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川是被张献忠屠绝的还是被满清杀绝了？
首先，咱们得承认，张献忠在四川的所作所为，绝对是四川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他率领的“大西军”，占领四川后，为了巩固统治，同时也出于一种扭曲的报复心理，确实在四川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当时张献忠怀疑四川的士绅百姓勾结明朝官军，为了防止反抗，他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
历史记载中，张献忠屠杀的规模和手段都非常骇人听闻。据说他曾在成都实行“大屠杀”，将城中百姓强行赶到城外，然后进行集体屠杀。他还下令将四川的居民“尽行驱逐，不得居川”，意思是把四川人都赶出去，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居住。一些文献更是描述了张献忠将俘虏的明朝官兵及其家属，甚至包括无辜百姓，进行残忍的肢解或活埋。他的“屠杀政策”是带有明确的“清野”目的的，就是要将四川变成一座空城，让明朝官军无处依仗。
这种极端手段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四川的人口锐减是历史公认的事实。一些估算认为，张献忠统治期间，四川人口减少了数百万，甚至更多。大量城市被毁，土地荒芜，曾经繁华的巴蜀之地，一时间哀鸿遍野，生灵涂炭。可以说，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咱们也不能就此断定四川的“绝绝”全是张献忠一人之过。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满清的入关和征服，同样对四川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当张献忠在四川大肆屠杀、建立政权的时候，明朝已经摇摇欲坠，而清朝则在大举进攻中原。当张献忠被明朝官军击败，在四川的川北地区战死后，四川的残余势力虽然还在，但很快就被满清的军队所征服。
满清的征服，同样是以残酷的手段进行的。为了彻底肃清张献忠的残余势力，也为了在四川建立稳固的统治，清军在攻占四川的过程中，也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尤其是对于那些曾经支持过张献忠的地区和百姓，清军往往会进行报复性的杀戮。
而且，满清的军队在攻城掠地时，为了瓦解对方的抵抗意志，有时也会采取“屠城”的策略，以儆效尤。四川地处偏远，易守难攻，清军在征服过程中，必然会遇到顽强的抵抗。为了迅速平定，或者在遭遇重大损失后进行报复，清军的屠杀也并非不可能。一些史料记载，在清军入川初期，也存在着大规模的杀戮行为。
更重要的是，满清入主中原后，为了加强对新占领地区的控制，往往会采取“圈地”、“移民”等政策。这些政策虽然不是直接的屠杀，但对于当地的社会结构和人口分布会造成深远的影响，一些原有居民可能会因为政策的限制而被迫离开家园，导致人口的迁移和消亡。
所以，要说“屠绝”谁杀的，这件事情就有点复杂了。
如果咱们说的“屠绝”，是指在短时间内，通过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带有灭绝性质的杀戮，那么张献忠在四川的所作所为，无疑是达到了这个程度。他的“屠杀政策”目标明确，手段残忍，直接导致了四川人口的断崖式下跌。
但是，如果咱们把“屠绝”理解为一场战乱和政权更迭过程中，导致该地区人口大量消亡的整体性过程，那么满清的征服同样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虽然清军不一定像张献忠那样，以“屠四川人”为唯一目标，但他们在征服过程中造成的杀戮、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迁徙和动荡，也无疑加剧了四川的灾难。
而且，这场浩劫并非是单纯的某一方造成的，它是一个漫长而血腥的明末乱局的缩影。起初是农民起义的爆发，然后是各路武装割据混战，明朝朝廷无力控制局面，最后是清朝趁势而起，席卷全国。在这个过程中，四川作为战乱的核心区域之一，受到了多方的蹂躏。张献忠是其中最直接、最主要的施暴者，但满清的征服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且对四川的恢复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所以，与其说“张献忠屠绝了四川”，不如说“明末农民起义和清军入关的战乱，尤其是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以及清军的征服，导致了四川人口的空前锐减和社会的巨大破坏”。这两者都是这场巨大灾难的关键构成部分，只是在性质、目的和方式上可能有所不同。
简单来说，张献忠的屠杀是直接且有目的性的“清野”和报复，对四川的毁灭性打击尤其集中和残酷。而满清的征服，虽然也有杀戮和破坏，但更多的是伴随着政治和军事目标。但两者加起来，才真正让四川经历了那场可怕的“绝绝”。所以，这是一个无法简单归咎于一方的复杂历史悲剧。
网友意见
明末农民起义较多，正史中还新列“流贼传”。张献忠屠蜀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现当代研究得比较好的是四川省社科院和四川大学历史系，现在还健在的专家主要是社科院的王纲。这个问题历史上有很多次的争论，随着“江口沉银”遗址的发掘，张献忠屠蜀的问题再次出现了。
四川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写过一本《张献忠》，对张献忠降生到起义再到失败的过程做了一个勾勒。这本书写的还可以，有空可以翻翻。在此书的文末，附录了《张献忠屠蜀考辨》，详细批驳了对张献忠的污蔑（后文学术史回顾也会提到），我直接贴结论了吧。
四川人口锐减并不是真的那么“锐”，前后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从明正德四年1509的大规模民变开始，四川一直处于动乱之中。百年中发生的大事有，明末天启二年1622白莲教起义，张献忠入川，大西军抗清，明军抗清，三藩之乱，期间又有天灾，瘟疫，虎患横行（彼时四川森林覆盖率很高）。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四川才恢复元气。张献忠入蜀是百年人口史的一小段，他没有走遍全川，在川地时间也不长，不可能屠完全川。
以下为学术史回顾。
对张献忠屠蜀的研究主要经历了几个阶段：
一、建国前是起步期。
二、建国后到文革前是反思期。
三、文革十年期。
四：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大繁荣期。
五、21世纪以来是新时期。
现在基本的意见是，张献忠有滥杀，但并非如同明清史家所载将四川屠戮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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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献忠事迹，有许多书有记载
《荒书》、《锦里新编》、《圣教入川记》、《蜀碧》、《明史·流贼传》等
一、建国前是起步期。史学界基本继承清初史籍所载张献忠“屠蜀”的说法，如：
1、鲁迅在1925年《灯下漫笔》中说，“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1935年，他又在《病后杂谈之余》中回忆，“我还是满洲治下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钱穆《国史大纲》引论中则说，“其他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对张献忠没有一点好评。
2、萧一山《清代通史》( 商务印书馆，1927 年)、称张献忠为“流寇”，指其以屠戮为乐，但认为屠杀“六万万有奇”的说法“显系夸大”。在萧一山看来，所谓“七杀碑”，“即圣谕碑之讹传也”。
3、于飞《关于张献忠的材料》(《民俗》第90 期，1929 年)、
4、吴品今《中国历代匪乱之鸟瞰(6) :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之起义》(《汗血月刊》第1 卷第1 期，1933 年)、
5、夏雍( 吴承仕)《张献忠究竟杀了若干人》(《盍旦》创刊号，1934 年)、
6、萧远健《张献忠屠川考略》(《师大月刊》第18 期，1935 年)、
7、王璞《张献忠在蜀二三事》(《人物杂志》第2 卷第2 期，1947 年)、
王璞《造成张献忠乱蜀的政治环境》(《唯民周刊》1946 年6 月11 日)、
8、商韬等《关于“湖广填四川”》(《大公报》1949 年1 月18 日)。
以上内容出自 赵现海.“新农民战争史”的提出[J].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02）：27-35.
由于年代久远，加上资料难以搜寻，故不放相关链接了，了解下便可。
二、建国后到文革前是反思期。注重农民革命的研究，因此对之前的研究进行了反思
1、谢国祯先生撰《农民起义与张献忠》(《历史教学》1952 年第2 期) 一文，首次提出张献忠并“不妄杀”，杀的都是与农民军对立的“豪绅地主阶级”，这引起了后者的仇视，故加以诬
蔑。
2、陈登原《关于张献忠“屠僇生民”的辨正》(《西北大学学报》1957 年第3 期) 认为张献忠并不乐于杀人，所谓“屠僇生民，靡有孑遗”的说法并不准确。
3、孙次舟《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历史研究》1957 年第1 期) 考证了《明史·张献忠传》的史料来源，认为其所据王鸿绪《明史稿》、吴伟业《绥寇纪略》、毛奇龄《后鉴录》、冯苏《见闻随笔》或为迎合清朝统治者，或出于自身遭际与立场，将清军、“摇黄”屠杀四川之事挪移于张献忠身上。而能反映真相的欧阳直《蜀乱》诸书在“文字狱”的压力下，却未能流传，后世存本也经删改，不复原貌。客观记载张献忠在蜀事迹且目前保存下来的史籍是曾从鲁王抗清的查继佐所撰《罪惟录·张献忠传》。在这篇传记中，查继佐记载了张献忠在蜀三次杀人事件，所杀分别为蜀王、割据对抗之地主绅士、联络清军之士人。作者还在明末清初史籍中找到大量清军与摇黄土军杀戮川人的记载。最后，作者得出结论:明末至康熙年间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是明军、清军、摇黄、吴三桂军的杀戮。清朝统治者却将人口减少的原因全部归结于张献忠身上。该文首次详细考察了张献忠屠蜀说法的源流，颇有启示意义，不过并未考察全部记载张献忠屠蜀的史料，说服力相应有所局限。
4、袁庭栋《关于张献忠杀人问题的探讨》(《四川大学学报》1963 年第1 期) 利用清初部分史料与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指出张献忠大西军有纪律，不乱杀人，但由于方法或策略上的缺点，出现打击面过宽、处理方法粗糙的问题，但这都是个别的、很少数的情况。
5、（台）李光涛《张献忠史事》(《史语所集刊》第25 本，1954 年) 认为张献忠在蜀虽曾杀过许多人，不过清人将所有杀人事件皆委之献忠，并虚张其数，与事实不符。
6、一些专著如袁定基《张献忠》( 中国历史小丛书，中华书局，1963 年)全面梳理了张献忠从参加起义到建立政权，直到最后失败的历史。洪焕椿《明末农民战争史略论》(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 年) 也认为张献忠“天性嗜杀”的说法是清朝统治者的诬蔑。在郑天挺先生的主持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编成第一部明末农民起义史料集———《明末农民起义史料》( 开明书店，1952 年)。1957 年，该书进一步扩充了史料，出版了新版( 中华书局第2 版) ，搜录了部分与张献忠大西政权有关的史料。
以上内容出自 赵现海.“新农民战争史”的提出[J].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02）：27-35.
三、文革十年中李自成被推崇为坚定走反孔主义路线的英雄，张献忠则由于谷城“降明”的问题，被认为“犯有严重路线（投降主义、右倾主义）错误”。因而“张献忠屠蜀”再次成为铁案，但是其形象还是偏于正面。
四：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大繁荣期。召开“张献忠在四川”学术讨论会，又出版了一些论著。基本是在为“张献忠屠蜀”的“铁案”翻案，和建国初年的研究相承接。基本奠定了后来张献忠研究的格局。
（一）1980“张献忠在四川”学术讨论会
1、背景
一九八〇年三月三日至三月六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邀集有关的史学工作者和专家,举行了“张献忠在四川”的学术讨论会。会上讨论了张献忠在四川“杀人”问题的真相,张献忠在明末清初农民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张献忠失败的原因等三个问题。
此次会议认为，封建地主阶级的诬蔑，加上四人帮出于政治目的“捧李（自成）批张（献忠）”（李自成被推崇为坚定走反孔主义路线的英雄，张献忠则由于谷城“降明”的问题，被认为“犯有严重路线错误”），才把张献忠屠蜀办成了铁案，因此现在要坚决翻案。此处仅摘录会议关于“屠蜀”问题的主要论点。
2、共识与分歧
（1）共识。他们都认为张献忠屠全蜀说法不够准确。原因一是大西政权需要群众支持。二是全国只有六千万人而说屠杀了六万万，谣言太拙劣。三是清朝四川人口锐减发生在明末清初百年之间，而张献忠只在四川1/3的地方停留了2年。清朝四川人口减少主要是明清政府同少民的战争、明清之间的战争、清与吴三桂等人的战争等原因。
（2）分歧。虽然认为张献忠不可能杀完川人，但是对于到底杀没杀、杀了多少存在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张献忠起义军纪律严明, 是不会乱杀人的。 第二种意见认为前期没有杀人，后期因“四面楚歌”、“川人负我”、粮食穷尽而杀人。 第三种意见认为, 张献忠的杀的都是固守或者流窜的地主以及被裹挟的农民，都是大西政权的敌人。 对鲁迅先生在《晨凉漫记》中谈到张献忠杀人问题，有的人认为其分析很对，有的人认为不能作为依据。
3、会议成果
此次会议的12篇论文收录在《张献忠在四川》（四川省新华书店，1981年）一书中。关于会议内容详见于以下两篇综述：
王家楼.关于“张献忠在四川”学术讨论会的情况综述[J].社会科学研究，1980，（03）：46-50.
(日)今凑良信; 高岩.“张献忠在四川”研究动向(摘要)[J].社会科学研究，1984，（05）：95-98
（1）、主流意见认为，张献忠虽然可能屠杀了少部分无辜群众，但更多是扮演一个背锅侠的角色。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 主要是由于明清统治阶级的屠杀。代表论文主要是：
孙次舟.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J].历史研究.1957,(01):47-57
此外还有王纲：《论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量减少的原因》、杨济坤：《张献忠屠蜀还是明清统治阶级屠蜀》等论文是同样的观点。
（2）、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张献忠确实屠杀了许多无辜百姓，但是屠杀是发生在后期、持续时间短，波及范围较小，而且事出有因，不可能屠完四川。代表论文：
孙达人：《张献忠“屠蜀”的真相—试论大西政权失败的原因》。分三个时期考察了张献忠屠蜀的真相。在顺治元年正月入川到八月建立大西政权的第一时期内，张献忠提出并贯彻了“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则老弱不留”的攻城政策，对一些顽抗地区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不过在成都“大杀三日”的说法纯属诬枉。从建立大西政权到顺治二年十月的第二个时期，大西军仅对宗室、官绅与逃遁山中者加以镇压，出现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从顺治二年十月到顺治三年十一月最后一个时期内，由于大西政权坚持反封建的方针，归顺官员多次反复，也多次发生针对大西政权官员的杀害事件，张献忠实行“除城尽剿”政策，并开“特科”以杀士子，甚至屠城，以维护政权。不过清初史籍记载的数量与程度往往有所夸大。张献忠的屠杀政策并未稳固大西政权，反而使其失去了基础，直接导致了其迅速失败
田培栋：《对张献忠“屠蜀”应重新予以评价 》。接受了清初史籍的观点，认为张献忠由于农民思想意识的局限性，确实屠杀过士子、降卒，甚至自相残杀。
任乃强：《张献忠屠蜀辨》 。认为清初人口减少的原因是饥荒、疫疠。张献忠屠城、杀士子是为防其与其他势力联合，杀民众与自相残杀，有取粮、节粮的考虑。称其“粗识文字、知人善任、颇有志略、轻率易怒、好用谲术、个性强毅”。任乃强反对“屠蜀”之说，认为“当时蜀人绝灭之原因，盖死于饥馑者什七八，杀于献忠者什一二而已。”任是较早对张献忠持肯定立场者。
（二）70、80年代的相关论文
1、胡昭曦《“张献忠屠蜀”与“湖广填四川”考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1 辑，1979年) 考察了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湖广人移民四川的历史过程，从侧面论证了张献忠并未屠杀民众。所谓张献忠屠蜀引发“湖广填四川”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2、孙祚民《张献忠“屠蜀”考辨》(《社会科学研究》1979 年第4期) 依据《续绥寇纪略》与《蜀难续略》的记载，认为张献忠所杀主要是宗室、官僚与地主武装，并未杀戮民众。“青羊宫事件”中大西军杀戮士子的原因是后者的反扑。
3、杨济堃《对张献忠“杀戳士子”的探讨:兼与孙祚民同志商榷》(《南充师院学报》1980 年第2 期) 对上文青羊宫事件结论提出质疑，并通过考察清初史籍、方志，发现青羊宫事件期间，大西政权还曾举行科举，地方志也皆未载屠士子之事，故青羊宫事件为虚构。
4、管维良《张献忠的屠杀政策与大西政权的失败:读〈圣教入川记〉等有感》(《重庆师院学报》1987 年第3期）、邓亚增《从大西政权的封建性质看张献忠的悲剧》、钟友铭《张献忠悲剧浅析》、李三谋《明末大西军在四川“屠戮生民”之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 年第2 期)、阮明道《张献忠及其大西军在川北活动的几个问题》(《南充师院学报》1988 年第3 期) 也皆持张献忠杀戮民众的观点。
（三）70、80年代的其他相关专著
1、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年) 以更为丰富的史料辨析了张献忠屠蜀真相。
2、袁庭栋《张献忠传论》(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袁永《张献忠与大西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年)、王纲《张献忠大西军史》(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 都全面论述了张献忠农民军从陕北转战全国，建立大西政权，最后失败的历史。
3、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胡允恭《李自成张献忠起义》( 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袁良义《明末农民战争》( 中华书局，1987 年) 偏重于论述李自成农民军的历史，但仍用一定篇幅论述了张献忠大西政权的历史。
这些专著都坚持张献忠谷城伪降、并未妄杀川民的观点，顾诚还提出四川人口减少的一个原因是虎害。
五、21世纪以来是新时期。2010年继80年代“张献忠在四川”的学术讨论会之后，一个大型的新研究会“张献忠全国学术讨论会”在陕西定边县召开。2016年江口沉银的发掘又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2010年 首届“张献忠全国学术讨论会”在陕西定边县召开
此次会议成果是：
王纲：《张献忠研究论文集》，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2010年。
肖俊生：《张献忠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2012年。
韦祖辉：《张献忠“招贤纳士”与入川屠城之浅析》，指出张献忠屠戮重庆主要是针对以明军守城战士为主的军政人员，被屠人数有限，大多是被残的。大西政权建立后，成都的知识分子对大西政权很仇恨，且成分复杂，有的知识分子活动能量很大，甚至组织地方武装威胁大西政权，致使张献忠走向极端。张献忠枉杀无辜、晚年的错误也是不可原谅的。
（韩）李俊甲：《明末清初四川的动乱及影响》，分析了张献忠屠蜀前后四川的他认为张献忠屠蜀有被夸大的一面，而且各地区间的损失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因此动乱后四川有不少地区以明朝时期的本地人（土著民）为中心维持了社会秩序。
（二）江口沉银遗址的发掘
2010年以来，位于眉山市彭山区岷江江口河段就不断有银锭、金封册等文物出水，为破解历史之谜提供了线索。2016年4月，国家文物局批准对“彭山江口沉银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考古项目于2017年1月5日启动，至3月15日已发掘面积10000余平方米，已出水文物上万余件。此次“江口沉银”众多出水文物中的金耳环、发簪、金戒指、手镯等，多来自于各地的藩王府和官库，也有税银。
总之，除开民国和文革时期，学界基本是对“张献忠屠蜀”持怀疑态度的，但是基本肯定有“屠杀”，至于数量可能有几万到30余万，“张献忠屠蜀”应当是夸大。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讲到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应当归结于明清、吴三桂等之间的战争以及瘟疫灾荒。
题主可以查阅以下综述：
1、王家楼.关于“张献忠在四川”学术讨论会的情况综述[J].社会科学研究，1980，（03）：46-50.
2、马芸芸.略述60年来的张献忠研究[J].中华文化论坛，2010，（04）：82-86.
3、肖俊生.首届张献忠全国学术讨论会综述[J].中华文化论坛，2011，（03）：180-183.
4、赵现海.“新农民战争史”的提出[J].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02）：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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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朝能否仅仅因为“信奉黄老”就造就汉文帝、汉景帝、汉昭帝、汉宣帝这四位明君，进而带来“文景之治”和“昭宣中兴”两大盛世，这其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简单地说，将如此辉煌的成就完全归功于一种思想流派，未免有些以偏概全。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得从几个层面来分析：一、 黄老思想的影响：并非“唯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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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并没有明确地官方颁布或详细阐述过元朝存在“四等人制度”的说法。至少，在明朝留下的史书中，我们找不到一个与现代人理解的“四等人制度”相对应、被明朝官方完整提出并论证的系统性概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明朝人对元朝的社会结构和民族等级有他们的看法和描述。恰恰相反，在明朝的史书、文集、甚至一些民间传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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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问题问得好，触及了很多底层的情感和现实的纠葛。我们不妨敞开心扉，好好聊聊这事儿，别把它当成什么高深莫测的学术讨论，更像是坐在自家院子里，跟街坊邻居唠嗑。首先，得承认一个事实，就是很多四五线小城市确实在经历一场漫长的“静默的衰落”。年轻人都往大城市跑，留下来的多半是老人和一些因为各种原因离不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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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触及了化学命名和表示法中一个非常核心且实际的考量：信息的有效性和冗余性。虽然四氨合铜离子（[Cu(NH₃)₄]²⁺）的名称和表示中确实携带着水分子，但通常不直接写出，这背后有着充分的理由。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这里的“水”并不是说四氨合铜离子本身“含有”水分子，而是说它通常存在于水溶液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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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朝的功过，这确实是个复杂且值得深思的问题。历史的评价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加减法，而是多维度、多角度的审视。若要给明朝一个“六四开”或“五五开”的笼统说法，未免过于简单化，也难以涵盖其复杂性。不过，我们可以尝试从不同层面来探讨其“功”与“过”，并尝试去理解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评价。明朝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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