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为什么始终不能摆平河朔三镇？
安史之乱（755763年）后，唐朝中央政府虽然名义上恢复了对中原地区的控制，但河北三镇（即成德、卢龙、幽州三镇）始终未能被彻底平定，这一现象背后涉及复杂的历史、政治、经济和军事因素。以下是详细分析：
一、中央权威的削弱与地方权力的扩张
1. 安史之乱后的政治格局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虽然平定了叛乱，但其权威被严重削弱。河北三镇的节度使（如朱泚、张孝忠、李怀仙等）在平叛后被中央任命，但这些节度使拥有独立的军事力量（如“河朔兵”），且长期驻守河北，与中央形成“以兵权换忠诚”的关系。
节度使的权力膨胀：节度使不仅掌握地方军政大权，还通过“藩镇割据”形成半独立的政权。例如，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卢龙节实在叛乱后成为独立势力，甚至与中央对抗。
2.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下降
唐朝中央政府在平叛后，因财政困难和军事压力，无法对河北三镇实施有效的军事镇压。地方节度使通过“节度使”制度，逐渐形成“兵权—财政—政治”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中央政府在战略上难以彻底瓦解其势力。
二、经济基础与地理战略的双重优势
1. 河北的经济优势
河北地区（尤其是河北平原）是唐朝重要的农业基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且靠近黄河，便于漕运。河朔三镇的节度使通过控制这些地区，能够自给自足，甚至向中央输送粮食和财赋。
经济依赖：节度使通过控制河北的经济命脉（如运河、漕运），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中央政府难以通过经济手段（如赋税、盐铁专卖）对其施压。
2. 战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河北三镇位于中原北部，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如契丹、突厥）的前沿阵地。唐朝中央政府需要这些地区作为军事屏障，因此无法轻易放弃。
军事需求：河北三镇的节度使长期驻军，成为唐朝北方防线的关键，中央政府若强行收回，可能导致北方防线崩溃。
三、士族阶层与地方势力的固化
1. 河朔士族的忠诚与利益
河北三镇的节度使多由当地士族（如成德节度使的李氏家族）担任，这些士族在地方已有长期统治基础。他们通过与中央的“结盟”换取权力，形成了“地方士族—节度使—中央”的权力结构。
忠诚与反叛的矛盾：节度使在中央需要时效忠，但一旦中央无法保障其利益（如军权、财政），便可能反叛。例如，李怀仙在安史之乱后虽名义上归顺唐朝，但长期保持独立。
2. 地方士族的统治传统
河北地区自唐代以来，士族阶层（如“河北士族”）长期主导地方政治，他们通过科举、门第等方式维持权力，与中央政府的集权政策形成对立。这种地方势力的固化，使得中央难以通过制度手段（如科举、监察）彻底瓦解其统治基础。
四、唐朝中央政府的无力与妥协政策
1. 财政与军事的双重困境
唐朝中央政府在安史之乱后，财政枯竭，军力衰弱。平叛后的战争消耗了大量资源，中央无力对河北三镇进行长期战争。因此，只能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通过“册封”或“安抚”换取地方的暂时服从。
经济依赖：河北三镇的节度使通过控制漕运、盐铁等资源，向中央输送财赋，中央政府若强行撤军或征税，可能引发地方反抗。
2. 中央政府的妥协与妥协的代价
唐朝中央政府在平叛后，对河北三镇采取“封而不治”的策略，允许节度使保留军队和自治权，以换取其对中央的“忠诚”。但这种妥协导致地方势力不断壮大，最终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
“藩镇”制度的延续：唐朝中央政府在安史之乱后，被迫接受“节度使”制度，导致地方势力长期存在。例如，河北三镇的节度使在中央需要时效忠，但一旦中央无力控制，便可能反叛。
五、后续历史的连锁反应
1. 藩镇割据的长期化
河北三镇的势力在安史之乱后逐渐固化，成为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核心。到唐末，河北三镇的节度使甚至与中央对抗，如李克用（河东节度使）与朱温（宣武节度使）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了中央的无力。
2. 黄巢起义与中央权威的彻底崩溃
唐末，黄巢起义（875884年）爆发后，河北三镇的节度使（如李克用）与黄巢势力形成复杂关系，进一步削弱了唐朝中央的权威。最终，唐朝在907年被朱温所灭，河北三镇的势力也逐渐被五代十国的割据政权取代。
六、总结：为何唐朝始终无法平定河北三镇？
1. 政治结构的矛盾：唐朝中央政府在安史之乱后，无法有效控制地方权力，节度使的权力膨胀导致中央权威削弱。
2. 经济与军事的依赖：河北三镇的经济基础和战略地位，使其成为中央无法放弃的“必要之地”。
3. 地方士族的固化：河朔士族的长期统治传统，使得中央难以通过制度手段瓦解其势力。
4. 中央的妥协与无力：唐朝中央政府在财政和军事上无法对河北三镇进行有效压制，只能通过妥协维持表面的“统治”。
结论：安史之乱后，河北三镇的节度使通过经济、军事、政治的多重手段，与中央政府形成复杂博弈。唐朝中央政府因实力衰弱、财政困顿和地方势力的固化，始终无法彻底平定河北三镇，最终导致藩镇割据的局面长期存在。
网友意见
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河朔三镇官员贪腐程度比唐朝中央低得多，而且河朔三镇的税赋不用“转移支付”，所以河朔三镇老百姓对河朔三镇这些军头是很认同的。
当然，河朔三镇的节度使不是不想锦衣玉食，实在是不能；因为河朔三镇的牙兵太厉害了，如果节度使只顾自己贪腐，那么牙兵就会作乱把节度使赶走。
我记得中唐有一个节度使说过，当节度使就等于骑在老虎背上驾驭猛虎，时时刻刻都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再看看当时在朝廷直接控制下的藩镇，节度使个个醉生梦死，完全是一副“多靡费少靡费，横竖不是用我的钱”的架势：
事实上，在军头们的统治下，根据近代学者统计，河朔三镇居民平均寿命是当时唐朝最高的，经济发达程度可以和扬州媲美，甚至比扬州还略高：
河朔三镇与唐朝其他藩镇不同的地方在于并没有形成以节度使为中心的集权体制，河朔三镇在一定程度上是唐朝最具有军事民主色彩的藩镇，甚至形成了类似欧洲封建贵族体系，节度使并不能直接控制各州刺史与军将，各州刺史与军将也可以不经过节度使命令，调动自己本州军队，但是当节度使有令，尤其是要对外作战时，各州军将也同样服从节度使征调：
如果我们抛开“大一统叙事”来看，相比河朔三镇这种权力分散的军镇，反而是被唐朝中央直辖的地方日子过得更苦。
比如贞元二十年关中大旱，担任京兆尹的李实还对唐德宗报告说“今年虽旱，谷田甚好。”
结果，当年朝廷就没有给百姓减免租税，百姓只得拆房卖瓦，甚至卖掉了田中的青苗，来填补赋税。
这种情况在河朔三镇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因为河朔三镇别说文官，就是节度使出于非军事目的这么干，牙兵立刻就会掀起兵变：
总的来说，河朔三镇之所以长期游离于唐朝中央之外，很大原因就在于河朔三镇军头们把河朔三镇治理的很好，尤其是和唐朝中央直辖地区做对比之后，很容易就能在河朔地区制造出一种“同仇敌忾”的氛围出来。
没有摆不平吧。
不要被早前一些学者给带歪了。实际唐朝大部分时间对他们都有军事调动权，而且很多时候蛮听话的。
而且无论哪方面来说，都不能像陈寅恪先生那样武断说脱离朝廷体系的。个人以为李德裕说法更恰当：三镇兵力强大，但三镇需要借助朝廷威严以安军情的。
假如朝廷不支持，节度使也是很难控制藩镇的。
贡赋不输于朝也不对，大部分时候他们往皇帝口袋里塞钱可不是一般般的积极，而且为唐朝提供了大量对吐蕃防秋的兵力。
前期河朔三镇出问题，本质上肃代到德宗处置失当导致的。天下未定即诛杀功臣大将，导致了仆固怀恩之乱。河北多叛军降兵，连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都无法保全，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想？而且陇右尽失，导致唐朝无力经营河北.....所以时降时叛。等宪宗和武宗整顿后，不能继续说没摆平三镇了。
唐朝对河朔三镇控制唯一有缺的就是人事权，事实是世袭或者推举，然后朝廷任命。藩将又需要朝廷背书才能正式的，没有背书随时GG。那些说自成一国就是扯淡了，根本不了解藩镇情况。建议看下张国刚先生的著作，连这本基础的书都不看，没有资格谈论藩镇问题。
而且个人以为藩镇人事权上并没有说一定是坏的，河朔三镇不同于其他的地方，像范阳镇“弘靖之入幽州也，蓟人无老幼男女，皆夹道而观焉。河朔军帅冒寒暑，多与士卒同，无张盖安舆之别。弘靖久富贵，又不知风土，入燕之时，肩舆于三军之中，蓟人颇骇之。”结果导致复叛....
如果朝廷都是派这样的人主持范阳的话，那就不会有南抵藩镇北控契丹的范阳了，就不会有靠自个打的契丹重新归附朝廷的范阳。可以查下论文，有蛮多范阳镇研究论文的，可以刷新下你的感知。
总的来说，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在长庆销兵后，由于无法安置大量的士兵与官兵。导致无法裁撤;第二个原因是虽然安史之乱后河北的经济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但仍然有很大的平原可以耕种并且河北地区靠近边境地区。所以，无论是在粮食的自给自足方面，还是在军用物资战士的作战水平方面，河北都保持了一个较高的水准。所以唐王朝想从后勤补给这方面想去控制河朔三镇就变得不太容易了;第三个原因是唐朝的外部有回纥，吐蕃，南召这样的强大的敌人需要唐朝去想办法逐一应对，所以唐朝不能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在河朔三镇方面。于是，河朔三镇的问题就这样搁置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河朔三镇就是无敌的存在。在唐朝的各种运作下，河朔三镇内部兵乱频频发生。导致河朔三镇内部的节度使不得不向朝廷低头把自己的家眷放在长安城中当人质，或者是当军乱发生的时候节度使自己逃到长安城中。通过这样的操作河朔三镇越来越弱，最后被朱温，李克用摘了桃子。当然这是后话了。
如其他人所述，其实在元和末年是摆平了河朔三镇的，只是后来又反了。
为什么守不住胜利果实？
说几件具体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安史之乱后期，安史叛军攻下洛阳，许多朝臣宫女什么的被俘虏，之后无可奈何做了叛军的顺民。收复洛阳后，怎么处置这些人，朝廷起了争议。有人说该赦免，有人说该判刑。最终皇帝是把这些有污点的人全杀了。当然，这些人投敌了，不杀对不起那些为平叛而英勇捐躯的人们。
但与此同时，它也把敌占区的民心改变了。
此后河朔三镇的人都会想：反正就算回归朝廷也被治罪，还不如干脆跟着叛军干到底算了，一日为叛军，终身为叛军。
第二件事情，唐宪宗在位时，魏博节度使田弘正首先归顺朝廷，并且亲率大军讨伐成德，后来又率领亲军镇守成德。唐宪宗一死，朝廷首先出问题，把田弘正亲卫部队给养给断了。田弘正只能把亲军遣回魏博，结果没过多久就被成德的王庭凑刺杀。
另外有个叫牛元翼的，虽然出身魏博，但是支持朝廷一派。后来魏博重新反了，把牛元翼留在魏博的家人全部抓起来。
遇到这样的事，朝廷怎么办？
镇压？有兵有钱有人吗？国库空虚，人才匮乏，短时间内镇压不了，只能绥靖。而这一绥靖，跟着朝廷走的田弘正、牛元翼等人怎么办？田弘正的仇没法报，他儿子田布自杀也不顶用。牛元翼的家人在牛元翼死后被魏博节度使史宪诚（田布也是他逼死的）全部诛杀。朝廷对王庭凑毫无办法，最后还把公主嫁给了王庭凑的儿子王元奎。
就算河北三镇有忠心为国的人，看到田弘正和牛元翼的先例，会怎么想？跟着朝廷混，有意思吗？
当然，也有一些跟着朝廷混的河朔三镇节度使得了好处，比如幽州节度使李载义。率领幽州归顺朝廷，后来被封了很高的爵位，子孙后代也受到了照顾。
但问题在于，李载义归顺朝廷，幽州人民得到实惠了吗？他归顺朝廷之后，除了在名义上奉朝廷号令外，有改变幽州节度使范围的政治生态吗？他的归顺朝廷，无非只是“杀人放火受招安”，并不是真正的“改土归流”。鼓励李载义归顺朝廷，并不是在鼓励河北三镇放下武器，反而是给其他节度使树立了榜样：在位的节度使闹的越厉害，被招安的人就越受重视。其实李载义这种形态的归顺，当前有一个有点相似的例子，——但是是哪里，我不能说，大家都懂。
归根到底，中央的核心实力才是改变一切的关键。朝廷有实力，就可以保护忠诚者，惩罚叛逆者，那就自然忠诚者越来越多，叛逆者越来越少。
问题在于你中央也不稳啊，一会牛李党争，一会宦官专权。元和末年，唐宪宗好不容易摆平了藩镇，还没坐下来歇口气，就被宦官陈洪志刺杀了，换了个傻子穆宗皇帝上位。朝廷都这样了，还指望地方上对朝廷保持敬畏？
是的，中央有钱有人有名分，只要团结一心就能战胜藩镇。但“团结一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国家走下坡路的时候，所有试图让大家团结的决定反而都变的让大家不团结。其实这就是所谓的国运，或者说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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