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台湾至今仍然会有外省人、本地人的轻微分歧？
这个问题很复杂，背后牵扯到历史、政治、社会经济等多个层面，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简而言之，台湾“外省人”和“本地人”之间的轻微分歧，是一种长期历史演变和社会结构差异造成的“感觉”上的区隔，虽然现实中这种区隔在弱化，但某些记忆和认知依然存在。
要详细讲，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点入手：
1. 起源：历史的烙印与身份认同的错位
“外省人”的到来： 最根本的区分来自1945年之后国民党政府带着约150万的军队、官员、眷属从中国大陆迁往台湾。这些人及其后代，在台湾社会中被称作“外省人”。他们带着大陆的政治、文化背景，与早已在台湾居住的原住民（包括闽南人、客家人、原住民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本地人”的构成： “本地人”的范围很广，主要包括在郑氏时期、清朝时期以及日据时期就已经在台湾落地生根的群体。其中闽南人是最大的族群，其次是客家人。日据时期（18951945）虽然时间不长，但日本对台湾的统治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制度和文化影响，这又让一部分台湾人与后来迁台的国民党政权及其追随者之间产生隔阂。
初期强烈的对立： 刚来台湾时，“外省人”作为统治者和军队，在资源分配、政治权力上拥有绝对优势。而“本地人”则感受到被剥夺感和被统治感。这种权力结构上的不平等，加上语言（国语与闽南语/客语的冲突）、生活习惯的差异，很容易滋生隔阂甚至敌意。228事件等历史悲剧，更是将这种矛盾激化，在“本地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伤痕。
2. 政治因素：国民党威权统治与民主化进程的遗产
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影响： 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为了巩固政权，国语被强制推广，而地方语言受到压制。政治宣传也往往强调“反攻大陆”、“一个中国”，这使得“外省人”的身份与国家认同紧密挂钩，而“本地人”则可能感受到一种被“中国化”的压力。一些政策，如土地改革、经济发展，在初期的受益者也往往是国民党政府的亲信和军眷，这加剧了资源分配的不均感。
民主化与身份政治的兴起： 随着台湾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党外运动和本土化运动兴起，台湾身份认同开始受到重视。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政治人物利用了“外省人”与“本地人”之间的隔阂，进行政治动员，这使得原本可能淡化的区分再次被凸显。民进党作为主要本土化政党，其支持者中“本地人”占多数，而国民党则有较多的“外省人”支持者（尽管国民党内部也有大量本土成员）。这种政治上的对立，使得族群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政治立场的一种标签。
3. 社会经济差异：新旧移民的资源分配
经济机会的初期差异： 早期，一些“外省人”凭借其与政府的关系，在经济领域获得更多机会，尤其是在眷村、军工企业、政府部门等。而许多“本地人”则在传统农业、工商业中发展。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直接的经济差距在缩小，但历史上的积累效应依然存在，例如部分眷村改建后的经济价值，以及一些家族企业传承等。
社会资源的分配： 过去在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等方面，由于眷村的存在和政府的倾斜，可能也存在一些差异。虽然现在台湾社会高度重视公平，但历史上的资源分配不均，会在某些人的记忆和感知中留下痕迹。
4. 文化与生活习惯的细微差异
语言： 尽管现在普通话（国语）是台湾最通用的语言，但家庭内部、社交场合中，闽南语、客家语、外省话（如四川话、上海话等）的使用情况仍然存在差异。一些老一辈的“外省人”家庭可能至今仍主要使用国语，而“本地人”家庭则更常使用地方语言，这在代际之间仍然可能产生一些微妙的沟通和理解上的差异。
生活习惯与价值观： 从大陆迁来的群体，可能在生活习惯、家庭观念、对政治的态度等方面，与早已在台湾发展的本土群体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这些差异虽然不一定上升到对立，但构成了认知上的区别。例如，对“中国”、“台湾”的认同程度，对历史事件的解读方式等，可能都与出身背景有关。
为什么是“轻微分歧”？
虽然上述因素确实存在，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分歧在台湾社会整体上是“轻微”的，并且在不断弱化：
通婚的普遍化： 几十年来，外省人和本地人之间的大量通婚，使得族群界限越来越模糊。很多年轻人已经很难明确界定自己的“外省”或“本地”身份，或者根本就不在意。
台湾主体意识的崛起： 随着台湾本土意识的增强，许多人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非某个特定族群的成员。这种更宏观的身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内部的族群区分。
共同的经历与生活： 台湾社会的民主化、经济发展、共同的流行文化、共同面对的外部压力（例如来自中国大陆的压力），都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形成了更强的共同体意识。
代际的消磨： 随着第一代外省人逐渐老去，他们带来的直接文化和政治影响也随之减弱。下一代、下下一代，对大陆的历史记忆相对模糊，对台湾这片土地的认同感更强。
总结来说，台湾“外省人”和“本地人”之间的轻微分歧，与其说是严重的社会对立，不如说是一种历史遗留的、部分被政治因素放大但又被社会融合力量不断消磨的，对身份背景的细微感知和认知差异。它更像是一种“感觉上的区隔”，而非现实生活中难以跨越的鸿沟。 这种分歧的存在，提醒着台湾社会，即便在高度融合的当下，历史的印记也依然会在某些角落留有回响。
要详细讲，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点入手：
1. 起源：历史的烙印与身份认同的错位
“外省人”的到来： 最根本的区分来自1945年之后国民党政府带着约150万的军队、官员、眷属从中国大陆迁往台湾。这些人及其后代，在台湾社会中被称作“外省人”。他们带着大陆的政治、文化背景，与早已在台湾居住的原住民（包括闽南人、客家人、原住民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本地人”的构成： “本地人”的范围很广，主要包括在郑氏时期、清朝时期以及日据时期就已经在台湾落地生根的群体。其中闽南人是最大的族群，其次是客家人。日据时期（18951945）虽然时间不长，但日本对台湾的统治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制度和文化影响，这又让一部分台湾人与后来迁台的国民党政权及其追随者之间产生隔阂。
初期强烈的对立： 刚来台湾时，“外省人”作为统治者和军队，在资源分配、政治权力上拥有绝对优势。而“本地人”则感受到被剥夺感和被统治感。这种权力结构上的不平等，加上语言（国语与闽南语/客语的冲突）、生活习惯的差异，很容易滋生隔阂甚至敌意。228事件等历史悲剧，更是将这种矛盾激化，在“本地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伤痕。
2. 政治因素：国民党威权统治与民主化进程的遗产
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影响： 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为了巩固政权，国语被强制推广，而地方语言受到压制。政治宣传也往往强调“反攻大陆”、“一个中国”，这使得“外省人”的身份与国家认同紧密挂钩，而“本地人”则可能感受到一种被“中国化”的压力。一些政策，如土地改革、经济发展，在初期的受益者也往往是国民党政府的亲信和军眷，这加剧了资源分配的不均感。
民主化与身份政治的兴起： 随着台湾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党外运动和本土化运动兴起，台湾身份认同开始受到重视。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政治人物利用了“外省人”与“本地人”之间的隔阂，进行政治动员，这使得原本可能淡化的区分再次被凸显。民进党作为主要本土化政党，其支持者中“本地人”占多数，而国民党则有较多的“外省人”支持者（尽管国民党内部也有大量本土成员）。这种政治上的对立，使得族群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政治立场的一种标签。
3. 社会经济差异：新旧移民的资源分配
经济机会的初期差异： 早期，一些“外省人”凭借其与政府的关系，在经济领域获得更多机会，尤其是在眷村、军工企业、政府部门等。而许多“本地人”则在传统农业、工商业中发展。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直接的经济差距在缩小，但历史上的积累效应依然存在，例如部分眷村改建后的经济价值，以及一些家族企业传承等。
社会资源的分配： 过去在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等方面，由于眷村的存在和政府的倾斜，可能也存在一些差异。虽然现在台湾社会高度重视公平，但历史上的资源分配不均，会在某些人的记忆和感知中留下痕迹。
4. 文化与生活习惯的细微差异
语言： 尽管现在普通话（国语）是台湾最通用的语言，但家庭内部、社交场合中，闽南语、客家语、外省话（如四川话、上海话等）的使用情况仍然存在差异。一些老一辈的“外省人”家庭可能至今仍主要使用国语，而“本地人”家庭则更常使用地方语言，这在代际之间仍然可能产生一些微妙的沟通和理解上的差异。
生活习惯与价值观： 从大陆迁来的群体，可能在生活习惯、家庭观念、对政治的态度等方面，与早已在台湾发展的本土群体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这些差异虽然不一定上升到对立，但构成了认知上的区别。例如，对“中国”、“台湾”的认同程度，对历史事件的解读方式等，可能都与出身背景有关。
为什么是“轻微分歧”？
虽然上述因素确实存在，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分歧在台湾社会整体上是“轻微”的，并且在不断弱化：
通婚的普遍化： 几十年来，外省人和本地人之间的大量通婚，使得族群界限越来越模糊。很多年轻人已经很难明确界定自己的“外省”或“本地”身份，或者根本就不在意。
台湾主体意识的崛起： 随着台湾本土意识的增强，许多人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非某个特定族群的成员。这种更宏观的身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内部的族群区分。
共同的经历与生活： 台湾社会的民主化、经济发展、共同的流行文化、共同面对的外部压力（例如来自中国大陆的压力），都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形成了更强的共同体意识。
代际的消磨： 随着第一代外省人逐渐老去，他们带来的直接文化和政治影响也随之减弱。下一代、下下一代，对大陆的历史记忆相对模糊，对台湾这片土地的认同感更强。
总结来说，台湾“外省人”和“本地人”之间的轻微分歧，与其说是严重的社会对立，不如说是一种历史遗留的、部分被政治因素放大但又被社会融合力量不断消磨的，对身份背景的细微感知和认知差异。它更像是一种“感觉上的区隔”，而非现实生活中难以跨越的鸿沟。 这种分歧的存在，提醒着台湾社会，即便在高度融合的当下，历史的印记也依然会在某些角落留有回响。
网友意见
其實以2021年的今天來看，本省人不一定就是綠的，外省人也不一定就是藍的。
而且很多時候，外省人極端仇TG的心理(畢竟被趕到台灣)，反而讓他們在綠營中佔有一定的腳色。甚至應該這麼說，假如統一台灣，最讓大陸政府頭痛的反而不是本省人而是外省人--本省人對大陸的成見可能還沒那麼重
顧立雄 段宜康 王定宇 這些鬼話連篇的民進黨員，都是外省人，而且相當激進，估計是不激進就容易被掃出門。
省籍情結從1945年開始就有，當1945年破落的國軍登岸時就有不少台灣人鄙視這些國民黨軍...不過兩年後本省人就用更加拉垮的表現證明自己連雜牌國軍都不如。(謝雪紅表示：你這些是甚麼人，甚麼日本流氓的都來搞革命，沒那個能力知道嗎)
不過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期間省籍情結還沒有那麼重，更嚴重的是90年代李登輝時期...藍營的李登輝自己玩省籍衝突，綠營的陳水扁也玩，要說起來為甚麼90年代搞這個可以另開一篇講很長，不過可以參考同時期的韓國政治，韓國也是民主化以後大搞地域對立的宣傳
在這之後的今天，基本上台灣本省人外省人已經沒有甚麼差別，只有在選舉才會想到這樣。
(我自己是本省人，祖先日據時代就在台灣，不過我們家族都對政治不是沒有興趣，就是喜歡一些反主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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