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贵州辖境支离破碎、且地狭民贫，何以单独立省而非分属四川、湖广、云南、广西？
一、 历史的延续与“贵州”概念的形成
元朝的“贵州宣慰使司”与“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 明朝继承了元朝的行政区划基础。元朝在贵州地区已经设立了“贵州宣慰使司”，这是一个负责管理当地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其管辖范围已经涵盖了今贵州大部分地区。虽然元朝末年，贵州地区的行政管理还未完全整合，但“贵州”作为一方区域的概念已经存在。明朝初年，在整合和改制的过程中，顺理成章地将这片区域整合为“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即贵州省的前身。
土司制度的遗留： 贵州在明朝时期，尤其是腹地和边远地区，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土司制度。这些土司对当地的统治和民族关系有着深厚的影响。将贵州整体作为一个省来管理，便于中央政府通过一个统一的机构（贵州布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来协调和管理这些分散的土司，而不是在多个省份之间进行复杂的协调和博弈。如果将其分割，会增加管理难度，并可能导致各省对贵州地区土司政策的不一致，引发混乱。
二、 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与整合的必然性
高原地形与交通的阻隔：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地形复杂，山峦叠嶂，河流纵横，交通极为不便。这种地理环境天然地形成了一种区域性的相对独立性。
与四川： 四川盆地虽然靠近贵州，但秦岭和崇山峻岭是天然的屏障，从四川腹地进入贵州，特别是中部和南部，路途遥远且艰险。历史上，四川与贵州的联系更多是通过长江上游的河流或者川南的栈道，但其核心联系并未达到“一日可达，互为一体”的程度。
与湖广： 贵州东部与湖广（今湖南、湖北）接壤，但连接的地区往往是山区或丘陵地带，同样存在交通不便的问题。特别是湘西和贵州东部的交界处，虽然距离不算特别远，但翻山越岭，道路崎岖。
与云南： 贵州西部与云南连接，但同样是高原地形，联系主要通过横断山脉的谷地或隘口。历史上，云南与贵州的交流主要集中在滇东北与黔西南的交界地带。
与广西： 贵州南部与广西接壤，虽然相对而言可能比其他几个方向更容易联系，但喀斯特地貌的起伏和山峦依然是天然的地理隔阂。
相对独立的经济与文化圈： 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贵州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和文化区域。虽然人口密度不高，但当地的农业、手工业、以及与其他民族的物物交换，构成了其基本的经济循环。将这样一个相对独立但又相互关联的区域分割并入其他省份，实际上是对其原有经济社会结构的破坏，也可能带来区域间资源争夺和利益冲突。
三、 明朝中央政府的战略考量
边疆的稳定与民族政策的统一： 明朝在对待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时，采取了“羁縻”与“改土归流”相结合的策略。贵州作为西南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聚集了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口。
有效管辖与信息传递： 如果将贵州分割，中央政府需要通过多个省份来管理贵州境内的土司和少数民族。这会导致管理效率低下，信息传递不畅，容易出现政策不一，甚至引起地方官员之间的推诿和冲突。设立贵州省，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军事和行政指挥体系，便于中央政府直接下达命令，并能更有效地监测和应对贵州地区可能出现的反叛或动乱。
军事布防与边疆防御： 贵州作为连接云南、四川、湖广、广西的战略要地，其地理位置非常关键。明朝在贵州设立省，可以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军事区域进行规划和部署。例如，在贵州设置总兵、提督等军事要职，可以更好地协调西南地区的军事力量，抵御来自外部的威胁，或镇压内部的起义。如果将其分割，每个省都只能负责一部分边境，难以形成有效的整体防御。
“安抚”与“恩威并施”的策略： 明朝在西南地区采取的是“恩威并施”的策略，既有武力征服，也有政治安抚。将贵州独立成省，便于中央政府通过一个统一的行政框架，向当地各民族发放朝廷的敕书、赏赐，施以“恩”，同时保留镇压反叛的权力，形成“威”。如果被分割，这种统一的政策施加和实施将变得困难重重。
四、 对抗地方割据势力的需要
防止地方大员的坐大： 在明朝早期，特别是开国之初，中央政府非常警惕地方大员的坐大和尾大不掉。将一个区域划归某个实力强大的省份，可能会增加该省总督、巡抚的权力，并可能使其对所辖区域形成更强的控制力。将贵州设为独立的省份，可以避免其完全并入某个强大的邻省，形成制衡。
分散权力，巩固中央集权： 独立的贵州省，其行政官员直接对中央负责，这有助于巩固中央集权。如果将贵州划入四川或湖广，可能会导致贵州地区成为这些大省内部的地方势力争夺点，反而不利于中央的直接统治。
五、 对“贫瘠”与“破碎”的再认识
相对贫瘠不等于无足轻重： 尽管贵州被认为地狭民贫，但其人口数量和资源分布并非完全可以忽略。尤其是在一些交通相对便利的地区（如贵州东部、南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农业基础和人口聚落。将这些地区完全纳入邻省，可能会给邻省带来治理负担，而这些地区的资源和劳动力也可能被忽视或被过度剥削。
“支离破碎”并非无法整合： 即使贵州辖境初期存在支离破碎的情况，这正是需要通过行政区划和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来逐步整合的契机。设立独立的贵州省，正是为了集中力量，逐步推行改土归流，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和开发。如果早期就将其分割，这种整合的努力将更加困难，甚至可能阻碍区域的整体发展和统一。
总结来说，明朝将贵州单独立省，并非仅仅是基于其当时经济发展的程度，而是综合了历史沿革、地理环境的制约、中央政府的战略需求、以及在边疆稳定与民族关系处理方面的长远考虑。 尽管贵州在明朝初期确实存在诸多困难，但其地理上的相对独立性、历史上的区域概念形成、以及作为西南边疆战略缓冲地带的重要性，都促使明朝中央政府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实体来管理，以便更有效地实施其统治政策，巩固国家统一和边疆安全。将贵州视为一个独立的“省”，正是中央政府对这片土地进行统一规划、管理和开发的开始，而非对其潜力的否定。
网友意见
事实上贵州建制的复杂与碎片程度远超想象。
贵州建省虽在明代，然而渊源却要从元朝找。明代贵州布政司所辖区域，在元朝分属湖广、云南两行省，用数学表示大概就是：
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湖广行省顺元八番宣慰司+湖广思州宣抚司+云南行省普安路+云南行省普定路
之所以说是约等于，是因为还有一些个别区域的调整。我画了一些图，更能直观说明。
下图是元朝湖广、云南、四川三行省交界地区的形势：
而将明朝的贵州叠加上去，则入下图二所示：
黄色块区域就是明代贵州，很明显，除了上面所说的湖广行省八番顺元宣慰司、湖广思州宣抚司、云南行省普安路、云南行省普定路之外，还多了四川的一部分，这部分，是元代四川行省永宁路的一部，也就是明朝贵州布政司的普市守御千户所、赤水卫地区；除了多的这一部分，还有两块少的部分，一块是右上角，元属思州宣抚司，明朝划入四川，这也就是直隶四川布政使司的平茶洞长官司和溶溪芝麻子坪长官司；一块在下方，元属顺元八番，明代划入广西的泗城州；但是主体上，说“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湖广行省顺元八番宣慰司+湖广思州宣抚司+云南行省普安路+云南行省普定路”问题不大。
如果把云南普安、普定看成一体的话，那么贵州差不多就是顺元八番、思州、云南三大主体，而实际上，这三块，基本是互相独立的。顺元八番就是明代的贵州宣慰司，以鸭池河为界分为水西、水东两大部分，分别由安氏土司和宋氏土司掌管；明初的时候，水西安霭翠、水东宋蒙古歹上表归顺，而明朝正式开始管控此地，我个人认为至少应该到洪武四年在贵州宣慰司城开设贵州卫开始算。
思州宣抚司是田氏土司的自留地，但是思州宣抚司田氏土司在元末的时候发生了内讧，思州本来的当家人宣抚使田仁厚在元末的时候奉表归顺了吴王朱元璋，被授予思州军民宣慰使宣慰使，但是田仁厚他叔叔却奉表归顺了大夏皇帝明玉珍，明玉珍在此开设思南道宣慰使都元帅府，如此以来，思州土司就被自己给一分为二，一为思南，一为思州，而且两部相互攻伐，以至于元气大伤，明朝在统一四川之后趁虚而入，甭管什么思州思南，管起来再说。这样，明朝在原思州土司地区的掌控是很强的。
洪武九年，明朝废行省设布政司，思州、思南划入了湖广，播州、贵州划入了四川，而普安、普定则更迟一些，洪武十四年明朝两路攻取云南，一路从四川南下，一路从湖广往西南开进，同年，开设普安、普定二卫，那么到这个时候明朝才开始管控此处，自然和东部的思州、思南不能同日而语，因为此时明朝管控思州已近二十年了。
事实上，在明朝平定云南之后，朱元璋深感贵州宣慰司势力太大，担心“大军既回，诸蛮仍复啸聚”，不久再次戒谕傅友德说“如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守也”，这意思差不多就挑明了，只有把贵州给彻底管住了，云南才能管住，于是指示傅友德“霭翠之地，必以十万之众乃可定”，这就要把贵州变成军管区进行直接管理了。
第二年，朱元璋又指示傅友德说：
如东川、芒部、乌蒙，除乌撒见守少存，其余且休占住，军都督去厮杀，等杀得蛮子畏服了，然后将东川卫于七星关南一日半，乌撒往北一日半，立为一卫，令东川人民供给，其乌撒令乌撒人民供给，务要岁足军食。七星关立一卫，或乌蒙，或芒部，令其民人给军足岁。自永宁南至七星关，分中札一卫，令六诏羿子等蛮给军足岁……若如此，道路易行，军势排在路上，有事会各卫官军剿捕；若分守诸处，深入万山，蛮人生变，顷刻道路不通，好生不便。
这意思就很明确了，在湖广到云南之间沿着交通线设卫所实行军管，那么这条充斥着驿站、卫所的大路，就是贵州的主体所在。
如上图，红线上方有一条极为密集的存在，这个就是明代入滇的重要通道，朱元璋设立的贵州卫所，基本就是为了保证这条交通线而存在的。
如果把卫所、土司、州府用不同的颜色表示，则更明显：
而明朝设贵州布政司的另一个条件，是政府对这一地区管控力度是强化，这个强化，是伴随着杀戮和征伐而来的，在此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的一个人，叫顾成。
我上面说了，洪武四年在贵州宣慰司城开设了军队贵州卫，相当于楔进贵州宣慰司的钉子，洪武三十年又征伐水西，三大主体之一的贵州强化逐渐管控；顾成自洪武八年开始镇贵州，以朱元璋“等杀得蛮子畏服了”的圣训为宗旨，连年用兵，洪武十七年平定普定府阿黑叛乱，三大主体之一的普安、普定基本被打残，普定府被裁；永乐八年，本来就实力大减的思州土司又作死，思州宣慰使田琛、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连兵而反，被顾成杀了个人头滚滚，基本打废。这样，贵州三大主体或死或伤，贵州宣慰司也不敢轻举妄动，毕竟人在自己的老巢里安排了一大波常备军当钉子呢，思州、思南叛乱的平定，标志着明代贵州设省条件的成熟。
果不其然，这次叛乱平定之后明朝就开设了贵州布政司，驻地在贵州宣慰司城——毕竟这里是明代管控贵州的党政军中心。不久废思州宣慰司，改置思州府、黎平府、新化府、石阡府，废思南宣慰司，改置思南府、镇远府、铜仁府、乌罗府。第二年又把普安、普定地区的州县土司划入其中，而原四川永宁地区的赤水卫、普市所则以卫所身份加入，如此，贵州布政司组建完毕。
回到题主的问题上，明代贵州辖境支离破碎、且地狭民贫，何以单独立省而非分属四川、湖广、云南、广西？
答案很简单，因为贵州本身就是为了保证中央政府对云南的管控而存在的特殊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州县为主，卫所为辅，土司点缀的方式不同，贵州是以卫所为筋骨，土司为血肉，州县是添头。特殊使命的存在，决定了贵州要以特殊形态而存在，如果贵州还是被拆分到四川、湖广两个布政司，那么以州府为主体的湖广、四川，就会相对的减少对贵州地区的管控，而这样，是不符合明代贵州所需要承担的主线任务的。
PS：论贵州布政司的斑驳程度
我在我画的贵州图上写了一个苗疆腹地，这地区是生苗，直到雍正年间才进去，所以贵州实际上是被这一地区和播州给分割成了东西两部分，也就是这样：
然而镇远、思州二府境内又有偏桥、镇远、清浪、平溪四卫，这四个卫属于准实土卫所，有自己独立的田土，隶属于湖广都司。《神宗实录》上说，播州“所辖地界楚、蜀、黔三省之间”，李化龙在《播州善后事宜十二事》中补充说明道“然楚止偏桥路通一线”，则此四卫连成一线，是隶属于湖广的，所以，贵州就是这样的：
但是，贵州宣慰司治下的水西、水东几乎是独立王国，水东势力一度涵盖了都匀府南部的土司，如果把这两者考虑进去，那贵州其实是
嗯，这也就是一些人说的“实控”了。
参考资料：
罗康智：明代贵州置省背景及其特征探微.《贵州民族研究》， 2012 (6)
杨斌：《谭图》明代贵州地图正误.《贵州社会科学》，2015(7)
郭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唐莉：明代贵州省建置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2016
首先纠正题主的一个错误观念，把贵州分川、湖、云、桂四省管理，只会平白增加了这四省统治难度，也增大了贵州地区的管理难度。独立划分出一个贵州省，不但减轻了四省压力，而且获得朝廷的优惠也更多，因为财政、军事、行政、司法等权都已经从四省独立了出来，不再受到四省的掣肘，自然更加方便。
广义上的贵州建省，把“贵州都司”的设置作为开端，到永乐十一年设贵州布政司，永乐十四年设贵州按察司，三司全部设立视作建省完毕。狭义上的贵州建省，可以指贵州布政司的设立。
如果我们把谭其骧的明朝分省图拼接起来，可以清晰的看到从云南省云南府到湖广辰州府，有着一条较为明显的黑线，如果把图继续放大，可以看到这条线上密密麻麻分布着诸多卫所。事实上，地图上未标出的驿站其实也是沿着这条线路分布的。
天启年间的《滇志》列出了三条云南通川贵的道路，即“普安入黔旧路”“乌蒙入蜀旧路”“建昌路”，其中前两条道路须经贵州都司诸卫所。普安入黔旧路的基本路线为昆明一平夷一普安州一安南卫一盘江一关索岭一安庄卫一普定一平坝一威清卫一贵州一龙里卫一新添卫一平越卫一清平卫一兴隆卫一偏桥卫一镇远府一清浪卫一平溪卫一沅州，即湖广至云南的道路，贵州都司的大部分卫所都分布在这一条线上。西北永宁、乌撒、赤水、毕节、七星关诸卫所分布在“乌蒙入蜀旧路”上，基本路线为昆明一霑益州一可度一乌撒卫一瓦店一黑张一周泥一七星关一毕节一层台卫一赤水卫一摩尼卫一普市所一永宁卫一永安一江门。这两条线路要经过除黄平等所外贵州都司绝大部分的卫所。也就是说，贵州地区正好是云南边疆通往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保障驿道的畅通也是贵州建省的最重要的原因。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守偏桥、铜鼓以当沅、靖之冲，则沅、靖未敢争也；据普安、乌撒、以临滇、粤之郊，则滇、粤不能难也；扼平越、永宁，以拒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所谓以守则固矣。命一军出沾益，以压云南之口，而以一军东指辰、沅，声言而下湖南，而卷甲以趋湖北，武陵、澧阳不知其所守。膺击荆南，垂头襄阳，而天下之腰膂已为吾所制矣！”
在明初设立贵州都司之前，元朝处于巩固云南统治的需要，已经在贵州地区派出了常驻部队，且其在贵阳设置的“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已经成为湖南、四川、云南三省毗连当地的军事政治中心。朱元璋平定天下期间，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基本上是望风而降。而他的攻击重心在北方而非西南，所以顾及到元朝的残余势力，为了地方稳定也不敢全部使用流官统治，仍然延续了土司制度。所以明廷巩固西南，尤其是云南，主要做了这两方面的努力：其一，设置卫所，组织屯田，最大限度解决滇黔驻防军队粮饷供给困难问题；其二，规范土司制度，维持中央与地方的正常统治秩序。而贵州在元明之际，其归属一直摇摆于四川和湖广、或者云南之间，皆在于贵州至周边区域的不便，这种不便至明前期。由于西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广设卫所，并且设置独立于川、湖、滇三都司外的贵州都司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从元朝开始的中国行政区划改革有一个特点，就是犬牙相制，山河相错。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汉中从四川割给了陕西。而贵州建省可以说是延续了这种犬牙相制的特点。贵州建省也是这种划分特点的体现。卫所初设之时，卫所和土司也是犬牙相制，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种格局引发了很多土地归属问题，给当时的地方官也造成了很多麻烦，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也未能解决。星罗棋布的卫所控扼交通要道，变化了贵州内部的政治形势，建立了流官统治的大格局。卫所穿插于土司领地，使得地方土司处于明廷的监视之下，为后来的建省、改土归流奠定了稳定的基础，再加上朝廷逐步完善土司制度，使得地方土司权力的逐渐削弱。
因此有一点得注意到，贵州布政司的设立是永乐十一年在废除以黔东田氏土司的基础上建立的。
《明史·贵州土司传》：“思南、思州相仇杀，始命成以兵五万执之，送京师。乃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而以长官司七十五分隶焉，属户部。置贵州都指挥使，领十八卫，而以长官司七隶焉，属兵部。”
另外卫所也是汉人移民的集散中心，而汉人也是明朝的统治基础。明朝中后期内地汉人移民留寓贵州的越来越多，他们在当地依托卫所，资其庇护，佃种、购置或开垦土地渐次安居。汉人移民的大量涌入，改变了当地夷多汉少的人口形势，而显然如果只有一个贵州都司是不适合的。正是这些卫所和汉人移民，最终使得明廷能够在明中期以后陆续改流一些中小土司并设置一批县级行政机构，同时也给清代中期更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奠定了基础。
参考资料：
唐莉《明代贵州省建置研究》
曹端波《明代“苗疆走廊”的形成与贵州建省》
杜成材《论明初卫所设置对贵州建省的影响》
图为左公所绘万历十年的明朝贵州布政司地图
@宁南左侯贵州单独建省原因大概有两个。
其一中央集权的需要，从秦汉以降，中央与地方构成大一统帝国主要矛盾之一，如何处理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这是统治者需要深思熟虑的，可以说既要预防唐代节度使制度使得地方做大，从而导致安史之乱大糖中衰的悲剧，继而藩镇割据延续到五代纷争，也要预防宋代因为守内虚外随之地方权利分割过小，地方实力孱弱，间接导致两宋之际金军南下势如破竹，地方很难形成抵抗能力。正如如朱子所言: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
大元混一海宇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少数民族政权，结束了七代十三国(梁唐晋汉周宋金，吴、南唐、吴越、楚、前蜀、后蜀、南汉、南平、闽，北汉，西夏，大理国，契丹)的混战割据局面。吸取唐宋教训，不以山川河流作为划分行政区依据，而是打破地域隔绝，使其失去相对封闭的割据环境，比如将南宋川陕四路中的汉中盆地划给陕西行省。并且在唐宋的西南鸡米州基础上创造出了更进一步的土司制度。
明承元制，明代建立不仅接盘大元的在中国的统治，同样对于大元的行省制度和土司制度进行继承和发展。首先大萌的疆域构成可以分为四类，其一十三省布政司，流官统治编户齐民。其二实土都司卫所，实行军管，可谓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其三鸡米制度比如土司制度，世袭罔替，但是任命升迁贬谪由大萌中枢决定，第四类就是番薯附庸国如琉球朝鲜。
贵州辖区之所以支离破碎的局面正是由于该地是有众多的实土卫所，土司以及流官统治的八府如思南，思州府等，即一二三类型都具有，而且相互交叉影响，另外在贵州建省期间，也将原属于四川布政司的贵州宣慰司划给贵州布政司。
贵州建省是大萌两京十三省中设置最晚的，也正是由于西南地区情况复杂多样，需要徐徐图之，从洪武十五年设置贵州都司，再到永乐十二年贵州布政司的贵州布政司的建立，历时三十二年。贵州建省后，西南即使再有割据也难成气候，相对的四川的播州宣慰司后为流官统治遵义县，对贵州的延伸也如一把匕首刺进贵州心脏，假使贵州叛乱，也能很快调动兵马平叛。
原因二改土归流的需要，即第三类土司鸡米地区转变为一二类实土疆域，永乐十一年之所以筹备贵州布政司，就是因为东部思南思州
宣慰司互相攻杀，中央更置府州委派流官，以布政司辖之。以崇祯四年为断，贵州14县多数是在弘治到万历年间设置的，即明中后期的改土归流有一定程度的加深。这一历史趋势直到清雍正年间集大成。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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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和清朝的鼎盛时期各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成就，而康熙与朱棣作为两位重要的帝王，其军事才能也各有特色。以下从历史背景、军事成就、战略影响等方面进行详细比较： 一、明朝与清朝鼎盛时期的比较 1. 明朝的鼎盛时期：永乐年间（14021424） 背景：明成祖朱棣（14021424年在位）登基后，明朝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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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1368年－1644年）在军事制度和权力结构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削弱和打压武将集团，防止其威胁皇权。这一过程贯穿了明朝多个时期，涉及政治、军事、制度和文化等多个层面。以下是详细分析： 一、洪武时期：削藩与卫所制度的建立1. 削藩政策 背景：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年间（1368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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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在军事扩张方面的表现确实与汉唐时期存在显著差异，其规模、范围和方式均不及汉唐。以下从多个维度详细分析明朝与汉唐在军事扩张上的异同： 一、汉唐时期的军事扩张特点1. 汉朝（前206年220年） 西汉时期：汉武帝（前141年前87年）通过“开疆拓土”政策，征服匈奴，设立河西四郡（敦煌、张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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