前99.9%都是诈骗集团的利润。

至于为什么判这么轻？大道理还是可以讲一些的：

罗莹雪表示，其实台湾的法律是可以给诈骗犯判重刑的：

加重诈欺罪可以判到有期徒刑7年，而且一罪一罚，可以判到30年。

但是，台湾司法部门的统计数据却显示，台湾2016年的500多个诈骗犯，平均9成以上被判了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归根结底是政治问题：

台“法务部”国际及两岸法律司副司长戴东丽在质询会上表示，这个案子发生地点在肯尼亚，犯罪的结果地在大陆，被害人都是大陆人，涉案的台籍人士被带回大陆是要侦办诈欺案，无论行为地还是结果地在大陆来讲是有管辖权的。

台湾《醒报》称，对此回答，朝野“立委”群起抗议，称“法务部不该马上就替中国建立法理基础”。报道称，对于正确的法律法理受到“立委”误解，受质询的“法务部”官员个个多次叹气、面露无奈神情。

说完政治问题，再说说社会和地理问题。必须承认，对于快速发展且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来说，诈骗案高发是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因果关系也不能都栓到台湾身上。

所谓诈骗案，本质上是先达到某个技术层次的人口，利用自己对社会更熟悉，对技术手段更了解的优势，去欺负刚刚更新生活模式的人口。中国很多人口刚刚离开熟人社会，被现代社交手段链入陌生人社会，他们对给自己报信的人，对自称有公务员身份的人，对掌握了自己一点隐私的人有超出正常水平的信任感，所以容易上当。

而且由于中国各地区，各行业，各阶层发展阶段的差异，每年都有上千万人新进入这个阶段。所以即便电信诈骗的水平不高，也总能利用丰富的经验去骗一批批（文化意义上的）“新人”。二战前的美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都有类似的情况。

但是，对于电信诈骗犯罪来说，远程骗钱也意味着大多数犯罪记录可以追溯，只要司法机关认真起来，犯罪是可以被压制的。所以，即便中国客观上存在犯罪土壤，如此泛滥也只能解释为政治因素。台湾一方面和大陆语言文字相通，另一方面刻意放纵诈骗，轻判罪犯，甚至把全球犯罪分子抢回台湾释放。“市场”大，“避难所”近，这才是台湾电信诈骗泛滥的主要原因。否则的话，以汉字文化壁垒之高，境外电信诈骗想在大陆搞事情还真不容易。

从安溪县城到长坑乡，近60公里路程，车辆前行20多分钟便开始爬山。山路两旁，茶树绿得发亮，错落有致的田间点缀着具有典型闽南特色的民房。远远望去，美得像幅画。

但许长顺不这样认为。

在他眼里，这些看上去很美的茶田和闽南民房，并不能说明安溪人的生活有多富有和安逸。相反，“不少人活得战战兢兢”。

“要怪，就要怪对岸的那些人。”他伸手朝东南方向指了指。

东南方向，穿过海峡，是中国台湾。那里有着200万从安溪县过去的人。

“一开始，就是那些人搞电信诈骗，然后带着安溪的亲戚搞，再后来，安溪人自立门户，越搞越大。”他说，作为安溪本地土生土长的人，电信诈骗是怎么进入安溪的，本地人“清楚得很”。

一家做当地特色小吃的老板告诉记者，当年内地通讯行业并不发达，手机还不普及，但中国台湾已经很普及了，岛内的嫌疑人就带领安溪的亲戚，成立团伙，分工明确，先骗岛内的人，后来逐步扩到内地。再后来，慢慢延伸到全国，甚至国外。

“尤其以长坑乡和魁斗镇为多，有几年，公安进村里抓人，一抓就是一大批。”许长顺说。

最后还是提醒 @孙绿 ，文章要切主题，不要变成 @云石 ，哪怕是加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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