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没有和蒙古贵族联姻，而清朝可以?
咱们一层层剥开来看。
明朝的处境：历史包袱与战略困境
首先得说说明朝是怎么开局的。明朝的建立本身就带有“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色彩。元朝的统治被视为异族统治，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就极力要与蒙古的政治遗产划清界限。这使得在最初的政治叙事上，就很难将与蒙古贵族的联姻视为正面的、国家鼓励的行为。
其次，元朝灭亡后，蒙古并没有作为一个整体彻底消失。它分裂成了几个主要的游牧政权，其中最强大、对明朝威胁最大的就是北元以及后来北元的分支，比如鞑靼和瓦剌。这些政权在实力上，尤其是军事上，对明朝构成了长期而严峻的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明朝的对蒙政策，尤其是与蒙古贵族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一边防备，一边拉拢”的矛盾体。
军事对峙为主： 明朝初期，虽然也试图通过招降和分化策略来瓦解蒙古，但军事上的对抗是常态。长城就是明朝在地理上、军事上对蒙古最直观的防御线。双方在边境地区经常发生冲突，这种敌对状态很难孕育出联姻这样“和平”的合作。
“怀柔”策略中的有限联姻： 明朝确实也尝试过与蒙古部落首领联姻，但这种联姻更多是一种“笼络”和“收买”的手段，而不是基于平等地位的战略联盟。比如，明朝会把宗室女子下嫁给一些归附的蒙古贵族，或者允许一些蒙古贵族娶明朝的宗室女子，但这通常是为了安抚、控制那些已经依附于明朝的蒙古部落，而不是与那些依然是主要敌对势力的蒙古贵族建立深层的政治关系。这种联姻的规模和深度是有限的，而且一旦对方表现出反抗或威胁，这种“姻亲”关系很可能瞬间破裂。
“羁縻”政策的局限： 明朝对蒙古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羁縻”政策，也就是通过册封、给予名号、赐予财物等方式，让蒙古各部在名义上臣服于明朝，但实际上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这种松散的控制，加上明朝内部宦官、党争等问题，导致中央政府在关键时刻往往难以形成有效的对蒙战略，也无力强制推行大规模的联姻。
“非我族类”的心态： 尽管明朝内部也有一些开明的官员，但整体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在明朝官方和民间都有一定市场。与蒙古贵族联姻，触及的是民族界限的问题，这在当时是一个敏感的政治禁忌，尤其是要与那些被视为“边患”的蒙古贵族进行深入的联姻，更容易引起朝野非议。
清朝的优势：历史契机与政治手腕
再来看看清朝，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清朝的兴起与蒙古的衰落：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清朝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削弱和整合蒙古各部的基础之上的。当后金（清朝前身）还在关外崛起时，蒙古各部，尤其是漠南蒙古，已经逐渐衰落。很多蒙古部落在与明朝的长期对抗中疲惫不堪，内部矛盾重重，也缺乏一个统一强大的领导核心。
利用蒙古内部分裂： 清朝非常擅长利用蒙古内部的矛盾和派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会拉拢那些亲近自己的部落，打压那些反对自己的部落。这种策略中，联姻就成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
“满蒙一家”的政治建构： 这是清朝最核心的策略之一。清朝统治者（尤其是皇太极和之后的几位皇帝）非常清楚，仅仅依靠满洲八旗的力量，难以稳固对庞大中国的统治。他们需要拉拢包括蒙古族在内的一些少数民族，来构建一个多元一体的帝国。
主动而深入的联姻：
皇室与蒙古贵族的联姻： 清朝皇室与蒙古科尔沁、察哈尔等重要蒙古部落的贵族进行了大规模、持续性的联姻。例如，清太宗皇太极的母亲孝慈高皇后就是科尔沁部出身的博尔济吉特氏。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政治婚姻，而是将清朝皇室与蒙古贵族紧密地绑定在一起。这种联姻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成为维系满蒙关系的重要纽带。
满洲贵族与蒙古贵族的联姻： 除了皇室，满洲的八旗贵族之间也和蒙古贵族进行了大量的联姻。这使得满洲和蒙古的精英阶层在血缘上产生了深度的联系。
将蒙古王公纳入宗藩体系： 清朝不仅通过联姻，还通过册封、给予优厚待遇，将蒙古各部的王公纳入到清朝的宗藩体系中，让他们成为“国家”的亲戚。这种体系化的管理，使得联姻不仅仅是零散的个案，而是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
相对“平等”的地位： 相较于明朝，清朝在与蒙古建立关系时，尽管同样有统治与被统治的性质，但至少在表面上、政治姿态上，更愿意承认蒙古的地位和价值。清朝皇帝在祭祀、仪式上，都会包含对蒙古的拉拢和尊重，这使得联姻看起来不像明朝那样，纯粹是“恩赐”和“控制”。
宗教和文化策略的配合： 清朝还善于运用宗教（如藏传佛教）来笼络蒙古族，通过对佛教的尊崇和推广，赢得了蒙古僧侣和贵族的支持。这种文化和宗教上的融合，也为政治联姻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总结一下，明朝之所以没能和蒙古贵族进行深度联姻，主要是因为：
历史包袱： 明朝建国之初的“驱胡”叙事，以及长期以来与蒙古的军事对峙。
战略困境： 面对强大的蒙古政权，联姻难以成为主导的策略，更多是作为辅助性的控制手段。
内部不稳定： 明朝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对边疆民族政策的长期摇摆，限制了大规模联姻的推行。
而清朝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
历史机遇： 蒙古各部在清朝崛起时正处于衰落和分裂状态。
政治智慧： 清朝统治者善于利用蒙古内部矛盾，并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满蒙一家”的政治构想。
强力推行： 通过皇室与蒙古贵族的深度联姻，以及将其纳入宗藩体系，将联姻转化为维系帝国稳定的重要基石。
简而言之，明朝是出于防御和控制的需要，而清朝则是出于巩固统治和构建多民族帝国的战略考量，才选择了不同程度和深度的联姻策略。清朝的成功，与其说是“可以”联姻，不如说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创造了“必须”并“能够”深度联姻的政治环境和战略必要性。
网友意见
古人云：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这次诸君回答了90个问题，讨论地那叫一个纷纷扬扬。唯独不知道一件事——
明朝是和蒙古贵族联姻过的
抛开朱棣为元顺帝遗腹子的传说，有史料可以确认与蒙古贵族通婚过的明朝皇室成员，有四人：明太祖朱元璋、初代秦王朱樉、明成祖朱棣、明宣宗朱瞻基。通婚对象为三个家族：元河南王扩廓帖木儿家族、南海卫千户翁吉剌氏家族、前元平章明恭顺侯吴氏家族。
因为明初保留着殉葬的残酷宫廷习俗，这四名女子中的三名，都被迫以此作为命运的终点，体现了明初大多数妃嫔宫人生涯的一个侧面。
明朝与蒙古贵族的第一次通婚，是扩廓帖木儿的妹妹观音奴嫁与初代秦王朱樉为正妃。
这个事很多人都知道，但这桩为了怀柔王保保的政治联姻，对王氏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朱樉性格荒淫暴虐，行事逾矩，更加喜爱臭味相投（真的）的次妃邓氏（邓愈女）。由现存材料《明太祖钦录》中的《御祭秦王祝文》可知，正妻王氏遭到了朱樉的长期幽禁，日常饮食用具也十分粗陋。朱元璋曾为此时多次斥责朱樉，并赐死邓氏。而王妃的境遇并无改观，
当朱樉被久经迫害的宫人毒死后，王氏也以明初的习俗为丈夫殉葬，结束了并不幸福的一生。
明朝与蒙古贵族的第二次通婚，是明太祖晚年纳一名弘吉剌氏少女为妃
朱元璋晚年时读史，曾有感于元代弘吉剌氏“生女为后，生男尚公主，世世不绝”的典故，特意将一名弘吉剌氏蒙古族武官的女儿纳入后宫。因为弘吉剌在元明时又另译做“翁吉剌”，她在史书中被称为“翁妃”。翁妃是朱元璋晚年较为宠爱的妃嫔之一，但其姓名、事迹、家世仅见于査继佐《罪惟录》：
翁妃，系元臣甕吉剌带之族。洪武二十五年，上与侍臣观《元史》，至甕吉剌氏之盛，曰：“其有后乎？”时其后为南海卫正千户，有女十四，入宫，殊宠。
时太祖已六十五岁矣，而翁氏只是一名十四岁的少女，可谓一树梨花压海棠。
当然，在那个时代成为老年帝王的宠妃真不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他有可能指名要你殉葬......
至戊寅年，二十有一矣，与李淑妃侍上疾，上问二妃：“能久侍朕乎？”二妃不喻，称万岁，遂赐练以殉。（《罪惟录·列传卷之二》）
明朝与蒙古贵族的第三次通婚，是明成祖元平章明恭顺伯吴允诚之女为妃
吴允诚原名把都帖木儿，洪武年间易帜奉明为正朔，但未内附，而是统御部众游牧于甘肃外边，实际为一支半独立的羁縻势力。永乐初年吴氏正式内附后以军功进爵，其家族传侯爵直至明亡。吴氏之女与孙女为皇妃之事见于杨荣《明故恭顺伯吴公神道碑》：
女三人，长适右军都督柴别里革，次适都指挥杨完者秃，其三为太宗皇帝妃。侄满哥、文质、阿颜台、文彬。侄满哥俱袭指挥使。文质从征， 擒伪昝卜少师，授正千户。阿颜台受指挥佥事。孙男七人： 瑾、璘、瑛、圮、琰、琼 。瑾袭侯爵， 璘指挥使，圮袭封广义伯。孙女一， 为宣宗皇帝妃。
根据现存史料，朱棣后宫中唯一的吴姓嫔妃是是康穆懿恭惠妃吴氏，应该即是吴允诚女。吴惠妃的生平今已基本失载，唯有明末清初傅维麟《明书》提及吴氏是成祖四子朱高爔的生母。
惠妃吴氏，生皇四子高爔，未封薨，谥康穆懿恭。（清傅维麟《明书·卷二十·宫闱记》）
据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载，高爔生于洪武二十四年。以此记载可知，朱棣大概在洪武二十三年把都帖木儿宣布易帜后，马上与其建立了联系约定了婚姻，次年，吴氏就生下了朱高燨。然而，这位蒙古血统的明朝皇子大概在极幼之时就夭折了，甚至未能看到父亲夺取皇位的那天。
朱棣以婚姻换取北方实力军事首领的政治军事支持，并不只纳把都帖木儿之女一例。《李朝实录》记载成祖为燕王时还曾纳建州首领阿哈出的女儿为妃，此女后被朝鲜称作“第三皇后”。与东北的阿哈出类似，当时把都帖木儿在明朝西北近边也是一支重要力量，其部属多达5000人。由此可见，朱棣为藩王时，对北方实权人物曾采取了十分积极的笼络政策。
细思恐极啊（笑）。
明朝与蒙古贵族的第四次通婚，是明宣宗又纳吴允诚的一名孙女为妃。
对于吴氏家族来说，连续两世皇妃是极大的荣誉，对第二位吴妃的个人命运来说，却是极度的不幸。据《明实录》记载，宣宗驾崩后，吴妃与其他没有生育的八位嫔妃一起为殉葬。
赠皇庶母惠妃何氏为贵妃，谥端静。赵氏为贤妃，谥纯静。吴氏为惠妃，谥贞顺。焦氏为淑妃，谥庄静。曹氏为敬妃，谥庄顺。徐氏为顺妃，谥贞惠。袁氏为丽妃，谥恭定。诸氏为恭妃，谥贞靖。李氏为充妃，谥恭顺。何氏为成妃，谥肃僖。谥册有曰：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徽称用彰节行。（《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三》宣德十年三月庚子条）
以下是关于问题描述的一点杂想：
题主说要让大明皇帝成为蒙古大汉。因为唯一的蒙古血统皇子朱高燨早夭，所以，让（未来的）大明皇帝成为蒙古大汉的计划就这么失败了。
不过，蒙古大汉多一点就能解决问题么？你显然低估明朝这边蒙古大汉的密度了。
就在土木堡之变前两天，为英宗殿后的四五万明军精锐，被砍瓜切菜一样的葬送在鹞儿岭。主将为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四人除朱勇以外都是蒙古人，“蒙古大汉”纯度高达75%，其麾下京军乃是朱棣的北征班底，蒙族官兵想必也不在少数。
如果族裔真的能代表“武德”的话，明朝的赢面无疑更大一些，因为明军中的蒙古军人，未必比对面的瓦剌军少（真的）。
另一方面，堂堂之战中，军事领袖个人的骁勇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
为保护前面的英宗皇帝，吴允诚的儿子克忠、克勤双双战殁。在最后关头，克忠“犹下马跪射，矢尽，贼围之，克忠以枪杀数十人而死”。薛绶“弦断矢尽，犹以空弓击虏，虏怒支解之。”就连敌人得知薛绶本北人之后也感慨“此与吾同类故勇如此也”并“相与哭之”。（《明英宗实录·一百八十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日条）
其表现不可谓不勇敢，其死事不可谓不壮烈。
而制度、纪律、组织、后勤、情报又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胜败？
这一点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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