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本次新型肺炎强度的传染病出现在古代，后果会是什么样？

适者生存，丛林法则

按照中医黑的逻辑，经过“非典”和“冠状”，就可以证明西医只是巫术，对瘟疫毫无办法了。今阻《伤寒论》者，屠城凶手也。不要嗜血立论了，历史上有效的办法，不管西医、中医，都用起来。少死人，比证明你对更重要。

写了几句。删了。这种程度的传染病放在古代就是霍乱。还是不要发生比较好。

新型肺炎是乙级传染病，霍乱是甲级。

举个霍乱的例子吧。

话说1410年，永乐皇帝朱棣派英国公张辅，征服了南方邻国安南之后，又派尚书沐晟镇守安南。但是安南发生了大规模的霍乱流行。由于沐晟等中国守军害怕被感染，因此不敢管理政务，致使安南的局势陷于混乱。沐晟多次奏请朱棣派太医院防治，但是太医院的防治方法无效。霍乱已经蔓延到中国的南方境内。

1415年，朱棣让刘纯想办法。医官们想弄几个安南的霍乱病人进行研究；可是刘纯害怕霍乱在南京流行。因此让医官们制造霍乱模型。经过一年多的小规模试验，这队医官终于确定了诱发甲乙丙丁四批，每批50个犯人类似霍乱的三个步骤。

甲批犯人：

第一步：强迫口服石灰水，造成胃肠道的损伤，降低消化能力。

第二步：吃米饭和蔬菜，造成营养不良。

第三步：让犯人吃狗脊和巴豆。经过这样处理的犯人，最迟三天都出现了发热、腹泻不止等类似霍乱的症状。

乙批犯人：

第一步：喝开胃汤：生北山楂四两，广木香二两。

第二步：喝鲤鱼汤。

第三步：让犯人吃狗脊和巴豆。经过这样处理的犯人，最迟三天都出现了腹泻不止的症状，但是不发热。

丙批犯人：

第一步：强迫口服石灰水，造成胃肠道的损伤，降低消化能力。

第二步：吃米饭和蔬菜，造成营养不良。

第三步：让这些犯人，和患了类似霍乱的甲批犯人关押在一起。最迟三天都出现了发热、腹泻不止等类似霍乱的症状。

丁批犯人：

第一步：喝开胃汤：生北山楂四两，广木香半两。

第二步：喝鲤鱼汤。

第三步：让这些犯人，和患了类似霍乱的甲批犯人关押在一起。没有一个犯人出现发热、腹泻不止等类似霍乱的症状。

面对甲乙丙丁四批犯人，各自出现的不同现像，刘纯认为造成类似霍乱，以及造成类似霍乱流行的根本原因，是胃气和营养问题。那么如何治疗类似霍乱呢？于是这队医官把类似霍乱的甲组犯人，再分为五个小组，每组10人；分别给予不同的处理。

第一小组：

第一步：喝开胃汤：生北山楂四两，广木香半两。

第二步：喝鲤鱼汤。

第三步：吃清热解毒的药材黄连。

第二小组：

第一步：喝开胃汤：生北山楂四两，广木香半两。

第二步：喝鲤鱼汤。

第三步：吃清热解毒和温中的药物左金丸。

第三小组：

第一步：喝开胃汤：生北山楂四两，广木香半两。

第二步：喝鲤鱼汤。

第三步：吃左金丸和利尿药材猪苓。

第四小组：

第一步：喝开胃汤：生北山楂四两，广木香半两。

第二步：喝鲤鱼汤。

第三步：吃左金丸、猪苓，以及止泻药材石榴皮。

第五小组：

第一步：喝开胃汤：生北山楂四两，广木香半两。

第二步：喝鲤鱼汤。

第三步：吃左金丸和猪苓、石榴皮，同时吃镇吐药材代赭石。

结果怎样呢？第五小组的效果最好，均能在7天之内，消除症状，恢复正常。

许多安南的霍乱病人也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到布政司衙门来求治，这队医官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态，也给他们喝加味开胃汤和鲤鱼汤，吃备急散。7天之后，居然把霍乱治愈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中国驻安南的布政司衙门，就成了安南霍乱病人的救星。这队医官十分高兴，把临床疗效报告给刘纯。布政使沐晟也向永乐皇帝朱棣写折子，报告医官们控制了安南的霍乱流行。朱棣非常高兴，传旨嘉奖刘纯；然后放心地开始准备迁都工作。

你能看出更深的东西你就看，你不能看出更深的东西，起码也让你乐一乐。

——王朔

？？？

这么弱鸡的传染病，古代连史书都不会记载。

古代老人很少，年轻人基本都能靠免疫力扛过去。

传染性是强，只不过古代流动性差，就算一个城传遍了，病人很多，一场病后边，没死的扛过去身上都有免疫力了，这病也就销声匿迹了。也许有个外地人过来，直接染病了，大家评价一个水土不服也就完了。

古代虽然没有口罩和呼吸机，吃不好睡不好，没有什么宣传手段，但是古代也没有什么交通手段，病毒传播不了太远。

有可能会把迪丽热巴。刘亦菲捆了祭天。

这要看什么时候，

最早的记载是甲骨文里的，我记得是问老天，商王染病没啊？这病会传染不啊？

那个年代

就是当地豪强勾结神婆，收穷鬼的钱，然后三七分成，剩下一点找个漂亮姑娘祭天

最后西门豹把他们给祭天了

后来到了汉代，就有详细记载了

汉文帝时候，有记载瘟疫，然后棺材贵到天上去了，到了秋天才停止

东汉末年的建安七子，除了曹操杀的那俩，剩下都是瘟疫挂掉的

很多家族都是那时候绝种了

然后通过人命

才实验出来隔离大法和火化大法

后世到了崇祯时候瘟疫年年有，也没有波及全国，让家族绝种了

这个肺炎死亡病例大多是老人，免疫力差。古代人均寿命低，大概率就是。

医生说要隔离，别接触

儒家上来怒斥不孝，十恶不赦。打死打死，然后命令大家都巴巴的凑过去伺候

然后自己家里的病人么，儒家自己那肯定是跑的远远的啊……

SARS时候，人们还传一个词——“人瘟”

不过现在大家日子过好了，都忘了。

再老一点的老人家可能会跟你说，某某村子“发人瘟”了。

这个地方的结局就是整个村子团灭，可能还有那么几个零星的存活者，但基本可以说这个村子不复存在了，活下来的人为讨生活终究会去其他地方的。

但是病毒一般也就局限在这个村子里，最后烟消云散，不为人所知。

可以说，绝大部分古代的瘟疫就是这样来的走的。

我们现在能从历史上知道的瘟疫，都是瘟疫没有局限在一个地方，而是扩散开来了。

现在交通工具的发展，地球村，今天武汉感染，明天就可能飞到美国，所以WHO提的One health 概念也是非常好的理念。

我们能吸取什么教训，我觉得赵国屏院士所言极是。

赵国屏院士最近刚提的“科研、疾控和临床缺乏协同”就是这次教训主要问题——

赵国屏院士：科研、疾控和临床缺乏协同，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教训”
《中国科学报》：现在国内的研发力量有没有统筹？如何实现科研力量集中，协作攻关？
▲ 赵国屏：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两个问题：

首先，在我们国家的传染病防控体系之中，科研（包括流行病学研究、临床医学研究和基础医学研究）都没有有机地整合在其中。

相反，虽然没有直接说，但实际上是把所有的“研究”都排除在这个体系之外的（可能就是让国家疾控中心一家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这是做不好的）。

其次，对于科学研究与传染病防控之间的关系，没有充分认识到科学研究的支撑作用。

一方面，从疾控体系来说，实时、系统、前沿的流行病学研究是疾病防控措施及时实地到位的关键科学依据，而不是流行病学研究者沽名钓誉的资本。

另一方面，从疾病诊治系统来说，以临床数据样本为基础，采用现代基础医学手段开展的研究，能为病人诊治提供重要的病理知识基础（甚至关键的靶位），而不是基础研究者发表论文的资本。

当然，两者研究的总结，往往需要以论文的形式体现并开展交流，但这也是人类知识的积累，并且为今后疾病的发现、防控和诊治提供历史的经验。
将上述两个问题整合起来，也就是一个问题——没有从“平时”到“战时”的协同。
当然，在实际运行中，对于具体的部门单位、工作者，不能排除研究者不正确的“初心”和一线工作者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极为繁忙而难以顾及科研需求的现象。
然而，不能“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只有将科研队伍与疾控及临床队伍在平时就组织成团队或形成协同的体系，并且把日常临床中常见的一次次“非典”当作一次次演练来开展三方协同的研究与实践的工作，才能在重大疫情出现时，临危不乱、胸有成竹地开展有效的防治工作及其相关的研究工作，并且一步一步地把我们的水平，不断推到新的高度。

希望这次教训不是“又一次教训”而是“最后一次教训”。

希望这次吸取教训之后，能在全国推广上海公卫的模式，达到三方面的全面整合。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