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勋戚贵族在明朝的生活和政治地位是怎样的？
身份的由来：开国功臣的荣耀与血脉传承
明朝的勋戚，其身份的源头，自然是洪武皇帝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的那批开国元勋。这些将领跟着老朱出生入死，打下了江山，功劳簿上名字赫赫有名。按照朱元璋的规矩，他们的后代，尤其是嫡长子，会被封为世袭的王、侯等爵位，并且会获得相应的俸禄和封地。这可不是一次性的奖励，而是世代相传的荣耀和特权。
举个例子，像徐达、常遇春、李文忠这些名将，他们的家族在明朝就是典型的勋戚。他们的子孙后代，即便没有像祖辈那样叱咤风云的功绩，也能凭着这层身份，自动获得优渥的生活和政治上的便利。这种“光宗耀祖”的逻辑，在当时是极其重要的社会价值。
生活方式：锦衣玉食，却也规矩森严
一旦成了勋戚，那生活水平自然是天上地下。
物质享受： 他们住在宽敞的宅邸，里头装饰得金碧辉煌，仆役成群，绫罗绸缎、山珍海味是家常便饭。穿着打扮也比寻常人讲究得多，服饰的规制都有一套，颜色、纹样都有讲究，彰显其尊贵的身份。
教育与训练： 虽然不需要像普通人那样为了生计奔波，但作为勋戚后代，他们也接受了专门的教育。这包括了基本的儒家经典，但更侧重于兵法、骑射、武艺等与他们祖辈功业相关的训练。毕竟，他们的身份本身就与军功挂钩，即便不直接领兵，也得对军事有所了解。很多勋戚子弟也会被安排到国子监深造，但与寒门学子不同的是，他们的仕途往往更容易，或者说起点就更高。
社交圈子： 勋戚贵族内部有自己的社交圈子，他们会相互联姻，形成紧密的利益集团。同时，他们也会参与一些朝廷举办的宴会、庆典等活动，与皇室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规矩与束缚： 然而，这种尊贵的生活也伴随着不小的规矩和束缚。勋戚的爵位和俸禄，都是由朝廷提供的，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遵守朝廷的规定。例如，在一些重要的国家庆典、祭祀活动中，他们需要按照礼仪的要求参加，扮演相应的角色。而且，一旦犯下严重错误，爵位被剥夺也是常有的事，这种风险始终存在。
政治地位：从权臣到“供养”的存在
勋戚的政治地位，可以说是从高开低走，一步步被皇权所收敛。
初期：功臣的政治影响力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开国功臣的地位非常高，他们是新政权的支柱。很多人直接参与了政治决策，甚至被封为宰相、大学士之类的要职。他们的意见在朝廷上有很大的分量。
中期：爵位与俸禄，但政治实权渐弱
随着时间推移，到了明朝中期，勋戚后代很多已经远离了战场，他们的军事能力和政治才能相比祖辈可能有所退化。朝廷为了加强皇权，也开始限制勋戚的权力。虽然他们仍然拥有世袭的爵位和俸禄，但实际的政治决策权，尤其是参与到核心的朝政，就越来越少了。
更多的时候，他们成为了朝廷供养的对象。国家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但让他们远离权力中心，避免形成威胁皇权的势力。这是一种“圈养”的策略。他们的一些代表人物，可能会在一些仪式性的场合出现，或者被委以一些象征性的官职，但很难再像他们的祖辈那样掌握实际的军政大权。
部分勋戚的特殊角色：
尽管整体上政治实权在衰减，但仍有一些勋戚在特定时期或者特定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
军事指挥： 有些勋戚后代仍然保有军事才能，能够被委以重任，担任将领。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多的是作为皇帝的“工具”，而不是独立自主的权力中心。
特务机构的参与： 像锦衣卫这样的特务机构，有时也会从勋戚子弟中选拔人员。这让他们能够继续参与到一些敏感的政治活动中，但这种参与是高度受控的。
朋党与依附： 部分勋戚会依附于朝廷中的某个派系，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部分，但他们本身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他们的影响力往往来自于他们所依附的派系。
警惕与制约：皇权下的附属品
明朝皇权非常强大，朱元璋对功臣的猜忌一直存在，这种猜忌也延续到了他的后代。朝廷对勋戚的监视和制约从未放松过。一旦有勋戚表现出野心或者被认为威胁到了皇权，轻则削爵免官，重则抄家问罪。
因此，绝大多数勋戚贵族，虽然生活优渥，但在政治上更倾向于保持低调，安享荣华富贵，而不是去冒险争夺权力。他们更多的是扮演着一种“稳定因素”的角色，提醒着大家明朝的来之不易，同时也是皇权权威的象征。
总的来说，明朝的勋戚贵族，他们的生活是一场富丽堂皇的享受，但政治地位却像是在走下坡路，从开国初期的参与者，逐渐变成了皇权下的附庸和象征。他们是“食禄而不食权”的典型代表，享受着国家给予的特权，却也必须时刻谨守着皇家定下的规矩。他们的存在，既是明朝历史的一部分，也折射出了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趋势。
网友意见
在两京的勋贵的日常
@景行止君所写答案已经非常完善，我来谈一谈一个偏冷门的明朝勋贵家族，那就是册封在云南沐氏。
在明朝将近三百年岁月中，云南沐氏家族拥有自己的世袭爵位，先侯爵后公爵，代表朱明皇室镇守云南，事实上世代充任镇守云南总兵官制度上并非世袭仍然要明朝中枢任命，是法定的云南地方最高军事长官，同时在云南的行政、司法、经济等领域，也拥有相当大的职权和影响力，但是其职权又受到朝廷在云南设立的巡抚、巡按、布政使和按察使等官的约束，而且遇有重大事件发生，朝廷可以随时加以干预。
沐氏家族世爵的传袭、职权的低昂，有世代相传的成分，但主要取决于明朝皇室之恩威。沐氏家族成员的功赏与罪罚等，完全操纵在明朝皇室手中。沐氏家族既拥有明朝皇室钦赐和通过自行兼并所得的大片庄园田地，同时又领取朝廷俸禄。
正因如此，沐氏家族之嗣爵执政者不是真正的诸侯、藩王、土司或流官，却同时兼有诸侯、藩王、士司和流官的某些特点和权益。明朝廷在云南实行的这种独特的管理体制，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分封制度或土司制度，也有别于以流官为特征的省府州县制度或郡县制度。它是介于分封制度与省府州县之间的一种过渡制度，也可以称为亚分封。
自朱元璋诏令沐英镇守云南伊始，云南沐氏家族凭借其与明朝皇室的特殊亲情关系、手中的职权及家族在云南汉族及其他各少数民族中的影响力等,不断地发展家族的势力,扩大沐氏的家业。在千方百计满足自己的私欲、确保其眼前利益的同时，为了进一步增强其家族在明朝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等领域的地位及影响力，从而维护沐氏家族在云南乃至整个明王朝之中的长远利益，沐英及其众多的后裔子孙还不忘继续设法保持其武勋世家的看家本领、钻研武学，而且特别注重提高家族成员自身的文化素质。
在长达二百八十二年岁月中(洪武十六年至康熙四年，即1383年一1665年)明朝皇室与沐氏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明末土司反抗明朝压迫时，口号便是已无朱皇帝，何来沐国公，由此可见二者关系密切。
相对于土木之变后受到重创的北京勋贵特指四年靖难时期的勋贵，处境日益尴尬不得不混吃等死的情况，云南沐氏家族对明朝稳定西南边疆做出了卓越贡献。
军事
沐英子孙在明初几十年中,在沐英平乱成果的基础上,不仅设法平息了包括云南麓川平缅宣慰司、曲靖府越州阿资之乱在内的云南境内的若千变乱活动，而且还曾奉朝廷之命,采取军事的或非军事的手段,平息了云南辖区以外的诸如贵州、四川等地的多起变乱活动。
沐氏家族在平息各种变乱的过程中,虽然犯下了杀戮贫苦军民的罪行(特别是在镇压云南各族军民反明起事的过程中),但是他们的举动不仅为巩固和加强明朝政府对这些地区，尤其是对云南及整个西南地区的管辖作出了贡献，而且客观上为保障云南广大百姓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为云南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一个和平与安定的社会环境，为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经济上
沐春、沐晟、沐昂和沐斌镇守云南期间，特别是在沐晟嗣爵领镇云南以后，沐氏家族执政者在沐英时期推行的一系列发展云南社会经济和文教事业的政策措施及其所取得的成效的基础上,又及时地对有关政策措施进行调整(主要是在经济方面),使之更加适应当时云南社会的实际情况。
在土地的开发与利用方面，沐春在镇云南前后七年(洪武,二十五年至三十一年),屯田成绩十分突出，共计辟田三十万五千九百八十四亩,增粮饷四十三万五千八百余石，招抚流民五千七百零五户、五万二千四百二十四口,移南京人民三十余万，至滇”。因此沐春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评价，如史载:“(沐春)在镇七年，民户有加，旷土增辟，其设施井井可观焉”等。
与此同时，由于沐春极为关注云南屯田事业的发展,因此云南“穑功乃倍，饷馈以足”团。沐晟在镇云南期间，由于适时地调整了有关政策措施，因此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如沐晟加强对云南屯田的管理后，收效相当不错，史载:沐晟在宣德六年十月的一份奏报中,称云南都司所属二十四卫所“去岁收屯军子粒米四十九万二千一百石有奇，会计可足各卫旗军十一月粮。 ’由此可见，这时明朝云南驻军的口粮已经基本可以自给。
文化上
重视文化传播、发展学校教育，依然是沐氏家族人物用以促进云南文化传播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例如沐磷镇守云南期间，曾于天顺五年(1461年)重修洪武年间由沐英重建的云南府儒学(亦称“云南府庙学”)校舍和景泰年间由云南巡抚郑颟在云南儒学校址上所立的“德”、“达材”两个牌坊。沐瓒镇滇时，也注重“兴学”田。沐琮嗣爵领镇云南以后,对云南儒学教育的发展尤为重视，他在每个月的朔、望日都要“谒孔子庙”，而且每次拜毕儒学祖师孔子之后,都要“退坐明伦堂,令诸生进讲，诱掖奖励”,此外他还“修学官，绘对贤像,饬祭器、乐器,给学田，展解额” 史载:“凡可以作兴士类者”,沐琮“无所不用其心”。
如沐琮在奏请处治残害百姓的云南广西府土官昂贵，并将其改土归流后，便在当地开设学校。沐崖袭爵领镇后，曾上奏朝廷，请求开设云南平夷卫儒学，以教育军人子弟，其请求在正德十二年(1517 年)八月初一日得到了明武宗的批准。沐朝弼等在镇压了武定凤继祖之乱后不久，曾奏请朝廷在原武定儒学旧址上，重建武定军民府儒学,其请求在隆庆二年十二月也得到了明穆宗的允准用。
沐昌祚袭爵领镇云南时,不仅于万历元年与云南巡抚邹应龙、巡按御史许大亨一道为云南奏请获得增加解额五名”，而且还曾为云南府儒学在昆明官渡地区增置学田七十四亩五分,其价银为三百两,每年收入折米银为二十六两有余。
此外，曾经以参将衔奉诏镇守云南金齿、腾冲等处地方的沐氏家族人物沐诚和沐崧,也先后致力于创建、重修永昌府腾冲司(即腾冲卫)儒学，以教导军人子弟等读书习礼,等等。
沐琮在袭爵领镇以前，即“与缙绅学士游”,后虽身为武将，却“喜近儒生，时与讲论前言往行”嗣爵领镇后，为适应云南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又与其他云南守臣一道上奏朝廷,为云南争取更多的乡试名额，其奏章道:“云南、贵州虽在边鄙,久沾圣化，人才渐盛，往往与中州之士联中甲科,故事乡试止取四十名，云南二十四名，贵州十六名，人才淹滞，教官亦难迁转，乞量增额数。”明宪宗纳其言，于成化十年四月诏令增云南乡试举人五名国。 此外，每当有人中了乡试，沐琮“必设宴以示优奖”以此鼓励更多的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沐邕本人‘通六经子史，谈娓娓宛如宿儒”,领镇期间还“日延儒士论文义”。
以上。
做了一个统计，在《神宗实录》中检索“英国公”，有102条记录，检索“成国公”，有69条记录，检索“定国公”，有99条记录。根据这些记录，应该可以对明朝后期勋贵的生存状态有一定了解。
首先是祭祀，占了一半以上的条目。通常是代皇帝祭祀，偶尔也会是皇帝亲祀，他们作为陪同。祭祀最多的是圜丘（天坛），其次太庙、郊庙，再次是朝日、夕月、方泽、社稷、先农等坛，乃至城隍，此外还有诸先帝陵。
跑腿之后经常会有一些封赏：
- 【赐英国公张溶定国公徐文璧各银二十两彩叚二表里，以祭告奉先殿、神霄殿祔礼复命也】
- 【英国公张惟贤以祀天遣代事完复命，上以其遣代四年恭勤无失特加太子太保】
有意思的是，英国公张惟贤还因为“怠祀”被弹劾过，礼科给事中余懋孳说他【天明甫至，三献毕而日已高】。后来皇帝发话了，这次是因为【礼部所进大报祀册原未写时】，命礼部【明注祀册，以便遵守】，【并宥张惟贤之失】。
由此看来，这活还是蛮辛苦的，【天以子时大祭，地以卯时祭，大明以卯时祭，夜明以酉时】，估计经常半夜就得起来准备，还会遭到弹劾，不过也不会有啥大事就是了。
然后就是充当皇家礼仪大使
- 万历大婚：【遣英国公张溶大学士张居正持节行纳采问名礼】；
- 追封皇次子：【遣成国公朱应祯持节大学士申时行奉册追封皇第二子为邠哀王】
- 宴大明会典总裁：【大明会典成宴总裁纂修官于礼部命定国公徐文璧等待之】
- 进士恩荣宴：【壬寅赐进士恩荣宴命英国公张惟贤主席】
此外还有
- 为皇太后上徽号：【壬子文武百官太子太保英国公张惟贤等以徽号礼成奉表称贺】
- 为皇帝选择寿宫地址：【庚午命定国公徐文璧大学士申时行司礼监太监张宏同礼工二部堂上官恭诣天寿山覆择寿宫吉地】
- 陪同、护卫皇帝出巡：【上将谒山陵，钦定防守扈卫诸臣，护驾则定国公徐文璧、彰武伯杨炳居，守则伏羗伯毛登、左都御史陈炌】
勋贵份属武臣，不过有时候也会有文职差遣，如
- 监修实录：【命英国公张溶补充两朝实录监修官】
- 主持御前讲座：【己酉命太子太保英国公张溶充知经筵官左春坊左中允】
不过显然这里他们更是只有打酱油的份了。
而与他们本身武职相关的记录并不算多，其中
- 职位变动：【命右军都督府掌印定国公徐文璧掌后军都督府事】（基本上就是前、后、左、右、中来回折腾）
- 自陈请辞：【掌后军府事英国公张溶俱以军政自陈辞免府任，俱不允】（自陈政绩是京察惯例，通常大家都会说“不职”，辞职申请得到的回复毫无疑问也只会是“不允”）
- 兵部考选：【辛卯朔兵部以考选军政请将……成国公勋卫朱纯臣等职业克修才力可用应留】
这些例行公事之外，言官的弹劾当然也是少不了的，有些纯属没事找事，不过多数还是实有所指：
- 【兵科给事中赵世勋劾右府掌府事定国公徐文璧留难应袭，需索属官，私设文簿……请严行禁革，以儆枭贪】，这是巧立名目行索贿之事，但是处置结果只是【以勋旧，仍其职，惟厘革夙弊为后日规】，要是文官，恐怕已经官帽不保了。
- 【掌后军府事定国公徐文璧以武职侮辱大臣查访的据】，可以看出武职地位确实低于文职，当然，定国公地位超然，这次犯事的也只是他辖下的几个百户，【聚嚷禁地侮辱大臣】，而徐文璧则由于【所参仅六名虚捏二名枉报三名……含糊塞责】被【罚住禄米半年】。
- 【兵科给事中熊遇明言比岁适当军政左府佥书成国公朱纯臣有营求戎政一事，部中议欲斥之，无何自陈疏下，破例钦留，幸端一开，渐不可长】虽然这份奏疏和朱纯臣等人的辩驳【俱不报】，但是从“营求戎政”的指责可以看出，勋贵武臣想插手兵权还是很犯忌讳的。
真正上书言本职工作的，更是少之又少，其中有几条是关于“东事”也就是朝鲜之役的：
- 【兵部尚书石星会集大学士赵志皋等定国公徐文璧等及九卿科道于左阙研译倭使请封】
- 【丁卯定国公徐文璧等会议言东事……乞敕兵部移文督抚诸臣应议者速议应行者径行】
据此来看，军事方面他们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但是实际上，要么打酱油，要么说废话。下面这个例子也能看出“五军都督府”的尴尬地位：
- 【甲午后军都督府掌府事英国公张惟贤言近日据昌平镇道报有八达岭守备解到夷人……乞敕府部衙门通行各关各口一体严禁】，得到的回复是【上曰这所奏系边防要务著该部看议来说】，这里的该部自然指的是兵部，所以到这里也就没他什么事了……
具体事务他们是插不上手的，反倒是人事方面还是有点推荐权的，不过估计也是靠面子而非职权：
- 【丁巳起原任宁夏总兵官右都督李如柏以原官挂印镇守辽东以英国公吏兵诸大臣交荐之也】
对于本职工作之外的话题，他们倒是也有发言权：
- 【定国公徐文璧、驸马侯拱宸等各疏请举行皇长子三礼，俱不报】
- 【后府等府英国公张惟贤等……各具疏以福王之国万难延缓为请，不报】
固然是随大流，但也可以看出国本之争文武群臣的立场都是一样的。
爵位承袭、变动以及相关赏赐这些都没什么好说的。倒是为数不多的关于勋贵庄田财产的记录值得一看：
- 【屯田御史王国清查出豊润玉田等县成国公朱应祯退出苇地及民间告垦未入册地寔丈过通徵银八千有奇豆一千九百一十一石有奇永为定额】
- 【户部题称顺天八府州县丈出……勋戚新旧庄田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余顷，除成国公朱应桢等应照旧管业，其驸马戚畹子孙谢文铨等酌议减夺有差报可】
- 【成国公管家为门下受馈银千两令伊子滥买武科】
其实这类的记载虽少，但是恐怕反倒是这些勋贵主要的精力所在。
总的来看，勋戚贵族在明朝后期基本上是吉祥物一样的存在，主要工作就是代皇帝祭祀，承担各种皇家礼仪工作，看来老朱家还是挺把他们当自己人的。
朝堂话语权：对政治军事事务有一定发言权，但是没有操作权。
物质生活：俸禄高，赏赐多，有庄田，还能贪污受贿而不必担心受太大的惩罚，明显优于文官。
身份地位：无论是爵位还是品级，都是勋贵高于文官
PS：【公爵为超品】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超品应该是清朝才有的说法。大明会典、明史职官志都没有超品一说，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三十七 公侯伯表总叙则称【公侯位正一品上伯位正二品上】。而《清史稿志九十二 职官四》中有这样一条【公、侯、伯、超品。子、正一品。男、正二品】，大清会典中也不乏相关规定。（顺便吐槽一下，这个超品和什么不入八分真是土爆了）
上面的记录中，各种礼节性场合及相关记载，都是勋贵在前文官在后：
- 册封太子妃之时【命定国公徐文璧充正使大学士沈一贯充副使指节诣皇太子妃府行纳采问名礼】，首辅沈一贯只是副使；
- 【以辽左用兵文武百官英国公张惟贤等各捐银助饷有差】像这样在“文武百官”总称后面加个代表的，都是勋贵武臣班首；
- 万历临死前【丙申，上疾大渐，召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吏部尚书周嘉谟……等入见于弘德殿】，作为顾命大臣，理论上来说英国公张惟贤也是排第一的。
至于见面谁先行礼，这个也是有明文规定的，
明史卷五十六·志第三十二·禮十·嘉禮四·賓禮
品官相見禮
凡官員揖拜，洪武二十年定，公、侯、駙馬相見，各行兩拜禮。一品官見公、侯、駙馬，一品官居右，行兩拜禮，公、侯、駙馬居左，答禮。
凡官員相遇廻避，洪武三十年定，駙馬遇公侯，分路而行。一品、二品遇公、侯、駙馬，引馬側立，須其過。二品見一品，趨右讓道而行。三品遇公、侯、駙馬，引馬廻避，遇一品引馬側立，遇二品趨右讓道而行。
显然，按照规定，遇到公侯驸马，即便是官居一品也得先行礼或者避让，更何况首辅即便算上虚衔，通常也达不到正一品。
当然，随后也承认了
其後不盡遵行。文職雖一命以上，不避公、侯、勳戚大臣；而其相廻避者，亦論官不論品秩矣。
至于“世袭的千户、百户、都指挥使”，和勋戚贵族就没什么关系了。题目中的最后一问“这些世袭军官为何没有形成强势军人集团”，因为勋贵和地方卫所的世袭军官非但不是什么“共同体”，恐怕连阶层都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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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晚期的火器技术和神机营确实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最终在面对清军时仍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一结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一、明朝火器的局限性1. 技术发展受限 明朝火器技术在明代中期（如嘉靖、万历时期）确实有所进步，佛郎机炮、神机箭等火器在射程、射速和威力上优于前朝，但整体仍处于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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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1368年－1oint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其历史、文化、科技和艺术成就在现代网络文化中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导致关于明朝的粉丝数量众多。以下从多个角度详细分析其原因： 一、历史地位与文化传承1. 中国历史的黄金时期 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之一，政治制度、经济体系、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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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卫所制是明初重要的军事制度，旨在强化中央集权、保障边疆安全，并通过屯田制度解决军费问题。其优缺点可从多个维度详细分析如下： 一、卫所制的起源与核心特点1. 制度设计 设立时间：洪武年间（13681398），由明太祖朱元璋直接设立，以取代元朝的军户制度。 组织结构：全国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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