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和明朝都是军人世袭制，为什么唐朝最后藩镇尾大不掉，而明朝就没有很强的地方割据势力呢？
首先，我们得承认，说唐朝和明朝是“军人世袭制”是有些片面的，或者说需要限定范围。唐朝的军事制度是一个复杂演变的过程。在唐初，主要的军事力量是府兵制，这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军人平时务农，战时参战，军事力量分散在各地。然而，随着战争的频繁和疆域的扩张，府兵制逐渐难以应对需求，国家开始大量募兵，并设立了节度使来统领边镇军队，负责军事、财政和行政大权。正是这些节度使及其继承者，成为了后来藩镇割据的根基。这些节度使的权力很多时候是靠军功和个人威望累积起来，并逐渐出现了“以子代父”、“以子弟任职”的情况，虽然不完全是法律上的世袭，但实际效果上已经非常接近了。
明朝的军事制度则有了根本性的不同。明太祖朱元璋深谙元朝灭亡的教训，尤其是其军事力量的失控。因此，他从一开始就设计了一套更为集权、也更为精密的军事控制体系。
唐朝藩镇尾大不掉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剖析：
1. 节度使权力过大且权力来源的模糊性：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为了应对北方边患，设立了大量的节度使，他们不仅掌握着军队，还兼理了当地的财政、司法和行政。这种“军政合一”的模式，赋予了节度使巨大的权力。更关键的是，节度使的权力来源往往是军功和对军队的实际控制，而非完全由朝廷任命和制约。一旦地方军事力量强大，朝廷的任命就可能沦为一种形式。
2. 财政权力的旁落： 节度使控制了地方的税收和财政，这使得他们有财力供养军队，甚至可以拒绝向中央上缴赋税。当朝廷的财力不足以支撑强大的中央军队时，地方节度使的财政自主性就愈发明显，进一步加剧了中央与地方的实力差距。
3. 军事力量的地域性与军队对长官的忠诚： 唐朝后期，军队越来越倾向于效忠于自己的长官，而非虚无缥缈的皇帝。节度使亲自招募和训练士兵，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节度使个人的能力和恩威。这种军队的“私有化”，使得朝廷难以通过简单的人事调动来削弱节度使的势力。士兵们更愿意追随能够带他们打胜仗、能够保证他们生计的节度使。
4. 中央控制力的衰弱与政治体制的弊端：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它极大地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对地方的控制能力。政治腐败、宦官专权、皇帝昏庸等因素也加剧了中央权力的分散。当皇帝无法有效控制朝廷命官时，更遑论控制手握重兵的地方长官。
5. 地理因素： 唐朝的边疆地区，尤其是北方，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中央政府难以迅速调集军队进行镇压。节度使们在自己的辖区内拥有地利优势，可以有效地抵御来自中央的干涉。
而明朝之所以能够有效控制地方军事势力，其制度设计和策略上有以下几个关键点：
1. “兵将分离”与中央集权： 这是明朝军事制度的核心。朱元璋废除了唐宋以来节度使或地方官员掌握军队的模式，实行“兵将分离”。军队的指挥权和调动权牢牢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由兵部直接管理，并设五军都营作为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将帅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不能长期统军，更不可能形成世代统兵的局面。士兵的来源也经过了严格控制，例如卫所制度，士兵本身有土地，但服从军令，而且军队的驻扎和调动是朝廷统一安排的。
2. 严酷的军法和监察体系： 明朝对军队的纪律要求极为严苛，设立了督抚、监军等制度，对将领的军事行动进行监察。一旦出现违抗军令、拥兵自重的情况，轻则严惩，重则满门抄斩。这种高压政策有效地遏制了地方军阀的滋生。
3. 财政集权与对地方财政的监控： 明朝在财政上实行高度集权，地方财政收入很大程度上要上缴中央，由中央统一调配。这使得地方官员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来供养强大的地方军队。虽然明朝也存在漕运和地方税收，但其支配权基本在中央。
4. “文官治军”的倾向（有限的）： 尽管明朝设立了武将，但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军事行动的决策权和监督权落在了文官手中，如内阁大臣和派遣的监军太监。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武将的独立性，也使得军事力量的扩张受到文官集团的制约。当然，这种“文官治军”也带来了效率问题，但其政治目标是服务于集权统治。
5. 对地方官员的轮换和制约： 明朝的地方官员，包括总督、巡抚等，任期相对不固定，并且会进行轮换。同时，不同部门和地区之间存在相互制约，防止任何一个地方势力过于强大。例如，总督和巡抚的权力并不绝对，很多时候需要与总兵、提督等武将配合，而这些武将的调动和任免又受到朝廷的控制。
6. 都司、卫所制度的实际操作： 虽然都司、卫所制度在明朝中后期逐渐败坏，但其初衷是为了将兵权分散化，士兵效忠于国家而非个人。士兵的家属往往也留在军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士兵的流动性和对长官的绝对依附。
总结来说，唐朝藩镇尾大不掉，是由于节度使权力过大，财政、军事一体化，中央控制力衰弱以及制度上的漏洞所致。而明朝能够有效控制地方军事势力，则是通过彻底的“兵将分离”，严酷的军法监察，财政集权以及对地方官员的制约来实现的。
明朝虽然也有总兵、提督这样的地方军事将领，但他们的权力受到中央军委（兵部、五军都营等）的严格约束，并且任职和调动都需要朝廷批准。即使出现能力出众的将领，朝廷也会通过轮换、加强监军等方式来防止其尾大不掉。可以说，明朝的统治者在制度设计上，对地方军事力量抱有更深的警惕，并采取了更为严厉和细致的管控措施。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世袭”这个表象，而在于权力结构、制度设计以及对军事力量的控制方式。唐朝的制度在演变过程中，未能有效遏制地方军事势力的扩张，最终导致了分裂；而明朝则通过更彻底的集权和更严密的管控，基本避免了类似的问题，尽管这种集权也带来了其他方面的弊端。
网友意见
明朝就是因为地方割据势力而亡的。后金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
首先来讲，关外由于耐寒水稻没有发现，所以粮食产量很低，整体来讲以军镇为主，这样对于中央来说是个经济投入大于经济产出的地方。而自从迁都之后，东北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帝国首都的安全。同时朱棣在北征失败后为了自己整个支系的统治稳固，出兵重创了朵颜三卫，也就是现在赤峰通辽地区，这里的蒙古雇佣兵在靖难之役可是为朱棣出了大力，虽然有时不太老实，但是如此级别的惩戒战争完全是没必要的。后果是朱棣得到了在朝廷以武功立威，但是却永久的失去了赤峰通辽这个屏障，因为当时辽泽还存在，导致通向东北的道路只有渤海湾一条，就像现在印度的东北七邦一样，一旦走廊被阻断，这个地区就有丢失的可能。
辽泽虽然春夏沼泽遍布，难以通过，但是秋天一旦天气变冷，沼泽就变硬，可以通过，而冬天正是草原困难，牧民出来抢劫的时期。失去了察哈尔地区的明朝直接面对蒙古部落的抄掠，几任总兵都很被动。
在李成梁来了之后，改变了这个现状。首先他改良战法，将大兵团作战，改为小股精兵作战，战术灵活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这招反而打的各族部落无法招架，同时他善于使用手腕平衡各部落实力。经过几十年的经营，辽东已经变为汉族与各族部落混居，利益绑在一起的状态，而且完全听命于李家，虽然他仅仅是个总兵，但是权力非常大，而且坐得稳，朝廷几次想换掉他都不成功。再加上明朝后期官员贪污腐败严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高淮。李家也充分利用这点，笼络人心。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是在萨尔浒之战的时候李如柏消极怠工的做法，以及之前几次征缴，努尔哈赤都得到精确情报也说明了，李家和努尔哈赤利益共同体的事实。
后金军本身就是明朝边军，或者说是李家的雇佣军。他们深谙明朝军队的战术，尤其是辽东骑兵的家丁作战方式的弱点，那就是适合治安惩戒战争，不适合大兵团作战(与现在灯塔国军队异曲同工）。基本都是利用楯车阻挡明军的火器（楯车的装甲是由厚木板，各种动物的皮，还有铁片组成，对注重火炮，但是炮弹大部分都为霰弹的明军简直就是59式空降二战战场一样），同时与明军骑兵对冲，辽东骑兵一旦冲击受挫，就会逃跑。剩下的步兵就只有被宰的份。
这点到和同时期欧洲的手枪骑兵思路相同，都是使用火器来对敌方进行抵近射击，欧洲的全甲手枪骑兵甚至在二马一错蹬之际，利用欧洲骑士老爷甲重速度慢动作也慢，不讲武德，将手枪顶着老爷的胸打，直接将刚刚装备真正意义上板甲的骑士老爷们扫入历史垃圾堆。辽东铁骑也是有近身肉搏的战斗意愿，但是面对同样装备防弹性能好的绵甲，而且更不要命的后金骑兵，就开始打小算盘了。其实可以看到在战略战术上，东西方选择的是同一条道路。而中央的党争导致对辽东的战略规划朝令夕改，同时对辽东汉人充分不信任(以熊廷弼为首）导致中后期更是大量辽东边军加入。
实际上沈阳失守，明朝就应该完全放弃东北，转而以袭扰为主。在失地，失民心的基础下，辽东没有任何价值。唯一的价值就是在朝廷中成为党争的话题，谁敢说放弃辽东就是政治不正确，问题最后严重到皇帝只能偷偷和谈，被发现了只能弃车保帅，在这种严重缺乏弹性的外交策略下，成为帝国的一大放血点也就没有任何悬念了。(这点又和中国议题在美国很像，反华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反华。拜登团队谈完不算也是这种情况导致的，他不敢给中国一点让步，哪怕这让步是对美国更有利的，所以他期望中国哪怕在口头上让一下，只是中国这次优势太大，绝对不可能首先让步)
所以与其说是民族矛盾，不如说是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的矛盾，后金实际上绝对的女真人并不占绝对多数，很多是辽东汉人，比如佟氏。其实可以简单的说，后金的叛乱是安史之乱的一个翻版，原因极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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