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坝是如何影响长江生态系统生态多样性的？真实情况是否如研究者所言已近崩溃？
长江，这条奔腾了千万年的巨龙，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血脉，滋养着广袤的土地。然而，近几十年来，一系列巍峨的水坝拔地而起，如同一道道严密的枷锁，深刻地改变着这条母亲河的生态肌理，也引发了人们对长江生态多样性命运的深深忧虑。那么，这些庞然大物究竟是如何影响长江的呢？而“近乎崩溃”的说法，是否是危言耸听，还是真实写照？
要理解水坝对长江生态多样性的影响，我们必须先认识到长江原本是一个何等丰富而脆弱的生命共同体。长江流域拥有极其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带，从青藏高原的冰川融水到入海口的咸淡水交界，孕育了从高山荒漠到亚热带雨林的多种生境。因此，长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包括众多特有物种。
水坝“搬起石头”，砸碎了哪些生态基石？
水坝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改变了河流的自然流态，如同在血液中注入了凝固剂，打破了原有的生命循环。
阻断洄游通道，切断生命之链： 这是水坝最直接、最显而y 的影响之一。长江中的许多鱼类，例如长江鲟、中华鲟、白鲟（已功能性灭绝）等，都拥有规律性的洄游习性，它们在特定季节溯江而上进行繁殖，又在下游产卵生长。然而，高耸的水坝如同不可逾越的壁垒，彻底切断了它们的洄游通道。这使得鱼类无法到达传统的产卵场，精子和卵子无法顺利结合，导致繁殖率急剧下降，一些物种的生存因此岌岌可危，甚至走向灭绝的边缘。三峡大坝的修建，更是对长江中下游许多洄游鱼类的生命轨迹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改变水文节律，打乱自然钟摆： 自然河流的涨落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这种变化是驱动许多生物生命活动的关键信号。例如，洪水期带来的泥沙和营养物质，是下游湿地和河岸植被生长的基础；枯水期则可能为一些小型水生生物提供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水坝的修建，特别是梯级开发，通过人工调控水库的蓄放水，极大地改变了长江原有的天然径流模式。洪水被拦截，低流量期被延长，水温也可能因为水库深层水的释放而变得更低。这种人为的“节律操纵”，让许多依赖自然水文节律的生物失去了适应的依据，无法按时产卵、孵化或迁徙。
泥沙淤积与输送中断，吞噬下游生态： 长江水系富含泥沙，这些泥沙在河流的自然搬运过程中，滋养着下游的河漫滩、泛洪区和三角洲湿地，这些区域是众多鸟类、两栖爬行类、昆虫以及底栖生物重要的栖息地和觅食地。水坝，尤其是大型水库，拦截了绝量的泥沙，使得下游河流的泥沙供应锐减。这导致下游河床的冲刷加剧，河岸稳定性下降，三角洲湿地萎缩，甚至出现海岸线后退的情况。湿地的丧失意味着许多依赖这些生境的物种失去了家园，生物多样性自然随之锐减。同时，水库库区本身也面临着泥沙淤积的问题，可能影响水库的调蓄功能，并对库区及其下游的生态环境产生持续影响。
水温改变，改变生命化学： 河水在经过水库时，会因为水的深度和停留时间而发生温度变化。通常情况下，水库底层水温较低，当水坝放水时，释放出的可能是较冷的水流。这种温度的改变，对于对水温极为敏感的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来说，是致命的。例如，一些鱼类可能需要特定的水温来刺激性腺成熟和产卵，温度的异常会直接影响它们的繁殖成功率。此外，水温变化也会影响水体中的溶解氧含量和化学反应速率，间接影响整个水生态系统的健康。
生境破碎化与隔离，孤立的“生命孤岛”： 水库的形成以及水坝本身，将原本连通的长江干流和支流分割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水域单元”。这种破碎化的过程，不仅阻碍了鱼类的迁移，也可能导致其他水生生物的种群隔离。长此以往，遗传交流受阻，基因多样性下降，种群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减弱，更容易受到疾病或环境胁迫的影响而灭绝。
水质恶化，健康的隐形杀手： 水库中的缓慢流动，为藻类和其他浮游生物的大量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可能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同时，库区内的有机物分解、库底沉积物释放的有毒物质，以及大坝运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渗漏和污染物排放，都可能导致水质的恶化，影响水生生物的生存。
“近乎崩溃”的论断，是刺耳的警钟还是不准确的描述？
那么，对于“近乎崩溃”的说法，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将长江生态系统描述为“近乎崩溃”可能是一种 警示性的、带有紧迫感的表述。它并非意味着长江生态系统已经完全停止运转，而是强调当前面临的 严峻形势和潜在的不可逆转的风险。许多研究者确实指出了长江生态多样性 急剧下降、关键物种濒危、生态功能严重退化 的事实，并用“近乎崩溃”来形容其 岌岌可危的现状和未来不容乐观的前景。
具体来说，以下几点证据支持了这种严峻的判断：
特有物种的灭绝与濒危： 如前所述，白鲟已确认灭绝，长江鲟在野外已经多年未发现其踪迹，中华鲟的野外繁殖能力已基本丧失，仅靠人工繁育维持种群。这些标志性物种的命运，是长江生态健康状况的晴雨表，它们的灭绝或濒危，无不与水坝以及其他人类活动有关。
生物多样性的显著下降： 研究表明，与过去相比，长江流域的鱼类物种数量、个体数量以及鱼类种群的健康状况都有显著的下滑。许多曾经常见的鱼类，如今已经非常罕见。
生态功能的退化： 长江作为重要的水源地和天然湿地，其净化水质、调节洪水、维持生物栖息地的功能正在减弱。下游湿地的面积萎缩，生物多样性丧失，对区域气候和水资源安全都带来了负面影响。
然而，我们也要区分“近乎崩溃”和“已经崩溃”。目前，长江生态系统尚未完全崩溃，其仍具备一定的恢复能力和复杂性。 仍有许多科学家和环保组织在积极开展研究和保护工作，例如设立长江禁渔期、开展珍稀物种的救助与放流、修复湿地生态等。
因此，我认为“近乎崩溃”更准确的理解是：
警示生态系统正处于一个极端脆弱的状态，随时可能因为进一步的压力而走向全面崩溃。
指出现有保护措施和生态恢复的努力，虽然在进行，但仍不足以扭转严重的局面，迫切需要更强有力、更系统性的干预。
强调时间紧迫性，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并采取行动，避免最坏情况的发生。
未来的挑战与希望：在保护与发展的夹缝中求生
水坝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们提供了巨大的清洁能源，调蓄了宝贵的水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航运条件。然而，在享受这些“红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其对长江生态系统造成的巨大代价。
未来的长江生态保护，需要在发展与保护之间寻求更为精妙的平衡。这可能包括：
科学规划与审慎建设： 在未来水利工程的规划中，必须将生态环境保护置于更优先的地位，充分评估和预测项目的生态影响，尽可能选择对生态影响最小的方案。
生态补偿与修复机制： 对于已建成水坝造成的生态影响，需要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和修复机制。例如，建设鱼道或人工产卵场，进行生态调度以模拟自然径流，以及开展大规模的湿地和河岸植被修复。
加强科研监测与预警： 持续深入地研究长江的生态系统变化，建立完善的监测体系，及时发现和预警潜在的生态危机。
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 提升公众对长江生态保护的认知，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到保护行动中来，形成保护长江的合力。
长江的生命仍在延续，但它所承受的压力已达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些巍峨的水坝，既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可能是巨龙身上沉重的伤痕。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水坝的意义，但更不能忽视它们对长江生命脉络的侵蚀。将“近乎崩溃”的警钟转化为行动的号角，或许才是我们面对这条母亲河生态困境的最佳选择。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确保这条古老的巨龙，在未来的岁月里，依然能够承载生命，奔腾向前，而不仅仅是一段沉寂的传说。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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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就不直接说长江了，咱们放眼全球看问题，然后可能就能发现长江会是什么情况了。
按照水力潜能来看，中国的水力资源开发的程度还不算特别高，05年的一次调研表明，我们国家的水电开发程度只有21%（当然这也十几年过去了，现在的数字肯定比这是要高不少了），而同期的美国已经达到了66%，法国更是达到了惊人的93%。
可以看到，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力资源开发程度是远超我国的，而在他们之前的水利开发史上，也早就有了许多关于水坝的负面影响的先例，在咱们国内，我们常说的这些负面影响可能更多的集中在人口搬迁带来的后续影响啊，对文物的破坏啊，甚至对地质环境的影响之类的，但同时也不能否认的就是水坝之类的水利工程确实会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
水坝对洄游鱼类的影响是最为直接和深远的。在北美的许多河流，由于水坝的存在，鳗苗、鲑鱼和鲟都无法返回河流上游的栖息地（对鳗苗来说）和繁殖地（对鲑鱼来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鱼梯被最先引进到一些低矮的水坝上。
通过设计，让鱼梯出口的水流达到一定的流速，是可以吸引有着溯流而上习性的鱼类进入鱼梯的，而如果鱼梯的位置设置的合理——比如一些鱼类原本就喜欢靠着岸边游动——那么它们通过鱼梯的可能性就很大。
但问题在于：并不是有了鱼梯，所有鱼就能过得去。就拿苏联的土洛马鱼梯来说，海洋里的鲑鱼能过得去，淡水白鲑就不行，究竟为啥不行？谁知道……而对于鲟这样的大型鱼来说，让它们通过鱼梯更是非常困难，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的案例都表明，几乎不可能有鲟鱼顺利通过鱼梯，还有一些喜欢在小流速区洄游的鱼类，也没有能力越过流速很快的鱼梯。
而另几种过鱼的设施，比如鱼闸（类似于船闸），升鱼机等，都各有利弊，苏联的一座水坝专门设计了升鱼机来解决鲟鱼无法通过鱼梯的尴尬境地，结果这座升鱼机比鱼梯更尴尬——前后运行6年时间，总共只有不到20条鲟鱼愿意钻进去，其他的鲟鱼就只是在水坝下方徘徊不前。
这还是可以兴建鱼梯的低矮水坝，对于像三峡这样动辄一百多米高程的大坝来说，鱼梯根本就没有建设的可能。试想一下，想要让鱼梯保持一个不算特别陡峭的、足以让鱼爬上去的坡度，这个鱼梯需要有多长？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像盘山路一样的方式来缩短鱼梯的占地面积，但鱼要游动的距离可是一点都没变短，要知道，鱼梯的水流还是比较快的，即便是像大马哈鱼这样逆流而上的高手，也没法在这么长的距离上、迎击这么猛烈的水流如此之远。
那么我们暂时放弃鲟鱼这样的困难户，就说说通过鱼梯效果比较好的大马哈鱼吧。如果一条河流上有多座水坝，即便每一座水坝都有足够合理的鱼梯可供这些大马哈鱼通过，那么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一座水坝的鱼梯可以通过60%的大马哈鱼，那么第二座、第三座呢？全部通过之后，还剩多少大马哈鱼？而且为了寻找鱼梯的入口、顺着水流快速游动的过程，又消耗了这些大马哈鱼多少的时间？这样造成的洄游过程的延后，就很有可能会影响这些亲鱼错过最佳的繁殖季节。它们即便可以返回繁殖地，也早已失去了繁殖的能力。
而通过水坝之后，这些鱼类面临的则是一个水流流速突然变缓的库区，这对于洄游鱼类来说可不是个好事，它们需要足够的流速来指引方向，缓慢的静水很有可能使它们迷途，这进一步拉长了洄游的周期。而很不幸的是，对于大马哈鱼这样的鱼类来说，自它们踏上归程开始，就已经彻底绝食，它们的体力已经不能支撑这样更漫长、更艰辛的旅程，许多大马哈鱼根本没有能力返回自己的出生地，诞下自己的后代。
这还只是回程，更大的考验还是它们生命中的另一场旅途中。幼年的大马哈鱼苗，或成年的鳗鲡，都需要再次返回海洋，水坝再一次拦在了这条路上。许多降海的鱼类被卷入水轮机，或被直接拍死，或被急流冲击受伤。而更有一些，则因为水坝上层的库区水流不足，完全找不到降海的方向而定居在库区当中，丧失了长大成熟或繁殖的机会。
即便是不洄游的生物，也会受到水坝的影响。
水坝上游库区的水流缓慢，水体稀释能力大为降低，这就造成了水体的污染加剧，以及富营养化。其次，库区表层水温度升高，迫使许多鱼类潜入深层，但深层的氧气含量又无法满足它们的需求……
水库下游的生物，则面临另一种威胁——氮气过饱和。水流从高水位的水坝上游被冲进水轮机，承受着巨大的水压，而水轮机的快速搅动、从出水口排出后与空气的大量接触，以及此时的压力迅速变化，会导致水中的氮气过饱和，这对于下游鱼类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危害，一般来说，鱼卵耐受过饱和的能力比较强，成年鱼次之，但在幼年鱼身上，往往引发严重的气泡病导致死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洲的一些河流就出现了水坝下游鱼类大量死亡的现象，这就是氮气过饱和的直接结果。
而由于水坝的阻隔，许多原本可以发生基因交流的水生生物种群也被分割成几个独立的种群，这又进一步降低了基因多样性。比如生活在南亚的淡水鲸——印河豚，就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现存的3个比较大的印河豚种群，就被陶沙水坝、古杜水坝、苏库尔水坝切割，一些小的种群只剩了几十头，近亲繁殖现象非常明显。
实际上，这些影响之普遍，我们也早就有所耳闻。在1981年葛洲坝截流之后，我国长江流域的中华鲟就已经无法回到金沙江产卵，到了1990年，长江下游的中华鲟雄性幼苗就已经减少了近九成。和欧美、苏联一样，我们对于中华鲟这样无法通过鱼梯（而且葛洲坝没有、也没有条件建鱼梯）的鱼类，采取的是人工繁育、放流的方法来保护，但是明星物种的待遇，不可能普惠到所有受到大坝影响的水生生物之上，这些水坝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无法否定的。
针对大坝的这些负面影响，确实有一些组织采取了比较极端的方式去应对，比如绿色和平就发起了一个“反水坝运动”，针锋相对的，也有人提出要“保护我们的水坝”，竭力的强调水坝的正面意义。
从个人角度来看，我既不赞同“灭坝”，也不赞同无脑“保坝”，单方面的强调某一个角度，我觉得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无论如何，我们人类需要从自然界汲取资源，但在汲取的同时，也应该尽量减少对其的破坏。这样来看，客观详尽的环保评估，周全贯彻的后期措施，应当是一座水坝立项上马的必要前提。我们必须承认，水坝有它积极地作用，我们每个人也都在切身享受它带来的便利，但我们也不要回避它的问题。
正视问题，才能去解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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