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寒门容易当官，清朝寒门再难出贵子？
下面将从几个主要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一、 科举制度的演变与影响：
这是导致明清两朝寒门出仕难易程度差异的最核心因素。
明朝：八股文的出现与相对的“公平性”
洪武年间废除旧制，建立新规：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唐宋时期以诗赋、策论为主的科举考试，确立了以儒家经典为基础，以八股文为主要文体的考试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个人文采、辞藻的要求，转而强调对经典理解的深度和对义理的阐释。
八股文的特点与对寒门的影响：
固定模式与模板化： 八股文要求考生遵循固定的格式和结构，将文章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讲等部分，并对每部分的字数、内容有所规定。这种形式化的要求，使得考生可以通过反复练习，掌握考试技巧，即使没有深厚的家学渊源，通过勤奋也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经典为本： 考试内容主要围绕《四书五经》展开，这些经典虽然是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基础，但其内容本身是面向全社会的。寒门子弟可以通过刻苦钻研，掌握经典知识，并学习八股文的写作方法。
相对的机会： 相较于唐宋时期可能更看重个人才情和家族声望，明朝的八股文更具“技术性”，为那些没有显赫家世但足够勤奋的寒门子弟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他们可以通过“读书万卷，终成秀才、举人、进士”来实现阶层跃升。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氛围： 明朝高度推崇科举，读书被视为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这鼓励了大量寒门子弟投身其中。虽然家境贫寒，但只要有天赋和毅力，就有可能通过科举走向仕途。
清朝：八股文的僵化与“门阀”意识的抬头
八股文的深化与僵化：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八股文制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八股文逐渐走向僵化，更加注重形式的严谨和套路的运用，对内容的创新和思想的深刻性反而有所限制。这使得八股文的“技术性”进一步凸显，但也更加脱离实际。
满汉差异与政治因素：
满族统治者的考量： 清朝是满族建立的王朝，其在初期和中期，出于对满族贵族统治地位的维护，以及对汉族士大夫力量的制衡，在官员选拔上存在一定的偏向。虽然有科举，但也有其他途径为满族和对清朝有贡献的汉人提供官职。
满汉“恩荣”的差异： 清朝实行“满汉一家”的政策，但在实际操作中，满族官员在某些场合和待遇上可能享有一定的优势，这无形中给汉族寒门子弟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
士族门阀的隐形影响： 尽管科举是主要途径，但清朝的官僚体系中，依然存在着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士族门阀。这些家族往往拥有更雄厚的经济和文化资源，能够为子弟提供更好的教育和人脉，这使得他们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寒门子弟即使考中进士，也可能面临“起步难”的问题，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融入权力中心。
其他选官制度的限制：
恩荫制度的保留与影响： 恩荫（官员的子弟或亲属可以凭借父祖的功劳获得官职的制度）在清朝依然存在，尽管有所限制，但仍然为官僚家庭的子弟提供了便利，与寒门子弟形成对比。
捐纳制度的兴起： 清朝后期，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开通了捐纳制度，即通过捐钱获得官职或功名。这无疑为富裕的商人家庭提供了进入仕途的捷径，但对于真正的寒门子弟来说，这是一种遥不可及的途径，反而加剧了阶层固化。
“贵子”的定义变化： 在清朝，“贵子”不仅仅是指做官，更可能包含了拥有显赫的家世、优越的教育资源、广泛的人脉关系以及在官场上的迅速晋升和深远影响。寒门子弟仅仅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可能难以在短期内获得这些“贵子”的特质。
二、 教育资源与家庭背景的影响：
明朝：相对集中且平等的教育机会（理论上）
书院的兴盛： 明朝出现了大量的书院，一些书院对贫寒但有才学的学子是免费开放或提供资助的。虽然优质的书院资源依然有限，但相较于之前，普通人有机会接触到更好的教育。
私塾的普及： 私塾是基础教育的主要形式，虽然质量参差不齐，但理论上寒门子弟也可以通过进入私塾来学习基础知识。
家庭支持的作用： 在明朝，如果一个寒门家庭能够拿出微薄的财力供养子弟读书，并得到族人和乡邻的支持，那么子弟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可能性相对较大。
清朝：教育资源差距的扩大与家庭背景的重要性
教育资源的不均衡： 清朝虽然也提倡教育，但优质的教育资源（如名师、藏书、良好的学习环境）更加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和官僚世家。寒门子弟想要获得与官宦子弟相媲美的教育，难度更大。
家庭支持的决定性： 在清朝，一个寒门子弟要想在科举和官场上取得成功，家庭的支持（经济、人脉、早期教育）变得尤为重要。没有强大的家庭后盾，仅仅依靠个人努力，往往难以突破层层阻碍。
对“贵子”的投资： 官宦家庭会投入大量资源为子弟打造“贵子”的基因，包括聘请名师、提供海外学习机会（后期）、建立人脉关系等，这些都是寒门子弟难以企及的。
三、 官场生态与人脉网络的差异：
明朝：相对松散的官场与个人能力的突显
“草根”官员的出现： 明朝确实出现过一些来自底层、依靠科举成功并有作为的官员，他们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制度的活力。
人脉的重要性相对较低（初期）： 在明朝初期，相对而言，个人能力和科举成绩在晋升中可能占据更重要的位置。虽然人脉依然有影响，但还没有形成后来的那种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
清朝：更加封闭的官场与“门生故吏”的强化
派系林立与结党营私： 清朝官场更加讲究派系和人脉，形成了各种“门生故吏”的网络。一旦进入官场，如果没有合适的引荐人和靠山，很难获得发展机会。
“圈子”的排斥： 寒门出身的官员，即使能力出众，也很难融入到原有的官场“圈子”中，容易受到排挤和打压。
“贵子”的标签： 真正的“贵子”不仅仅是做官，更意味着能够在官场上游刃有余，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而这一切都与早期积累的人脉和资源密切相关。寒门子弟难以在短时间内获得这些。
总结：
总而言之，明朝寒门容易当官，主要得益于其以八股文为核心的科举制度，相对而言为有才华的寒门子弟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通过个人努力有机会实现阶层跃升。而清朝寒门再难出贵子，则是因为八股文的僵化、政治因素（满汉差异、政治考量）、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捐纳制度的出现以及更加封闭和讲究人脉的官场生态，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寒门子弟在通往“贵子”的道路上，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他们的上升通道变得更加狭窄和困难。
需要强调的是，“容易”和“难”是相对的概念。在任何一个朝代，寒门子弟想要进入仕途并成为“贵子”，都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牺牲。这里的比较是指两者之间制度和环境的差异所带来的可能性大小。
网友意见
别忘了明代有宗族这个东西。
就用题主给的这个链接里的一些名字举例子。
熊廷弼
张瑞图
黄立极
朱国祚
李廷机
李春芳
严嵩
顾鼎臣
方献夫
陈循
马愉
权谨
金幼孜
杨士奇
就不挨个数了，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
那个回答里列出的这些人，小时候确实穷过，可是基本上都有有钱的亲戚。就像刘备虽然卖过草鞋，可是他叔叔出钱送他去卢植那里上学，和公孙瓒这样的富二代当同学。
科举的确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制度，提供了相对合理的上升机制，凭文章取士，自然比世袭是更公平的。
但是，一个人要怎样才能有好的学问，写出好的文章呢？
首先，他们家必须供得起一个壮劳力脱产读书。否则的话，人家天天除了学习就是学习，你得先下田耪地，晚上四点多回家，趁着太阳下山前最后一点时间学习，你得是什么天才才能学得过人家。
科举考试的书目也不少，哪本都得烂熟于心。
要是家里吃饭都吃不起，还买书？所以，古代的读书人为了求学有很多抄书、借书的故事。明朝后期出版业发达，市面上还有大量的教辅材料，专门研究考试。人家花钱买来研究，你买不买？买，没钱，不买，你就没有人家会考试。
文房四宝要钱，脑力劳动的消耗也是很大的，吃的可以不好，但总不能特别饿，那种每天只喝一碗粥，饿得头晕眼花的状态，是很难学出什么成果的。当年范仲淹划粥断齑，但学了三年也觉得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两次外出游学，有姜遵、戚同文等师长照拂。顺便一提， 戚同文也是家境贫寒，但是受到名儒杨悫看重，在其门下学习，还娶了杨悫的妹妹。
要外出游学，就得有差旅费，结交师友增长见识，也不可能没有开销，如果不得到资助，单靠普通平民的财力是根本负担不起的。
对于一个宗族来说，资助宗族里天赋优秀、能努力但比较贫寒的子弟读书是很有意义的，这些人如果将来能够仕进，一样也是自家的代言人，历朝历代的民间办学，宗族的财力都是重要的支撑。以这样的方式接受教育，通过科举出人头地的官员，其阶级立场与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士子也是没什么分别的。
题主引用的答案只统计了明朝政治中枢的高级官僚，不能直接论证“明朝寒门容易当官，清朝寒门再难出贵子”，不过清朝寒门确实更难进入政治中枢成为高级官僚。
因为清朝事实上恢复了带有部族色彩的半贵族统治，八旗贵胄和皇亲国戚长期活跃在政治中枢（例如满汉复职、议政王大臣会议），挤占了科举文官的上升空间；明朝虽然也有重用勋贵的现象，不过主要集中在军队和锦衣卫，和科举文官不是一个系统。
后金大英明汗、清太宗、世祖、圣祖不必多说，以自世宗始的军机大臣（包括办理军机事务、总理王大臣）为例：
共有军机大臣、办理军机事务和总理王大臣143人，其中皇亲国戚17人(11.9%)、八旗贵胄62人(43.4%)、官宦世家32人(22.4%)、其它出身32人（22.4%，其他出身不等于贫寒出身，且有一部分是史料较少记载不全）；
如果只统计到文宗，共有104人，皇亲国戚12人(11.5%)、八旗贵胄52人(50%)、官宦世家22人(21.2%)、其它出身18人(17.3%，略)；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富察·傅恒家族：傅恒出身上三旗之首的镶黄旗，祖父为户部尚书米思翰、父亲为察哈尔总管李荣保、姐姐为孝贤纯皇后富察氏，走侍卫路线（蓝翎侍卫-头等侍卫-御前侍卫）进入政治中枢，他有三个儿子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和一个侄子明亮进入了政治中枢。
此外，由于清朝的捐纳过滥，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清朝寒门再难出贵子”：
清朝的捐纳自世祖始，圣祖、世宗、高宗不断完备，文宗、穆宗泛滥，简单来讲就是花钱买做官的资格（当然有的只是买个半官的身份）。
圣祖在平三藩之乱时，在3年内卖掉了超过500个知县职位；世宗开始允许卖道、府以下的各种官，高宗更是允许卖道、府、郎中和游击及以下的官；到了文宗时约有超过六成的官吏出身捐纳。
乾隆年间，一个白丁可以先花150两左右成为国子监生员，然后再花4500两左右成为一个候补知县，就可以去京城等着当知县了；如果再花至少5000两左右（实际上很难说，因为不是明码标价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捐花样”，就可以不用等待，直接当知县（前提是有空缺）。
随着清朝统治的动摇，捐纳的价格一直在降，例如穆宗之后花20两银子就能买顶九品的顶子戴戴；不过捐花样的价格一直在涨（捐纳的人太多，想插队得多加钱），想买一个九品的实职大约要花500-80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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