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社会科学理论，论证的结果是一个常识性的结论，那么这是一个无用的理论吗？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常识”和“理论”各自的含义。
常识，往往是我们通过生活经验、日常观察、社会互动长期积累而成的、被广泛接受的、不假思索就能明白的道理。它往往是模糊的、直观的、未经系统检验的。比如，“努力工作通常能带来更好的结果”，“人际关系需要沟通和理解”，“权力容易导致腐败”——这些都是我们常说的常识。
理论，在社会科学中，则是一种系统性的解释框架，旨在描述、解释、预测社会现象。它应该具有一定的逻辑严谨性，能够解释为什么某个现象会发生，甚至预测在特定条件下会发生什么。理论需要有清晰的概念界定、明确的论证过程，并且最好能够通过经验证据进行检验和修正。
那么，当一个社会科学理论的论证结果是一个常识性的结论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为什么一个“常识性结论”的理论可能看起来“无用”？
1. 缺乏新颖性，无法提供新的认知： 如果一个理论费尽周折，用复杂的模型、术语和数据分析，最终得出的结论不过是我们早就知道的“大家都懂”的道理，那么它在提供新的知识或洞察方面就显得苍白无力。它没有拓展我们的认知边界，也没有挑战我们固有的看法，自然会让人觉得它“没啥用”。
2. 论证过程可能存在问题（或被认为是多此一举）： 即使结论是常识，但如果论证过程本身是含糊不清、逻辑跳跃、证据薄弱的，那么这个理论就不仅仅是“得出常识结论”的问题，而是理论本身质量堪忧。反之，如果论证过程极其严谨、逻辑清晰、证据充分，但结论仍然是常识，人们可能会觉得这是“用牛刀杀鸡”，大材小用，浪费了资源和精力。
3. 无法指导实践或产生具体行动： 有效的理论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能够指导我们如何行动。如果一个理论只是确认了我们已知的事实，却不能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具体可行的方法、策略或政策建议，那么它在实践层面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比如，我们都知道“贫困问题需要解决”，但如果一个理论只是论证了“贫困的存在”，而没有深入分析其根源并提出干预措施，它对解决贫困的作用就很有限。
4. 可能暴露了理论研究的“瓶颈”： 在某些复杂或敏感的社会议题上，或许直观的常识已经触及了问题的核心，而更深入、更细致的科学探究反而可能因为数据限制、变量过多、伦理困境等原因，难以突破。这时，即使理论验证了常识，也可能反映了当前研究能力的不足。
但一个“常识性结论”的理论绝非“无用”，其价值可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系统化与验证： 常识之所以是常识，往往是因为它在长期的实践中被反复验证过。但“反复验证”不等于“科学验证”。一个社会科学理论，即使结论是常识，但它通过严谨的科学方法（如数据收集、统计分析、实证研究、实验设计等）对其进行了系统化的论证和验证，就赋予了这个常识以科学的生命力。它将模糊的经验上升到了可以被检验、被量化的层面，使得这个“常识”变得更稳固、更可靠，并且具有了一定的普适性。
2. 解释和机制的深化：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是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好的理论，即使最终结论也是常识性的，但它能够深入剖析“为什么”这个常识会发生。它可能揭示了背后的因果机制、中介变量、调节因素，使得我们对这个常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比如，“家庭教育很重要”是个常识，但一个理论可能深入分析了父母的哪种沟通方式、哪些情感支持，会对孩子的学业成绩产生何种具体而可量化的影响。这种对机制的深化，是指导实践的关键。
3. 挑战或巩固现有的“常识”： 有时候，我们以为是常识的东西，可能并非如此，或者说，它的普遍性受到了限制。理论的价值在于，它可以系统地检验这些“常识”，从而可能：
巩固： 通过严谨的证据，证明这个常识在特定条件下确实是普遍适用的，增强了我们对这一规律的信心。
挑战： 发现这个“常识”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普遍，它可能只在特定人群、特定文化背景或特定历史时期有效。理论的这种修正作用，本身就极具价值，因为它避免了我们盲目套用看似显而易见的道理，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或决策。
细化： 将模糊的常识变得更精确，例如“人多力量大”是个常识，但理论可以研究在什么规模下、什么组织结构下、什么任务类型下，“人多力量大”才成立，以及其效率如何变化。
4. 构建后续研究的基础： 即使一个理论的结论是常识，但其严谨的框架、定义和方法论，可以成为后续更深入研究的基石。研究者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更细致的差异、更复杂的互动，或者将这个“常识性规律”应用到新的情境中进行检验。没有前人打下的“常识性基础”，后续更复杂的理论构建也无从谈起。
5. 教育和知识传播的工具： 一个经过系统论证的理论，即使结论是常识，它也是一种有效的教育工具。它能够将模糊的生活经验转化为清晰、逻辑化的知识体系，帮助学生或公众更系统地理解社会运行的规律，提升他们的社会认知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我们学习很多科学知识，最终也是将复杂的原理内化为我们理解世界的“常识”。
举个例子：
假设有一个社会科学理论，用大量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证明了“经济收入越高，人们的幸福感越强”。这听起来像个常识，对吧？
如果这个理论只是简单得出这个结论，并且没有进一步的解释，那么它的价值可能有限。
但是，如果这个理论进一步分析了：
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的？（例如，是满足了基本物质需求、提供了更多选择机会，还是增加了社会地位？）
这种影响在不同社会群体（如年轻人、老年人、不同职业者）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这种“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的规律是否还会继续存在，或者说是否存在一个“边际递减效应”？
这个理论所使用的衡量“幸福感”和“收入”的指标是否可靠？
那么，即使最终的“基本结论”仍是常识，这个理论的价值就体现在它对“为什么”和“如何”的深入挖掘，它提供了对这个常识更精细、更具操作性的理解。 这个理论不仅巩固了我们对经济因素影响幸福感的认知，还可能发现了新的细微之处，为政策制定（如如何更有效地提高全民幸福感）提供了更科学的依据。
总结来说，一个社会科学理论的价值，不能仅仅以其结论是否“常识”来简单判断。
如果一个理论只是包装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而且论证过程也平庸无奇，那么它确实可能被认为是“无用”或“低效”的。
但如果一个理论，通过严谨的科学方法，系统地论证、验证和深化了一个常识，揭示了其背后的机制，或者修正了我们对这个常识的理解，那么它就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它将模糊的经验转化为可靠的知识，为我们理解和改造社会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
因此，评价一个理论是否“有用”，需要看它是否提供了新的洞察、解释了深层机制、验证了普遍规律、修正了错误认知，或者为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指导，而不仅仅是看它的结论是否在我们意料之中。很多时候，最深刻的真理，最初也只是以常识的形式存在。科学的任务，恰恰是将这些“常识”的表象之下，揭示出更深刻、更系统、更可信的内在逻辑。
网友意见
刘瑜：飞越流水线
昨天给以前一个老师打电话，给以后回国教书探路。谈话期间，老师不断蹦出这样的词汇：“每年核心期刊发表文章数量”、“教学量”、“基本工资”、“外出讲课工资”、“评职称规则”、“项目申请”、“五年考核”……我突然两眼一抹黑――这就是我要过的生活么？一层层的套子，不断地往里钻？
总有一种冲动：老子去做自由撰稿人算逑了。
那天某电视台重放老片、Jack Nickson演的《飞越疯人院》。我看得津津有味，并想象福柯同学就坐在我身边，不断讲解日趋理性化的文明如何摧毁人类自由的天性。我觉得导演没准就是读了福柯的《疯狂与文明》，于是决定拍一部电影给它做注脚。今天我突然觉得，那个电影不但是给福柯的书做注脚，也是给我的生活做注脚。
我不喜欢学术圈子，就是个“学术产品”的流水线而已，这一点美国中国都差不多。跟智不智慧没啥关系，重要的是标准化。拿美国所谓搞“中国研究”的学者来说，无非就是几道“工序”：第一，到中国某市或某县或某乡去收集一点在中国是个人就知道但是却能引起美国学术圈子啧啧称奇的“经验材料”，比如中国现在有很多土地纠纷耶，退休工厂闹示威耶，官员很腐败耶，农民闹上访耶，乡镇企业不行了耶……第二，把这些材料整理整理、字码齐，行分对，历史弄一章，现状弄两章，前景弄一章；第三，加点“理论”的“佐料”，“与那谁谁谁说的……不同，这些材料说明了……”反正文科的理论没有定论，大家转着圈说原话就是了，前年A说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去年B说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用处，今年C又说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后年D又说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用处……有用……没用……有用……没用……有用……没用……得，几百个人就靠这个吃饭了。如果是搞比较文学之类的，这个工序上又必须弄些故弄玄虚的词汇。什么“此在”啊，“现代性”啊，“逻格斯中心主义”啊，等等等等。第四，弄出一个常识性的、跟我外婆认识水平相当的、甚至有时候还不如我外婆认识水平的结论，然后拿着这个结论到处开会，发paper，出书，评职称，当专家。
比如前几天我去听一个讲座，该教授在美国在世的“中国研究”专家中，大约能排前5名了。伊研究安源大罢工，我听半天，感觉其基本的结论就是：安源大罢工的领导人顺序本来是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原因，修正成了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这似乎也没错，但是犯得着为了这个结论花个几年时间，研究基金n万，弄出一本书n个论文吗？
每次听这样的讲座、看这样的书，到最后我总有一个感觉，就是：So――？
在我眼里，美国的所谓“中国研究”基本就是一系列的深度新闻报道。在某种意义上还不如新闻报道：因为新闻报道还要求语言简洁明了，还要求有时效性和“新鲜感”，而且一个记者还不能指望靠一、两次采访吃五年饭。
大部分美式社科学问的特点就是：精致地平庸。（相比之下，中国社科学问到目前还大部分停留在“不精致地平庸”这个水平上）。美国这个体系不太关心你是不是平庸，但是非常关心你是否精致。以前一个经济学朋友跟我说：只要我用数个复杂的模型作为论证方法，哪怕我的结论是“人渴了就想喝水”这样的废话，也会有很多杂志愿意发我的文章。
以我的经验来看，“哥大的政治学博士”这个词汇本身，正如“哈佛文学博士”，“斯坦福社会学博士”，“耶鲁历史学博士”等等，（理工科不敢说，不懂），对于说明一个的智力水平、敏感性、洞察力、才华，其实几乎没有任何信息量。我认识大量平庸得令人发指的文科博士，也认识大量对社会现象洞察力非凡的非文科博士。“名校文科博士”这个名号，大约可以说明一个人英语水平不太烂（总得把 GRE考过而且成绩靠谱吧），它还可以说明一个人比较坚强（考了这么多年的各种变态试仍然没有跨掉），以及懒得不离谱（好歹得码完各种作业以及毕业论文才让毕业），仅此而已了。
当然你也不能太笨，你不能说1加1等于3――不对，其实你也可以很笨，只要你有汪晖那种故弄玄虚堆砌辞藻把人绕晕的本领，你就是说1＋1＝10也没事。
显然这个体系里也有非常聪明、非常出色的人，但是在这个体系里存活，并不要求你非常聪明和出色。你比较“乖”，比较顺从流水线的生产规则，对于生存才是更重要的。 甚至有时候“灵气”有可能成为一种障碍――因为有灵气的人容易产生反抗“标准化”的冲动。
我之所以最近老在想这个“飞越流水线”的问题，主要其实还不是因为“叛逆心理”，而是因为比较吝啬。我琢磨着，假设五年是制造一本“学术产品”的周期，五年、五年地把时间花在把平庸给雕刻得精致起来，是不是一种人才的极大浪费呢？还有开各种鸟会、讨好各种牛人牛编辑、承担各种令人头疼的行政工作、写各种项目的proposal、出考试题改作业……这些“琐事”，对我这种只愿意面对自己的心灵生活的人来说，完全是一种折磨。有的人可以甚至乐于寄生于这种体制，是因为他本来就无所谓心灵不心灵，这就是一个饭碗而已，正如编程序是programmer的饭碗，分析数据是analyst的饭碗，打扫卫生是钟点工的饭碗。但是俺这个死不悔改的理想主义愤青，当年投身于火热的思想工作，可真的不仅仅是为了一个饭碗的呀。
《肖申克的救赎》里面，那些蹲监狱蹲得年数太长的人，到最后，宁愿选择继续蹲监狱也不愿出狱，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离开监狱如何生活了。俺是不是也有点那个倾向了呢？心里痒痒地想“飞越流水线”，但是又恐惧“流水线”之外的万丈深渊。说是说“海阔任鱼跃，天空任鸟飞”，我还说“海阔任鱼呛，天空任鸟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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