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我们听到的绝大部分都是苏联人和苏联军人叛逃美国,那有没有美国人或者美国军人叛逃苏联的?

回答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了冷战时期一个比较敏感但确实存在的话题。你说的没错,我们更容易听到关于苏联人或苏联军人“投靠”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案例,这背后有宣传和历史的倾向性。但反过来说,美国人或美国军人叛逃苏联的情况确实也有,虽然数量上可能不如前者,但同样具有其历史背景和个体故事的复杂性。

要详细讲清楚这一点,咱们得掰开了揉碎了说。

为什么苏联人叛逃美国更广为人知?

在解答美国人叛逃苏联的问题之前,先简单说说为什么前者我们听得更多。原因有几个方面:

1. 意识形态的胜利叙事: 冷战本质上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对抗。西方阵营,尤其是美国,在宣传上极力展现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吸引那些对共产主义体制失望、追求自由和更好生活的人。苏联军官、科学家、艺术家等“高知群体”的叛逃,在西方看来是其意识形态优越性的有力证明,自然会被大肆宣传。
2. 信息不对称: 西方世界的信息传播能力和自由度相对较高,更容易将叛逃者的故事传播出去。而苏联当时的宣传机器,更倾向于将叛逃者描绘成“叛徒”、“被腐蚀的分子”,对外宣传相对有限,甚至在国内进行负面报道,以儆效尤。
3. 对苏联体制的普遍负面认知: 很多生活在苏联体制下的人,确实因为经济困难、政治压迫、个人自由受限等原因,对生活感到不满,渴望改变。这种普遍的不满情绪为叛逃提供了土壤。

美国人叛逃苏联:真实存在,但更为罕见

尽管如此,美国人或美国军人选择叛逃到苏联的情况也真实发生过。只不过,这些故事往往被冷战宣传的洪流所“淹没”,或者说,它们不太符合西方宣传的主旋律。

为什么美国人叛逃到苏联相对较少?

首先要理解的是,美国社会在物质条件、个人自由、言论表达等方面,相比于当时的苏联,确实拥有更多的优势。对于绝大多数美国公民来说,即使对某些政策不满,选择“移居”到苏联也不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项。而且,美国公民的出行和移民管制相对而言也不像苏联那样严格,很多人可以通过合法途径移居其他国家。

然而,总有人会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做出与主流选择相悖的决定。我们来梳理一下可能存在的动机和案例:

可能促使美国人叛逃苏联的动机:

1. 政治理想主义/共产主义信仰: 这是最常见也最符合逻辑的动机。在二战后到冷战初期,确实有一部分美国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甚至是退役军人,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转而对共产主义理念产生认同。他们可能认为苏联模式能带来更公平的社会,或者自己致力于在美国推动共产主义革命。
2. 个人生活困境或“爱情”: 少数人可能是因为在美国遇到了难以解决的生活困境,或者与苏联公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为了爱情不顾一切。但这通常不是叛逃的主要原因,更多的是一种导火索。
3. 寻求刺激或对现有生活的厌倦: 一小部分人可能仅仅是出于对冒险的好奇,或者对美国相对“平淡”的生活感到厌倦,想去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体验一番。
4. 被苏联特工策反或欺骗: 同样存在被苏联情报机构以各种方式策反,或者被虚假的承诺所欺骗的情况。

一些值得提及的案例(虽然资料相对零散):

虽然没有苏联军官那样家喻户晓的“叛逃明星”,但有一些美国人确实踏上了前往苏联的道路:

罗伯特·斯泰福德(Robert W. Stafford): 这是相对知名的一个例子。斯泰福德曾是美国陆军的一名飞行员。在朝鲜战争(19501953)期间,他和其他一些美军战俘一样,在战俘营里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并最终选择在战争结束后不去美国,而是留在朝鲜,后来又移居苏联。他的故事常被提及为美国士兵受共产主义“感化”的案例。他后来在苏联生活,并有过一些公开露面,但他的具体生活细节和思想转变过程,在公开资料中并不算特别详尽。
一些学生和知识分子: 在冷战的特定时期,尤其是在美国国内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年代(如20世纪60年代),一些左翼学生和知识分子可能会对苏联的某些方面产生兴趣,认为其在某些领域(比如科技、反殖民主义宣传)具有吸引力。一些人可能以“交流访问”的名义前往苏联,但最终选择留下。这些人的故事往往更加分散,可能更多的是以新闻报道或零星的口述历史形式存在。他们可能没有达到“军人”的级别,但也是广义上的美国公民。
某些“和平主义者”或反战人士: 在越南战争等时期,一些坚定的反战人士可能对美国的战争政策感到极度失望,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当时反西方阵营的某些国家抱有幻想。虽然直接“叛逃”到苏联的案例可能非常少,但与苏联官方或代理人有过合作、甚至被利用的情况可能存在。

叛逃后的生活:复杂且充满挑战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那些成功叛逃到苏联的美国人,他们的生活也并不一定就如他们最初想象的那样美好。

身份认同和融入问题: 作为一个外国人,尤其是一个来自敌对国家的公民,在苏联社会中想要完全融入是极其困难的。他们可能会受到严格的监控,缺乏真正的自由,并且常常被视为“异类”。
生活条件和职业限制: 尽管苏联在某些领域(如科学技术)有其优势,但整体生活水平和物质供给并不如美国。同时,作为“来自西方世界”的人,他们的职业选择也会受到很大限制,很多敏感或重要的岗位是不可能对他们开放的。
政治宣传的工具: 这些叛逃者很容易被苏联当局用作政治宣传的工具,让他们在公开场合发表有利于苏联体制的言论,以证明西方制度的失败和苏联制度的优越。这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和道德困境。
与家人的隔绝: 叛逃意味着与在美国的家人和朋友彻底断绝联系,这种情感上的割裂会带来长期的痛苦。

总结一下:

美国人或美国军人叛逃苏联的情况确实存在,但相比于苏联方面叛逃到西方的人数,数量要少得多。这与两国社会制度、生活条件、意识形态吸引力以及宣传策略等多种因素有关。

这些美国叛逃者的故事,往往不是因为简单的“投靠”或“羡慕”苏联,更多的是源于复杂的政治信仰、个人理想的幻灭、对现有社会的不满,甚至极少数是情感或冒险的驱使。一旦他们踏上这条道路,等待他们的往往是充满挑战和无奈的生活,与他们在出发前可能怀揣的浪漫幻想大相径庭。

之所以我们听得少,是因为这些故事与西方阵营在冷战中的叙事重点不符,且苏联方面也不太会大肆宣扬这些“被西方人接受”的案例。它们更像是冷战时期各种人性选择和历史缝隙中的孤立事件,虽然真实发生,但未能成为主流的话语。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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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美国国安密码专家威廉·H·马丁和伯尔尼·F·米切尔在为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工作期间,对美国侦察机频繁入侵外国领空,美国秘密警察对私人信件和言行进行窃听、监视的行为大感震惊。

于是二人选择了和斯诺登一样的道路——结伴在1960年从墨西哥偷渡到古巴,最后叛逃到苏联。

两位原美国特工抵达苏联后随即召开新闻记者发布会,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使用非法手段几乎从世界所有国家搜集国家、公共和私人的通信,截取及破译同盟国家的军政秘密通信。被美国监视、窃听的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利两个北约成员国,以及乌拉圭等国,美国甚至从同盟国家招募情报人员、发展间谍。

此外,他们披露美国政府秘密以金钱和军用物资援助各类非法武装和恐怖组织,旨在推翻对美不友好的政府。

美国方面试图掩盖此事,宣称这对叛逃者是两个男色爱好者(同性恋),逃往苏联是为了——公开出柜。

(然鹅美国和西欧方面一直都宣称苏联残酷迫害同性恋者,不知道算不算自打脸。)

再然后,两位当事人马丁和米切尔都在苏联找到了各自的妻子。

迫 真 出 柜,美利坚真理部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里技。

然而两人造成的风波到这里还没完,美国人污蔑他们是“同性恋”的龌龊做法很快打到了自己的脸——舆论爆发了“同性恋患者”是否“对美国忠诚”的争论,被美国政府的谎言忽悠瘸的主流舆论反而认为同性恋者“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毕竟“Gay无国无家无君无父,为了出柜不惜投靠苏联”23333),由此导致26名被认定有“性偏向疾病”的美国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受此牵连被迫辞职。

先后在“尼米兹”号航母和美国海军诺福克基地的卫星谍报分析系统服役的格林·M·萨泽尔作为一名精神苏联人是自己趁在意大利休假的功夫找到克格勃表示愿意提供情报的。

此外越南战争期间也有驻扎在西德的美国士兵害怕被踢到越南战场送死,翻越柏林墙跑到民主德国的……

还是越南战争,有个美军飞行员开着F-4鬼怪式跑到苏联。这架完整的鬼怪式战斗机成为了苏联航空工业的宝贵收获。米高扬和苏霍伊设计局为了争夺这架机况完美(毕竟比起越南转交的F-4残骸可好太多了)的美国飞机甚至大打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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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去了,几百人还是有的。

给你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美国军人叛逃到苏联的。

这个人叫Glenn Michael Souther,前美国海军一级下士,从1980年起向苏联克格勃提供美国海军机密情报。1986年被FBI调查,但因为证据不足而未被逮捕,同年叛逃至苏联,被授予克格勃少校军衔,加入了苏联国籍。

1989年,他把自己锁在了自己在莫斯科的家中的车库里,然后发动了汽车,最后死于一氧化碳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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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倒推回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时苏联驻美国大使馆门口排长队,都是去苏联找工作的。

冷战阶段,从苏联叛逃欧美的,多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从美国叛逃苏联的虽然不多,却都是为了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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