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明朝士绅不捐款抗清?

回答
明朝末年,当清兵铁骑叩关而入,大明王朝摇摇欲坠之时,士绅阶层——这个在明朝社会结构中拥有特殊地位的群体,其面对王朝覆灭时的反应,无疑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值得深入探究的历史议题。普遍认为他们“不捐款抗清”,这背后隐藏着诸多深层原因,并非一句简单的道德评判所能概括。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剥离“捐款”这个狭隘的视角,深入到士绅阶层的构成、他们的利益诉求、政治生态以及当时社会的整体动荡之中。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士绅”这个概念的内涵。明朝的士绅并非铁板一块,他们是一个庞杂的群体,大致可以分为几个层面:

在朝为官的官员士绅: 他们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实际管理者,手中掌握着权力和资源。
居家致仕或候补的官员士绅: 这些人曾经身居高位,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人脉,但已不在朝堂。
未曾入仕但拥有功名(如举人、贡士)的士绅: 他们虽然没有官职,但凭借科举功名获得了社会声望、免役免税等特权,是地方乡里的名流和意见领袖。
未曾入仕但具备相当社会影响力的乡绅: 他们可能通过其他途径(如捐纳、地方豪强兼并土地等)积累了财富和势力,在地方上拥有一定话语权。

这些不同层面的士绅,他们的利益、立场和行动意愿自然是千差万别的。

一、 利益的算计与维系:士绅为何对“捐款”犹豫不决?

明朝末年的财政状况早已捉襟见肘,朝廷的募捐行为并非新鲜事。然而,士绅对“捐款抗清”的犹豫,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自身利益的精明算计。

维护既得利益的考量: 明朝的士绅阶层,尤其是那些掌握大量土地和资源的居家士绅和地方乡绅,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固的利益集团。他们享受着免役、免税等特权,通过宗族和地缘关系盘根错节。一旦投入巨额资金支持一个正在走向衰败的王朝,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这笔投资是否能够带来回报,或者至少不会损害他们原有的利益。
对朝廷腐败和效率的怀疑: 晚明政治腐败严重,军费开支庞大,但真正能用于抗击外敌的资金却常常被层层盘剥,效率低下。士绅们并非傻瓜,他们看到无数次募捐最终化为泡影,或者被军阀将领挪作他用,对朝廷的号召力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捐款在他们看来,很可能如同“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甚至可能间接壮大了那些他们不信任的派系。
“保境安民”的现实选择: 对于很多地方士绅而言,首要的任务是维护本地的秩序和安全,保护自己的家园和族人。当清军逼近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考虑如何与新的统治者共存,而不是孤注一掷地为即将灭亡的明朝殉葬。与明朝官员相比,清朝官员虽然也存在腐败,但在初期,其治理方式和对地方秩序的维护,可能在某些士绅看来更可控,或者至少是新的现实。
对“捐输”的复杂心态: 即使在捐款问题上,士绅也并非完全拒绝。一些有家国情怀的士绅,或者希望通过捐款获得政治资本的官员士绅,也会参与。但“捐输”往往伴随着官职、荣誉的许诺,或者是在特定军事行动的号召下。更多时候,他们期望的是“有司(朝廷)自理”,而不是将有限的资源无偿投入一个看不到希望的战场。

二、 政治的博弈与分裂:朝廷自身的不作为与士绅的立场选择

明朝末年的政治生态,是导致士绅不愿“捐款抗清”的另一关键因素。

朝廷内部的派系斗争: 晚明党争激烈,阉党、东林党、浙党等互相倾轧,权力斗争掩盖了国家危亡的紧迫性。士绅阶层本身也受到这些派系的影响,他们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支持的政治派别。当朝廷分裂,政策摇摆不定时,士绅们也失去了明确的行动方向。他们更倾向于观望,看哪一方能在政治斗争中胜出,再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君权的衰落与决策的失误: 崇祯皇帝虽然励精图治,但其猜忌多疑的性格,加上对臣下不信任,导致许多有能力的官员被排挤或无法施展抱负。皇帝的决策常常孤注一掷,缺乏长远规划,这使得朝廷的号召力大打折扣。士绅们看到的是一个缺乏有效领导的朝廷,自然难以激发他们的热情。
地方与中央的矛盾: 明朝中央集权并非铁板一块,地方势力在某些时期甚至能够与中央抗衡。当清军南下时,一些地方上的军事力量,如由士绅支持的团练,反而成为维护地方稳定的重要力量。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自己组织力量,而不是将资源拱手交给中央政府,尤其是在中央政府已经威信扫地的情况下。
“南明”政权的性质: 当北京陷落,明朝宗室仓皇南逃,建立“南明”政权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南明政权内部的混乱、腐败和权力斗争,远甚于前朝。许多士绅,尤其是南方士绅,可能曾经对南明抱有希望,但随着南明的迅速衰败和内耗,这种希望也化为泡影。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拿出钱财支持一个同样腐朽不堪的政权,更是难上加难。

三、 社会的动荡与士绅的生存策略:乱世中的“变色龙”

天灾人祸频发,社会秩序瓦解,也影响了士绅的判断和行动。

农民起义的影响: 明末农民起义席卷全国,对地方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士绅阶层也受到冲击,他们的财产被掠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秩序的渴望大于对某个王朝的忠诚。当清军到来并承诺恢复秩序时,一些士绅可能会将其视为比混乱的农民军或腐败的明朝更好的选择。
生存的优先性: 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大多数人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生存下去。士绅们作为社会精英,他们有能力也有资源去适应变化。如果明朝注定灭亡,那么积极拥抱新政权,保留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可能是比徒劳抵抗更明智的选择。这种“变色龙”式的生存策略,在历史的许多转折时期都屡见不鲜。
“忠君”观念的动摇: 传统儒家思想强调忠君报国,但这并非是绝对的。当君主昏庸、政权腐败到一定程度,臣子(包括士绅)是否仍然需要“忠”?这个问题在晚明士绅心中并非没有答案。他们更看重的是“仁政”、“德政”,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如果一个王朝无法提供这些,那么“忠”的义务自然会打折扣。

四、 个别与整体的差异:并非所有士绅都袖手旁观

必须强调的是,“不捐款抗清”更多的是一种普遍现象的概括,而非绝对。历史上,也存在着许多士绅阶层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倾家荡产,组织义兵,誓死抵抗清军。例如:

史可法: 作为扬州等地的守将,他号召并组织了无数捐款和募兵,最终为守护扬州城而殉国。
黄道周: 明末清初的理学家和政治家,他坚持抗清,后被俘牺牲。
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明末清初的大学者: 他们虽然未能组织大规模的武装力量,但他们以笔为刀,著书立说,批判腐朽,唤醒民众,他们的思想成为后世抵抗异族统治的精神支柱。

这些人物的存在,证明了士绅阶层并非铁板一块,其中不乏有气节和担当者。然而,他们的声音和行动,在当时普遍的世态下,显得尤为珍贵,但也更凸显了整体的沉默。

总结来说,明朝士绅不捐款抗清,并非简单的“不忠”或“怯懦”。 这是由他们复杂的阶层构成、利益诉求、对朝廷的失望、政治生态的恶劣、社会动荡的冲击以及个人生存策略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下的复杂产物。他们是那个时代洪流中的一部分,他们的选择,反映了那个王朝在内忧外患下,已经失去了凝聚社会力量的根本基础,最终走向了无可挽回的灭亡。要理解这段历史,就不能简单地将个人行为抽离出来进行道德审判,而需要深入其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肌理之中,去感受那个时代的悲凉与无奈。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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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襄给崇祯皇帝算了一笔账:如果调吴三桂进卫北京,需要一百万两银子的军费,而国库的账上只有区区四十万两。满朝文武全都上疏恳求,希望崇祯皇帝拿出自己的皇银内帑以充军饷。但崇祯却表示:“内帑业已用尽。”


在这个六十万两白银的偌大资金缺口上,崇祯只能让大臣们出这笔钱。但是大家也推托自己没钱。



后来周皇后悄悄拿出5000两私房钱给自己老爸,让他做一个表率,就像现在很多主播的送礼物都靠托烘托气氛,榜一经常就是托。没想到的是,国丈爷居然吃了2000两的回扣,只捐了3000两。其他官员,除了太监王永祚、王德华、曹化淳几个老(da)实(sha)人(bi)各捐五万两以外,朝中官员大多发挥铁公鸡精神,比如内阁次辅魏藻德捐款五百两(这还不如不捐)。



不让国丈爷自己出钱,全部都是女儿自己的私房钱,自己不花一分钱,还能得到好名声,他都能贪污近一半。你还怎么指望其他大臣大量捐钱?而北京城的高官们,一改日常行为规律,出门不再乘轿子,穿衣服也要破破烂烂,更有趣的是在自家大门写上“此屋出售”四个大字,以示自己“毁家纾难”。集体哭穷给崇祯帝看,也是一种大家心照不宣的自娱自乐。


不过,与这些叫苦装穷的大臣阁老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住在彰德门外的六十多岁的老汉。他不肯做“大顺”政权的顺民,于是将自己平生所得──四百两白银全部捐献给朝廷,充作军饷。崇祯皇帝闻听大喜,将有名无实的“锦衣千户”官衔赐给老汉。可怜这老汉的“锦衣千户”仅做了一天,次日崇祯皇帝便以发覆面光着一只脚自缢于煤山,大明江山宣告易主。


等到闯贼攻破了北京,为了得到军饷,犒劳手下将士,闯贼的手下赶制了五千副夹棍,通过严刑拷打来逼迫大家交钱,不少官员因用刑过度或是实在交不出银子而当场丧命。逼迫他们献出钱财,而且到处抄家。最终从贪官身上搜刮出白银7000多万。至于捐一文钱都肉疼的国丈爷国丈周奎呢,闯贼把他们全家都捉拿了,在妻子、儿媳妇被迫自缢、长子被打死、自己和次子、侄子被严刑拷打几乎丧命的时候,才迫不得已带领闯贼回到家中地库拿出自己私藏的银子与家财上交,不久周奎就愤恨而亡。农民军从他家中搜出的现银就多达五十三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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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明朝士绅不捐款的?


明熹宗天启年间徽商吴养春曾先后向朝廷捐助饷银50多万两,谁知朝廷竟寻事加罪,不仅要追索“赃银”60余万两,还将吴家父子逮捕下狱,其“亲邻族党无不株连 ”。

最后,吴妻自杀,吴家父子三人俱死狱中。


明熹宗天启时的富商吴金薄,先后借给朝廷的银两多达200万,朝廷不仅赖帐不还, 还制造借口,“以他事破家”。


在清朝,富商可以捐钱留命;在明朝,捐钱捐多了,全家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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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族地主阶级内心中最优先维护的东西是封建秩序,也就是“科举制度+儒学法统”。前者代表整个政治机制,倒不一定说科举一点不能改,而是政治体系要讓他们吃到甜头;後者是意识形态。。如果皇帝很厉害,那么捎带着也要为维护皇帝。在庶族地主阶级内心中,皇帝早就没了神圣性,几千年历史换了多少个了啊,谁当不是当?只要还是学孔家拿一套,讓他们这些士大夫、大地主们当家作主,地主阶级不介意改朝换代。


明末的地主阶级以为满清是第二个元朝呢,以为会像元朝那样粗放式管理,讓地主在民间拥有很大自主权。


谁知道满清自带十几万基本盘入关,根本不求着士大夫共治天下。你们不配合,旗人可以干活,那留你士大夫有什么用?士大夫恍然大悟;但是晚了啊,全国早就被满清拿下了,三藩都没反了天,士大夫手上没兵悔之晚矣。。只能读读儒学经典求安慰,心一横就跪下喊“奴才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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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时期的浙江东阳秀才许都,官宦世家出身,祖辈出过都御史,急公好义,关心国家,毁家纾难,自费组织民兵,想为朝廷分忧。

顺便说一句,这可不是我说的,许都得到了顶级名流,几社领袖陈子龙的推荐。许都的老师何刚也是复社名士,曾经因为建言被崇祯直接赐为兵部主事,他曾经向崇祯上疏推荐过许都。

就这么一个大公无私的乡绅名流,就因为勒索没有成功,就被贪婪的东阳知县怀恨在心。许都母亲去世,因为他在地方名声太大,送葬者万人,东阳知县居然诬陷他造反了,这不叫官逼民反,这叫官逼绅反,活活逼出了所谓的“许都之乱”,许都也落个身死下场。这就是所谓捐款练兵报国士大夫的下场。

明末愿意出钱出力练兵自保的士绅多了去了,但是地方官贪鄙者多,崇祯又不识黑白,像许都这样落得悲惨下场的远远不止一两个。就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不出钱或许啥事没有,出了钱可能要充军乃至砍头,还怪人家不愿意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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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们自己觉得还有更好的选择:投敌。一举三得。

第一不用出钱抗敌。

第二贪腐的帐一笔勾销。

第三还不用杀头。当然后来文字狱的刀落下来才后悔。

用惯了“民族叙事”角度去看自然觉得“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但人家内心按照“阶级叙事”做出的选择只会觉得“岂不美哉”。

泥腿子造反固然罪大恶极,皇上不肯为士人张目反而挣利,自然也必须冠以“昏聩”之恶名。试看大明江山,到底是谁的天下。谁敢动摇我等士大夫的利益,就算皇帝,也不是不能换人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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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谁?士绅老爷吗?清庭还需要士绅老爷帮忙刮钱呢,只要老爷别太跳,怎么会屠杀士绅老爷?至少在北方的士绅老爷心目中,满清也比明朝好,虽然钱也没少收,至少撒的下去,镇压得了农民军,比连泥腿子都镇压不下去的明庭强 ,毕竟满清要钱泥腿子要钱也要命啊。

顺便请不要意淫什么满清入关,屠杀了几千万上亿什么的,满嘴跑火车 你就这么看不起自己祖宗?且不说古代屠杀没这么高的效率,满清屠杀也是封建军队的劫掠和震慑式的而非现代纳粹的种族灭绝。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一书第五卷(清时期)记载,据不完全统计,自1644年满清入关以来,关内各省直接死于满清所发动的战争、屠杀和迁界禁海的人数分别如下:江浙两省150万、江西290万、福建280万、山西40万、湖南70万、广东120万,以上七省共死亡约950万人,再加上其他省份的一些零星的死亡人数

清军入关后屠杀而死的人数在八百万到一千二百万之间,而整个明末因自然灾害和瘟疫乃至饥荒,战争一系列损失的总人口才有6千万到八千万,至康熙二十九年人口数量已经到达一亿多,康熙六十一年达到一亿五千万。

至于明末到底有多少人,嘛,反正明朝户籍上从明初到明末都是六千万,具体我也不知道。

我看有的人历史观估计还是婴幼儿水平,只知道分黑白,分民族,难不成今天马云和你一个民族你要饿死了他就送你钱?就TM意淫明清之争是汉满之争,这幼稚的历史二元法真是笑死了,请问明朝末年天下有一个民族叫满族吗?没有,只有八旗,努尔哈赤是什么人?大明二品龙虎将军,八旗是什么?一个军事政治利益集团,八旗里只有通古斯吗,不,还有辽东汉人,朝鲜人,蒙古人,甚至还TM有俄罗斯人,这玩意是民族吗?还汉满之争,就当你这个集团说民族吧,几十万人你能和一亿人争?你真是看不起你祖宗啊,你当你祖宗是鸡鸭牛羊?换句话说,这本身不过是一次边疆军事叛乱,八旗这个军事集团为了以小制大想了不少点子,但是这和民族之争毫无关系,真要那样种族灭绝才对,还让你汉人长到四亿,是你蠢还是鞑子蠢啊?换句话说,后金之所以夺取天下,压根就是因为明朝统治阶级的极端不负责任和无耻,明朝官员官商垄断,皇帝崇祯嘴上哭穷,就拼命往陕西的穷鬼身上刮钱,皇庄宗室一毛不拔,大明士兵更是连活命钱都拿不到,最终大规模投闯投清,最终自食其果自己给吊了老歪脖子树。。。人慈禧在蠢也知道兵是银子雇来的,大明还指望人家当兵的光合作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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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各大势力中,清庭是最能保护地主士大夫利益的,对于一个政权来说,会收钱可不是缺点,像明朝收不上来钱,或者像大顺靠拷掠收钱,相信地主们用脚都可以投票了。相对于支持抗清,大顺军,大西军才是士绅们无论怎样都要消灭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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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人都只谈利益,不谈情怀。西汉有位卜式打算捐一半家产给国家打匈奴,使者问他想要什么。卜式不为做官,不为伸冤,就为揍他丫的匈奴!结果公孙弘认为这做法不符合人类的常理,汉武帝也就没有批准卜式捐款请求。后来卜式仍旧活跃在捐款第一线,最终也勉为其难为做起了官。

但像卜式这样有情怀的人,也不是一脑子热血,也经过他的计算。个人家产给予国家资源,只是为了缓解国库压力,并不能作为核心力量。卜式所处的时代是西汉军事强盛时期,国家吏治水平在上升,卜式很清楚可以知道,他的捐款是真的能发挥到作用。

明末你以为只是钱的问题,可明朝吏治已崩坏,腐化早已影响到军队的战力,全国性灾荒兼贪污带来的人祸,不是自己不贪就完事了。地方乡士大规模捐款,跟把钱投入大海没什么区别,有情怀也不能不考虑现实问题。

就好比现在,让人在“有前途的大学生”和“已失去工作能力的残疾人”中选择捐助,对于大多现实的人会考虑前者,捐助后者是出于同情,却是个无底洞,你又怎么让人去同情那个吸血无数的朝廷呢?不要觉得士绅都没有家国情怀,他们只是还看得懂实际情况,要是你明朝还能够打回去,他们也还是可以曲线救国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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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又不是不让他们当绅士。你看有些文化人,对日本人都不说什么,美其名曰只搞艺术不问政治。等共产党一来,立马就有“现实主义”作品要写了。

大明绅士不但不需要反清,相反,他们需要联合大清先搞死大顺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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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保住了,我是臣,我是民,再来个新主子,我还是臣,还是民,有区别吗?

假设今天你的公司要倒了,你就是个普通中层经理或者底层小组长,会卖房子来帮公司渡过难关吗?你当然不会了,因为公司挺过去了你也没什么好处,顶多夸你几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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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求他们有点远见属于是为难人了。

直到三大案和后来的康雍乾文字狱,江南大地主士绅才知道明清的差别。

不过那时候已经太晚了。

只能说他们的行为对得起被杀的人头滚滚这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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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莫困于明,非治有升降,田赋轻重使然也。”

你品品。

让有钱人掏钱,比要他命还狠。

你猜为啥满清要搞三大案呢?为啥三大案要叫“江南三大案”呢?江南三大案,奏销案,哭庙案,通海案。奏销案一句话概括:拖欠钱粮的士绅重办,就算拖欠者有功名的也一律黜革查办。哭庙案的关键词:抗粮哭庙。

南方的士绅是很实诚的,不光不愿意给明朝掏钱,更不愿意给满清掏钱,只有在元朝那种近乎无政府的包税制地方大员自己说了算的时候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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