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说一说历史上的各种冷知识吧？
罗马人的“厕所趣事”与排泄物的价值
说到古罗马，人们脑海中往往浮现出宏伟的斗兽场、辉煌的浴场，但很少有人会想到他们解决生理需求的方式。罗马的公共厕所可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样子。那是一种开放式的长条凳子，上面挖了许多孔，人们肩并肩坐在一起“方便”。但有趣的是，这些厕所的设计是相当有讲究的。例如，在许多公共厕所的下方，会挖沟渠，引入干净的流水冲走排泄物。而更令人惊讶的是，罗马人竟然发现了排泄物的“价值”。
你知道吗？尿液中的氨可以用来清洗衣物，因为氨是一种天然的清洁剂。因此，罗马人会在公共厕所附近设置专门收集尿液的容器，卖给洗衣工（称为Fullones）。据说，罗马皇帝维斯帕先（Vespasian）甚至因为这项收入而征收了“尿税”，他的名言“钱没有气味”（Pecunia non olet）正是源于此。想想看，在那个年代，人们甚至会考虑如何从看似污秽的东西中发掘“商机”，这真是够出人意料的。
古希腊的投票方式：陶片放逐法
在民主的摇篮古希腊，尤其是在雅典，他们的投票方式也很有特色。其中一种叫做“陶片放逐法”（Ostracism）。这项制度并不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是为了防止任何一位公民因为过于强大而威胁到民主本身。每年，雅典公民可以在一个特殊的集会上，将他们认为对城邦可能构成威胁的人的名字写在陶片（ostraka）上。如果某个人的名字获得的票数超过一定数量（通常是6000票），那么这个人就会被流放十年，但他的财产不会被没收，他也没有失去公民权，只是暂时离开雅典。
想象一下，一个声名显赫的将军、一位受人尊敬的政治家，仅仅因为可能“太受欢迎”而被一张张陶片送走，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政治博弈啊！这充分体现了古希腊人对权力制衡的深刻思考，以及对民主制度的维护有多么谨慎。
维京人的“沐浴习惯”：我们想的可能不太一样
提到维京人，我们脑海中大概会浮现出粗犷、剽悍、征战四方的形象，甚至会联想到他们可能不太讲究个人卫生。但事实并非如此。考古发现和一些历史记载表明，维京人比许多同时期的欧洲人更爱干净。
他们不仅定期洗澡（至少每个星期六都要洗），还喜欢使用各种天然的清洁和香薰物品，比如肥皂（用动物脂肪和草木灰制成）、木梳、甚至是镊子。在他们的船上，经常能找到梳子和清洁工具。而且，维京人对温泉和蒸汽浴也很热衷。一些研究甚至表明，维京人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的更频繁地沐浴，并且对清洁度有较高的要求。这跟我们普遍认为他们是“野蛮人”的印象是不是有点反差？
中世纪欧洲的“假牙”：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
关于中世纪的医疗，人们常常会觉得落后。但有一些小细节却显示出当时人们的智慧和适应性。比如假牙。我们可能以为古代的假牙就是木头做的，或者完全没有。但实际上，中世纪确实有假牙的存在，而且制作材料相当“高级”。
最初的假牙是用象牙或海象牙制作的，它们被精心雕刻成牙齿的形状，然后用黄金或丝线固定在剩余的牙齿上，或者直接用胶水固定。虽然效果可能不如现代的假牙，但在当时来说，这已经是一种了不起的技艺了。而且，有些人甚至会尝试使用真人牙齿作为假牙，这些牙齿通常是从死去的富人那里购买的，也因此，“牙医”这个职业在当时是相当有利可图的。
中国古代的“冷饮”：冰窖与冰鉴
当我们想到夏日消暑，冷饮是必不可少的。其实，在中国古代，早在几千年前，人们就已经掌握了储存和利用冰的技术。
最典型的就是“冰窖”。在冬天，人们会选择地下水位低、通风良好的地方挖洞，将冰块储存起来。等到夏天，这些冰块就成了珍贵的消暑品。而用于盛装食物和饮料并加以冰镇的器具则叫做“冰鉴”。冰鉴通常是一个铜质的容器，里面可以放入冰块，外面再放上需要冰镇的食物或酒水。这种利用冰块来达到降温效果的方法，在战国时期就已经非常普遍了。所以，想象一下，古代的王公贵族在炎炎夏日，享用着用冰鉴冰镇的瓜果美酒，也是一种别样的风情。
大英博物馆的“消失的文物”：并非有意为之的盗窃
说到大英博物馆，我们都知道它收藏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文物。但你可能不知道，历史上大英博物馆也曾经有过“丢失”文物的情况，而且原因颇具戏剧性。
在19世纪初期，当大英博物馆还在筹备阶段，很多捐赠的文物都是打包运送过来的。据说，当时博物馆的存放条件并不理想，而且也没有一个完善的登记和清点系统。有一次，一批非常珍贵的埃及文物被运送过来，但由于包装箱的混乱，一些小型文物就悄悄地“滑”了出去，被工作人员不小心当作包装材料塞到了其他箱子里面。直到很多年以后，当人们重新整理那些旧的包装箱时，才惊奇地发现了这些“失踪”的珍宝。所以，有时候历史的丢失并非全是恶意盗窃，也可能是因为当年的管理和技术还不够完善。
这些小小的历史片段，是不是让你对过去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和我们意想不到的细节。下次你再接触历史时，不妨多留心这些有趣的冷知识，你会发现历史老人讲的故事，远比你想象的要精彩得多。
网友意见
引自《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苏联逼债真相——一个长期在民间流传的历史谣言
中苏交恶那些年，“苏修逼债”这个话题一度被中国民众视为国家经济苦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苏联逼债导致中国粮食紧张，经济陷入极大困难的说法很盛行。
甚至在课堂上、田地间和车间里，中国老百姓绘声绘色的描述中苏边境铁路交接所在进行货物交接时，苏联人的刁难，例如当时鸡蛋都是用一个铁丝圈圈过的，大了小了都不行，稻谷一定要放在扬谷机吹到完全吹不出瘪谷，苹果要测量个头大小，猪肉必须达到四指膘，甚至有流传苏联人爱吃猪尾巴，中方只好在边境割了猪尾巴运过去……
然而这些，种种逼债传说都是中国的民间传说，私下编造的目的，只为在中苏交恶中占据道德制高点。
从目前所能找到的六七十年代的官方媒体，从未发现中国有过苏修逼债的官方宣传。上世纪七十年代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曾发表过《苏修逼债》文章，但内容只是指责苏联对几个第三世界逼债，从未提及苏联对中国逼债。
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在该书第二卷详细记述着中苏经济领域的斗争与合作，没有半个字提及苏联逼债。《中苏关系史纲》对此中苏经济领域的问题也有详尽论述，但同样未提到所谓“逼债”。
恰恰相反，苏联倒是建议过中国可以延期偿还某些债务。赫鲁晓夫还主动调整了卢布和人民币的汇率，就是变相让天朝少还钱了。因为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饥荒，1961年2月，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苏联可立即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口头答复，感谢苏联人民的好意，但是不必了，苏联可将这些粮食作为后备措施，实际上就是婉拒了，以表现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最后中方只接受了50万吨古巴蔗糖。4月，双方达成协议，中方借用苏联的50万吨蔗糖，可在1967年前以记账瑞士法郎易货形式归还，这期间均不计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 1957-1969》）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不尽的思念》，记载了一件苏联借粮助我度饥荒的事情。1961年，在中国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20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三年困难时期，东北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较少，苏联出借粮食应该是原因之一。
当年国内的官方媒体，还对苏联照顾中国经济灾害导致的偿债困难表示了感谢。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因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
1960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曾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的支付出现困难，在两国记账贸易方面拖欠苏方的货款，无法立即偿付，甚至可能要在5年内才能还清。
虽然这是中国人的口头的非正式的打招呼，但苏联人显然认真考虑了中国的顾虑，1961年3月，苏联政府主动提出，两国贸易中间中国所欠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4月份双方达成协议，对此消息《人民日报》进行了公布。
上述可见，苏修逼债是个子虚乌有的谣言。现实中苏联并没有逼迫中国还债。中国在本国遭受严重灾害和饥荒的同时仍然坚持向苏联偿债，是中国维护国际信誉的自主行为。
官方媒体否定苏联逼债问题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中苏交恶期间，官方论战颇多。不过在中共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有“逼债”一事”。当然，《人民日报》确实屡次谴责苏联向其他发展中国家逼债，如1976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文章，直斥《苏联讨债逼债何其狠毒》，但这篇两千字的文章，反复批判了苏联向埃及“逼债”的罪恶，却并无一字提及苏联曾对中国“逼债”，连一字半语的影射都没有。
1973年10月30日的《人民日报》刊登署名为“新华社记者述评”的文章《是援助，还是控制和掠夺？》的文章，猛烈批判“苏修通过贷款、贸易和要受援国还债的规定，越来越多地攫取亚非拉国家的重要资源”；谴责“苏修不管受援国出现的困难，经常以债主的身分进行逼债，强调必须‘按时偿还’。这使一些国家债台高筑，旧债未清又借新债”。但有意思的是，整篇文章近四千字，却无一字提及苏联对中国“逼债”。
中苏彻底交恶时期，作为官方喉舌的《人民日报》对“苏联向中国逼债”一事如此缄默，只有一个原因：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中国到底欠下苏联多少债？
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因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又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根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主要是军事武器装备进口所致。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同斯大林议定的为数3亿美元的苏联对华第一笔贷款中，就有一半属于攻台急需的海军装备订货。朝鲜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急需大量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经与苏联协商，决定这笔军备由中苏双方“共同负担”，即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中共建政伊始，财政尚无力立即支付这样一笔巨款，于是在1950年11月，由周恩来出面同苏联代表签订了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规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以半价付款。
朝战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除少量武器属于特殊原因下的无偿援助外，绝大部分装备都是由苏联半价提供的。中国因此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给中国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以上。
第二笔重大对苏债务，是中国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华的用于基础工业设施建设的大量机器设备。与之签的军火欠债需要用贷款支付有所不同，这些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的方式偿付，即苏联向中国提供机器设备的援助，中国则需要向苏联提供其急需的农副产品乃至矿产原料的援助。但自1958年“大跃进”之后，中国各种农副业产品的产量大幅度走低，已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遂又欠下25亿卢布的债务。
中国对苏联共欠下的57亿元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则为654亿元。而且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大跃进导致经济恶化，使中国无法履行对苏贸易合同，是对苏欠债的主要原因。
中国还债支出远不及同期援外金额
1950年至1960年十年间，中国无偿对外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亿元人民币，1960至1964年对外援助68亿元。而中国欠全部苏联外债仅为五十多亿元。“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十分之一。1961年中国的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金额更超过了偿还苏联债务的金额。
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说明了还债和援外的情形——“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
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我们一贯克己助人，采取无偿赠予或低息、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
1967年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上升至7.2%，超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的比例。1973年后这种超过国力的对外援助才逐渐扭转。1962年王稼祥曾建议调整对外援助政策，因此受到严厉批判。从那以后再没人胆敢质疑大规模援外工作。
困难时期，中国每年对苏还债数额远不及每年主动援外费用数额。虽然苏联没有对中国逼债，但困难时期，中国确实是在向苏联还债，则是毋庸置疑的。但若要说这种还债，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则同样不是事实。
中国对苏联的还债高峰期在1959年至1964年，正值国内经济最困难阶段。但中国这一时期平均每年还债数额仅为10亿元人民币，而这一时期每年国家财政支出平均在400亿元人民币以上，还债款额仅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1/40而已，尚不及同期中国援外的费用多。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国家。中苏关系紧张之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阿尔巴尼亚与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PupoShyti）曾经说道：“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1962年后，援外支出远远超过了偿债支出。1967年我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更是上升至7.2%。以越南为例：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1972年中越签订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的协 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 25.39亿元。每年对苏还债数额显然无法与上述这些主动援外数据相比。
外交史志无一字提及苏联逼债
那么，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有没有利用这23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对中国进行逼债压迫呢？答案是没有。
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详细讲述了此一时期中苏“在经济领域的斗争与合作”，无一字提及苏联逼债。
书中记载：“苏联撤走专家后，许多过去苏联承诺的援助项目已经难以兑现。在贸易领域，也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中国方面……向苏联方面提出了交涉。1960年10月31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主管经济、贸易的参赞，也提交一份口头声明。声明表示：中国由于遇到自然灾害和苏联撤走专家，出现了暂时困难，需对出口计划进行调整。声明说：从1960年起，中苏贸易中出现了不平衡状况，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造成支付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方遇到自然灾害，货源短缺，另一方面是由于苏联方面对中方提出的补充出口货单采取消极态度，不接受或少接受中方提供的补充出口货物。苏联不断地在合同之外向中国发货，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声明还说：对于中国迫切需要的商品，例如汽油、卡车，苏联以平衡为借口，不同意供应。有鉴于上述各点，中国方面正式通知苏联方面：
一、中国方面有些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出口合同，今年履行不了，留待以后履行；
二、中方已向苏方提出的订货单，都要收回，重新考虑；
三、对过去苏联的贷款，中方仍将按照有关协定，在1961年至1965年期间还清本息；
四、在贸易方面，中方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
五、1961年中苏贸易额肯定将少于1960年，具体进出口金额，要待调整计划完成后才能同苏方谈判。”
“由于1960年年底中苏关系有所缓解，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助中国度过困难。3月8日，周恩来答复赫鲁晓夫：先接受50万吨蔗糖，至于100万吨粮食，可作后备。是否借用，以后再作决定(后来未用)。1961年春，中国政府派出经济、科技代表团，同苏联相应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谈判，谈判进展比较顺利。4月，双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 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09月第1版）
1965年中国主动提前还清苏债
在苏联同中国签订分期付款、不计利息的同时，1961年的中国的外交政治也进入了“全面反修”阶段。同时，考虑到对苏联欠债不利于与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舞台上争夺领袖地位，中国政府主动决定加速对苏还款——不接受苏联提供的优惠粮食援助，而选择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作为粮食进口对象，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终于在1965年，提前还清了对苏欠款。到1969年，不但没了外债，连内债也没了，当年5月11日，《人民日报》颇为自豪地宣布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
那么，“苏联逼债”的传言又是怎么出现的呢？或许可以追溯到1960年。当时，中国方面向苏联口头提出“在贸易方面，中方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时，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于当年12月17日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曾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这一事实在当日受到媒体的渲染，而稍后苏联方面主动提出援助中国粮食和蔗糖以及对中国欠款不收利息一事，虽然也经过了媒体的报道，但进入“全面反修”时期之后，后者在民间的宣传和传播，显然已经成为一种禁忌，而前者虽然并不能代表苏联政府的真实立场，但却很自然地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苏联逼债”说由此在中国民间泛滥成灾。
写在最后
1990年，中国和苏联再次发生了国家间债务，不过这次双方换了角色。鉴于当时苏联发生了严重的日用品市场紧张，中国决定以记账式瑞士法郎计价的贷款形式向俄罗斯交付一大批生活日用品，部分缓解苏俄面临崩溃的日用市场，但是随后苏联解体，这笔钱23年后才得以偿还——用俄罗斯生产的直升机偿还。
苏联从没跟中国逼债，中国也绝不可能利用债务问题大做文章。实际上国家间的债务往往是要么展期，要么免息，要么一笔勾销。
例如：俄罗斯免除古巴巨额债务，相当于360架售华的苏35战斗机。古巴是冷战中欠下苏联债务最多的国家，总额高达352亿，苏联解体后债务问题长期困扰俄古两国。2014年7月，在还款无望的情况下，俄罗斯政府最终免除了古巴的积欠债务，俄罗斯批准免除古巴拖欠苏联债务的90%，即288亿美元，剩余款项也就是32亿美元今后10年内付清。不过支付这笔余款对于古巴而言仍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目前，俄古双边贸易额仅为2.2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和古巴贸易额的10%。
与古巴类似的，印度和朝鲜在苏联解体后，也从俄罗斯赖掉了冷战时期的巨额欠款各一百多亿美元，而且赖的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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