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之后唐朝不断政变，明成祖之后明朝却能大体稳定。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唐朝“政变”的根源。
唐太宗李世民虽然英明，但他上位的方式本身就带着浓厚的“玄武门之变”的色彩。他废黜太子李建成，杀死兄弟，才最终登基。这种以武力夺取政权的先例，为后来的皇室成员提供了一种“借鉴”。一旦皇权出现动摇，或者有野心勃勃的皇子、权臣，便很容易模仿这种模式。
更重要的是，唐朝后期的政治结构，特别是宦官势力和外戚的崛起，为政变提供了土壤。
宦官专权：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集权衰弱，皇帝为了对抗节度使的跋扈，不得不依赖身边的宦官。宦官集团逐渐壮大，掌握了军队（禁军）的指挥权，甚至可以废立皇帝。例如，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唐顺宗、唐宪宗等皇帝的即位，或多或少都有宦官的影子。唐文宗时期，宦官仇士良、李辅国等权倾朝野，甚至可以随意杀戮大臣，皇帝形同虚设。这种宦官对皇权的操纵，使得权力交接充满了不确定性，也为掌握禁军的宦官提供了直接发动政变的可能。
外戚干政： 同样，一些皇帝年幼即位，导致外戚（皇帝的母族）得以干政。外戚为了巩固自身地位，也可能为了争夺权力而采取非常规手段，例如支持某个皇子登基，或者直接架空皇帝。
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的势力越来越大，对中央的控制力构成严重威胁。中央政局的不稳，也容易被地方势力所利用，形成呼应，加剧了政变的频率。
皇权继承的模糊性： 虽然有嫡长子继承制，但在实际操作中，如果皇帝身体不好，或者太子不受宠，都可能导致皇位旁落。这种不确定性，刺激了一些有实力的大臣和皇子去冒险。
而明朝，从朱元璋到明成祖，建立了一种更为集权的政治体制，并且在权力继承上，明成祖本人就打破了常规，但之后的继承则相对顺利。
朱元璋建立的集权体制： 朱元璋通过废除丞相制度，直接分权于六部，极大地强化了皇权。皇帝成为国家运转的核心，没有了丞相这个中间环节，权力争夺的焦点就直接指向了皇帝本人，也使得皇权更加难以被架空。
明成祖朱棣的权力合法性问题与解决： 明成祖朱棣是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取皇位的。这场政变虽然残酷，但一旦他巩固了权力，并开始了一系列被认为是“中兴”的举措（如迁都北京、编纂《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等），就极力地为自己的统治寻找合法性。他通过“篡位”来“拨乱反正”，成功地将自己的统治正当化，并为后代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开国之君”的形象。
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 明朝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内阁制度虽然存在，但其职能更多是辅佐皇帝，而非像唐朝的宰相那样拥有独立的决策权。皇帝通过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对官僚系统进行严密监控，使得大规模的政治阴谋难以形成。
对权臣的压制：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对功臣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后来的皇权稳固奠定了基础。虽然也有权臣出现，例如严嵩、张居正，但他们的权力是皇帝授予的，一旦皇帝不满，就能轻易将其铲除。明成祖之后，虽然有内阁大学士等地位显赫的大臣，但他们往往需要依附于皇帝，很难形成可以挑战皇权的独立势力。
相对清晰的继承制度： 相较于唐朝，明朝在皇位继承上，虽然也有一些波折（如明英宗的“土木堡之变”和“夺门之变”），但整体上还是比较遵循嫡长子继承制。朱高炽（明仁宗）、朱瞻基（明宣宗）、朱祁镇（明英宗）等人的继位，虽然过程中可能有一些内部的权力斗争，但并没有发展成大规模的、推翻现有统治的政变。
统一的军事力量： 明朝虽然有卫所制度，但中央禁军的实力依然强大，且皇帝对军队的控制相对牢固。唐朝后期，军权旁落到地方节度使和宦官手中，使得中央的军事力量不足以压制政变。而明朝的军事力量，尽管也会有军事上的危机（如农民起义、外敌入侵），但其核心军事力量仍然掌握在皇帝手中，为维护王朝的稳定提供了物质保障。
思想上的“君权至上”： 明朝在思想上也极力宣扬“君权至上”，将皇帝的权威绝对化。这种思想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人们挑战皇权的勇气和可能性。
总结来说，唐朝政变频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后期政治体制的弊端，特别是宦官、外戚、藩镇的势力膨胀，以及皇权继承的脆弱性。而明朝之所以能保持相对稳定，则是因为朱元璋和朱棣父子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强化了皇权，并有效压制了潜在的权力挑战者，再加上相对稳定的继承制度和对军事力量的绝对控制。
当然，明朝也并非完全没有动荡，例如“土木堡之变”和“夺门之变”都险些动摇国本，但这些都属于皇室内部的权力交替或皇位争夺，并未像唐朝那样，出现宦官、外戚、藩镇等多种势力轮番上演“我方唱罢你登场”的局面。明朝的稳定，是在一个集权到极致的王朝基础上实现的，而唐朝的动荡，则反映了其在集权与分权之间摇摆不定，最终走向失控的历程。
网友意见
唐朝，远看是一个朝代，但近看，像两个朝代。
唐玄宗改革之前，唐朝更像魏晋南北朝。唐玄宗改革之后，唐朝更像宋元明清。
唐朝，从府兵制到募兵制，从租庸调到两税法，从诗词歌赋到古文运动，从士族郡望到雁塔题名，从高门大姓到士大夫治国，从外戚巅峰的女皇到激烈的牛李党争，从远设军镇到依赖禁军，从丝路开疆到运河输血，唐朝是一个从让中国从中世社会滑变到近世社会的分水岭。
所以，唐朝前期的那个乱，更像是魏晋南北朝时的乱。皇权的乱不危机国家实力的基本面。但是，唐朝后期的那个乱，更像是两宋面对辽金元的乱，更像是宋明党争的乱，国家是有很多制度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
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京师的方位。
中晚唐，京师在长安，但经济高地已经不在中原，而是转移到江南。所以中晚唐，依赖着东西向隋唐大运河，以及江汉水路的山南漕运，奉长安以文化，仰东南之财赋。中国的山川分布，从二三地理阶梯线开始，西安处在第二地理阶梯，漕运是游走于山川之间，需要克服巨大的地形瓶颈。所以几路漕运穿越于各大山川和不同的地理单元，朝廷的维护成本较高。中晚唐的藩镇、盗匪，经常干扰运河漕运，朝廷平乱，军队也必须横穿山地险关。
北宋，京师在开封，经济高地一直在江南。但开封和运河同处在第三地理阶梯，和江南更是平原相接，距离更近。运河维护成本较低。这也是奉开封以文化，仰东南之财赋。可是，因为开封处在中东部大平原上没有山川形胜，面对占有平原北角幽州，也就是北京的少数民族政权，其骑兵可以几日便从一马平川的黄淮海大平原直抵开封。北宋解决了唐朝由江南像京师输血的运河漕运维系不便，却解决不了因缺乏形胜而造成的冗兵财政压力，以及北方民族的轻易南下入侵。北宋为了弥补这个都城方位的缺憾，又为了解决中晚唐的募兵制下军人职业化造成的军头割据的乱象，只好重文抑武，丢疆弃土，分化军权，兵不知将，不能统一，在兵力布局上实行强干弱枝，囤冗兵于京师，军务废弛。这个代价不可谓不大。
元朝，京师在北京，经济高地仍然一直在江南。元朝就很直接，把连接政治中心的京师与经济中心江南的东西向大运河直接改成南北向大运河，也就是京杭大运河。可是元朝的民族问题，和对农业国家治理水平低下的问题，让元朝没有存在太长时间。
明初，是另一种实验。经济中心自己推出政权，把政治中心就在放在经济中心。这是一次中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完全重合的状态。然而，这个实验还是失败了。因为，北方即使没有少数民族政权能够有效威胁，但也有内部势力的尾大不掉，最终形成内部威胁。内部势力一样会铁骑在一马平川的大平原上直接南下。朱棣开始是在搞国战，拼地力，其实很勉强。最后，一改对峙战略，转而策反南京内部的势力，直接亲率骑兵一路直下，一举攻破京师。
明初的实验失败了。明朝又回到了元朝的模式。但作为对于元朝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模式最的关键补充，明朝把南京和江南作为南直隶，以两都制解决了元朝的江南经济中心挑战京师政治中心的漏洞。
清朝虽然没有在江南设都城，但是清朝在康乾时期，皇帝下江南十余次，清朝同样延续明朝重视江南的基本国策。当清朝在清朝后期对江南的经营逐渐荒疏后，太平天国叛乱以此为都，洋人在此广设殖民地，辛亥革命党叛乱以此为都...经济中心一次次地重锤政治中心，直到锤翻。
所以，唐朝作为中世中国的结束，宋朝作为近世中国的起始，各个朝代就都城方位的实验，对中原衰落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宏观命题，经历了中晚唐宋元明初长达数百年的摸索与筛汰。
最终，经过了几次面试，包括长安（中晚唐），开封（北宋），大都（元），南京（明初），北京（明），定调了北京与江南配。北方军政集与江南经济集团最终找到最合适的合作模式：北方军政集团守国门，防止北方民族南下，同时掌握国家机器。江南经济集团通过运河向北方政治中心输血，同时获得最高的政策权利、经济地位、入仕渠道、文化尊崇。由此，中国开启了超长稳定大一统朝代的历史惯性，即使在明清交替之时，也是北京换了下北方军政集团，但整个北京-江南配的大基本盘并没有变，所以显得很干脆。这个历史逻辑，到今天仍然适用。江南地区的直辖市上海记书直升委常现在仍是惯例。河北之所以被调侃为环首都贫困带，是因为首都的经济是通过水路与海路连接着江南，是江南经济长臂输血的经济飞地，与河北经济的一体性不够强。
所以，回看唐朝的乱，前边乱是因为唐朝仍然留有魏晋南北朝的基因。最稳定的，是昙花一现的极盛之世开天时期。那时是交卷时刻的短暂过渡红利，中世问题被解决，近世问题仍未完全浮出水面。后边又乱，是因为唐朝又面临了近世中国初现的瓶颈难题，尤其是：中原衰落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太远的难题。而明朝从朱棣迁都以后不乱了，是因为运河走向，运河维系成本，都城方位，京师与江南的特殊关系模式等问题已经被解决。
朱棣夺位与迁都，意味着：还得自己的重兵陈于北方以同时兼顾北方疆防之患和江南离心之患。京师在北京，即重兵在平原北角，一可防北方民族进入黄淮海大平原，二在平原的京杭运河的一线，京师铁骑也可以随时在平原上一路无阻，高效南下扫乱，维护成本较低。这，便是近世中国都城方位的最优解。朱棣那次，是最后一次由宏观筛汰结束失败实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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