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卫所制有什么优缺点？
明朝卫所制是明初重要的军事制度，旨在强化中央集权、保障边疆安全，并通过屯田制度解决军费问题。其优缺点可从多个维度详细分析如下：
一、卫所制的起源与核心特点
1. 制度设计
设立时间：洪武年间（13681398），由明太祖朱元璋直接设立，以取代元朝的军户制度。
组织结构：全国设“卫、所”两级，卫为大单位（5600人），所为小单位（1120人），下设千户、百户等。
军事与行政结合：卫所既是军队单位，也是地方行政机构，负责屯田、治安、边防等职责。
世袭与军户制度：士兵（军户）世袭军职，需服兵役，部分士兵可世袭指挥使职位，形成“军户世袭制”。
2. 屯田制度
士兵自耕：卫所士兵平时务农，战时出征，通过屯田解决军粮问题，减少国家财政负担。
军民一体：军户与编户齐民身份重叠，士兵需承担地方赋税与劳役，形成“军民合一”模式。
二、卫所制的优缺点分析
优点：
1. 强化中央集权
直接控制军队：卫所军队直接听命于中央，避免地方势力坐大，如元末各路军阀割据的教训。
军政合一：卫所既是军事单位，又是地方行政机构，便于中央直接管理边疆与内地，减少地方割据风险。
实在明初，卫所制是中央统一调度军队、镇压农民起义（如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的重要工具。
2. 屯田制度节省军费
自给自足：士兵通过屯田解决军粮，减少国家财政负担，尤其在边疆地区（如辽东、西北）可减少粮饷支出。
稳定军心：士兵因屯田获得稳定收入，减少因军饷问题引发的叛乱，如明末卫所士兵因军饷拖欠引发的起义。
3. 边疆防御与治安
屯田与军事结合：卫所驻守边疆（如辽东、云南、漠北），通过屯田与军事结合，既保障边防，又避免因军需问题导致边疆经济崩溃。
防止边疆叛乱：卫所驻军可有效镇压边疆少数民族起义（如蒙古、女真），如明成祖北征蒙古时，卫所军队起到关键作用。
4. 军事动员能力
快速调兵：卫所军队可迅速调集，应对突发战事（如对倭寇、蒙古的防御）。
世袭制度保障：世袭军户制度确保军队长期存在，避免军队因战乱或战死而崩溃。
缺点：
1. 战斗力下降
长期驻守导致战斗力退化：卫所士兵长期戍边，缺乏训练，军纪松散，导致战斗力下降。
军户与编户冲突：军户需同时承担军役与农事，导致士兵疲惫，难以专注训练，如明末卫所军队在对抗倭寇、女真时屡战屡败。
世袭制导致腐败：指挥使（世袭军官）可能贪腐，导致军队腐败，如明末卫所军官贪污军粮，士兵不满。
2. 地方问题与财政负担
地方经济压力：卫所屯田需大量土地，导致地方经济被军需消耗，尤其在江南地区，军户与编户冲突加剧。
军户与编户矛盾：军户需承担额外赋税与劳役，导致民怨，如明末卫所军户因军役繁重引发反抗。
财政负担：虽然屯田节省军费，但卫所军官的俸禄、军需、屯田管理等仍需国家财政支持，尤其在明末财政危机时，卫所军费成为负担。
3. 制度僵化与适应性差
缺乏灵活性：卫所制以世袭军户为核心，难以适应明末边疆形势变化（如蒙古势力衰退、倭寇减少）。
中央与地方矛盾：卫所军官常与地方官府勾结，形成地方势力，如明末辽东卫所军官与地方豪强勾结，威胁中央。
军民身份混淆：军户与编户身份重叠，导致地方治理混乱，如卫所士兵因军役问题与地方百姓冲突。
4. 卫所制的衰落
明末财政崩溃：明末财政困难，卫所军饷拖欠，导致士兵哗变（如李自成起义时，卫所士兵投靠起义军）。
卫所与军队分离：明末卫所逐渐脱离军队职能，成为地方行政机构，失去军事作用，最终被裁撤或改组。
制度僵化：卫所制无法适应明末军事需求（如面对满洲八旗、倭寇等），导致明朝军事体系崩溃。
三、历史影响与评价
1. 积极意义
明初通过卫所制巩固了中央集权，稳定了边疆，为明朝初期的统一和扩张提供了军事保障。
屯田制度缓解了财政压力，为明初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
2. 消极影响
明末卫所制的崩溃成为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卫所士兵的叛乱（如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直接威胁到明王朝的统治。
卫所制的世袭军户制度导致军队内部腐败，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实力。
四、总结
明朝卫所制是明初重要的军事制度，其优点在于强化中央集权、节省军费、保障边疆安全，但也因制度僵化、战斗力下降、财政负担等问题，在明末逐渐崩溃。卫所制的兴衰反映了明朝从强盛到衰落的全过程，其经验教训对后世军事制度（如清朝八旗、近代军阀割据）具有深远影响。
网友意见
坏处被你们说完了，我说个好处吧。
卫所有个好处就是，实现无人区/新征服区的最快实际占领。
你得知道，在古代是很难开展游击战争的，马列主义、毛主席的思想固然好使，可扔到那个连工人阶级都没有的时代，你的工农联盟连个存在基础都没有，如何实现？
所以在古代，往往以军事手段占据中心城池，然后拉拢住当地的士绅阶层，这个地方就是你的了，即使你的军队、官吏可能几百年统治下来连这个地区到底多少个村都不知道。
而在一个突出部保持一支军事力量是很费钱的，物资需要从后方转运，粮秣也需要，人员、军械都需要（蒙古人不需要？)。这也是古代保持一个辽阔疆域很困难的原因。
军屯可以缓解这个难度，至少在粮秣一项可以缓解压力。而高于军屯的卫所，则在这个优势上更进一步，缓解了大部分的压力。
原因也很简单，一个卫，并非简简单单的五千六百个大头兵在某个城池镇戍一方，说句不严谨的话，一个卫并不是五千六百人，而是五千六百户。他们每个军士都有自己的家庭，妻儿老小都在，当兵的去操练了，你猜妻儿老小在干嘛？肯定是家庭手工作业的小农经济生产啊，种田，纺织，铁匠炉子，都会有，这就是一个以军事为主的城市。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家庭也会有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孩子仍然是军户，而只需要一个孩子袭职接替父亲的军士身份，他的兄弟将以军余的身份仍然保持军户身份，但是他们不再有职业限制，种田经商还是读书科举全然无所谓，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朝那么多大学士尚书侍郎御史等高官是卫所籍。
而且，不管是普通卫的屯八戍二还是屯卫的全民屯田，专职屯田生产的永远占大头，一个卫五千人，专门负责种田的可能要占到四千以上，日常操练的一千都不到，这是常态。北边沿线的卫所军事任务比较重，自己生产的往往不够，还得需要中央的转运，而深处湘西、川南、云南、贵州、广西的这种卫所，虽然需要面对着永不落幕的苗变侗变土家变，可真正能席卷半个省的，一个手能数过来。所以，这种卫所对于少数民族区域的渗透在川湖云贵地区体现的淋漓尽致。
比如今天的贵州黔东南州。
这个区域，中央王朝第一次进入，是在明初。元朝的时候这个地区只有几个“蛮夷长官司”——长官司一般是五百人始设，不足五百人的设蛮夷长官司。洪武十八年，平定了当地苗变起义的明朝，从南直隶调来了一些军士，组建隶属于湖广都司的五开卫，镇戍黔东南。当时，这个地区除了五开卫之外，剩下的只有遍布各地的隶属于贵州都司贵州卫蛮夷长官司——当时贵州尚未单独建省，贵州都司是在四川辖区。
五开卫一开始有前后左右中五个千户所，后又添设平茶、黎平、中潮、铜鼓、新化亮寨、平茶屯、龙里、新化屯、五开中左、五开中右、五开中中十一所，这十六个千户所，五开城内驻六所，城外另驻十城分别安置，而此时五开卫的军士总数已经达到了三万三千多人。
在一个从未有中央势力入驻的区域，注入三万多军士，还都是携家带口的，你觉得这个区域相当于迁入了多少汉人？至少十万吧？所以等永乐时期贵州单独建省之后，这里就开设了黎平府。清朝入关之后逐步削减五开卫下辖的人户田亩到黎平府，雍正五年把五开卫改成开泰县，属黎平府，这里就成了汉人的自古以来。
可以说，卫所就是蚕食新附地区最好的手段。
这里做个设想，如果永乐六年打下安南之后，从江南调上百万军户安置红河流域，你猜会发生什么？
可惜明初的时候到处缺人，移民连山东都不够，谈何交趾。
第一次补充：
明朝并非只有建国的时候才设置卫所。卫所在明朝的设置是贯穿始终的，成、弘时期在西北的宁夏、固原附近设置了大量卫所。万历平定播州之后，在改置遵义军民府的同时，开设威远卫于府城。
明朝最后一次大规模设置卫所，是崇祯平定奢安之后，在水西开设镇西、敷勇二卫，定南、柔远、威武、赫声、於襄、息烽、修文、濯灵八所。
不就是汉武帝发明的屯田军垦么，曹操也玩过，本朝也玩过。
@陈洪 的答案是什么奇谈怪论？
明代的卫所军官说是“小军事贵族、骑士武士阶级”可能没错，因为卫所从指挥使到副百户的一系列官职都是可以世袭的（也有一些官比如都指挥使司以上不可世袭）。考虑到这些官职后来只是一种是社会地位而不是具体职业（因为世袭的官太多，所以从中选拔出来的“掌印”、“佥书”一类的差遣才能具体管事），将其视为一种社会等级乃至爵位也是可以的，毕竟大萌在给属国授爵时也动不动带上“都督同知”什么的。
但是，既然存在这样一些“小军事贵族”、“骑士武士阶级”，那么可以想象大部分的卫所军人就不是什么“自耕农”或者“小地主”，而是这些小军事贵族或者骑士老爷的农奴。原因十分简单：如果没有农奴，那么贵族之“贵”从何而来，骑士、武士老爷又靠什么来养活自己以及庞大的私兵部队呢？既有“贵族”、有“封建”，那就一定有贵族统治下的“领民”、“农奴”，这是极为自然的事情。而卫所军官的权力很少及于民户，大萌又特别强调卫所的自给自足，于是被农奴化的也就只能是一般的军户了。
实际上，在卫所制“正常运转”的时期，明朝军户所受到的剥削相当沉重。早期，卫所军人“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更是“两分守城，八分屯田”），而屯田所得的粮食超过一半要作为“籽粒”上交，甚至许多地区剥削比例高达七成以上。名义上，籽粒是归国家所有、供作战的旗军作为军粮使用，但实质上则是被世袭军官所支配。除此以外，西南各地有明初遗留的军官职田（云南一省就有十五万亩以上，占卫所耕地的八分之一左右）、北方九边有正德清理军官占田失败后设置的养廉田，均由武将世袭，招募家丁或奴役军户耕种，采取超经济剥削的办法掠夺这些农奴的剩余产品。到了明代中期以后，世袭武将更是大量夺取卫所屯田、奴役军户来进行耕种，以维持自己的私兵部队，这种“卫所制崩坏”恰恰是封建制的发展而不是破坏。正德初期，宦官刘瑾曾试图对军官的这种封建化倾向采取限制措施，结果反而因引起九边兵变而失败。（明代军事贵族的地产及其剥削手法参考：明代的军功地主与土地问题-论文）
在这种情况下，军户被歧视和逃亡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除了世袭军官以外，有什么人愿意甘心“献了终身献子孙”地充当奴才（军户）而不是相对自由人（民户）呢？至于把原因归咎于“皇权制度下私有制不发达”云云则实数匪夷所思，作为封建军事贵族的世袭军官在明代的不断发展，恰恰是靠侵占名义上属于明朝国家所有的屯田而实现的，分明是“私有制发展”和“封建制发展”的结果才对。
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军事封建制的这种发展，在明朝毕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明代总的趋势是人身依附关系不断松弛，因此军户的逃亡也就不可避免，世袭武将“封建制”的发展结果是卫所制整体走向崩溃，维持不下去了。整个明朝军队有瓦解的趋势，到明朝中后期九边许多地方的明军已经解体为小股的封建骑士私兵，完全无法应对较有组织的威胁。因此，朝廷不得不组织雇佣军即所谓的“营兵”来取代卫所制。不过，卫所制下的世袭武将作为社会阶级没有消灭，而且依靠他们对军事技能的垄断和掌控相当大规模私兵部队的便利，还能够在新的雇佣军组织中充当中高级的军官，和高级文官一起分享新军队的指挥权。到了明末，我们又可以看到，朝廷甚至还在招募新的封建军事力量充实这个阶级。而最终，以吴三桂、毛文龙、左良玉等人为代表，这个阶级也脱离了明朝的控制，演变为一种对国家机器的破坏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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